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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志能干的，女同志也能干!为什么不让女同志参加参谋训练队?”17岁的她站在了毛泽东的面前，她那纯真坚定的要求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于是，她被正式批准进入延安抗大参训队。
这位八路军的第—位女参谋，也曾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第一任主任、中国人民银行首任女行长，并曾在中国近一半人口为其成员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担任主席，印证了毛泽东曾说的“妇女也能顶半边天”!
陈慕华自17岁走进革命队伍，度过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受过政治运动的冲击，遭受过委屈和误解，然而她那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坚定的信念，支持她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走进一个又一个陌生的领域，开创一个又一个工作新局面，为党为祖国尽心尽职尽责。高大魁梧的她精明能干，和蔼可亲，洋溢着特别的活力，无逊于男性领导人的风度，不失东方女性的魅力。
与中共同龄的陈慕华亲历了一个政党的由弱到强，见证了一个国家的从无到有。她走了，接过火炬的年轻—代成了她最放不下的牵挂。
一辈子难以抹去的延安记忆
2011年5月12日12时25分，陈慕华因病在北京辞世。陈慕榕(陈慕华的弟弟)回忆说，姐姐一直很忙，很少回青田老家。“老家的木屋还在，姐姐很久以前回来的时候特意去过一次，还和我们感慨时间过得太快……”
1921年，陈慕华出生于素有“石雕之乡”、“华侨之乡”、“田鱼之乡”、“杨梅之乡”与“浙南油库”(山茶油)美誉的江南小城青田。
陈慕华的父亲是位正直的军人，毕业于陆军大学，一直从事军界，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少将高级参谋。她的叔父陈栖霞是位进步的国民党空军高级军官，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后告退归里。
陈慕华家住浙江青田油竹，去县城的人民小学上学，必须翻过石郭岭，从油竹爬上石郭岭就要5里路，翻下石郭岭也要5里路，然后渡船到县城上学，这上下5里路让她体会了学习条件的艰苦，于是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日后，回到家乡考察时，她看到家乡的交通条件改善后还通了车时，很是高兴。她对家乡有着特殊的感情，很关心家乡的发展建设与教育事业也很重视。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正在南京读中学时的陈慕华亲眼目睹了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满腔爱国心，坚定一个信念：不能当亡国奴，要追求新生活。日本人打进来了，书也读不成了。于是，她辗转到了西安，看了当时的《新华日报》，感觉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便于1938年3月奔赴延安。从此，这个官宦世家的娇小姐走上了革命道路。
陈慕华曾回忆说：“我那时候还想继续上学，但是日本侵略了，学上不成了，因此思想上是一股子热情，要抗日，要抵御外敌的入侵，所以积极地参加抗日活动。延安有个抗大，而且只要学半年就可以毕业——这是个好事情。很吸引，所以我就要求到延安去。临走前，林伯渠林老，那时候他负责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还跟我谈了话。他讲延安很苦，你到那里去要准备吃苦，要有吃苦的精神。第二点意思是到那里要好好地学习，年轻人应该好好学习上进。第三条不要过早恋爱。这样我就交了10块钱，搭了八路军往延安运粮的卡车，坐在卡车后面到了延安。”
在延安陈慕华如愿以偿地上了抗日军政大学，参加共产主义思想培训和学习。1938年6月，陈慕华加入中国共产党。“我那时先是参加了抗日委员会，接着参加‘民先’，然后积极要求入党。我在班组的时候挺活路，当班长，一个小骨干。这样，很快就入了党。”革命圣地延安的生活十分艰苦，总是饥—顿饱一顿，但这并没有动摇陈慕华的革命决心。当时，战士都是没有军粮吃青菜，没有青菜就吃干白菜、喝面糊糊，苦是苦，但陈慕华喝得可香了，革命的劲头从没退缩。
后来延安抗大开办参谋训练队，但是只招收男培训人员。当时的女战士就是搞卫生、当护士或学医，搞通讯的都很少，陈慕华等女战士不甘于此，还是想从军学参谋。她毅然决定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讲明自己革命的决心和信念，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陈慕华为代表的11个女孩终于参加了参谋训练队的学习。
延安岁月是陈慕华难以抹去的记忆。她与后来相濡以沫的老伴钟毅是这里相识相恋的。钟毅毕业于东北哈尔滨工业大学，因从事抗日活动遭日寇追捕，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同陈慕华在参谋训练队学习，毕业后在留守兵团当参谋。两人于1940年结婚。陈慕华曾这么回忆：“没条件搞结婚仪式，那时候经济条件很差，大家吃的都很差，生活标准都很低，行李也都不多，反正两个人的行李凑到一起，搬到一个“窑洞里。”
1943年11月，秋风萧瑟，陈慕华的二女儿在最不该来的时候降临到了人间。当时陈慕华因叔叔陈栖霞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而受到某些人的围攻、逼问。虽然，由于周恩来相助已不再写检查，可身心都不自由。钟毅带着大女儿住在延河对岸，因陈慕华被审查而—直不能团圆。自女儿诞生后，慕华一直在为女儿的前途抉择送给可靠的人家?不!这是自己患难与共的心头肉。留在身边?严峻的形势使她无法给女儿最基本的照顾。
经过3个月的思想斗争，陈慕华终于下了送出女儿的决心——为了革命需要，也为了女儿的生存，她把女儿送给了安塞纺织女工王进。
1945年，王进夫妇离开延安时带着用羊奶喂大的女儿小苹来向陈慕华辞行。陈慕华牢牢记住了“小苹”、“王进”的名字，魂牵梦萦30年没有一天淡忘过。全国—解放，陈慕华就开始四处寻找，但音讯杳无。
直到1975年，奇迹终于发生。在—次极偶然的机会里，陈慕华听说外贸部有—位女同志叫王进，心中的希望之火又被点燃了。她找到一位熟悉王进的同志，请他特地去看看王进的女儿。那人很快就回来了，惊喜异常地说道：“没错!没错!女孩儿是高个儿，非常像您!”陈慕华立即赶到王进家——老太太确是当年的女工王进。她端详着王老太太，口未张泪先流，继而哽咽着说：“你们照顾小苹32年实在不容易!小苹永远是您的女儿。我身边还有3个女儿，小苹会永远留在您身边尽孝道。老姐妹，今后我们就是亲戚了!”
