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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付昀夕（1989.3-），女，彝族，云南楚雄人，云南大学文学院硕士，楚雄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古代诗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3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巨人。他在文学艺术领域涉足十分广泛，兼而又是北宋政坛上颇有政见和影响的政治家，因而思想和人格结构都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正因为苏轼的形象太过复杂，本文试图以文学为切入点，从时代政治环境、思想环境、文学环境三方面分析对苏轼所产生的影响。
一、时代政治环境对苏轼的影响
1、抗敌御辱的时代要求
众所周知，赵宋王朝是中国封建王朝里国势最弱的一个。它从建立伊始，就面临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然而北宋王朝武备松弛，严重的国防危机始终困扰着北宋王朝并最终导致了它的灭亡，“北宋正视现实的文人无不关心边备，大都表现出敌愾同仇的感情，这是由北宋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特点决定的。”[1]因此，抗敌御辱成为了普遍的时代要求。
因为这一时代要求，苏轼创作了许多以爱国抗敌为题材的诗词。苏轼的爱国诗篇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怀古咏史，通过凭吊古人或缅怀古迹，抒发自己深广忧愤的爱国之情。如《屈原塔》、《竹枝歌》、《是日至下马迹憩于北山僧寺》等诗。二是对戍边将士的赞美和歌颂。如《将官雷胜得过字代作》。三是抒发自己的报国热情。如《和子由苦寒见寄》、《祭常山回小猎》等都表达了对边患的忧虑和抗敌御辱的昂扬激情。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将词运用到了爱国主题的表达上来，这无疑是对词境的开拓。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2]
此词写于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苏轼密州知州任上。这是苏轼创作较早的一首豪放词。“它一洗绮罗香泽之态，突破了晚唐以来儿女情词的局限”[3]，算是开宋代豪放词之先河的一首名作。苏轼对这首词也颇为看重，在《与鲜于子骏》书中提到：“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4]之所以一反“柳七郎风味”，用以艳科娱人、绮丽香软的词表达豪壮的报国之情，很大程度上和抗敌御辱的时代要求有关。也正是因为“西北天狼”的威胁时时在他心中充塞萦绕，导致了他在创作过程中审美旨趣和表现内容受到了不自觉的影响，而发生了这样一种转变，青睐于征战沙场抗敌御辱的题材。
2、士人“以道自持”的普遍追求
有不少学者认为，“在中国古典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唐宋之际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此前和此后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很明显的差异。”[5]宋代社会产生这一变革的重要原因是庶族地主取代世族地主，士人阶层的全面兴起。再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完善，北宋统治者“重文抑武”的国策，加之宋朝通过一系列所谓“祖宗家法”的措施，一定程度的保障了文人人身安全和言论自由，使其政治热情普遍高涨。因此，宋朝社会建立起了以科举取士为来源的文官体系，呈现出“文人政治”的形态。正由于这样可称为“开明专制”的制度，文人士大夫自身要求民主、自由的意识得以觉醒。余英时先生将这一现象称为“士的主体意识的觉醒”。[6]
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唤起了北宋士人“以道自持”的精神。所谓的“道”，主要是指士人所坚守政治素履和道德准则。“他们只能本着所持的原则和皇帝共治天下，却不能为了爵禄之故，召之即来，有如仆从一样”[7]。“以道自持”的精神，通过范仲淹、欧阳修的倡导，得到众多文人的认可。到苏轼的时代，这一精神已明显的确立。
苏轼亦亲身践履“以道自持”的原则。他受恩师欧阳修所提倡的士人名节之论的影响甚深，后来在《六一居士集叙》中感叹道：“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8]因此，在当时改革变法的政治问题上，苏轼绝不委屈逢迎，一直保持自己独特的政治见解。无论是新党当政的熙宁变法时期，还是旧党掌权的元祐更化时期，苏轼都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政治主张。由此他既不容于新党，又得罪旧党。无论哪一方得势，他始终被打击外放，成了“一肚子不合时宜”的东坡居士。
