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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材城市化倾向”是本次课程改革中一个颇受争议的问题,批评与肯定的声音此起彼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并在短时间不会改变的现状,其存在的合理性是不容质疑的。文中从宏观层面即时代背景要求、社会心理需求、国家权力介入三个层面对其合理性进行理性阐释,以此坚定新课程改革的方向,并对进一步的试验改革提供以资借鉴的建议。
关键词:教材城市化 合理性 理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1875(2008)10-013-02
“教材城市化倾向”并不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之后才出现的新提法、新问题。随着新教育理念以及新课程改革在实验区的实施,“教材城市化倾向”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讨论这一问题,大多是为了孩子,特别是为了农村地区孩子的利益能够在这次课程改革之中得到保障。但是由于各种利益代表、身份的不同,视角态度的差异,使的“教材城市化倾向”这一问题变得颇受争议。“教材城市化倾向”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判断”,而成为一个“价值判断”。那么,什么是“教材城市化倾向”,如何理性地理解“教材城市化倾向”呢？文章尝试性的对此做理性的理论阐述。
一、什么是“教材城市化倾向”
对“教材城市化倾向”的理解,首先需要对其核心概念“城市化”进行界定。关于“城市化”的界定,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从不同的学科的角度给予解释。现在社会学界已达成较为普遍的共识。所谓“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业人口的比重逐渐下降,城镇人口的比重逐步上升,居民集聚点的物质、文化和生活方式逐渐向集约、高效转化和强化的过程。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由农民转变为市民并不是简单的身份和户籍的转变,素质、能力、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都要跟着转换和提升,这就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
通过对“城市化”概念的解释,我们认为城市化进程是一个相对概念,它的对象是农业发展趋势以及农村人口、生活方式、思维价值观念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因此,“教材城市化倾向”也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指农村地区所使用的教材（专指农村基础教育）具有城市化倾向。教育知识主要通过课程、教学以及评价这三个方面发生作用。当课程观（什么是有效的知识）,教学观（什么是有效的知识传递）,评价观（什么是传授的知识的有效实现）出现了城市化倾向时,就可以将其认定为教育知识城市化。“教材城市化”的主要表现就在于农村地区使用的教材以城市文化为依托、以城市生活为蓝本或者与城市有关知识所占比重越来越明显。
二、“教材城市化倾向”合理性的理性分析
源于教育公平理念的影响,关于“教材城市化倾向”我们更多的是听到批判否定的声音。有学者从文化资本理论分析,由于早期教育和乡土环境的文化欠缺,使得农村孩子在掌握教育制度所要求的语言和文化方面,处于文化上的弱势。教育内容的表达方式是农村孩子完全陌生的符号系统。而这正如文化再生产理论者所言,他们要取得学业的成功,也就困难得多。这将进一步加大农村孩子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1]也有学者认为,“教材城市化倾向”将会使农村教育进一步边缘化。[2]
尽管,批评否定的声音此起彼伏,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并短时间不会改变的客观现实,我们也应该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看待。
（一）时代背景需求
世界银行在《2020年的中国》中曾指出:“当前的中国正经历两个转变,即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因此,“三农问题”、农村城市化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农村城市化是缩小城乡差距,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农村城市化代表农村的发展方向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把力争在2020年实现“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的提高、工农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区市逐步扭转”写进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号召人们要“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我国农村城市化必然会伴随这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17%,第二产业即工业占50%,第三产业占33%。而在未来的20至50年内,第一产业将急剧萎缩,农业的比重可能降到5%以下,工业的比重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将会超过50%。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向城市第三产业即金融、服务等行业转移。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到城市第三产业,城乡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现在我国农村人口占总数的62.3%,而到2050年左右,农村人口将降到20%左右。”[3]因此,我国当前的农村基础教育应该为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服务,也就是为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调整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服务,而不是漠视甚至阻碍这一进程。
（二）社会心理需求
任何社会心理的产生都有深刻的社会存在基础,农民对教育的自发追求也同样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土壤之中。中国农民自古以来修养生息、劳作耕耘在他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上,他们勤劳、朴实、善良但又被冠以愚昧、无知、迷信等。他们最苦最累而社会地位最低,千百年来改变这种先天的命运成为每个农民梦萦魂绕的心愿和追求,由于受血缘地缘交往范围的限制,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制约,要改变这种地位,根本途径是教育。因此,从受教育的动机来看,自古广大农民就把教育看作改变自己命运和社会地位的根本途径,因此送学者和求学者的动机非常现实而单一,这就是学而优则仕、学而经商、学而从军、学而务工,总之,学而跳农门。受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是改变门风、光宗耀祖,以图老来有养,病来有靠。一句话,农民受教育的动机和出发点并非直接为了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为科教兴农,而是为了谋求一个稳定的收入,是为了谋求一个稳定的职业,一份稳定的收入。改革开放后,尽管农民的生活条件与社会地位有了相当的改善,但广大农民通过接受教育改变个人前途、家庭命运的心态并没有改变。在他们心中,上大学、考研究生是子女有出息的表现,是父母的骄傲,是家族的荣耀。