一辈子走在“赶考”的路上
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慕华靠着—双脚从延安走到了吉林长春，在东北的铁路线上四处奔忙。即使是一穷二白，陈慕华也是不遗余力，将共产党员“革命的螺丝钉”精神发扬光大，干好本职工作。她先后历任热河军区司令部一科参谋、东北铁路总局机关政治协理员等职。
1946年9月，按着党中央要建立东北的北满根据地的指示精神，东北铁路总局总工会委任陈慕华为穆棱矿特派员，负责党的工作；东北铁路护路军司令部委任钟毅为穆棱矿军代表，兼任矿长，前来接管穆棱煤矿。他们深入矿工和家属群众中访贫问苦，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配合中共穆棱县委于1946年7月派到矿上的工作团，发动群众向满泰大把头开展斗争，公审镇压恶霸、汉奸。
当时矿上严重缺粮，陈幕华帮助矿总工会派人去外地购粮。口粮解决后，她又发动职工用“献工出煤”的钱，集资成立职工消费合作社，使职工生活有了保障，并将持 续20年的井下12小时工作制改为8小时。
1948年5月，陈慕华夫妇调离，职工上书挽留未准。临别时，几千名矿工和家属步行3公里多路送到火车站，含泪与陈、钟告别。后来，她曾任东北铁路保育院院长、中长铁路中央医院副院长。
多年的革命经历，使陈慕华从一位单纯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不是一句口号，这是—种信念，遇到挫折时信念一定不能动摇。因为事隋的发展总是不确定的，形势顺利时不要昏昏然，不顺时也不要垂头丧气。年轻人更是要不断学习，积累经验，坚定信念，勇于克服困难。”陈慕华经常这样告诫后人。
新中国成立后，陈慕华被调任东北铁路政治部宣传组组长。后历任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组副组长，国家计委交通局副处长、处长，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套设备局副局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三局副局长等职。
在20世纪60年代，陈慕华就开始做援外工作，经常前往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国家。她非常注意与受援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在确定援助项目、提出技术帮助时从受援国家实际需要出发，体谅他们的困难和需要，尽量使援建项目适合受援国家的要求。在会谈和交往中，她十分注意平等相待，同第三世界的朋友建立了了深厚的友谊。
“文革”中，陈慕华被打成“走资派”，并株连到她在黑龙江工作的弟弟惨遭迫害致死。陈慕华生前回忆说：“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的名字又被打叉了。后来就军管了，我对党的信念，包括抢救运动，我对党也不反感。在‘文化大革命’里头，我有一些同学受委屈了。(我)这么讲的：你还要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党。我们是讲实事求是的，总会弄清楚的。要有这个信念，我一直是这样的。一时弄不清楚，总会弄清楚的。信仰最重要，信仰要坚定，形势的发展有时候是顺利的、有时候是有曲折的——形势顺利的时候也不要昏浑然；受到曲折的时候，也不要灰心丧气，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1971年，陈慕华出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5年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兼党组书记。1980年9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并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1982年，国务院机构调整，增设“国务委员”职务，陈慕华由副总理改任国务委员，并兼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及党组书记。
1985年3月，时任国务委员的陈慕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成为共和国惟一的央行女行长，时年64岁。当时，外界舆论一致认为：“这是中国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在金融机构进行的—次重大调整，预示着中国在改革中提高作为中央银行一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深人推进的大背景下，日益发展的经济和金融机构的增加，迫切需要加强金融业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协调，由中国人民银行来专门承担中央银行职责成为完善金融体制、更好发展金融业的紧迫议题。1982年7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以此为起点开始了组建专门的中央银行体制的准备工作，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作出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具体规定了人民银行的10项职责。
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办理针对企业和个人的信贷业务，成为专门从事金融管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政府机构。同时新设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至此，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确立。陈慕华上任时就明确表示：“早些时候银行就是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大‘出纳’，1984年1月1日银行机构真正发生了变化，但由于时间、经验的欠缺，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在职能划分上的关系还没完全调整好。货币发行量有些猛涨，物价上扬的情况有些明显。对此，必须强化中央银行的控制和调节职能，‘分灶吃饭’以搞活金融，调控信贷投放。她常说：“经济越搞活，越需要银行这一经济杠杆。”
“原来的银行，只是财政部管辖的，实际上是财政部的出纳，代收代支。”陈慕华认为，搞活金融最先从管好用活国家外汇入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逐步加深，对于对外贷款管理机制的缺失、引用外资的混乱以及利用外资上的“开源”、“节流”等问题，陈慕华急在心上，她经常约见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几位负责人进行讨论。经过约谈专家以及与同志们交换意见，陈慕华做到了心中有数。她决定组织央行统一管理对外借款，要求境内机构向外国或港澳地区银行、企业借款，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归口管理。
1985年10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成果初显的基础上，提出了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论断，号召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对此，陈慕华提出，为了贯彻好“经济要稳定、改革要深化”的方针，央行必须做到“宏观管住、微观搞活、稳中求活”。