正是政治上的挫折，成就了苏轼在思想上的深度。生活中的起落，使苏轼深刻地认识到人生理想除了实现社会价值之外，还应该有对主体道德和人格的完善与追求。因而苏轼努力使自身的内在精神超越外在的事功，从而达到一种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苏轼政治上“以道自持”的精神将其人生引向更为广阔的精神领域，也是现实生活中超脱痛苦的一剂良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和指引下，苏轼造就了他在文学上“黄州、惠州、儋州”的“平生功业”。
苏轼“以道自持”的精神追求，突出体现在他的咏物诗词上。据统计，“苏轼的30首咏物词，有11首使用了拟人化的手法。”[9]苏轼频繁使用这一手段，是想要将所咏之物人格化，从而与审美主体的特殊心境相契合。苏轼的咏物诗词，塑造的往往是孤傲高洁的“物”的形象，这些形象可以说是不与世俗沉浮推移，“以道自持”的苏子之自况也。如黄州所做《卜算子》词有“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之句。词中作者以“飞鸿”自况，“飞鸿”虽然要忍受“寂寞沙洲冷”的孤独，但仍然坚持自我的人生选择，绝不苟且栖息于寒枝之上。同时期的《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一诗，以及《贺新郎·夏景》、《定风波·红梅》、《西江·茶词》等诗句也有以物自况的意蕴。在苏轼的这些咏物诗词作品中，有《鹤叹》一首及堪玩味：
园中有鹤驯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鹤有难色侧睨予，岂欲臆对如鵩乎。 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长胫阁瘦躯。俯啄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娱。
驱之上堂立斯须，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难进易退我不如。[10]
苏轼在诗中以鹤自比，用“我”与鹤之间的关系来比拟自己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我”欲用饼饵将鹤驱之堂上立于坐隅，正如当朝皇帝想对苏轼所作的一般。但“鹤有难色”并且对饼饵视如无物“侧睨予”。这是因为鹤有其所要坚守的人生之道，不愿意被区区饼饵所玩弄。作者最后领悟到：人生若要想坚守住自己所持之道，就要有退步和下趋的勇气，惟其如此，才能回归真我。
二、时代思想环境对苏轼的影响
1、理性精神的勃兴
士的主体意识觉醒也促进了理性精神的勃兴。北宋著名的文人大多集政治家与文学家于一身，这要求他们比前代文人有更渊博宏大的知识结构和更加敏锐的思维。因此整个士人阶层对于哲学的浓厚兴趣被激发出来，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哲学学派。
苏轼所生活的北宋中后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苏轼在空前高涨的时代理性精神氛围中成长起来，这样的思想环境对苏轼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轼浸润于时代的思辨风潮，在诗歌创作中，以哲理入诗成为其自觉的艺术追求。中国诗歌传统多言情，而苏轼将理趣引入诗歌。苏轼评价吴道子的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11]，其实也可以看做是其自身詩歌创作的总结。
苏轼的理趣诗并不是简单地把诗歌当成阐述枯燥哲理的工具，而是能将哲理与情感，理趣与具体事物融为一体。正刘乃昌先生所言“苏轼的理趣诗不是用韵语说理谈玄，而是写平常的自然小景、生活片段和具体事物，借平常的细事寓不凡的道理。”[12]
苏诗此类的诗词中佳作颇多。如脍炙人口的《题西林壁》，此诗写庐山山势变化多姿的景致，作者将游山的感受融入写景之中，借景说理，揭示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人生哲学。《东坡》写的只是诗人雨后在东坡夜行这样一件平凡的生活小事，然而诗中引入“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的议论，使诗中寄寓人生之不平路亦有一番味道的哲理。《和子由渑池怀旧》以“雪泥鸿爪”来比喻人生。其中包含了感慨人生偶然与命运不可知的意蕴，也包含有往事不可追的内涵，多重的哲理意蕴很值得读者细细玩味。此外，如《琴诗》、《慈湖夹阻风》、《书焦山纶长老壁》、《六月二十四日夜渡海》等诗都是平常之事，平淡之语中蕴含哲理的典型作品，不仅是苏轼本人诗中佳作，也被认为是宋诗中的佳作。
2、儒道佛三教的融合
北宋时期，儒学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融合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宋代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很快成为赵宋王朝的国家意志。佛教经历了唐代灭佛运动，认识到自身必须不断和国家意识形态以及世俗需求相调和。所以“佛教的世俗化、平民化、全面中国化，也是北宋时期明显的思想的趋势”。[13]同时，宋初统治者多崇信道教，与之密切关联的道家学说也对北宋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有宋一代，儒释道三教相通而互补成为思想潮流，宋代重要的思想家往往都儒释道三家兼通。他们以儒学为根基，出入佛老，以佛道的哲理来不断充实自己的思想及学说。
