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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选集里,达扬的这篇论文比其他任何一篇论文更多地从一个基本理论和系统的方向上,考察了影象——观众的关系问题。他通过论证从一个镜头到下一个镜头表意的延续,显示了经典电影是怎样在表达的层面上成为“意识形态的操作者”。他的论证是相当复杂的,并且借用了来自雅克·拉康关于象征和想象秩序的概念的理论性术语,借用了路易·阿尔都塞的主体(或自我)和意识形态(事实上,意识形态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构成这种主体)之问相互关系的论述,以及来自让一路易斯·舍弗尔和让—皮埃尔·奥达特关于在经典绘画和经典电影中再现和透视符码作用的论述。通过对这些概念精心的研究,达扬揭示了“缺席者”在电影中的作用——我们被安排按另一个观察者或幽灵的眼光去看,但他本身却是不在场的。要是没有透镜所特有的透视符码,就不会有这样一位“缺席者”存在,我们所看见的视野就不会似乎是由一个特定的视点所给予的。但是,经典电影并不是单纯地为我们提供一个隐然的缺席者的视点。通过经典的镜头和反镜头的交替的设计,缺席者成为一个角色,并且电影的视觉世界由表达转变成虚构,转变成一个不是(由一位电影制作者,由一个意识形态体系)制造出来的世界,而是直接被看到的世界。“[影象]没有原因而产生”。通过这种手法,经典电影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目的,甚至在我们考察它作为虚构(叙事结构,风格等等)之前。(即在语言的层面上就服务于意识形态目的一译注)在表达的层面上,一个镜头是它下一个镜头的能指,而第二个镜头是它前一个镜头的所指。对于达扬和奥达特,他们描述了对观众的这种强制粗暴,观众已被剥夺了他的存在、并被安置进和银幕的想象关系中。正是意识形态的暴力,它通过表面上的“自然化”而交得无法辨认了。由达扬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可能会引起争论(如威廉·罗思曼对这篇文章的明确答辩),但是通过力图显示在特定的传播形式中意识形态在系统的层面上所起的作用,他在影象一观众相互作用的层面上提出了有挑战性的理论观点,而这在更传统的关于蒙太奇和长镜头的论争中一直是极其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