1986年，陈慕华带领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信贷资金管理方式，编制了国家综合信贷计划，以此确定金融宏观控制的目标。在陈慕华的领导下，央行坚持以控制贷款总规模为主，同时研究出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方法，并按照管理增长率、物价计划上升率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确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再进一步确定贷款规模。当时，我国信托业进入发展最陕的时期，各地、各部门设立信托机构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信托业也出现了诸多弊端。因此，陈慕华在1988年这即将卸任央行行长的这一年里没有解怠，对信托机构进行了清理和整顿，丰富了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在原来国家综合信贷计划、人民银行信贷计划和专业银行信贷计划的基础上增加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计划，其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城乡信用社的信贷收支。1986年至1988年的3年间，我国的城市信用社规模迅速壮大，构成了我国城市信用社现行体制的基本框架。
她特别重视研究货币问题，逐步探索出了—条利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中央银行贷款等手段来控制货币供给的新路。经过这些尝试之后，陈慕华上任时面临的经济过热和信贷投放过大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货币回笼情况良好，信贷总规模、资金结构和贷币发行量得到了调整，货币问题的研究逐步走上正轨，金融工作正逐步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针对搞活金融中的货币问题，陈慕华曾形象地说：“涨价的原因是基建规模过大，消费增长过大，经济发展速度太快。大家疯抢原材料，原材料价格上涨，回过头来向银行要钱，银行就要多出钱，可票子多了，又要打银行屁股。这种情况下，即使把银行屁股打扁了，也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必须研究货币问题以解决根本问题。”陈慕华这种研究货币问题的决心，成为现在制定货币政策的典范。
—辈子难了的“妇幼”情怀
1988年4月，陈慕华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副委员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年9月，陈慕华在第六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当选全国妇联主席。此前，当中央领导同志找她谈话，推荐她为全国妇联主席时，她曾惊讶地问：“你们是不是选错了人?”当她无可选择地担任此职时后，她曾幽默地说：“我这辈子没做过妇女工作，这回可是‘赶鸭子上架’。”
走马上任后，陈慕华表示一定干好份内之事。他主帅的全国妇联在新的历史时期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促进男女平等。她注重从妇联自身优势和特点出发，让妇联在眼从、服务经济建设的大局中找准位置，选好角度，把握着力点，使妇联组织和妇女工作适应加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在谈及提高妇女全面素质的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时，陈慕华曾说，作为一个女人，有女儿、妻子、母亲、祖母、外祖母等多重身份。“教育好一个女孩，就等于教育好一代人，甚至两代人。如果她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为社会作出贡献，那么她生育的子女，也会像母亲那样，懂得怎么生活，她的丈夫也会受到她的影响。作为一个女人，最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子女，因此最懂得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实意义。”
1989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中一个抽样调查显示：全国当年仍有480万7-14岁学龄儿童不能入学，其中女童竟占了这个数字的83％。看到这数字，陈慕华震撼了!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数字!她忧心如焚，寝食难安。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注儿童就是关注未来，关注发展。1989年，在陈慕华的倡导、全国妇联的领导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设立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园的专项基金——“女童升学助学金”。1992年，这一社会公益项目被正式定名为“春蕾计划”。
陈慕华既是“春蕾计划”的倡导者，也是“春蕾计划”的捐助者。每年1月1日，她都是第一个捐款者。她曾特意给家人与亲友立下了一个规矩，就是凡是有工作的人都要资助一个“春蕾计划”的贫困孩子。她和全家人每年至少资助13名延安女童，累计资助女童195人次，并曾提议且率先捐款，设立“春蕾计划实用技术培训专项基金”，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女性人才资源开发，培养了一大批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春蕾计划”让贫困地区的千千万万个女童改变了命运，在帮助女童重返校园、维护女童受教育权、维护社会公平、推进社会文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此，“春蕾计划”成为我国民间公益组织促进女童教育发展的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范例。
后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又推出了“中国儿童少年安康成长计划”，帮助孩子远离失学、远离疾病、远离伤害、远离犯罪，陈慕华亲自担任这个计划的工作委员会主任。她以年迈的身体亲自参与活动和会议，关注未来，救助迷途的孩子。陈慕华曾强调：“为了孩子，为了培养人才，我们要竭尽全力，要用不怕‘磨破嘴’、‘跑断腿’的精神搞好儿童少年教育福利事业。”
对基金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募集资金与管理资金。陈慕华一直强调，基金会一定要有很好的信誉，要取信于民，对每笔基金都要有交代。募来的钱只能用于公益事业，即使是利息部分的使用，也要严格限制。有一次，有家食品厂捐糖果给基金会，基金会的同志分给了陈慕华20块糖。可陈慕华却认真地拒绝了，并且说，不能给我，该给谁就给谁。我们要对捐赠者负责，也要对接受捐赠者负责，这是基金会的信誉问题。陈慕华在这募集资金方面有两句名言广为流传：—句是“搞募捐是为了妇女儿童，不是为我自己。”另—句是“要有爱心，脸皮要厚。”
为了创造一个培养妇女人才的良好环境，1992年初，在陈慕华的倡导下，全国妇联决定：自己筹资，在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的基础上扩建一所集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为一体的现代化的女子高等学府——中华女子学院。全国妇联将专项集资兴建中华女子学院的任务交给了妇基会。陈慕华不顾自己年高体弱，亲临募资一线，转战大江南北，她走到哪儿，就宣传鼓动到哪儿，安排落实到哪儿。她曾说过，“办好女性教育是千秋伟业，这个光荣的使命落到了我们的肩上，我们这一代人就一定要把它完成好。”
