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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意间，一个奇异的景象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中国体坛仿佛在一夜间涌现出一批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明星。
中国已有人在世界性的台球比赛中笑傲江湖了，而且还是金童玉女；中国已有人站在A1的国际比赛场上了；中国人在世界上最高难度的汽车拉力赛中不再垫底；中国人居然可以参加美洲杯帆船赛了，中国的国家马术队得到民间资本的大力资助而举队在德国训练。丁俊晖，潘晓婷，董荷斌、周勇、黄祖平这些名字正在人们的体育视域里清晰和鲜亮起来……
与群众健身娱乐活动的勃兴一样，私人投资培养运动员和社会力量出资举办赛事的现象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景观，也成为我们反思传统的体育管理思维，创新现代体育管理观念的重要触发点。
个体投资与社会投入不可遏止
从历史上看，中国最初的国家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设立是国际政治和国际竞技体育格局推动的结果。50多年来，政府始终是竞技体育当然的和最大的投资主体，支撑着中国诞生了一批又一批世界冠军和运动明星，也维系着一代又一代国人心中的金牌情结，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辉煌历史和灿烂成就的重要表征。
我们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也算不明白政府为培养优秀运动员付出了多少资金。笔者只记得1960年我们攀登珠峰的设备大多从法国进口，费用达几十万美元；记得小时候从外国体育明星成长史的书里看到塞巴斯蒂安·科的父亲开着汽车锻炼儿子的速度耐力；记得马蒂娜·辛吉斯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才而放弃了婚姻……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体育事业开始出现了发行体育奖券、扩大体育赞助、开展体育经营等补偿政府体育拨款不足的做法。因为，虽然体育事业规定由政府拨款，但经费总数相当有限，如1991年我国的体育基建投资不足文化的1／3，不足教育的1／20。整个体育拨款只占国家财政支出的0．4％左右、国家教科文卫体的5％左右，国拨体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低于世界上多数国家。
党的十四大以后，体育的政府全额投入机制不可避免地面临挑战，体育产业化势在必行。正是在这个当口，少数在改革开放中富裕起来的并且接受了西方职业体育知识感染的人开始了个体投资体育的尝试。由于政府经费投入的限制和国家体育的重点布局，恰恰一些国家没有重点支持的项目和在西方开展比较好的职业体育项目吸引了私人和民间体育投资者的热情。丁俊晖和潘晓婷的父母做出的选择、黄祖平抛家舍业的行为都是这种热情的写照。当然，那些在职业足球运动员高工资和高奖金的诱惑下将孩子送到足球学校的家长也是这种个人投资体育热潮中的主流人群。
所以，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化为个人投资体育提供了动力，日益全面的体育国际化则为这种投资提供了空间，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民众意识的逐步开放更是中国出现私人培养运动明星现象的最宏大的背景。一个职业运动员可能成为富翁出国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比赛这些事实催生了中国的个体和民间资本投资竞技体育的积极性。
传统的专业体育体制必须应对新形势
客观地说，我国所谓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并不是举全国之力发展竞技体育的体制，而更多的是体育界内部的一个带有闭合性的循环系统。一条龙的人才选择体制动用的主要是体育部门的力量，而没有民间资本和个人的投入。这种体制在当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改革和完善的问题，当前一个公认的现实是：必须走出纯粹依靠体育部门的窠臼。所以，国家体育总局2002年11月19日发布的《2001—201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指出：完善竞技体育的效益投资体系，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和兴办竞技体育事业。其中专门提到“积极促进、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创办各种形式的业余训练组织”。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鼓励私人或家庭培养运动员，但至少体现出对于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的一种支持态度。