苏轼便是宋代士大夫儒道佛思想合一的典型代表。苏轼早年受到“兼济天下”、“致君尧舜”等儒家政治思想的深刻影响，但现实政治生活中屡遭挫折，儒家所倡导的人生抱负得不到施展时，便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视野转向佛老。他试图吸取佛老思想中有益于己的部分，来消解人生中的悲苦以达于平淡超脱。
这种思想倾向造就了苏轼“旷达”的文学风格。何谓“旷达”？由两个概念构成，即“旷”和“达”。“旷”和“空”有着相近的意味，表现在苏轼的作品中是强烈的人生空幻之感。其作品之中多次提到“人生如梦”、“世事一场大梦”等幻语。李泽厚先生说：“苏轼一生并未真正退隐，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这种人生如梦的空幻之感，却比前代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14]苏轼强烈的人生空幻之感，实际是个体陷于世事的纷纭之中而对命运无法自主的体现。但苏轼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不仅感受到人生之“旷”，还找到了超越的办法，这就是“达”。“达”有达观之义，可以理解为两个层次“一是对世俗人生，名利，穷达，荣辱的超越；二是达于一种不受任何外界羁绊和束缚的自由境界。”[15]正因找到了“达”的途径，才使原本空幻的人生不至被否定，能够在世事的纷扰面前处之泰然，甚至得到一种生命的愉悦和欢乐。
在苏轼的诗词文赋中，体现他“旷达”的作品为数不少。如家喻户晓的中秋词《水调歌头》，虽然感叹世间的离合无常，但并没有陷入悲苦之中，而是给出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结尾自我安慰。此外《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都是在用一种达观的态度中超脱人生的痛苦烦恼。这一风格的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前《赤壁赋》。文中清风、水波、明月的自然景物以及饮酒，放歌，吹箫的人生乐事共同触动了作者的思绪，将作者引入了对宇宙人生和超越现实的思考中去。通过主客问答，苏轼把自然万物，历史人生放到一个无限大的参考系中去考察，这样的话，具体事物的差别就缩小乃至于忽略不计了，人生的悲剧意识也就自然消解了。这是以一种更为开阔的眼光来观照现实，从而达到了对于现实人生成败得失的超脱。
三、结语
综上所述，苏轼在中国文化史上之所以拥有特殊地位，不仅是他在各个领域的巨大影响和贡献，更在于他的人格精神和人生态度对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产生的深远影响。“他对于中国思想史的实际影响，见于后人著述文字者还属其次，更重要是见诸于文人学士的心灵。”[16]而苏轼具有丰富文化意蕴的人格精神是北宋中后期时代政治环境、思想环境、文化环境所孕育和造就的。他是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的典型代表，是时代所环境下产生出的巨人。
注释：
[1]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4.5，第45页.
[2]苏轼著.王宗堂；周同庆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6，第143页.
[3]张晶.《心灵的歌吟：宋代词人的情感世界》[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8，第175页.
[4]（宋）苏轼著；傅成，穆俦标点《苏轼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5，第3758页.
[5]王水照 朱刚 《苏轼评传》（上）[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4，第4页.
[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6，第520页.
[7]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6，第520页.
[8]（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诗文集》（第十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7，第315页.
[9]江灏.《苏轼咏物词浅议》[J].《中国文学研究》.2011.4，第35页.
[10]（宋）苏轼著；陈迩冬选注《苏轼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2，第257页.
[11]（宋）苏轼著；石声淮，唐玲玲选注《苏轼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2，第254页.
[12]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4.5，第87页.
[13]韩毅.《宋代佛教的转型及其学术史意义》[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
[14]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0.
