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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民初一代鸿儒辜鸿铭以其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坚信儒家学说正译可以纠正西方对中国的偏见、造福所有的民族。他大力传播儒家文化，开创了中国人翻译儒学经典的先河。当代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教授一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出版了包括《论语》在内的多部典籍译本。本文拟从德国功能派翻译目的论和作为中国文学翻译目的论的三之论视角来浅析二位译者英译《论语》的目的及译文特点。最后得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的结论，并且针对如何应用该结论提出了一些个人建议。
【关键词】辜鸿儒；许渊冲；论语英译；目的论；三之论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文学翻译作为一种文学的再创作和人的主观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的翻译目的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关于翻译目的论，中外各有提法。本文拟根据德国功能派翻译目的论和作为中国文学翻译目的论的三之论对辜鸿铭英译《论语》及许渊冲英译《论语》进行分析比较，以验证翻译目的指导翻译策略这一提法，并提出运用这一结论的一点建议。
一、综述
（一）西方翻译目的论
西方翻译目的论指的是德国功能派翻译目的论。它兴起于上个世纪70年代，由汉斯·弗米尔提出，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已经成为西方重要的翻译理论框架。目的论认为翻译所遵循的最重要的法则是目的法则。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受众。为了满足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翻译应该成为 “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标受众而生产的语篇” 。
（二）中国翻译目的论
中国翻译理论中的目的论则是由当代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教授在《再谈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一文中提出的“知之、好之、乐之”的“三之论”。他指出翻译的主要目的一共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让读者了解所译内容，喜欢译文，进而能够感受到乐趣。三之论强调的是翻译的乐趣，认为乐趣是文章翻译的最终目的。当然读者的欣赏水平也是良莠不齐的，爱好兴趣又各不相同，对译文的喜好自然也众口难调。所以译者能够通过翻译而自得其乐——即译者自身的良好体验，也是翻译的一个基本目的。如译文能引起更多读者共鸣，则是锦上添花。
（三）目的论与三之论的异同点
目的论与三之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以读者为中心，以读者对译文的反映为导向。目的论认为翻译的主要功能是跨文化交际，翻译目的常常就是交际目的，比如启发读者，向对方传递甚至是灌输原文信息；三之论的目的则是为了取悦读者，使读者乃至译者产生愉悦的感觉。
与读者所拥有的较高地位不同，中外两种目的论指导下的源语文本地位并不高。弗米尔认为原文只是为目标受众提供部分或全部信息的源泉；许渊冲（2012：83）认为原文与现实，译文与原文之间都存在着差距和矛盾，译文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原文，但是可以“用译语最好的表达方式来描写原文所表达的现实”而超越原文，并尽可能接近现实。可见原文在两种目的论中都不占有重要地位。
许渊冲先生在他的《再谈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一文中谈到了三之论与德国功能派翻译目的论的区别，认为前者谈论的是译文和读者的内在关系，而后者则研究的是译者和出版社及读者的外在关系。
二、辜鸿铭及其《论语》英译本介绍
清末民初一代鸿儒辜鸿铭学贯中西，通晓多国语言，且对中国国学拥有很深的造诣。辜鸿铭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科学、思想纷纷涌入中国，传统儒学被边缘化的时代。他以其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胸怀世界的远见卓识，大力向外传播儒家文化，翻译了《论语》《中庸》和《大学》，开创了中国人翻译儒学经典的先河。辜鸿铭英译论语的初衷可以分析有二：其一，对之前西方汉学家及传教士所译《论语》版本并不认同，认为正是他们的误译导致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偏见；其二，辜鸿铭以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文化自信，坚信“学习中国文明，学习中国的文学经典，能造福所有的民族。”“学习汉语，研究中国的文学经典，绝不仅是只属于汉学家的爱好，它将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从而拯救欧洲文明与水火之中。”儒家学说在辜鸿铭的眼中具有“良民宗教“的性质，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塑造了中国人深沉、博大、纯朴的性格。辜鸿铭认为它是结束战争、拯救各国文明的一剂良药。怀着这样一种救世军的思想，辜鸿铭以英译《论语》为工具，试图纠正西方人眼中偏狭的中国印象、改善中外关系，并进一步教化西方文明。
三、许渊冲及其《论语》英译本介绍
当代著名翻译家、北大教授許渊冲先生六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他的翻译主要集中在中国古诗英译，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六十本，包括《论语》、《诗经》、《楚辞》、《道德经》等多种古籍。他还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并是首位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的亚洲翻译家。作为中国翻译理论目的论——三之论的提出者，其译作也是对中国学派文学翻译理论的总结与实践。他的译作常常为了使读者读出一种乐趣来，而不拘泥于小节，突出展现译文的艺术性及吸引力，即所谓追求三之论的最高境界“乐之”。
四、两个《论语》英译版本的比较
不同的翻译目的导致辜鸿铭和许渊冲两位译者在翻译同一部《论语》时，使用了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下面我们举两个例子来作进一步的说明：
例一：
原文：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辜译：Confucius remarked，“In education sentiment is called out by the study of poetry；*judgement is formed by the study of the arts；and education of the character is completed by the study of music.” *WORDSWORTH says of poetry that is tends to：“Nourish the imagination in her growth，and give the mind that apprehensive power，whereby she is made quick to recognize the moral properties and scope of things.”
