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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莫言笔下的女性形象和存在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和莫言本人的生存体验，而且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思潮有关。莫言是一个对孤独和饥饿有着深切体验的作家，按他的话说，他的童年是在孤独、饥饿和恐惧中度过的。因此，莫言作品中弥漫着他对人生命运和生存体验的切肤之感。他的作品中，女人的地位显得特别重要，她们基于一种身份存在，那就是莫言精神上的母亲形象。文章采用萨特的存在主义视角，从莫言小说中女性的生存处境出发，力求还原她们的生命本真状态，并以此为线索探索莫言的创作和人生及女性形象之间的关联，探索她们生存的困惑和生命的意义以及生存过程中的孤独、恶心和焦虑。
[关键词]莫言；女性形象；存在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5-0134-03
莫言和存在主义关系非常密切，这首先归结于莫言童年的经历以及莫言对母亲的感激。母亲在莫言的作品中是一种象征，是一个图腾，是一种超越，是一个理想。莫言笔下所有女性形象的归宿都在母性。其次，幼时莫言和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相似，导致了莫言和女人从社会意义上惺惺相惜，从而使他以女性形象之笔书写自我精神之伤。传统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生活秩序和强大的男权意识面前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尊严，她们对生活充满了渴望和热情，对男人充满和尊敬和希冀，她们遵从一切，但又失去所有，她们时刻都保持在一种饥渴状态。这种饥渴不仅表现在精神上，而且表现在对性爱的渴求上。在莫言小说中，女性是饥饿的隐喻和象征。
女性是饥饿的，女性也是孤独的。是饥饿让她们懂得了存在，是存在让她们收获了孤独。下面笔者将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入手，探索她们生存的困惑和生命的意义以及生存过程中的孤独、恶心和焦虑。
一、荒诞的存在：悲哀的女性处境
萨特“承认我们总是处在一定的处境中，这种处境不仅包括周围的环境，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精神的和肉体的能力与气质”[1]。女性的生存处境使女子一出生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她由于没有和男性一样的生殖器官，她没有拥有和男人一样的自我，她一生都在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女人被社会功能化后，处境更为悲惨，主要表现为生活中“为床上服务和为理家服务”[2]。她们没有爱情，“丈夫不过是被爱男人的替身”[2]，他们的结合只是为经济的和性的结合，为社会利益服务[2]。所以女人一生都注定“被”走向孤独。她们的命运是无法选择的，命运是残忍的，这是事物存在的方式[3]。
（一）世界的偶然性
存在主义的世界是偶然的，表现在它没有价值的参考，没有上帝的介入，没有因果关系的点缀。存在只是存在，没有意识之前的存在是没有生命的存在，毫无意义的客观。人的命运只是这毫无意义的存在的一种存在方式。
《怀抱鲜花的女人》讲述的是海军上尉王四在回家成亲的路上遇见了一个如梦似幻想的女人。这是一个奇遇，女人是王四欲望化的象征，它的出现让王四的命运发生了转折。王四鬼使神差地吻了她。从此以后，他的命运和这个女人联系在一起，他无法摆脱这个女人。他对她软硬兼施，但一切都不能阻挡女人跟随他的脚步。最后王四同这个怀抱鲜花的女人搂在一起死去了。怀抱鲜花的女人是王四死亡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什么能够解释怀抱鲜花的女人的出现呢？什么也不能解释。因为这个女人只是一个存在，是毫无意义的存在。
莫言在这里把孤独的感受投向了怀抱鲜花的女人，他想了解这个女人，与其他人一样，但是又和这个女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他不敢向她靠近，他害怕被拒绝，陷入更大的孤独。
（二）世界的荒诞性
在莫言的另外一篇小说《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中，女主人公是一个身穿红裙的少妇，骑着一匹油光闪闪的小墨驴，身旁跟着一个骑白马披灰色盔甲的男子。闯红灯过马路，旁若无人。男人手执长矛为女人开道，在现代的都市中穿行。这对男女究竟来自哪里，去向何方，所来何事，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的面目竟然也没有被看到。