[15]贾来生.《苏轼三教思想探微》[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0.5.
[16]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上）[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3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巨人。他在文学艺术领域涉足十分广泛，兼而又是北宋政坛上颇有政见和影响的政治家，因而思想和人格结构都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正因为苏轼的形象太过复杂，本文试图以文学为切入点，从时代政治环境、思想环境、文学环境三方面分析对苏轼所产生的影响。
一、时代政治环境对苏轼的影响
1、抗敌御辱的时代要求
众所周知，赵宋王朝是中国封建王朝里国势最弱的一个。它从建立伊始，就面临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然而北宋王朝武备松弛，严重的国防危机始终困扰着北宋王朝并最终导致了它的灭亡，“北宋正视现实的文人无不关心边备，大都表现出敌愾同仇的感情，这是由北宋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特点决定的。”[1]因此，抗敌御辱成为了普遍的时代要求。
因为这一时代要求，苏轼创作了许多以爱国抗敌为题材的诗词。苏轼的爱国诗篇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怀古咏史，通过凭吊古人或缅怀古迹，抒发自己深广忧愤的爱国之情。如《屈原塔》、《竹枝歌》、《是日至下马迹憩于北山僧寺》等诗。二是对戍边将士的赞美和歌颂。如《将官雷胜得过字代作》。三是抒发自己的报国热情。如《和子由苦寒见寄》、《祭常山回小猎》等都表达了对边患的忧虑和抗敌御辱的昂扬激情。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将词运用到了爱国主题的表达上来，这无疑是对词境的开拓。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2]
此词写于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苏轼密州知州任上。这是苏轼创作较早的一首豪放词。“它一洗绮罗香泽之态，突破了晚唐以来儿女情词的局限”[3]，算是开宋代豪放词之先河的一首名作。苏轼对这首词也颇为看重，在《与鲜于子骏》书中提到：“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4]之所以一反“柳七郎风味”，用以艳科娱人、绮丽香软的词表达豪壮的报国之情，很大程度上和抗敌御辱的时代要求有关。也正是因为“西北天狼”的威胁时时在他心中充塞萦绕，导致了他在创作过程中审美旨趣和表现内容受到了不自觉的影响，而发生了这样一种转变，青睐于征战沙场抗敌御辱的题材。
2、士人“以道自持”的普遍追求
有不少学者认为，“在中国古典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唐宋之际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此前和此后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很明显的差异。”[5]宋代社会产生这一变革的重要原因是庶族地主取代世族地主，士人阶层的全面兴起。再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完善，北宋统治者“重文抑武”的国策，加之宋朝通过一系列所谓“祖宗家法”的措施，一定程度的保障了文人人身安全和言论自由，使其政治热情普遍高涨。因此，宋朝社会建立起了以科举取士为来源的文官体系，呈现出“文人政治”的形态。正由于这样可称为“开明专制”的制度，文人士大夫自身要求民主、自由的意识得以觉醒。余英时先生将这一现象称为“士的主体意识的觉醒”。[6]
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唤起了北宋士人“以道自持”的精神。所谓的“道”，主要是指士人所坚守政治素履和道德准则。“他们只能本着所持的原则和皇帝共治天下，却不能为了爵禄之故，召之即来，有如仆从一样”[7]。“以道自持”的精神，通过范仲淹、欧阳修的倡导，得到众多文人的认可。到苏轼的时代，这一精神已明显的确立。
苏轼亦亲身践履“以道自持”的原则。他受恩师欧阳修所提倡的士人名节之论的影响甚深，后来在《六一居士集叙》中感叹道：“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8]因此，在当时改革变法的政治问题上，苏轼绝不委屈逢迎，一直保持自己独特的政治见解。无论是新党当政的熙宁变法时期，还是旧党掌权的元祐更化时期，苏轼都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政治主张。由此他既不容于新党，又得罪旧党。无论哪一方得势，他始终被打击外放，成了“一肚子不合时宜”的东坡居士。
正是政治上的挫折，成就了苏轼在思想上的深度。生活中的起落，使苏轼深刻地认识到人生理想除了实现社会价值之外，还应该有对主体道德和人格的完善与追求。因而苏轼努力使自身的内在精神超越外在的事功，从而达到一种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苏轼政治上“以道自持”的精神将其人生引向更为广阔的精神领域，也是现实生活中超脱痛苦的一剂良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和指引下，苏轼造就了他在文学上“黄州、惠州、儋州”的“平生功业”。