允许高等院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做法已经实行了20多年，北京体育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已经可以培养出奥运会冠军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冠军，这正说明调动高校投身竞技体育的做法是有成效的。
职业体育俱乐部。尤其是集体球类项目的职业体育俱乐部往往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来运作，但由于全球范围伪竞争的激烈，目前中国的三大球项目尚未从职业联赛体制中取得显著收益，但至少为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提供了改革的思路。
当国外的多数国家竞技体育管理以社团为主要领导者时，当国际体育赛事的参赛和报名等与中国的运动项目协会对口时，中国与项目协会一套人马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能否给予私人培养的运动高手和非专业体制内的运动员参加世界比赛的机会，就成为衡量体育主管部门胸襟和视野的时候了。幸运的是，中国的网球、台球、保龄球、高尔夫球管理部门都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所以我们才看到了丁俊晖宠辱不惊的神情，潘晓婷年轻、自信的身姿。
有几个人才集中度比较高的项目传出过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这提醒我们并非所有的传统体育体制的受益者都愿意出让机会。
其实，领导人、体育官员、运动员、老百姓都喜欢金牌和渴望金牌，因此利用政府的公共投资来争取金牌在经济学上有其合理依据。但是，当转型社会里奥运冠军逐步在一些人心目中变得不如自己的健康更重要时；当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目标和对外战略不再格外彰显奥运会金牌时；当体育的文化消费意味和私人产品属性变得越来越浓重时，政府全额投入竞技体育的做法就不再想当然了。
于是，民间和私人资本投资生产和培养运动员的做法应该得到最充分的支持。它不但可以实现竞技体育投入多元化，还可以从专业体制外提供另外的成功范本，更可以解决原有的专业体制中退役运动员安置负担过重的问题。当然，“丁俊晖们”在成功后发出的“读书无用论”或许是值得警惕的可能冲击传统体育体制下人才培养观念和模式的一个现象。那种民间体育高手因为得不到有关部门支持而不能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的事情不应该再上演了!
如果说家庭和民间资本是处于竞技体育投入主体的夹缝中的力量的话，那么目前由此催生出来的一批批体育明星已经成长为夹缝中的壮苗。
当看到“丁俊晖们”从企业家手中接过令不少人眼红的奖金时，人们是否能坦然接受和认同?这可能是检验传统的专业体育体制的一道必答题。
责编／王查娜 马玉星 何霞
中国已有人在世界性的台球比赛中笑傲江湖了，而且还是金童玉女；中国已有人站在A1的国际比赛场上了；中国人在世界上最高难度的汽车拉力赛中不再垫底；中国人居然可以参加美洲杯帆船赛了，中国的国家马术队得到民间资本的大力资助而举队在德国训练。丁俊晖，潘晓婷，董荷斌、周勇、黄祖平这些名字正在人们的体育视域里清晰和鲜亮起来……
与群众健身娱乐活动的勃兴一样，私人投资培养运动员和社会力量出资举办赛事的现象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景观，也成为我们反思传统的体育管理思维，创新现代体育管理观念的重要触发点。
个体投资与社会投入不可遏止
从历史上看，中国最初的国家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设立是国际政治和国际竞技体育格局推动的结果。50多年来，政府始终是竞技体育当然的和最大的投资主体，支撑着中国诞生了一批又一批世界冠军和运动明星，也维系着一代又一代国人心中的金牌情结，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辉煌历史和灿烂成就的重要表征。
我们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也算不明白政府为培养优秀运动员付出了多少资金。笔者只记得1960年我们攀登珠峰的设备大多从法国进口，费用达几十万美元；记得小时候从外国体育明星成长史的书里看到塞巴斯蒂安·科的父亲开着汽车锻炼儿子的速度耐力；记得马蒂娜·辛吉斯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才而放弃了婚姻……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体育事业开始出现了发行体育奖券、扩大体育赞助、开展体育经营等补偿政府体育拨款不足的做法。因为，虽然体育事业规定由政府拨款，但经费总数相当有限，如1991年我国的体育基建投资不足文化的1／3，不足教育的1／20。整个体育拨款只占国家财政支出的0．4％左右、国家教科文卫体的5％左右，国拨体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低于世界上多数国家。
党的十四大以后，体育的政府全额投入机制不可避免地面临挑战，体育产业化势在必行。正是在这个当口，少数在改革开放中富裕起来的并且接受了西方职业体育知识感染的人开始了个体投资体育的尝试。由于政府经费投入的限制和国家体育的重点布局，恰恰一些国家没有重点支持的项目和在西方开展比较好的职业体育项目吸引了私人和民间体育投资者的热情。丁俊晖和潘晓婷的父母做出的选择、黄祖平抛家舍业的行为都是这种热情的写照。当然，那些在职业足球运动员高工资和高奖金的诱惑下将孩子送到足球学校的家长也是这种个人投资体育热潮中的主流人群。