许译：A man，said the Master，may be inspired by poetry，established in performing the rites，and perfected by music.
比较上述两个翻译版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辜译版本有两个特点：其一，在翻译语言上更加贴近读者。译文采用高度归化的手法，用词考究，偏向于书面语，试图“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其目的是为了在译入语文化和情境中迎合目标读者的喜好，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借以推广儒家学说；其二，在翻译内容上更加贴近读者。他在这里援引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语句，引起读者共鸣，从而“润物细无声”地推广了中国儒学思想。这一特点在他的《论语》英译一书中非常普遍。他通过译注的方法援引莎士比亚、歌德、伏尔泰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解释原文，把西方哲学思想或文化概念与中国儒家学说作一类比，从而扫除沟通的障碍，使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得以找到共同点，使读者接受起来非常容易。
在许译版本中，鉴于其翻译目的不仅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还在于追求读者在阅读时的愉快感受，所以译者选择的译入语采用了异化加意译的方法。译者并不强调字词间的对应，而更重视孔子思想核心的呈现。他的用词简约、更加口语化，不讲求段落衔接，非常贴近原文语录体或对话体的篇章结构，让人读起来仿佛身临其境在观看孔门师徒对话一样舒服。这种阅读上舒适的体验同样也拉近了读者与原文的距离。
例二：
原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辜譯： Confucius remarked， “The Book of Ballads，Songs and Psalms* contains three hundred pieces. The moral of them all may be summed up in one sentence： ‘Have no evil thoughts.’”
*Now called the Canon of Poetry，one of the so-called five Classics，in the Bible of China.
许译：“There are three hundred poems in the Book of Poetry，”said the Master，“in a word，there is nothing improper.”
从上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两个译本的语言风格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辜译中，译者对原文尽量细化，尽可能做出充分的译文解释，并通过注译进一步拓展介绍。辜鸿铭将儒家经典《五经》译作the Bible of China，借助《五经》与西方《圣经》的相似之处，更加浅显形象地加深了读者对儒经的理解，引起读者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共鸣，使译文深入人心。纵观辜鸿铭英译《论语》全书，还可以发现他善于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以帮助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背景信息的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
许译中，由于译者没有辜鸿铭那种希望通过向西方推介儒家学说以改善两国关系、教化对方的强烈愿望，所以其译文中没有辜氏那种刻意的解读成分，而不免多了几分随意的文学性。许氏译本中译者更注重行文的流畅优美，用语的简洁，语言的对仗，并尽量使译文在风格上贴近原文体裁。译者不拘泥于细节，通过意译的方式向读者呈现儒家的核心思想。
五、结语
在翻译实践中，无论译者采用哪种翻译策略，背后都会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译文出现的形式。这只无形的手便是不同的翻译动机或目的。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翻译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对这一结论的深入了解，可以让我们在以后的翻译实践开始前就有意识地围绕翻译目的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使翻译实践真正成为一种可以统筹且有目的性的行为，使理论能够真正指导实践。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仍有许多未能充分讨论之处，在此仅供大家参考。
参考文献：
[1]辜鸿铭.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2]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3]许渊冲.再谈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2012（4）.