这是一对神秘的天外来客，也是女人荒诞的处境暗示。红裙像是一团火，照亮着人们的好奇心，但这好奇并不能揭开女人的身份，因为她的命运和处境是模糊的。侯七们越是想揭开女人的真实面目，世界越会变得荒谬、不可知。这也反映了现代社会里人们枯燥、单一、平凡的生活方式引起的精神倦怠，他们无聊、空虚、厌世，极力摆脱世界对他们的异化，但结果却截然相反：白马和黑驴翘起尾巴拉出几十个粪蛋子，疾驰而去。给追赶上来一探究竟的人们一个意外的结局。突出了事件的戏剧性和荒诞性。侯七们收获的不只是意外，他们更多的是面对这对神秘男女的所感受到的孤独感、被排斥和被拒绝感。
（三）存在的孤独性
人生在世的孤独感主要是指在面对世界的偶然性和荒诞性时的情绪。除了形而上的原因，人的孤独感还来源于社会、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的束缚与人性之间的背离。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困惑主要来源于男权的压迫和同性的嫉妒，这也是在人普遍感受世间孤独的同时，在道德、法律、社会和经济领域所引发的孤独感。
男权的宏大结构足以让所有女性感到窒息，窒息的背后是难以言表的孤立无援，强烈的孤独袭扰着陷于男权围困中的女性。这种孤独存在于戴凤莲美丽的梦想中，她始终梦想着投入到一个强壮男人的怀抱，与事实相违背的是，贪财的父亲把他嫁给了麻风病人单扁郎。被父亲出卖的屈辱感，面对社会的无助感让她感到了世间的凄凉和理想的孤独。
孤独的处境不仅来自于男性的压迫，还有同性的嫉妒。“在女性肉体变成猎物以前，没有任何礼物可以奉送，被觊觎的那个女人却可会立刻变成一个令人满意的被渴望的客体”[2]。或许这才是女性嫉妒的根源。恋儿最大的悲剧或许不在其他，而在于“我奶奶”戴凤莲对她的嫉妒和伤害。
世界一旦失去了规律和必然，没有了上帝的眷顾，失去了价值的参照，因果关系就会被破坏，失去了因果性的世界是一个偶然的世界，它的荒谬随处可见，任何一件偶然事件都会引起荒诞的结局。偶然性和荒诞性造成了人们在世的孤独。 二、恶心的态度：觉醒的痛苦挣扎
恶心是一种基本经验，一种在世的感受。萨特认为人生下来就是自由的，自由赋予人们超越自己的能力，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向未来超越，否定现在的自我。人只要在这个世界存在着，他就不得不“是什么”和“谋划自己的未来是什么”以及“为谋划的是什么而去做些什么”。一旦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明白了自己“是什么”，并“做些什么”，那么他就会为存在的偶然性和人生的荒诞性感到恶心。
恶心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反应，表现在莫言的小说中，主要为女性在恶劣的环境中意识到世界的荒谬时表现出来的反抗姿态，这种反抗不是盲目的反抗，也不是毫无目的的反抗，而是觉醒的反抗，是对世界有了初步认识后的反抗，这种反抗是痛苦的，有时甚至是被逼迫的，从此意义上说，这种反抗或许能够理解为一种挣扎更为贴切。莫言小说中的女人，对挣扎有着独特的观察和体验。
饥饿是莫言的财富。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为填饱肚皮所做的努力让读者揪心。基本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在莫言的小说中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女人们为了把粮食偷偷地带回家，而把粮食囫囵吞下去，回去之后再把这些东西通过搅喉咙的方式吐出来。现在想起来让人恶心。恶心是一种觉醒。它揭示的是一个存在着的世界。《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鲁氏也是一个用此方法养活子女的女人。她是独立的，但不免感到一阵阵恶心。
性爱是莫言书写女性角色时不可回避的主题，同时，它也是人们在面对身体和精神的矛盾时产生对抗最为激烈的方式。“我奶奶”是一个烈女式的女人，但她的身上却有着传统所不容忍的放荡。性和爱是肉体和精神在“我奶奶”身上的结合。在“我奶奶”没有和余占鳌完成高粱地里的野合之前，她是一个肉体的存在，是一个物，是被父亲买卖的对象，是被单扁郎和余占鳌注视的一个物。命运是一个偶然，让“我奶奶”戴凤莲感到恶心。她主动与余占鳌的交合中，使“我奶奶”从一个物的境地摆脱出来，走向超越。从“我奶奶”和性与爱的关系中，可以看出自身的虚无性和世界的无限性。
