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保证“有秩序的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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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Uber专车与部分出租车司机先后在天津、广州、武汉、杭州等地发生冲突,引发公众高度关注。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舆论普遍将其解读为Uber专车的技术创新颠覆了出租车行业的利益格局。按照现有法律规定,私家车是不能从事经营的,但网民们管不了这么多,他们高喊着:“让我们享受这个时代吧!”
  创新成为违法的“挡箭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阿里巴巴当初创办淘宝的时候,也曾理直气壮地对“网店征税”说不。12年后的今天,阿里巴巴一家独大,说一不二。
  毫无疑问,Uber专车是一种创新,它颠覆了传统的出租车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了全新的体验。我们对这样的创新抱有天然的好感。关于创新的美好,我们在这里不再赘述,我们来重点谈谈创新的另一面,即创新带来的破坏性。
  创新有破坏性吗?互联网时代的成功者,深谙一套成功逻辑:通过技术创新颠覆市场,快速扩张,垄断市场,建立规则排挤竞争对手,并对曾经奉为上帝的用户雁过拔毛。哈佛大学教授克里斯坦森把这种创新称为“破坏性创新”。
  互联网时代,这种技术革新带来的对市场的破坏性,在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之中被无限放大,也加剧了竞争的零和效应。谁能率先颠覆市场,谁将成为垄断者,实现通吃。在技术问题转变为成本问题之后,通过吸引风险投资实现快速扩张,是屡试不爽的取胜之道。之前快的打车和滴滴打车竞相烧钱拉客,现在各路专车竞相烧钱“惠民”,看起来到处是“雷锋”,实际上都是要抢市场这块肥肉。
  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的破坏性,本质上是资本逐利的破坏性。让我们重温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逐利性的名言: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今天,互联网的财富神话,远远超过马克思的想象。于是我们更可以理解,Uber为什么会公然违法了。
  必须提醒的是,传统的出租车管理模式存在巨大的问题,但不能由此否定监管的合理性。私家车和经营性车辆对公共资源的占有程度不同,所应承担的责任自然也不同,政府部门坚持二者之间的界限不能取消的立场是正确的。
  Uber专车让传统的出租车监管失效,让经营牌照变成一纸空文。有人笑,有人哭。哭的人怎么办,问题还是要政府来解决。对于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经济学家熊彼特的意见是:“试图无限期地维持过时的行业当然没有必要,但试图设法避免它们一下子崩溃却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场混乱 —可能变为加重萧条后果的中心—变成有秩序的撤退。”
  谁来保证“有秩序的撤退”?当然是政府。当网络舆论迫不及待为Uber专车喝彩和对政府执法的指责,除了发泄对传统出租车不合理体制的不满情绪之外,其实忽视了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上应有的职责。
  在维护市场秩序上,政府还有一项更重要的职责,就是反垄断。从市场理性出发,“破坏性创新”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竞争颠覆既有市场格局,进而寻求对市场的垄断。从创新者到垄断者,正是互联网巨头们获取超额利润必经的路径。
  让我们来看看阿里巴巴。一句“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曾经打动了多少人,淘宝也创造了帮助千万中小卖家创富的奇迹。现在阿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商平台,马云也成了中国新首富。可是,当我们回头再看看阿里和淘宝上的供应商和中小卖家,他们的日子还好过吗?由于电商平台的垄断性,阿里几乎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这几年,电商门槛越来越苛刻、流量越来越贵、年费一涨再涨,对商家而言,阿里获得了相当于政府的权力,不断提高的“税收”,让大量的供应商和中小卖家不堪重负。阿里和淘宝为千千万万的草根创业者提供了创富机会,改变了亿万人的生活,这是创新带来的奇迹;而这几年电商平台上中小商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也是事实。
  中国互联网界曾有一种说法:VC决定是否投资前,最喜欢问创业者的一个问题是“假如BAT要做,你怎么办”?因为,BAT巨头已在市场形成实际的垄断,它们控制着互联网的入口,利用强大的资源“踩死”潜在竞争者只在弹指之间。
  在这种情况下,谁来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谁来保证千千万万小商家、小创业者受到公正的对待?这,正是政府的责任。我们欢迎创新,享受创新,必须维护让创新得以源源不断产生的良性市场环境,警惕资本的垄断对公平竞争市场规则的破坏。在美国,微软已经吃了好几个反垄断的官司,但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却还没有一家享受过这种“待遇”。
  在大家的喝彩声中,Uber在世界各地挑战政府的监管职能。中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一样,面临考验。资本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但是政府不能推卸责任。市场永远把效率摆在第一位,但市场自身无法解决公平的问题,这是政府责任必须覆盖的领域。政府应该成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唯如此,“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才能真正成为生动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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