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等,都与房地产有着密切的关联。
最近在房地产领域,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购买者之间似乎已进入一场拉锯战。为控制犹如脱缰野马的房地产价格,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政策,至少希望能暂时缓和社会日益不满的情绪。
但政府的调控政策很快遇到了来自既得利益的反弹,主要是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者。一些官员和学者纷纷表示,在房地产上,政府调控不能过度,要讲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问题的复杂性背后实际上是既得利益的阻力,在很多年里,房地产领域已造就了巨大的既得利益。一旦既得利益开始动员其支持力量,无论是财力、权力还是知识,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来抗衡政府的政策。很显然,在既得利益面前,有关方面推行房地产调控的决心和其出台的政策的力度都会受到影响。
社会大多数对政府控制房地产的决心和政策力度没有抱足够的信心。以往,在诸多政策领域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有些本来是要让社会受惠的政策,结果却适得其反。因此,社会对政策的信任度在降低。到目前为止,政府所推出的政策多是为了控制房地产,如收紧对房地产的贷款和限制家庭购房的数量等,但房产税却实施不了。房产税是很多国家都已实施的政策,是实现房地产领域基本社会公平的有效的、制度化的方法,如可对每家每户的第一套房不征税,购房越多要征收的税越多。未能推行房产税,说明政府受到了已购买多套住房的既得利益的阻力,也说明现有的房地产市场制度还亟待健全和完善。
为什么会这样?隐含在这个怪圈背后的还是根深蒂固的“GDP主义”。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都认准了这一点:你如果要GDP,最终就还得给房地产市场松绑。他们既有充足的实力,又了解“GDP主义’的弱点,因此就很可能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
面对诸多的压力,政府该怎么办?在中国,房地产问题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经济学上的供求规律已很难解释中国房地产的问题,也很难为解决中国的房地产问题提供思路。美国、俄罗斯等拥有大量土地而人口少的国家,可通过加大供应量来稳定房地产市场。中国人口众多,土地稀缺,很难效法这个模式。再者,在现有收入分配高度分化、房价大大超过居民收入、民间资本缺少投资领域的情况下,增加住房(土地)供应既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和投机,也不一定就能使一般老百姓买得起房。一句话,房地产市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问题,是一个“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房地产恶性市场化,就会导致年轻人社会处境的恶化。中国人口多,并还在继续增长,越来越具有物质主义倾向的年轻一代,越来越没能力购房……房地产从各方面正在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要彻底改革房地产,就要把它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建设工程一一这是一个基本的政策思路。在任何社会,住房都是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柱,“居者有其屋”表明住房是最基本的社会需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最基本的社会权利。既然是最基本的社会权利,那么这一权利是否能得到满足,就决定了一个社会能否稳定,即“有恒产者有恒心”。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一些本来需政府在财力上大力投入、在政策上提供保护的领域高度市场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房地产……,结果这些领域的问题至今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和政界都在讨论中国是否是“拉美化”。不过,没有必要把中国和拉美作比较,和近邻作比较更能说明问题。新加坡基尼系数也很高,至少不比中国低,但新加坡的社会却很稳定,这是因为新加坡用市场机制来创造财富,用社会政策来保护社会。有效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制度保障了新加坡百姓最基本的社会权利,其中“政府组屋制度”更是社会制度的核心。只要社会得到有效保护,人们就不用过分担忧基尼系数增加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简单地说,在新加坡,“不封顶”为人们创造财富提供了极大的动力,而“保底”则是让社会大众充分参与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以往,泰国也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但社会上很多人并没能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保护机制缺失,这就使得社会高度分化,结果就造成今天的内战局面。
总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等,都与房地产有着密切的关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房地产改革都应当成为政府进行社会建设的一项伟大工程。
最近在房地产领域,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购买者之间似乎已进入一场拉锯战。为控制犹如脱缰野马的房地产价格,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政策,至少希望能暂时缓和社会日益不满的情绪。
但政府的调控政策很快遇到了来自既得利益的反弹,主要是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者。一些官员和学者纷纷表示,在房地产上,政府调控不能过度,要讲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问题的复杂性背后实际上是既得利益的阻力,在很多年里,房地产领域已造就了巨大的既得利益。一旦既得利益开始动员其支持力量,无论是财力、权力还是知识,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来抗衡政府的政策。很显然,在既得利益面前,有关方面推行房地产调控的决心和其出台的政策的力度都会受到影响。
社会大多数对政府控制房地产的决心和政策力度没有抱足够的信心。以往,在诸多政策领域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有些本来是要让社会受惠的政策,结果却适得其反。因此,社会对政策的信任度在降低。到目前为止,政府所推出的政策多是为了控制房地产,如收紧对房地产的贷款和限制家庭购房的数量等,但房产税却实施不了。房产税是很多国家都已实施的政策,是实现房地产领域基本社会公平的有效的、制度化的方法,如可对每家每户的第一套房不征税,购房越多要征收的税越多。未能推行房产税,说明政府受到了已购买多套住房的既得利益的阻力,也说明现有的房地产市场制度还亟待健全和完善。
为什么会这样?隐含在这个怪圈背后的还是根深蒂固的“GDP主义”。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都认准了这一点:你如果要GDP,最终就还得给房地产市场松绑。他们既有充足的实力,又了解“GDP主义’的弱点,因此就很可能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
面对诸多的压力,政府该怎么办?在中国,房地产问题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经济学上的供求规律已很难解释中国房地产的问题,也很难为解决中国的房地产问题提供思路。美国、俄罗斯等拥有大量土地而人口少的国家,可通过加大供应量来稳定房地产市场。中国人口众多,土地稀缺,很难效法这个模式。再者,在现有收入分配高度分化、房价大大超过居民收入、民间资本缺少投资领域的情况下,增加住房(土地)供应既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和投机,也不一定就能使一般老百姓买得起房。一句话,房地产市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问题,是一个“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房地产恶性市场化,就会导致年轻人社会处境的恶化。中国人口多,并还在继续增长,越来越具有物质主义倾向的年轻一代,越来越没能力购房……房地产从各方面正在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要彻底改革房地产,就要把它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建设工程一一这是一个基本的政策思路。在任何社会,住房都是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柱,“居者有其屋”表明住房是最基本的社会需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最基本的社会权利。既然是最基本的社会权利,那么这一权利是否能得到满足,就决定了一个社会能否稳定,即“有恒产者有恒心”。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一些本来需政府在财力上大力投入、在政策上提供保护的领域高度市场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房地产……,结果这些领域的问题至今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和政界都在讨论中国是否是“拉美化”。不过,没有必要把中国和拉美作比较,和近邻作比较更能说明问题。新加坡基尼系数也很高,至少不比中国低,但新加坡的社会却很稳定,这是因为新加坡用市场机制来创造财富,用社会政策来保护社会。有效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制度保障了新加坡百姓最基本的社会权利,其中“政府组屋制度”更是社会制度的核心。只要社会得到有效保护,人们就不用过分担忧基尼系数增加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简单地说,在新加坡,“不封顶”为人们创造财富提供了极大的动力,而“保底”则是让社会大众充分参与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以往,泰国也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但社会上很多人并没能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保护机制缺失,这就使得社会高度分化,结果就造成今天的内战局面。
总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等,都与房地产有着密切的关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房地产改革都应当成为政府进行社会建设的一项伟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