封建伦理道德对女人来说是一种惩罚。她们失去了做人的资本和尊严，她们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在莫言的小说中，她们欲改变这一艰难处境，却屡屡碰壁。她们除了让男人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残害她们，收获的仅仅是嘲笑和对自己处境更加清醒认识之后的恶心。《檀香刑》中孙眉娘为了营救爹爹，面对各种交错的关系，使她几乎崩溃，而这各种关系背后就是封建制度，同时，这种崩溃感即恶心感。
存在是没有价值的，存在并无本质，存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虚无[4]。她们在追求，在努力挣脱命运对她们的束缚和约束，力求获得超越，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结果却使她们陷入更大的孤独和恶心。她们虽然没有达到自己设定的或理想的目标，但至少她们努力争取了，以恶心的态度面对存在，总是比等待命运强加的生活要有意义得多。
三、焦虑的产生：无奈的坚忍世界
人的虚无为人的自由创造了各种可能性，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否定、不断选择、不断创造的过程。人们要获得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必须进行选择，而选择的内容决定了人们的存在属性。面对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人不得不进行选择，可是在必然性消失、价值标准无效、“上帝死了”的情况下，一种以虚无为基础的选择注定要被焦虑的情绪吞没。焦虑的情绪表现在莫言的小说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现实的无奈与焦灼，未来的虚无和模糊。
首先，现实社会的无奈和焦灼在莫言小说的女性人物身上体现得比较充分。在伦理纲常制度限制的条件下，女性的处境和地位是无助和尴尬的。但大部分女性选择了顺从和忍受，在无可奈何中选择了听天由命。在莫言的小说中，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了，女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与破坏与压制她们的各种势力斗争，无奈的是社会赋予“他”的力量过于强大，她们攻占到舆论的制高点后，发现自我的价值仍然没有得到实现，于是不得不恭行以前所厌恶的一切。这种周而复始的无奈与焦虑时刻折磨着她们。孙眉娘被困在三个爹爹之间，无助而又彷徨，在救与不救之间，孙眉娘的心被撕裂了。《玫瑰玫瑰香气扑鼻》中玫瑰在副官长输掉了以她为赌注的赌局后命运完全被现实裹挟。
其次，现实的虚无与紧张导致未来的渺茫。在《秋水》中，爷爷和奶奶在东北高密乡勤奋地建设着自己的家园。现实的荒诞此时显现出来，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上帝和神没有秉承付出与回报的必然联系，而是用洪水淹没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失望、恐惧、绝望。在面临大自然的侵袭时，他们表现出对未来的焦虑。紫衣女人是一个象征现实的偶然，她的突然造访让故事发生了变化，体现了人生的无常与荒谬。最后，紫衣女人和白衣盲女同时陷入了孤独。孤独也造成两个女子对未来的担忧与恐惧。这篇小说弥漫着一种神秘主义的气氛，小说的背景模糊，现出一种朦胧美，表现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荒诞与偶然性。《秋水》通过女性形象的书写，表达了人生的非本真境况。
四、逃避的理由：美丽的欲望陷阱
萨特所谓的逃避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的行为。它是意识强迫下做出的，把自己的过去当作一个固定整体，而逃避行为则是为了证明这种意识对未来延伸的必然性。这是意识将否定引向内部的结果，是意识对自己的谎言[4]。逃避是对意识到自我存在的“孤独”“恶心”“焦虑”的逃避，也是对自己存在的逃避。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虽然保持了一种反抗姿态、斗争的精神，以从不妥协的态度面对自我，面对世间的荒诞，并几乎要实现对未来和自己的超越，但在最后，她们往往选择了对不自由的选择。她们背叛了自我，放弃了责任。在他人的注视下，她们回归了现实，回归了女性的本体，回归了女性角色和传统地位。