为了在1995年世妇会召开前建成中华女子学院，陈慕华一步步制定筹款方案，从设计图纸到施工都亲自过问。她冒着酷暑，顶着寒风，多次到建造中的中华女子学院视察，从防水层问题到学生宿舍内部结构的设置，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几年中，陈慕华带领妇基会的同志发扬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精神，四处奔走，八方求助，向社会广募资金，最终募集资金达1.5亿余元，较好地完成了专项集资任务。经过艰辛的努力，她的心愿终于变成了现实，中华女子学院已被建设成为一所专门培养新型女性人才的现代化的大学。
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陈慕华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9月，又连任第七届全国妇联主席。1998年之后，她还一直担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继续为共和国的发展发挥着“余热”，曾成为第十届宋庆龄樟树荣誉奖的惟—获奖者。
在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省、区的部分地区，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极度缺水。那里的人、畜用水几乎全靠人工蓄集有限的雨水。人们在地下修建的蓄集雨水的容器，被称为水窖。因无足够的资金对这种水窖的内部进行混凝土硬化，会很快出现渗漏。严重缺水的恶劣状况，导致当地农民生活艰难、生产原始、教育落后、妇女的疾病率和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妇女们承担着数倍于正常环境下妇女肩负的生活重任。
2000年，陈慕华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十分心痛，明确指出“修水窖是解决当地缺水难题的最科学、最有效办法，但是1000块钱建一眼水窖，当地绝大多数家庭无力承担。”为此，她指示相关人员开展专题研究，并由全国妇联、妇基会发出了捐建“大地之爱．母亲水窖”的倡议，即向社会募集善款，为西北缺水地区捐修混凝土构造的水窖，使她们能利用屋面、场院、沟坡等集流设施，有效地蓄集到有限的雨水，以供一年的基本饮用水，最终解决百姓的缺水问题。她还提出以“母亲水窖”为龙头，立体化发展，开展综合扶贫，帮助当地农民发展农业，寻找致富新方向。陈慕华和家人多次捐现金资助修建水窖，在她的倡导下，许多金融机构也纷纷解囊，修建“母亲水窖”，为贫困地区农民送去了温暖。
一口“大地之爱．母亲水窖”解决一户家庭的饮水，千万口水窖让千万户家庭走进希望的绿洲。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莫文秀在启动仪式上动情地说，2000年7月21日，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莫文秀在甘肃东乡县考勒乡当土村检查“母亲水窖”的有关情况时，102岁的马文华老人拿出了自己舍不得吃的金瓜，要她把这个金瓜送给陈慕华。原来，用水不便让马文华世代吃土豆，建成“母亲水窖”后解决了他吃水的问题，后来当地政府又帮助他搞起蔬菜大棚，他才吃上各种新鲜的蔬菜。老 人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拄着拐杖到大棚里去摸一摸新长出来的瓜。当时，大棚蔬菜成熟后，他把村子历史上结的第一个金瓜，托莫文秀带到北京，送给陈慕华。陈慕华收到这特殊的礼物时，泪流满面。陈慕华动情地说：“真想亲自去水窖项目实施地看一看，可惜年纪大了，已经不宜远行了。”
“大地之爱·母亲水窖”项目帮助许多西部贫困地区的妇女解决了用水难题，为妇女疾病的减少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但广大贫困妇女健康条件与观念的改变仍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在贫困的西部地区，由于不安全的饮水饮食、环境污染等危险因素的存在，妇科病的发病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居高不下。西部妇女的健康状况时刻牵挂着陈慕华的心。陈慕华在2001年底听取妇基会汇报时就提出，“你们要开通巡回医疗车，直接送医送教，为西部贫困母亲送去实实在在的关爱。”
根据陈慕华的指示，妇基会及时启动了“母亲健康快车”公益项目，该项目旨在以流动医疗车为载体，通过为西部广大贫困妇女送健康理念、送健康知识、送健康服务，缓解西部贫困妇女就医难的状况，维护妇女健康权益，提高妇女卫生健康意识和卫生健康水平，激发她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高她们参与经济建设的能力和社会地位，从而促进西部妇女的发展。在陈慕华领导下的妇基会工作人员经过一年多的调研、筹备，2002年11月25日，第一批试点的“母亲健康陕车”终于在重庆市涪陵、石柱、丰都三地开始巡回义诊。“母亲健康陕车”每到一地，专家医疗队便兵分两路，—部分在基层县、乡医院进行义诊、查房和培训当地医生；一部分深入到农村进行普查和救治。“母亲健康快车”在国家级贫困县石柱期间，一个在当地医院被怀疑为宫颈癌的农村妇女，经过专家查房诊断为宫外孕，并成功的实施了手术。闻讯赶来的群众更是把“母亲健康快车”的专家视为妙手回春的大夫。陈慕华在听取“母亲健康快车”试点工作汇报后，特别强调指出，要把工作做扎实，让更多的老百姓真正受益。
在陈慕华的关心和指导下，2003年7月12日，“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批200辆“母亲健康快车”驶往陕西、贵州两省。在项目活动周期间，除了直接救助之外，“母亲健康快车”还承担了流动科普教育的角色：它们在为妇女实施救治和保健服务的同时，相应举办各种形式的讲座和培训班；利用农村广播和地方电视节目，向贫困妇女传播卫生保健知识，发“家长手册”、“孕产妇须知”、“安全分娩必读”、“预防出生缺陷的发生”和其他科普知识手册。“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启动以来成效显著，广受欢迎，使西部妇女真切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面对许多的荣誉和头衔，陈慕华宠辱不惊，她时刻提醒自己，鞭策自己，自己是人民的一员、女性的一分子。身为领导干部的陈慕华在生活上廉洁朴实，平时上下班都乘公交车，在机关排队买饭，深受机关干部的称赞。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除了养花与散步，她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平时，她对衣着也不有多少讲究，不穿名牌，也不用名牌化妆品。她所有的风度和魅力从朴素中来，从智慧中来，从才干中来。
陈慕榕说，虽然姐姐陈慕华当过副总理，但是她没什么架子。“她是个简单干净的人，衣着也不刻意讲究，因为她长期做妇女工作，所以很关心各地妇女儿童的情况，每次回老家都喜欢看看孩子们。”让陈慕榕印象深刻的，还有陈慕华对于家人的要求。她虽然很少回老家，但是每次回来都告诉陈慕容要踏实工作，不要好高骛远。
2011年5月12日，当中华儿女正在为汶川地震灾区奇迹般欣欣向荣的景象深深震撼时，当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满怀自豪幸福地纪念基金会成立30周年时，中国儿童慈善事业的重要奠基者并为此奉献出全部智慧和心血的陈慕华却永远地离开了。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一位老部下得知陈慕华病逝后，深情地说：“尊敬的老领导，老大姐，您今天走了，您在汶川地震发生时的3周年前的2个小时前走了——我们心里知道，您是为了赶在全国人民祭奠几十万死难同胞前，先行前往灾区看望慰问四川大地上的那些死难同胞了，特别是去提前看望慰问那些在灾难中罹难的妇女和儿童们了。因为，在您心里，始终放不下的，就是妇女和儿童!”