苏轼“以道自持”的精神追求，突出体现在他的咏物诗词上。据统计，“苏轼的30首咏物词，有11首使用了拟人化的手法。”[9]苏轼频繁使用这一手段，是想要将所咏之物人格化，从而与审美主体的特殊心境相契合。苏轼的咏物诗词，塑造的往往是孤傲高洁的“物”的形象，这些形象可以说是不与世俗沉浮推移，“以道自持”的苏子之自况也。如黄州所做《卜算子》词有“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之句。词中作者以“飞鸿”自况，“飞鸿”虽然要忍受“寂寞沙洲冷”的孤独，但仍然坚持自我的人生选择，绝不苟且栖息于寒枝之上。同时期的《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一诗，以及《贺新郎·夏景》、《定风波·红梅》、《西江·茶词》等诗句也有以物自况的意蕴。在苏轼的这些咏物诗词作品中，有《鹤叹》一首及堪玩味：
园中有鹤驯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鹤有难色侧睨予，岂欲臆对如鵩乎。 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长胫阁瘦躯。俯啄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娱。
驱之上堂立斯须，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难进易退我不如。[10]
苏轼在诗中以鹤自比，用“我”与鹤之间的关系来比拟自己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我”欲用饼饵将鹤驱之堂上立于坐隅，正如当朝皇帝想对苏轼所作的一般。但“鹤有难色”并且对饼饵视如无物“侧睨予”。这是因为鹤有其所要坚守的人生之道，不愿意被区区饼饵所玩弄。作者最后领悟到：人生若要想坚守住自己所持之道，就要有退步和下趋的勇气，惟其如此，才能回归真我。
二、时代思想环境对苏轼的影响
1、理性精神的勃兴
士的主体意识觉醒也促进了理性精神的勃兴。北宋著名的文人大多集政治家与文学家于一身，这要求他们比前代文人有更渊博宏大的知识结构和更加敏锐的思维。因此整个士人阶层对于哲学的浓厚兴趣被激发出来，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哲学学派。
苏轼所生活的北宋中后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苏轼在空前高涨的时代理性精神氛围中成长起来，这样的思想环境对苏轼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轼浸润于时代的思辨风潮，在诗歌创作中，以哲理入诗成为其自觉的艺术追求。中国诗歌传统多言情，而苏轼将理趣引入诗歌。苏轼评价吴道子的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11]，其实也可以看做是其自身詩歌创作的总结。
苏轼的理趣诗并不是简单地把诗歌当成阐述枯燥哲理的工具，而是能将哲理与情感，理趣与具体事物融为一体。正刘乃昌先生所言“苏轼的理趣诗不是用韵语说理谈玄，而是写平常的自然小景、生活片段和具体事物，借平常的细事寓不凡的道理。”[12]
苏诗此类的诗词中佳作颇多。如脍炙人口的《题西林壁》，此诗写庐山山势变化多姿的景致，作者将游山的感受融入写景之中，借景说理，揭示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人生哲学。《东坡》写的只是诗人雨后在东坡夜行这样一件平凡的生活小事，然而诗中引入“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的议论，使诗中寄寓人生之不平路亦有一番味道的哲理。《和子由渑池怀旧》以“雪泥鸿爪”来比喻人生。其中包含了感慨人生偶然与命运不可知的意蕴，也包含有往事不可追的内涵，多重的哲理意蕴很值得读者细细玩味。此外，如《琴诗》、《慈湖夹阻风》、《书焦山纶长老壁》、《六月二十四日夜渡海》等诗都是平常之事，平淡之语中蕴含哲理的典型作品，不仅是苏轼本人诗中佳作，也被认为是宋诗中的佳作。
2、儒道佛三教的融合
北宋时期，儒学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融合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宋代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很快成为赵宋王朝的国家意志。佛教经历了唐代灭佛运动，认识到自身必须不断和国家意识形态以及世俗需求相调和。所以“佛教的世俗化、平民化、全面中国化，也是北宋时期明显的思想的趋势”。[13]同时，宋初统治者多崇信道教，与之密切关联的道家学说也对北宋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有宋一代，儒释道三教相通而互补成为思想潮流，宋代重要的思想家往往都儒释道三家兼通。他们以儒学为根基，出入佛老，以佛道的哲理来不断充实自己的思想及学说。
苏轼便是宋代士大夫儒道佛思想合一的典型代表。苏轼早年受到“兼济天下”、“致君尧舜”等儒家政治思想的深刻影响，但现实政治生活中屡遭挫折，儒家所倡导的人生抱负得不到施展时，便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视野转向佛老。他试图吸取佛老思想中有益于己的部分，来消解人生中的悲苦以达于平淡超脱。