饥饿和性的要求是女性逃避“孤独”“恶心”“焦虑”的一个重要理由。面对男权的势力和意识到存在的“孤独”感、“恶心”感、“焦虑”感，女性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她没有帮手，没有后援，孤立于世，形单影只。饥饿和性的要求让她们清晰地感受到自我的存在，感受到“孤独”“恶心”“焦虑”。她们如果打算摆脱存在感，必须消灭自我，消灭肉体。所以当女性无法承受现实压力、准备逃避自我存在时，饥饿和性是非常合适的理由。如《天堂蒜苔之歌》金菊与高马的婚姻得不到父母支持，后来父母提出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时，金菊答应了父母的要求。她其实已经被父母当作了“物”的存在。她对父母条件的妥协也说明她对自由的逃避。
权力和欲望也是她们逃避的理由。萨特曾提出“他人即地狱”的重要思想。他认为，每个人都希望通过他人的认可来确认自己、肯定自己，当我们试图了解自己时要通过他人来判断。他人的存在对于女人来说主要表现为男性的存在，只有在男性眼中，女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她的价值。即她的最大价值在男人那里被认为是被动的价值，即生殖的功能、欲望的功能、服务的功能。这是对男人权力的肯定，也是对男人欲望的合法化。波伏娃认为，婚姻制度其实是经济目的和性的目的结合的产物，也是男权的体现。为了避免自己被男权边缘化，她们怯于表达存在感，不想改变现状，遵照一切既成原则和固定价值。于是，为了满足夫家对孙子的渴望和自己地位的巩固，上官鲁氏不得不一次次地接受借种的风险，不得不一次次生产直到生出第一个男孩上官金童。在《红树林》中，林岚为了权力往上爬，竟然忍受公公的强暴。
“如果一种哲学只使人陷于痛苦的绝境不能自拔的话，那它是不会有生命力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力量在于，它一方面指出了现实的荒诞，另一方面又给苦于在荒诞之中挣扎的人们指出了一条出路”[5]。莫言小说在现实与现代的平衡中用存在主义的生存体验表达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女性在莫言笔下是伟大的，虽然她们在面对孤独时，表现出犹豫、踌躇的神情，但她们至少有一部分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勇敢前进。
[参 考 文 献]
[1][英]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M].李步楼，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3]黄忠晶，等，编译.萨特自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4]伏爱华.萨特存在主义美学思想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5]柳鸣九.萨特研究：编选者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 薄 刚]
[关键词]莫言；女性形象；存在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5-0134-03
莫言和存在主义关系非常密切，这首先归结于莫言童年的经历以及莫言对母亲的感激。母亲在莫言的作品中是一种象征，是一个图腾，是一种超越，是一个理想。莫言笔下所有女性形象的归宿都在母性。其次，幼时莫言和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相似，导致了莫言和女人从社会意义上惺惺相惜，从而使他以女性形象之笔书写自我精神之伤。传统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生活秩序和强大的男权意识面前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尊严，她们对生活充满了渴望和热情，对男人充满和尊敬和希冀，她们遵从一切，但又失去所有，她们时刻都保持在一种饥渴状态。这种饥渴不仅表现在精神上，而且表现在对性爱的渴求上。在莫言小说中，女性是饥饿的隐喻和象征。
女性是饥饿的，女性也是孤独的。是饥饿让她们懂得了存在，是存在让她们收获了孤独。下面笔者将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入手，探索她们生存的困惑和生命的意义以及生存过程中的孤独、恶心和焦虑。
一、荒诞的存在：悲哀的女性处境
萨特“承认我们总是处在一定的处境中，这种处境不仅包括周围的环境，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精神的和肉体的能力与气质”[1]。女性的生存处境使女子一出生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她由于没有和男性一样的生殖器官，她没有拥有和男人一样的自我，她一生都在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女人被社会功能化后，处境更为悲惨，主要表现为生活中“为床上服务和为理家服务”[2]。她们没有爱情，“丈夫不过是被爱男人的替身”[2]，他们的结合只是为经济的和性的结合，为社会利益服务[2]。所以女人一生都注定“被”走向孤独。她们的命运是无法选择的，命运是残忍的，这是事物存在的方式[3]。