[4]许渊冲.Thus Spoke the Master[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王娜（1974-），女，北京，现供职于亚洲开发银行，对外经贸大学英语学院在职人员高级课程研修班学员，研究方向：英文翻译。
【关键词】辜鸿儒；许渊冲；论语英译；目的论；三之论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文学翻译作为一种文学的再创作和人的主观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的翻译目的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关于翻译目的论，中外各有提法。本文拟根据德国功能派翻译目的论和作为中国文学翻译目的论的三之论对辜鸿铭英译《论语》及许渊冲英译《论语》进行分析比较，以验证翻译目的指导翻译策略这一提法，并提出运用这一结论的一点建议。
一、综述
（一）西方翻译目的论
西方翻译目的论指的是德国功能派翻译目的论。它兴起于上个世纪70年代，由汉斯·弗米尔提出，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已经成为西方重要的翻译理论框架。目的论认为翻译所遵循的最重要的法则是目的法则。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受众。为了满足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翻译应该成为 “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标受众而生产的语篇” 。
（二）中国翻译目的论
中国翻译理论中的目的论则是由当代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教授在《再谈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一文中提出的“知之、好之、乐之”的“三之论”。他指出翻译的主要目的一共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让读者了解所译内容，喜欢译文，进而能够感受到乐趣。三之论强调的是翻译的乐趣，认为乐趣是文章翻译的最终目的。当然读者的欣赏水平也是良莠不齐的，爱好兴趣又各不相同，对译文的喜好自然也众口难调。所以译者能够通过翻译而自得其乐——即译者自身的良好体验，也是翻译的一个基本目的。如译文能引起更多读者共鸣，则是锦上添花。
（三）目的论与三之论的异同点
目的论与三之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以读者为中心，以读者对译文的反映为导向。目的论认为翻译的主要功能是跨文化交际，翻译目的常常就是交际目的，比如启发读者，向对方传递甚至是灌输原文信息；三之论的目的则是为了取悦读者，使读者乃至译者产生愉悦的感觉。
与读者所拥有的较高地位不同，中外两种目的论指导下的源语文本地位并不高。弗米尔认为原文只是为目标受众提供部分或全部信息的源泉；许渊冲（2012：83）认为原文与现实，译文与原文之间都存在着差距和矛盾，译文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原文，但是可以“用译语最好的表达方式来描写原文所表达的现实”而超越原文，并尽可能接近现实。可见原文在两种目的论中都不占有重要地位。
许渊冲先生在他的《再谈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一文中谈到了三之论与德国功能派翻译目的论的区别，认为前者谈论的是译文和读者的内在关系，而后者则研究的是译者和出版社及读者的外在关系。
二、辜鸿铭及其《论语》英译本介绍
清末民初一代鸿儒辜鸿铭学贯中西，通晓多国语言，且对中国国学拥有很深的造诣。辜鸿铭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科学、思想纷纷涌入中国，传统儒学被边缘化的时代。他以其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胸怀世界的远见卓识，大力向外传播儒家文化，翻译了《论语》《中庸》和《大学》，开创了中国人翻译儒学经典的先河。辜鸿铭英译论语的初衷可以分析有二：其一，对之前西方汉学家及传教士所译《论语》版本并不认同，认为正是他们的误译导致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偏见；其二，辜鸿铭以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文化自信，坚信“学习中国文明，学习中国的文学经典，能造福所有的民族。”“学习汉语，研究中国的文学经典，绝不仅是只属于汉学家的爱好，它将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从而拯救欧洲文明与水火之中。”儒家学说在辜鸿铭的眼中具有“良民宗教“的性质，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塑造了中国人深沉、博大、纯朴的性格。辜鸿铭认为它是结束战争、拯救各国文明的一剂良药。怀着这样一种救世军的思想，辜鸿铭以英译《论语》为工具，试图纠正西方人眼中偏狭的中国印象、改善中外关系，并进一步教化西方文明。
三、许渊冲及其《论语》英译本介绍
当代著名翻译家、北大教授許渊冲先生六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他的翻译主要集中在中国古诗英译，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六十本，包括《论语》、《诗经》、《楚辞》、《道德经》等多种古籍。他还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并是首位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的亚洲翻译家。作为中国翻译理论目的论——三之论的提出者，其译作也是对中国学派文学翻译理论的总结与实践。他的译作常常为了使读者读出一种乐趣来，而不拘泥于小节，突出展现译文的艺术性及吸引力，即所谓追求三之论的最高境界“乐之”。
四、两个《论语》英译版本的比较
不同的翻译目的导致辜鸿铭和许渊冲两位译者在翻译同一部《论语》时，使用了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下面我们举两个例子来作进一步的说明：
例一：
原文：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辜译：Confucius remarked，“In education sentiment is called out by the study of poetry；*judgement is formed by the study of the arts；and education of the character is completed by the study of music.” *WORDSWORTH says of poetry that is tends to：“Nourish the imagination in her growth，and give the mind that apprehensive power，whereby she is made quick to recognize the moral properties and scope of things.”