基于以上对农民受教育动机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们对教育知识选择上的倾向。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在许多人眼中以城市文化为依托、以城市生活为蓝本的与城市有关知识则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城市知识的价值远高于农村知识。因此在课程的内容上反应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知识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教育知识的传授是为如何更好的适应城市的生活,以及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个人的价值也只有用在城市的这个大环境的条件下才有被认可的可能。基于这种想法,大多数教育机构和教师都想尽办法的为学生谋个良好的出路,而学生也非常情愿的配合。因为,学生学习的出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进入城市上大学,从而摆脱农村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国家权力介入
现代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指出,任何知识都渗透着权力的影子,权力的眼睛无处不在,权力的渗透无孔不入,即使是科学知识,也不可能是价值“中立”和客观“公正”的。课程知识作为一般的知识来看,它与权力息息相关,不可分割。但与此同时,课程知识实质上又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知识,这种特殊性集中体现在,课程知识是人类社会唯一一类专门挑选出来用于教育下一代的知识,它承载着人类社会对下一代的所有价值希求,是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工具,是教育领域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焦点。这意味着课程知识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意味着课程知识与权力之间有更深层、更密切的关联,它将更集中也更深刻地体现着其他知识也拥有国家的权力和社会意识形态权力。
课程内容始终是教育的核心。因为,什么知识能够进入课程、进入课程的是什么知识,在本质上决定了培养的是什么人,或者反过来说,国家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习哪些课程知识来决定的。所以,在知识准入课程的过程中,国家必然会介入其中。一个国家的存在,至少要特别思考和处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即社会的发展、政权的稳定、权力的行使以及主流文化的传播。而课程是促进个体社会化的符号媒介,是政治权力合法化的思想基础、是国家权力的微观表达、是传播支配集团身份文化的主流载体。课程对国家继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决定了国家必然会介入其中。[4]
因此,在肯定批评否定的声音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其合理性进行理性的分析,让新的事物在和谐的环境下得到尽大程度的发展与展示。如果方向定位是正确的,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缓慢、失败的经验,那只能说明方法、途径有问题,而不能归结于指导思想,要从操作层面寻求问题的根源。这也是我们新课程改革在以后的深入开展中所要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余秀兰.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2]罗祖兵.新课改中农村教育边缘化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04,(10)．
[3]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口资源强国[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5．
[4]刘丽群.论知识准入课程中的国家介入[D].湖南师范大学,2007．
关键词:教材城市化 合理性 理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1875(2008)10-013-02
“教材城市化倾向”并不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之后才出现的新提法、新问题。随着新教育理念以及新课程改革在实验区的实施,“教材城市化倾向”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讨论这一问题,大多是为了孩子,特别是为了农村地区孩子的利益能够在这次课程改革之中得到保障。但是由于各种利益代表、身份的不同,视角态度的差异,使的“教材城市化倾向”这一问题变得颇受争议。“教材城市化倾向”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判断”,而成为一个“价值判断”。那么,什么是“教材城市化倾向”,如何理性地理解“教材城市化倾向”呢？文章尝试性的对此做理性的理论阐述。
一、什么是“教材城市化倾向”
对“教材城市化倾向”的理解,首先需要对其核心概念“城市化”进行界定。关于“城市化”的界定,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从不同的学科的角度给予解释。现在社会学界已达成较为普遍的共识。所谓“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业人口的比重逐渐下降,城镇人口的比重逐步上升,居民集聚点的物质、文化和生活方式逐渐向集约、高效转化和强化的过程。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由农民转变为市民并不是简单的身份和户籍的转变,素质、能力、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都要跟着转换和提升,这就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
通过对“城市化”概念的解释,我们认为城市化进程是一个相对概念,它的对象是农业发展趋势以及农村人口、生活方式、思维价值观念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因此,“教材城市化倾向”也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指农村地区所使用的教材（专指农村基础教育）具有城市化倾向。教育知识主要通过课程、教学以及评价这三个方面发生作用。当课程观（什么是有效的知识）,教学观（什么是有效的知识传递）,评价观（什么是传授的知识的有效实现）出现了城市化倾向时,就可以将其认定为教育知识城市化。“教材城市化”的主要表现就在于农村地区使用的教材以城市文化为依托、以城市生活为蓝本或者与城市有关知识所占比重越来越明显。
二、“教材城市化倾向”合理性的理性分析
源于教育公平理念的影响,关于“教材城市化倾向”我们更多的是听到批判否定的声音。有学者从文化资本理论分析,由于早期教育和乡土环境的文化欠缺,使得农村孩子在掌握教育制度所要求的语言和文化方面,处于文化上的弱势。教育内容的表达方式是农村孩子完全陌生的符号系统。而这正如文化再生产理论者所言,他们要取得学业的成功,也就困难得多。这将进一步加大农村孩子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1]也有学者认为,“教材城市化倾向”将会使农村教育进一步边缘化。[2]
尽管,批评否定的声音此起彼伏,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并短时间不会改变的客观现实,我们也应该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看待。
（一）时代背景需求