这位八路军的第—位女参谋，也曾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第一任主任、中国人民银行首任女行长，并曾在中国近一半人口为其成员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担任主席，印证了毛泽东曾说的“妇女也能顶半边天”!
陈慕华自17岁走进革命队伍，度过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受过政治运动的冲击，遭受过委屈和误解，然而她那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坚定的信念，支持她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走进一个又一个陌生的领域，开创一个又一个工作新局面，为党为祖国尽心尽职尽责。高大魁梧的她精明能干，和蔼可亲，洋溢着特别的活力，无逊于男性领导人的风度，不失东方女性的魅力。
与中共同龄的陈慕华亲历了一个政党的由弱到强，见证了一个国家的从无到有。她走了，接过火炬的年轻—代成了她最放不下的牵挂。
一辈子难以抹去的延安记忆
2011年5月12日12时25分，陈慕华因病在北京辞世。陈慕榕(陈慕华的弟弟)回忆说，姐姐一直很忙，很少回青田老家。“老家的木屋还在，姐姐很久以前回来的时候特意去过一次，还和我们感慨时间过得太快……”
1921年，陈慕华出生于素有“石雕之乡”、“华侨之乡”、“田鱼之乡”、“杨梅之乡”与“浙南油库”(山茶油)美誉的江南小城青田。
陈慕华的父亲是位正直的军人，毕业于陆军大学，一直从事军界，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少将高级参谋。她的叔父陈栖霞是位进步的国民党空军高级军官，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后告退归里。
陈慕华家住浙江青田油竹，去县城的人民小学上学，必须翻过石郭岭，从油竹爬上石郭岭就要5里路，翻下石郭岭也要5里路，然后渡船到县城上学，这上下5里路让她体会了学习条件的艰苦，于是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日后，回到家乡考察时，她看到家乡的交通条件改善后还通了车时，很是高兴。她对家乡有着特殊的感情，很关心家乡的发展建设与教育事业也很重视。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正在南京读中学时的陈慕华亲眼目睹了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满腔爱国心，坚定一个信念：不能当亡国奴，要追求新生活。日本人打进来了，书也读不成了。于是，她辗转到了西安，看了当时的《新华日报》，感觉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便于1938年3月奔赴延安。从此，这个官宦世家的娇小姐走上了革命道路。
陈慕华曾回忆说：“我那时候还想继续上学，但是日本侵略了，学上不成了，因此思想上是一股子热情，要抗日，要抵御外敌的入侵，所以积极地参加抗日活动。延安有个抗大，而且只要学半年就可以毕业——这是个好事情。很吸引，所以我就要求到延安去。临走前，林伯渠林老，那时候他负责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还跟我谈了话。他讲延安很苦，你到那里去要准备吃苦，要有吃苦的精神。第二点意思是到那里要好好地学习，年轻人应该好好学习上进。第三条不要过早恋爱。这样我就交了10块钱，搭了八路军往延安运粮的卡车，坐在卡车后面到了延安。”
在延安陈慕华如愿以偿地上了抗日军政大学，参加共产主义思想培训和学习。1938年6月，陈慕华加入中国共产党。“我那时先是参加了抗日委员会，接着参加‘民先’，然后积极要求入党。我在班组的时候挺活路，当班长，一个小骨干。这样，很快就入了党。”革命圣地延安的生活十分艰苦，总是饥—顿饱一顿，但这并没有动摇陈慕华的革命决心。当时，战士都是没有军粮吃青菜，没有青菜就吃干白菜、喝面糊糊，苦是苦，但陈慕华喝得可香了，革命的劲头从没退缩。
后来延安抗大开办参谋训练队，但是只招收男培训人员。当时的女战士就是搞卫生、当护士或学医，搞通讯的都很少，陈慕华等女战士不甘于此，还是想从军学参谋。她毅然决定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讲明自己革命的决心和信念，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陈慕华为代表的11个女孩终于参加了参谋训练队的学习。
延安岁月是陈慕华难以抹去的记忆。她与后来相濡以沫的老伴钟毅是这里相识相恋的。钟毅毕业于东北哈尔滨工业大学，因从事抗日活动遭日寇追捕，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同陈慕华在参谋训练队学习，毕业后在留守兵团当参谋。两人于1940年结婚。陈慕华曾这么回忆：“没条件搞结婚仪式，那时候经济条件很差，大家吃的都很差，生活标准都很低，行李也都不多，反正两个人的行李凑到一起，搬到一个“窑洞里。”
1943年11月，秋风萧瑟，陈慕华的二女儿在最不该来的时候降临到了人间。当时陈慕华因叔叔陈栖霞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而受到某些人的围攻、逼问。虽然，由于周恩来相助已不再写检查，可身心都不自由。钟毅带着大女儿住在延河对岸，因陈慕华被审查而—直不能团圆。自女儿诞生后，慕华一直在为女儿的前途抉择送给可靠的人家?不!这是自己患难与共的心头肉。留在身边?严峻的形势使她无法给女儿最基本的照顾。
经过3个月的思想斗争，陈慕华终于下了送出女儿的决心——为了革命需要，也为了女儿的生存，她把女儿送给了安塞纺织女工王进。
1945年，王进夫妇离开延安时带着用羊奶喂大的女儿小苹来向陈慕华辞行。陈慕华牢牢记住了“小苹”、“王进”的名字，魂牵梦萦30年没有一天淡忘过。全国—解放，陈慕华就开始四处寻找，但音讯杳无。
直到1975年，奇迹终于发生。在—次极偶然的机会里，陈慕华听说外贸部有—位女同志叫王进，心中的希望之火又被点燃了。她找到一位熟悉王进的同志，请他特地去看看王进的女儿。那人很快就回来了，惊喜异常地说道：“没错!没错!女孩儿是高个儿，非常像您!”陈慕华立即赶到王进家——老太太确是当年的女工王进。她端详着王老太太，口未张泪先流，继而哽咽着说：“你们照顾小苹32年实在不容易!小苹永远是您的女儿。我身边还有3个女儿，小苹会永远留在您身边尽孝道。老姐妹，今后我们就是亲戚了!”