（一）世界的偶然性
存在主义的世界是偶然的，表现在它没有价值的参考，没有上帝的介入，没有因果关系的点缀。存在只是存在，没有意识之前的存在是没有生命的存在，毫无意义的客观。人的命运只是这毫无意义的存在的一种存在方式。
《怀抱鲜花的女人》讲述的是海军上尉王四在回家成亲的路上遇见了一个如梦似幻想的女人。这是一个奇遇，女人是王四欲望化的象征，它的出现让王四的命运发生了转折。王四鬼使神差地吻了她。从此以后，他的命运和这个女人联系在一起，他无法摆脱这个女人。他对她软硬兼施，但一切都不能阻挡女人跟随他的脚步。最后王四同这个怀抱鲜花的女人搂在一起死去了。怀抱鲜花的女人是王四死亡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什么能够解释怀抱鲜花的女人的出现呢？什么也不能解释。因为这个女人只是一个存在，是毫无意义的存在。
莫言在这里把孤独的感受投向了怀抱鲜花的女人，他想了解这个女人，与其他人一样，但是又和这个女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他不敢向她靠近，他害怕被拒绝，陷入更大的孤独。
（二）世界的荒诞性
在莫言的另外一篇小说《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中，女主人公是一个身穿红裙的少妇，骑着一匹油光闪闪的小墨驴，身旁跟着一个骑白马披灰色盔甲的男子。闯红灯过马路，旁若无人。男人手执长矛为女人开道，在现代的都市中穿行。这对男女究竟来自哪里，去向何方，所来何事，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的面目竟然也没有被看到。
这是一对神秘的天外来客，也是女人荒诞的处境暗示。红裙像是一团火，照亮着人们的好奇心，但这好奇并不能揭开女人的身份，因为她的命运和处境是模糊的。侯七们越是想揭开女人的真实面目，世界越会变得荒谬、不可知。这也反映了现代社会里人们枯燥、单一、平凡的生活方式引起的精神倦怠，他们无聊、空虚、厌世，极力摆脱世界对他们的异化，但结果却截然相反：白马和黑驴翘起尾巴拉出几十个粪蛋子，疾驰而去。给追赶上来一探究竟的人们一个意外的结局。突出了事件的戏剧性和荒诞性。侯七们收获的不只是意外，他们更多的是面对这对神秘男女的所感受到的孤独感、被排斥和被拒绝感。
（三）存在的孤独性
人生在世的孤独感主要是指在面对世界的偶然性和荒诞性时的情绪。除了形而上的原因，人的孤独感还来源于社会、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的束缚与人性之间的背离。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困惑主要来源于男权的压迫和同性的嫉妒，这也是在人普遍感受世间孤独的同时，在道德、法律、社会和经济领域所引发的孤独感。
男权的宏大结构足以让所有女性感到窒息，窒息的背后是难以言表的孤立无援，强烈的孤独袭扰着陷于男权围困中的女性。这种孤独存在于戴凤莲美丽的梦想中，她始终梦想着投入到一个强壮男人的怀抱，与事实相违背的是，贪财的父亲把他嫁给了麻风病人单扁郎。被父亲出卖的屈辱感，面对社会的无助感让她感到了世间的凄凉和理想的孤独。
孤独的处境不仅来自于男性的压迫，还有同性的嫉妒。“在女性肉体变成猎物以前，没有任何礼物可以奉送，被觊觎的那个女人却可会立刻变成一个令人满意的被渴望的客体”[2]。或许这才是女性嫉妒的根源。恋儿最大的悲剧或许不在其他，而在于“我奶奶”戴凤莲对她的嫉妒和伤害。
世界一旦失去了规律和必然，没有了上帝的眷顾，失去了价值的参照，因果关系就会被破坏，失去了因果性的世界是一个偶然的世界，它的荒谬随处可见，任何一件偶然事件都会引起荒诞的结局。偶然性和荒诞性造成了人们在世的孤独。 二、恶心的态度：觉醒的痛苦挣扎
恶心是一种基本经验，一种在世的感受。萨特认为人生下来就是自由的，自由赋予人们超越自己的能力，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向未来超越，否定现在的自我。人只要在这个世界存在着，他就不得不“是什么”和“谋划自己的未来是什么”以及“为谋划的是什么而去做些什么”。一旦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明白了自己“是什么”，并“做些什么”，那么他就会为存在的偶然性和人生的荒诞性感到恶心。