许译：A man，said the Master，may be inspired by poetry，established in performing the rites，and perfected by music.
比较上述两个翻译版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辜译版本有两个特点：其一，在翻译语言上更加贴近读者。译文采用高度归化的手法，用词考究，偏向于书面语，试图“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其目的是为了在译入语文化和情境中迎合目标读者的喜好，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借以推广儒家学说；其二，在翻译内容上更加贴近读者。他在这里援引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语句，引起读者共鸣，从而“润物细无声”地推广了中国儒学思想。这一特点在他的《论语》英译一书中非常普遍。他通过译注的方法援引莎士比亚、歌德、伏尔泰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解释原文，把西方哲学思想或文化概念与中国儒家学说作一类比，从而扫除沟通的障碍，使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得以找到共同点，使读者接受起来非常容易。
在许译版本中，鉴于其翻译目的不仅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还在于追求读者在阅读时的愉快感受，所以译者选择的译入语采用了异化加意译的方法。译者并不强调字词间的对应，而更重视孔子思想核心的呈现。他的用词简约、更加口语化，不讲求段落衔接，非常贴近原文语录体或对话体的篇章结构，让人读起来仿佛身临其境在观看孔门师徒对话一样舒服。这种阅读上舒适的体验同样也拉近了读者与原文的距离。
例二：
原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辜譯： Confucius remarked， “The Book of Ballads，Songs and Psalms* contains three hundred pieces. The moral of them all may be summed up in one sentence： ‘Have no evil thoughts.’”
*Now called the Canon of Poetry，one of the so-called five Classics，in the Bible of China.
许译：“There are three hundred poems in the Book of Poetry，”said the Master，“in a word，there is nothing improper.”
从上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两个译本的语言风格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辜译中，译者对原文尽量细化，尽可能做出充分的译文解释，并通过注译进一步拓展介绍。辜鸿铭将儒家经典《五经》译作the Bible of China，借助《五经》与西方《圣经》的相似之处，更加浅显形象地加深了读者对儒经的理解，引起读者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共鸣，使译文深入人心。纵观辜鸿铭英译《论语》全书，还可以发现他善于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以帮助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背景信息的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
许译中，由于译者没有辜鸿铭那种希望通过向西方推介儒家学说以改善两国关系、教化对方的强烈愿望，所以其译文中没有辜氏那种刻意的解读成分，而不免多了几分随意的文学性。许氏译本中译者更注重行文的流畅优美，用语的简洁，语言的对仗，并尽量使译文在风格上贴近原文体裁。译者不拘泥于细节，通过意译的方式向读者呈现儒家的核心思想。
五、结语
在翻译实践中，无论译者采用哪种翻译策略，背后都会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译文出现的形式。这只无形的手便是不同的翻译动机或目的。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翻译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对这一结论的深入了解，可以让我们在以后的翻译实践开始前就有意识地围绕翻译目的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使翻译实践真正成为一种可以统筹且有目的性的行为，使理论能够真正指导实践。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仍有许多未能充分讨论之处，在此仅供大家参考。
参考文献：
[1]辜鸿铭.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2]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3]许渊冲.再谈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2012（4）.
[4]许渊冲.Thus Spoke the Master[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王娜（1974-），女，北京，现供职于亚洲开发银行，对外经贸大学英语学院在职人员高级课程研修班学员，研究方向：英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