一辈子走在“赶考”的路上
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慕华靠着—双脚从延安走到了吉林长春，在东北的铁路线上四处奔忙。即使是一穷二白，陈慕华也是不遗余力，将共产党员“革命的螺丝钉”精神发扬光大，干好本职工作。她先后历任热河军区司令部一科参谋、东北铁路总局机关政治协理员等职。
1946年9月，按着党中央要建立东北的北满根据地的指示精神，东北铁路总局总工会委任陈慕华为穆棱矿特派员，负责党的工作；东北铁路护路军司令部委任钟毅为穆棱矿军代表，兼任矿长，前来接管穆棱煤矿。他们深入矿工和家属群众中访贫问苦，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配合中共穆棱县委于1946年7月派到矿上的工作团，发动群众向满泰大把头开展斗争，公审镇压恶霸、汉奸。
当时矿上严重缺粮，陈幕华帮助矿总工会派人去外地购粮。口粮解决后，她又发动职工用“献工出煤”的钱，集资成立职工消费合作社，使职工生活有了保障，并将持 续20年的井下12小时工作制改为8小时。
1948年5月，陈慕华夫妇调离，职工上书挽留未准。临别时，几千名矿工和家属步行3公里多路送到火车站，含泪与陈、钟告别。后来，她曾任东北铁路保育院院长、中长铁路中央医院副院长。
多年的革命经历，使陈慕华从一位单纯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不是一句口号，这是—种信念，遇到挫折时信念一定不能动摇。因为事隋的发展总是不确定的，形势顺利时不要昏昏然，不顺时也不要垂头丧气。年轻人更是要不断学习，积累经验，坚定信念，勇于克服困难。”陈慕华经常这样告诫后人。
新中国成立后，陈慕华被调任东北铁路政治部宣传组组长。后历任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组副组长，国家计委交通局副处长、处长，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套设备局副局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三局副局长等职。
在20世纪60年代，陈慕华就开始做援外工作，经常前往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国家。她非常注意与受援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在确定援助项目、提出技术帮助时从受援国家实际需要出发，体谅他们的困难和需要，尽量使援建项目适合受援国家的要求。在会谈和交往中，她十分注意平等相待，同第三世界的朋友建立了了深厚的友谊。
“文革”中，陈慕华被打成“走资派”，并株连到她在黑龙江工作的弟弟惨遭迫害致死。陈慕华生前回忆说：“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的名字又被打叉了。后来就军管了，我对党的信念，包括抢救运动，我对党也不反感。在‘文化大革命’里头，我有一些同学受委屈了。(我)这么讲的：你还要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党。我们是讲实事求是的，总会弄清楚的。要有这个信念，我一直是这样的。一时弄不清楚，总会弄清楚的。信仰最重要，信仰要坚定，形势的发展有时候是顺利的、有时候是有曲折的——形势顺利的时候也不要昏浑然；受到曲折的时候，也不要灰心丧气，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1971年，陈慕华出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5年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兼党组书记。1980年9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并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1982年，国务院机构调整，增设“国务委员”职务，陈慕华由副总理改任国务委员，并兼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及党组书记。
1985年3月，时任国务委员的陈慕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成为共和国惟一的央行女行长，时年64岁。当时，外界舆论一致认为：“这是中国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在金融机构进行的—次重大调整，预示着中国在改革中提高作为中央银行一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深人推进的大背景下，日益发展的经济和金融机构的增加，迫切需要加强金融业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协调，由中国人民银行来专门承担中央银行职责成为完善金融体制、更好发展金融业的紧迫议题。1982年7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以此为起点开始了组建专门的中央银行体制的准备工作，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作出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具体规定了人民银行的10项职责。
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办理针对企业和个人的信贷业务，成为专门从事金融管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政府机构。同时新设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至此，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确立。陈慕华上任时就明确表示：“早些时候银行就是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大‘出纳’，1984年1月1日银行机构真正发生了变化，但由于时间、经验的欠缺，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在职能划分上的关系还没完全调整好。货币发行量有些猛涨，物价上扬的情况有些明显。对此，必须强化中央银行的控制和调节职能，‘分灶吃饭’以搞活金融，调控信贷投放。她常说：“经济越搞活，越需要银行这一经济杠杆。”
“原来的银行，只是财政部管辖的，实际上是财政部的出纳，代收代支。”陈慕华认为，搞活金融最先从管好用活国家外汇入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逐步加深，对于对外贷款管理机制的缺失、引用外资的混乱以及利用外资上的“开源”、“节流”等问题，陈慕华急在心上，她经常约见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几位负责人进行讨论。经过约谈专家以及与同志们交换意见，陈慕华做到了心中有数。她决定组织央行统一管理对外借款，要求境内机构向外国或港澳地区银行、企业借款，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归口管理。
1985年10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成果初显的基础上，提出了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论断，号召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对此，陈慕华提出，为了贯彻好“经济要稳定、改革要深化”的方针，央行必须做到“宏观管住、微观搞活、稳中求活”。