世界银行在《2020年的中国》中曾指出:“当前的中国正经历两个转变,即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因此,“三农问题”、农村城市化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农村城市化是缩小城乡差距,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农村城市化代表农村的发展方向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把力争在2020年实现“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的提高、工农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区市逐步扭转”写进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号召人们要“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我国农村城市化必然会伴随这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17%,第二产业即工业占50%,第三产业占33%。而在未来的20至50年内,第一产业将急剧萎缩,农业的比重可能降到5%以下,工业的比重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将会超过50%。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向城市第三产业即金融、服务等行业转移。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到城市第三产业,城乡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现在我国农村人口占总数的62.3%,而到2050年左右,农村人口将降到20%左右。”[3]因此,我国当前的农村基础教育应该为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服务,也就是为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调整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服务,而不是漠视甚至阻碍这一进程。
（二）社会心理需求
任何社会心理的产生都有深刻的社会存在基础,农民对教育的自发追求也同样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土壤之中。中国农民自古以来修养生息、劳作耕耘在他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上,他们勤劳、朴实、善良但又被冠以愚昧、无知、迷信等。他们最苦最累而社会地位最低,千百年来改变这种先天的命运成为每个农民梦萦魂绕的心愿和追求,由于受血缘地缘交往范围的限制,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制约,要改变这种地位,根本途径是教育。因此,从受教育的动机来看,自古广大农民就把教育看作改变自己命运和社会地位的根本途径,因此送学者和求学者的动机非常现实而单一,这就是学而优则仕、学而经商、学而从军、学而务工,总之,学而跳农门。受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是改变门风、光宗耀祖,以图老来有养,病来有靠。一句话,农民受教育的动机和出发点并非直接为了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为科教兴农,而是为了谋求一个稳定的收入,是为了谋求一个稳定的职业,一份稳定的收入。改革开放后,尽管农民的生活条件与社会地位有了相当的改善,但广大农民通过接受教育改变个人前途、家庭命运的心态并没有改变。在他们心中,上大学、考研究生是子女有出息的表现,是父母的骄傲,是家族的荣耀。
基于以上对农民受教育动机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们对教育知识选择上的倾向。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在许多人眼中以城市文化为依托、以城市生活为蓝本的与城市有关知识则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城市知识的价值远高于农村知识。因此在课程的内容上反应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知识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教育知识的传授是为如何更好的适应城市的生活,以及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个人的价值也只有用在城市的这个大环境的条件下才有被认可的可能。基于这种想法,大多数教育机构和教师都想尽办法的为学生谋个良好的出路,而学生也非常情愿的配合。因为,学生学习的出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进入城市上大学,从而摆脱农村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国家权力介入
现代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指出,任何知识都渗透着权力的影子,权力的眼睛无处不在,权力的渗透无孔不入,即使是科学知识,也不可能是价值“中立”和客观“公正”的。课程知识作为一般的知识来看,它与权力息息相关,不可分割。但与此同时,课程知识实质上又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知识,这种特殊性集中体现在,课程知识是人类社会唯一一类专门挑选出来用于教育下一代的知识,它承载着人类社会对下一代的所有价值希求,是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工具,是教育领域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焦点。这意味着课程知识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意味着课程知识与权力之间有更深层、更密切的关联,它将更集中也更深刻地体现着其他知识也拥有国家的权力和社会意识形态权力。
课程内容始终是教育的核心。因为,什么知识能够进入课程、进入课程的是什么知识,在本质上决定了培养的是什么人,或者反过来说,国家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习哪些课程知识来决定的。所以,在知识准入课程的过程中,国家必然会介入其中。一个国家的存在,至少要特别思考和处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即社会的发展、政权的稳定、权力的行使以及主流文化的传播。而课程是促进个体社会化的符号媒介,是政治权力合法化的思想基础、是国家权力的微观表达、是传播支配集团身份文化的主流载体。课程对国家继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决定了国家必然会介入其中。[4]
因此,在肯定批评否定的声音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其合理性进行理性的分析,让新的事物在和谐的环境下得到尽大程度的发展与展示。如果方向定位是正确的,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缓慢、失败的经验,那只能说明方法、途径有问题,而不能归结于指导思想,要从操作层面寻求问题的根源。这也是我们新课程改革在以后的深入开展中所要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余秀兰.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2]罗祖兵.新课改中农村教育边缘化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04,(10)．
[3]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口资源强国[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5．
[4]刘丽群.论知识准入课程中的国家介入[D].湖南师范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