这种思想倾向造就了苏轼“旷达”的文学风格。何谓“旷达”？由两个概念构成，即“旷”和“达”。“旷”和“空”有着相近的意味，表现在苏轼的作品中是强烈的人生空幻之感。其作品之中多次提到“人生如梦”、“世事一场大梦”等幻语。李泽厚先生说：“苏轼一生并未真正退隐，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这种人生如梦的空幻之感，却比前代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14]苏轼强烈的人生空幻之感，实际是个体陷于世事的纷纭之中而对命运无法自主的体现。但苏轼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不仅感受到人生之“旷”，还找到了超越的办法，这就是“达”。“达”有达观之义，可以理解为两个层次“一是对世俗人生，名利，穷达，荣辱的超越；二是达于一种不受任何外界羁绊和束缚的自由境界。”[15]正因找到了“达”的途径，才使原本空幻的人生不至被否定，能够在世事的纷扰面前处之泰然，甚至得到一种生命的愉悦和欢乐。
在苏轼的诗词文赋中，体现他“旷达”的作品为数不少。如家喻户晓的中秋词《水调歌头》，虽然感叹世间的离合无常，但并没有陷入悲苦之中，而是给出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结尾自我安慰。此外《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都是在用一种达观的态度中超脱人生的痛苦烦恼。这一风格的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前《赤壁赋》。文中清风、水波、明月的自然景物以及饮酒，放歌，吹箫的人生乐事共同触动了作者的思绪，将作者引入了对宇宙人生和超越现实的思考中去。通过主客问答，苏轼把自然万物，历史人生放到一个无限大的参考系中去考察，这样的话，具体事物的差别就缩小乃至于忽略不计了，人生的悲剧意识也就自然消解了。这是以一种更为开阔的眼光来观照现实，从而达到了对于现实人生成败得失的超脱。
三、结语
综上所述，苏轼在中国文化史上之所以拥有特殊地位，不仅是他在各个领域的巨大影响和贡献，更在于他的人格精神和人生态度对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产生的深远影响。“他对于中国思想史的实际影响，见于后人著述文字者还属其次，更重要是见诸于文人学士的心灵。”[16]而苏轼具有丰富文化意蕴的人格精神是北宋中后期时代政治环境、思想环境、文化环境所孕育和造就的。他是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的典型代表，是时代所环境下产生出的巨人。
注释：
[1]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4.5，第45页.
[2]苏轼著.王宗堂；周同庆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6，第143页.
[3]张晶.《心灵的歌吟：宋代词人的情感世界》[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8，第175页.
[4]（宋）苏轼著；傅成，穆俦标点《苏轼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5，第3758页.
[5]王水照 朱刚 《苏轼评传》（上）[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4，第4页.
[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6，第520页.
[7]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6，第520页.
[8]（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诗文集》（第十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7，第315页.
[9]江灏.《苏轼咏物词浅议》[J].《中国文学研究》.2011.4，第35页.
[10]（宋）苏轼著；陈迩冬选注《苏轼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2，第257页.
[11]（宋）苏轼著；石声淮，唐玲玲选注《苏轼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2，第254页.
[12]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4.5，第87页.
[13]韩毅.《宋代佛教的转型及其学术史意义》[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
[14]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0.
[15]贾来生.《苏轼三教思想探微》[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0.5.
[16]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上）[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