恶心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反应，表现在莫言的小说中，主要为女性在恶劣的环境中意识到世界的荒谬时表现出来的反抗姿态，这种反抗不是盲目的反抗，也不是毫无目的的反抗，而是觉醒的反抗，是对世界有了初步认识后的反抗，这种反抗是痛苦的，有时甚至是被逼迫的，从此意义上说，这种反抗或许能够理解为一种挣扎更为贴切。莫言小说中的女人，对挣扎有着独特的观察和体验。
饥饿是莫言的财富。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为填饱肚皮所做的努力让读者揪心。基本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在莫言的小说中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女人们为了把粮食偷偷地带回家，而把粮食囫囵吞下去，回去之后再把这些东西通过搅喉咙的方式吐出来。现在想起来让人恶心。恶心是一种觉醒。它揭示的是一个存在着的世界。《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鲁氏也是一个用此方法养活子女的女人。她是独立的，但不免感到一阵阵恶心。
性爱是莫言书写女性角色时不可回避的主题，同时，它也是人们在面对身体和精神的矛盾时产生对抗最为激烈的方式。“我奶奶”是一个烈女式的女人，但她的身上却有着传统所不容忍的放荡。性和爱是肉体和精神在“我奶奶”身上的结合。在“我奶奶”没有和余占鳌完成高粱地里的野合之前，她是一个肉体的存在，是一个物，是被父亲买卖的对象，是被单扁郎和余占鳌注视的一个物。命运是一个偶然，让“我奶奶”戴凤莲感到恶心。她主动与余占鳌的交合中，使“我奶奶”从一个物的境地摆脱出来，走向超越。从“我奶奶”和性与爱的关系中，可以看出自身的虚无性和世界的无限性。
封建伦理道德对女人来说是一种惩罚。她们失去了做人的资本和尊严，她们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在莫言的小说中，她们欲改变这一艰难处境，却屡屡碰壁。她们除了让男人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残害她们，收获的仅仅是嘲笑和对自己处境更加清醒认识之后的恶心。《檀香刑》中孙眉娘为了营救爹爹，面对各种交错的关系，使她几乎崩溃，而这各种关系背后就是封建制度，同时，这种崩溃感即恶心感。
存在是没有价值的，存在并无本质，存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虚无[4]。她们在追求，在努力挣脱命运对她们的束缚和约束，力求获得超越，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结果却使她们陷入更大的孤独和恶心。她们虽然没有达到自己设定的或理想的目标，但至少她们努力争取了，以恶心的态度面对存在，总是比等待命运强加的生活要有意义得多。
三、焦虑的产生：无奈的坚忍世界
人的虚无为人的自由创造了各种可能性，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否定、不断选择、不断创造的过程。人们要获得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必须进行选择，而选择的内容决定了人们的存在属性。面对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人不得不进行选择，可是在必然性消失、价值标准无效、“上帝死了”的情况下，一种以虚无为基础的选择注定要被焦虑的情绪吞没。焦虑的情绪表现在莫言的小说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现实的无奈与焦灼，未来的虚无和模糊。
首先，现实社会的无奈和焦灼在莫言小说的女性人物身上体现得比较充分。在伦理纲常制度限制的条件下，女性的处境和地位是无助和尴尬的。但大部分女性选择了顺从和忍受，在无可奈何中选择了听天由命。在莫言的小说中，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了，女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与破坏与压制她们的各种势力斗争，无奈的是社会赋予“他”的力量过于强大，她们攻占到舆论的制高点后，发现自我的价值仍然没有得到实现，于是不得不恭行以前所厌恶的一切。这种周而复始的无奈与焦虑时刻折磨着她们。孙眉娘被困在三个爹爹之间，无助而又彷徨，在救与不救之间，孙眉娘的心被撕裂了。《玫瑰玫瑰香气扑鼻》中玫瑰在副官长输掉了以她为赌注的赌局后命运完全被现实裹挟。