所以，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化为个人投资体育提供了动力，日益全面的体育国际化则为这种投资提供了空间，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民众意识的逐步开放更是中国出现私人培养运动明星现象的最宏大的背景。一个职业运动员可能成为富翁出国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比赛这些事实催生了中国的个体和民间资本投资竞技体育的积极性。
传统的专业体育体制必须应对新形势
客观地说，我国所谓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并不是举全国之力发展竞技体育的体制，而更多的是体育界内部的一个带有闭合性的循环系统。一条龙的人才选择体制动用的主要是体育部门的力量，而没有民间资本和个人的投入。这种体制在当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改革和完善的问题，当前一个公认的现实是：必须走出纯粹依靠体育部门的窠臼。所以，国家体育总局2002年11月19日发布的《2001—201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指出：完善竞技体育的效益投资体系，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和兴办竞技体育事业。其中专门提到“积极促进、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创办各种形式的业余训练组织”。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鼓励私人或家庭培养运动员，但至少体现出对于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的一种支持态度。
允许高等院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做法已经实行了20多年，北京体育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已经可以培养出奥运会冠军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冠军，这正说明调动高校投身竞技体育的做法是有成效的。
职业体育俱乐部。尤其是集体球类项目的职业体育俱乐部往往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来运作，但由于全球范围伪竞争的激烈，目前中国的三大球项目尚未从职业联赛体制中取得显著收益，但至少为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提供了改革的思路。
当国外的多数国家竞技体育管理以社团为主要领导者时，当国际体育赛事的参赛和报名等与中国的运动项目协会对口时，中国与项目协会一套人马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能否给予私人培养的运动高手和非专业体制内的运动员参加世界比赛的机会，就成为衡量体育主管部门胸襟和视野的时候了。幸运的是，中国的网球、台球、保龄球、高尔夫球管理部门都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所以我们才看到了丁俊晖宠辱不惊的神情，潘晓婷年轻、自信的身姿。
有几个人才集中度比较高的项目传出过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这提醒我们并非所有的传统体育体制的受益者都愿意出让机会。
其实，领导人、体育官员、运动员、老百姓都喜欢金牌和渴望金牌，因此利用政府的公共投资来争取金牌在经济学上有其合理依据。但是，当转型社会里奥运冠军逐步在一些人心目中变得不如自己的健康更重要时；当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目标和对外战略不再格外彰显奥运会金牌时；当体育的文化消费意味和私人产品属性变得越来越浓重时，政府全额投入竞技体育的做法就不再想当然了。
于是，民间和私人资本投资生产和培养运动员的做法应该得到最充分的支持。它不但可以实现竞技体育投入多元化，还可以从专业体制外提供另外的成功范本，更可以解决原有的专业体制中退役运动员安置负担过重的问题。当然，“丁俊晖们”在成功后发出的“读书无用论”或许是值得警惕的可能冲击传统体育体制下人才培养观念和模式的一个现象。那种民间体育高手因为得不到有关部门支持而不能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的事情不应该再上演了!
如果说家庭和民间资本是处于竞技体育投入主体的夹缝中的力量的话，那么目前由此催生出来的一批批体育明星已经成长为夹缝中的壮苗。
当看到“丁俊晖们”从企业家手中接过令不少人眼红的奖金时，人们是否能坦然接受和认同?这可能是检验传统的专业体育体制的一道必答题。
责编／王查娜 马玉星 何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