1986年，陈慕华带领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信贷资金管理方式，编制了国家综合信贷计划，以此确定金融宏观控制的目标。在陈慕华的领导下，央行坚持以控制贷款总规模为主，同时研究出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方法，并按照管理增长率、物价计划上升率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确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再进一步确定贷款规模。当时，我国信托业进入发展最陕的时期，各地、各部门设立信托机构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信托业也出现了诸多弊端。因此，陈慕华在1988年这即将卸任央行行长的这一年里没有解怠，对信托机构进行了清理和整顿，丰富了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在原来国家综合信贷计划、人民银行信贷计划和专业银行信贷计划的基础上增加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计划，其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城乡信用社的信贷收支。1986年至1988年的3年间，我国的城市信用社规模迅速壮大，构成了我国城市信用社现行体制的基本框架。
她特别重视研究货币问题，逐步探索出了—条利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中央银行贷款等手段来控制货币供给的新路。经过这些尝试之后，陈慕华上任时面临的经济过热和信贷投放过大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货币回笼情况良好，信贷总规模、资金结构和贷币发行量得到了调整，货币问题的研究逐步走上正轨，金融工作正逐步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针对搞活金融中的货币问题，陈慕华曾形象地说：“涨价的原因是基建规模过大，消费增长过大，经济发展速度太快。大家疯抢原材料，原材料价格上涨，回过头来向银行要钱，银行就要多出钱，可票子多了，又要打银行屁股。这种情况下，即使把银行屁股打扁了，也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必须研究货币问题以解决根本问题。”陈慕华这种研究货币问题的决心，成为现在制定货币政策的典范。
—辈子难了的“妇幼”情怀
1988年4月，陈慕华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副委员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年9月，陈慕华在第六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当选全国妇联主席。此前，当中央领导同志找她谈话，推荐她为全国妇联主席时，她曾惊讶地问：“你们是不是选错了人?”当她无可选择地担任此职时后，她曾幽默地说：“我这辈子没做过妇女工作，这回可是‘赶鸭子上架’。”
走马上任后，陈慕华表示一定干好份内之事。他主帅的全国妇联在新的历史时期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促进男女平等。她注重从妇联自身优势和特点出发，让妇联在眼从、服务经济建设的大局中找准位置，选好角度，把握着力点，使妇联组织和妇女工作适应加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在谈及提高妇女全面素质的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时，陈慕华曾说，作为一个女人，有女儿、妻子、母亲、祖母、外祖母等多重身份。“教育好一个女孩，就等于教育好一代人，甚至两代人。如果她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为社会作出贡献，那么她生育的子女，也会像母亲那样，懂得怎么生活，她的丈夫也会受到她的影响。作为一个女人，最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子女，因此最懂得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实意义。”
1989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中一个抽样调查显示：全国当年仍有480万7-14岁学龄儿童不能入学，其中女童竟占了这个数字的83％。看到这数字，陈慕华震撼了!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数字!她忧心如焚，寝食难安。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注儿童就是关注未来，关注发展。1989年，在陈慕华的倡导、全国妇联的领导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设立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园的专项基金——“女童升学助学金”。1992年，这一社会公益项目被正式定名为“春蕾计划”。
陈慕华既是“春蕾计划”的倡导者，也是“春蕾计划”的捐助者。每年1月1日，她都是第一个捐款者。她曾特意给家人与亲友立下了一个规矩，就是凡是有工作的人都要资助一个“春蕾计划”的贫困孩子。她和全家人每年至少资助13名延安女童，累计资助女童195人次，并曾提议且率先捐款，设立“春蕾计划实用技术培训专项基金”，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女性人才资源开发，培养了一大批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春蕾计划”让贫困地区的千千万万个女童改变了命运，在帮助女童重返校园、维护女童受教育权、维护社会公平、推进社会文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此，“春蕾计划”成为我国民间公益组织促进女童教育发展的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范例。
后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又推出了“中国儿童少年安康成长计划”，帮助孩子远离失学、远离疾病、远离伤害、远离犯罪，陈慕华亲自担任这个计划的工作委员会主任。她以年迈的身体亲自参与活动和会议，关注未来，救助迷途的孩子。陈慕华曾强调：“为了孩子，为了培养人才，我们要竭尽全力，要用不怕‘磨破嘴’、‘跑断腿’的精神搞好儿童少年教育福利事业。”
对基金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募集资金与管理资金。陈慕华一直强调，基金会一定要有很好的信誉，要取信于民，对每笔基金都要有交代。募来的钱只能用于公益事业，即使是利息部分的使用，也要严格限制。有一次，有家食品厂捐糖果给基金会，基金会的同志分给了陈慕华20块糖。可陈慕华却认真地拒绝了，并且说，不能给我，该给谁就给谁。我们要对捐赠者负责，也要对接受捐赠者负责，这是基金会的信誉问题。陈慕华在这募集资金方面有两句名言广为流传：—句是“搞募捐是为了妇女儿童，不是为我自己。”另—句是“要有爱心，脸皮要厚。”
为了创造一个培养妇女人才的良好环境，1992年初，在陈慕华的倡导下，全国妇联决定：自己筹资，在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的基础上扩建一所集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为一体的现代化的女子高等学府——中华女子学院。全国妇联将专项集资兴建中华女子学院的任务交给了妇基会。陈慕华不顾自己年高体弱，亲临募资一线，转战大江南北，她走到哪儿，就宣传鼓动到哪儿，安排落实到哪儿。她曾说过，“办好女性教育是千秋伟业，这个光荣的使命落到了我们的肩上，我们这一代人就一定要把它完成好。”