其次，现实的虚无与紧张导致未来的渺茫。在《秋水》中，爷爷和奶奶在东北高密乡勤奋地建设着自己的家园。现实的荒诞此时显现出来，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上帝和神没有秉承付出与回报的必然联系，而是用洪水淹没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失望、恐惧、绝望。在面临大自然的侵袭时，他们表现出对未来的焦虑。紫衣女人是一个象征现实的偶然，她的突然造访让故事发生了变化，体现了人生的无常与荒谬。最后，紫衣女人和白衣盲女同时陷入了孤独。孤独也造成两个女子对未来的担忧与恐惧。这篇小说弥漫着一种神秘主义的气氛，小说的背景模糊，现出一种朦胧美，表现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荒诞与偶然性。《秋水》通过女性形象的书写，表达了人生的非本真境况。
四、逃避的理由：美丽的欲望陷阱
萨特所谓的逃避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的行为。它是意识强迫下做出的，把自己的过去当作一个固定整体，而逃避行为则是为了证明这种意识对未来延伸的必然性。这是意识将否定引向内部的结果，是意识对自己的谎言[4]。逃避是对意识到自我存在的“孤独”“恶心”“焦虑”的逃避，也是对自己存在的逃避。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虽然保持了一种反抗姿态、斗争的精神，以从不妥协的态度面对自我，面对世间的荒诞，并几乎要实现对未来和自己的超越，但在最后，她们往往选择了对不自由的选择。她们背叛了自我，放弃了责任。在他人的注视下，她们回归了现实，回归了女性的本体，回归了女性角色和传统地位。
饥饿和性的要求是女性逃避“孤独”“恶心”“焦虑”的一个重要理由。面对男权的势力和意识到存在的“孤独”感、“恶心”感、“焦虑”感，女性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她没有帮手，没有后援，孤立于世，形单影只。饥饿和性的要求让她们清晰地感受到自我的存在，感受到“孤独”“恶心”“焦虑”。她们如果打算摆脱存在感，必须消灭自我，消灭肉体。所以当女性无法承受现实压力、准备逃避自我存在时，饥饿和性是非常合适的理由。如《天堂蒜苔之歌》金菊与高马的婚姻得不到父母支持，后来父母提出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时，金菊答应了父母的要求。她其实已经被父母当作了“物”的存在。她对父母条件的妥协也说明她对自由的逃避。
权力和欲望也是她们逃避的理由。萨特曾提出“他人即地狱”的重要思想。他认为，每个人都希望通过他人的认可来确认自己、肯定自己，当我们试图了解自己时要通过他人来判断。他人的存在对于女人来说主要表现为男性的存在，只有在男性眼中，女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她的价值。即她的最大价值在男人那里被认为是被动的价值，即生殖的功能、欲望的功能、服务的功能。这是对男人权力的肯定，也是对男人欲望的合法化。波伏娃认为，婚姻制度其实是经济目的和性的目的结合的产物，也是男权的体现。为了避免自己被男权边缘化，她们怯于表达存在感，不想改变现状，遵照一切既成原则和固定价值。于是，为了满足夫家对孙子的渴望和自己地位的巩固，上官鲁氏不得不一次次地接受借种的风险，不得不一次次生产直到生出第一个男孩上官金童。在《红树林》中，林岚为了权力往上爬，竟然忍受公公的强暴。
“如果一种哲学只使人陷于痛苦的绝境不能自拔的话，那它是不会有生命力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力量在于，它一方面指出了现实的荒诞，另一方面又给苦于在荒诞之中挣扎的人们指出了一条出路”[5]。莫言小说在现实与现代的平衡中用存在主义的生存体验表达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女性在莫言笔下是伟大的，虽然她们在面对孤独时，表现出犹豫、踌躇的神情，但她们至少有一部分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勇敢前进。
[参 考 文 献]
[1][英]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M].李步楼，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3]黄忠晶，等，编译.萨特自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4]伏爱华.萨特存在主义美学思想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5]柳鸣九.萨特研究：编选者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 薄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