为了在1995年世妇会召开前建成中华女子学院，陈慕华一步步制定筹款方案，从设计图纸到施工都亲自过问。她冒着酷暑，顶着寒风，多次到建造中的中华女子学院视察，从防水层问题到学生宿舍内部结构的设置，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几年中，陈慕华带领妇基会的同志发扬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精神，四处奔走，八方求助，向社会广募资金，最终募集资金达1.5亿余元，较好地完成了专项集资任务。经过艰辛的努力，她的心愿终于变成了现实，中华女子学院已被建设成为一所专门培养新型女性人才的现代化的大学。
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陈慕华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9月，又连任第七届全国妇联主席。1998年之后，她还一直担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继续为共和国的发展发挥着“余热”，曾成为第十届宋庆龄樟树荣誉奖的惟—获奖者。
在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省、区的部分地区，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极度缺水。那里的人、畜用水几乎全靠人工蓄集有限的雨水。人们在地下修建的蓄集雨水的容器，被称为水窖。因无足够的资金对这种水窖的内部进行混凝土硬化，会很快出现渗漏。严重缺水的恶劣状况，导致当地农民生活艰难、生产原始、教育落后、妇女的疾病率和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妇女们承担着数倍于正常环境下妇女肩负的生活重任。
2000年，陈慕华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十分心痛，明确指出“修水窖是解决当地缺水难题的最科学、最有效办法，但是1000块钱建一眼水窖，当地绝大多数家庭无力承担。”为此，她指示相关人员开展专题研究，并由全国妇联、妇基会发出了捐建“大地之爱．母亲水窖”的倡议，即向社会募集善款，为西北缺水地区捐修混凝土构造的水窖，使她们能利用屋面、场院、沟坡等集流设施，有效地蓄集到有限的雨水，以供一年的基本饮用水，最终解决百姓的缺水问题。她还提出以“母亲水窖”为龙头，立体化发展，开展综合扶贫，帮助当地农民发展农业，寻找致富新方向。陈慕华和家人多次捐现金资助修建水窖，在她的倡导下，许多金融机构也纷纷解囊，修建“母亲水窖”，为贫困地区农民送去了温暖。
一口“大地之爱．母亲水窖”解决一户家庭的饮水，千万口水窖让千万户家庭走进希望的绿洲。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莫文秀在启动仪式上动情地说，2000年7月21日，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莫文秀在甘肃东乡县考勒乡当土村检查“母亲水窖”的有关情况时，102岁的马文华老人拿出了自己舍不得吃的金瓜，要她把这个金瓜送给陈慕华。原来，用水不便让马文华世代吃土豆，建成“母亲水窖”后解决了他吃水的问题，后来当地政府又帮助他搞起蔬菜大棚，他才吃上各种新鲜的蔬菜。老 人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拄着拐杖到大棚里去摸一摸新长出来的瓜。当时，大棚蔬菜成熟后，他把村子历史上结的第一个金瓜，托莫文秀带到北京，送给陈慕华。陈慕华收到这特殊的礼物时，泪流满面。陈慕华动情地说：“真想亲自去水窖项目实施地看一看，可惜年纪大了，已经不宜远行了。”
“大地之爱·母亲水窖”项目帮助许多西部贫困地区的妇女解决了用水难题，为妇女疾病的减少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但广大贫困妇女健康条件与观念的改变仍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在贫困的西部地区，由于不安全的饮水饮食、环境污染等危险因素的存在，妇科病的发病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居高不下。西部妇女的健康状况时刻牵挂着陈慕华的心。陈慕华在2001年底听取妇基会汇报时就提出，“你们要开通巡回医疗车，直接送医送教，为西部贫困母亲送去实实在在的关爱。”
根据陈慕华的指示，妇基会及时启动了“母亲健康快车”公益项目，该项目旨在以流动医疗车为载体，通过为西部广大贫困妇女送健康理念、送健康知识、送健康服务，缓解西部贫困妇女就医难的状况，维护妇女健康权益，提高妇女卫生健康意识和卫生健康水平，激发她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高她们参与经济建设的能力和社会地位，从而促进西部妇女的发展。在陈慕华领导下的妇基会工作人员经过一年多的调研、筹备，2002年11月25日，第一批试点的“母亲健康陕车”终于在重庆市涪陵、石柱、丰都三地开始巡回义诊。“母亲健康陕车”每到一地，专家医疗队便兵分两路，—部分在基层县、乡医院进行义诊、查房和培训当地医生；一部分深入到农村进行普查和救治。“母亲健康快车”在国家级贫困县石柱期间，一个在当地医院被怀疑为宫颈癌的农村妇女，经过专家查房诊断为宫外孕，并成功的实施了手术。闻讯赶来的群众更是把“母亲健康快车”的专家视为妙手回春的大夫。陈慕华在听取“母亲健康快车”试点工作汇报后，特别强调指出，要把工作做扎实，让更多的老百姓真正受益。
在陈慕华的关心和指导下，2003年7月12日，“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批200辆“母亲健康快车”驶往陕西、贵州两省。在项目活动周期间，除了直接救助之外，“母亲健康快车”还承担了流动科普教育的角色：它们在为妇女实施救治和保健服务的同时，相应举办各种形式的讲座和培训班；利用农村广播和地方电视节目，向贫困妇女传播卫生保健知识，发“家长手册”、“孕产妇须知”、“安全分娩必读”、“预防出生缺陷的发生”和其他科普知识手册。“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启动以来成效显著，广受欢迎，使西部妇女真切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面对许多的荣誉和头衔，陈慕华宠辱不惊，她时刻提醒自己，鞭策自己，自己是人民的一员、女性的一分子。身为领导干部的陈慕华在生活上廉洁朴实，平时上下班都乘公交车，在机关排队买饭，深受机关干部的称赞。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除了养花与散步，她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平时，她对衣着也不有多少讲究，不穿名牌，也不用名牌化妆品。她所有的风度和魅力从朴素中来，从智慧中来，从才干中来。
陈慕榕说，虽然姐姐陈慕华当过副总理，但是她没什么架子。“她是个简单干净的人，衣着也不刻意讲究，因为她长期做妇女工作，所以很关心各地妇女儿童的情况，每次回老家都喜欢看看孩子们。”让陈慕榕印象深刻的，还有陈慕华对于家人的要求。她虽然很少回老家，但是每次回来都告诉陈慕容要踏实工作，不要好高骛远。
2011年5月12日，当中华儿女正在为汶川地震灾区奇迹般欣欣向荣的景象深深震撼时，当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满怀自豪幸福地纪念基金会成立30周年时，中国儿童慈善事业的重要奠基者并为此奉献出全部智慧和心血的陈慕华却永远地离开了。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一位老部下得知陈慕华病逝后，深情地说：“尊敬的老领导，老大姐，您今天走了，您在汶川地震发生时的3周年前的2个小时前走了——我们心里知道，您是为了赶在全国人民祭奠几十万死难同胞前，先行前往灾区看望慰问四川大地上的那些死难同胞了，特别是去提前看望慰问那些在灾难中罹难的妇女和儿童们了。因为，在您心里，始终放不下的，就是妇女和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