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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生活，就得有生存和生活的“技术”和“智慧”。这“技术”和“智慧”有的是来自自己的探索，这就是“直接经验”。但“吾生也有涯”，而“知”则无涯，不可能样样都自己去“直接经验”，都从头做起，别人的探索所得，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前提当然是得尊重“知识产权”)，这就是“间接经验”。或者在有的情况下，也可能是“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嫁接”。套用中国古代哲人的“话语”来表述就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间接经验”从哪里去求得呢?
“三人行，必有我师”——向实践学习、向旁人学习，这是一条或几条途径。
而更多的可能还是得向“书本”(包括杂志和“电子图书”)学习，因为“书本”承载了从古代到当代的人类文明的果实。
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最初几年，社会上弥漫着“文化无用”的气氛。生活于其中的我，也曾感到过一些困惑。好在我不是一个爱走极端的人，也可能是我骨子里的“中庸”气质和“怀疑主义”的倾向，所以即使“文化高潮”的年头，我对“文化万能”的“表象”也有一点儿“怀疑”，“怀疑”其中是有文化人的一些幻象在里头的；而到了“文化低谷”，身处其中，我的困惑也没有使我偏离原来的“轨道”。而更重要的是，这时，我读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富仁先生的一篇论文——《文化危机与精神生产过剩》。这篇论文原发于《文学世界》1993年第6期和1994年第1期，我则是从《新华文摘》上读到的。我不知道撰写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学者会怎样来评述王先生的这篇论文，至少对于我，这是一篇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论文，它使我更好地了解了我们的时代，了解我们时代的文学、文化和社会，使我虽然“身在此山中”却能够跳出某一个文化时段的视野限制。这篇论文在开头部分诚然引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著作关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危机”的概念，但“引子”过去，进入“正文”，王先生对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危机”的探讨，充满了深刻的洞察力和广阔的哲思。多少年过去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也走出了那一段“危机”，回头去看，愈加见出王先生这篇论文高屋建瓴的思想力度和智慧。而在我们今天这个文化回升的时刻，在走向新的文化繁荣期的时刻，重读王先生写于十多年前的这篇论文的一些片段，仍然可使我们温故而知新：
……假若仅仅从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着眼，文化繁荣期恰恰应是学术性或艺术性加强的时期，通过繁荣期知识分子的努力，一种或几种文化学说或创作倾向的内部潜力被充分挖掘出来，并使它们走向成熟和健全……但在中国，情况却并非如此，或者说并不完全如此。往往是在文化的繁荣期，精神产品的学术性降低，审美趣味下降，为中国的文化发展留不下更多的优秀成果……
这是为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需要更细致地检查我们的文化观念。我们曾经说，文化实际是社会思想或情感的交流形式，但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主要指的是古圣先贤的伦理道德学说，是广大知识分子赖以进入政治统治集团的阶梯，它还标志着人们的一种身份和地位。从春秋战国之后，文化的交流意识便逐渐淡漠下来，而代之而起的是与道德意识、权力意识结合在一起的教化意识。教化意识的发展，从根本上破坏了表达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平等关系，破坏了彼此加强理解的可能性……这种教化意识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中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在回升和发展期，少数的文化先驱面临着强大的社会压力，交流的愿望仍是他们的主要愿望，但到了繁荣期，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有了很大的影响力，这种教化意识便有了增长的土壤。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是在提高学术水平和艺术水平上用力，而只想躺在一种有影响的现成学说上取得文化的制高点。他们的目的不是努力取得本民族更多成员的理解和同情，而是为了获得更多人的尊敬和崇拜。对别人，他们则耻于理解，常常挑剔别人的弱点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他们的文章中，开始掺入了越来越多的恐吓性语言和羞辱性语言，从而把论敌和更多的接受者置于屈辱的地位，增加了接受者的心理抵抗力。这种倾向的侵入，使社会的文化交流在彼此并没有充分发掘各自的思想潜力和艺术潜力时便及早中止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教化意识又往往把本民族的文化繁荣视为知识分子争夺教化权的斗争，从而加强了对文化发展的抑制力……
请原谅我在这儿做了一回“文抄公”。由于此刻我手头没有那一期的《新华文摘》，引文是取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的《王富仁自选集》。王先生作出了上述的分析后，在这篇论文里就“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出了他的看法——
在文化繁荣期坚定不移地坚持平等交流的原则，坚持对论敌的充分理解，坚持理性的或审美的原则，坚持不借助非思想性的或审美手段迫使别人信从自己，坚持以自己的语言与自己假想的读者对话并尽量获得他们的同情，坚持不以文化的手段实现非文化的目的，并且以同样的态度注视文化发展的动向，不仅仅以观点的异同而且以从业的根本规则衡量文化现象……
王先生的这篇论文，在“道”这个层面上，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我们的时代，了解我们时代的文学、文化和社会。在那时，这一篇论文把我带入了豁然开朗的新的意境。如果说，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后期(1978年－1989年)，中国社会的思想、学风和出版大活跃，可以看做是继“五四”以后的现代中国的第二个文化交流和建设的高潮期的话，那么。我有幸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北京师范大学念书，经历了那一段“狂吞豪饮”的读书时代，则真是福分。而毕业以后到杭州工作，远离当时的文化中心，即使是在文化的低潮时期，我也仍然没有废书不观，这固然有我个人的性格和趣味在起作用，而王先生的这篇论文，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最初几年。工作之余的持续地阅读、思考和积累，我有所感、有所思，于是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阅读札记、论文、散文随笔和书，表达个人在这个时代里生存和生活的一点儿心得。
王先生的这篇论文不只是对我个人的阅读和写作产生了影响。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专业报刊编辑工作的“交流性”有了更开阔的理解(而对哈贝马斯的著作，也因此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顺利完成了编辑理念上的转变：教育专业报刊编辑工作由孤高的“知识精英姿态”转向平和的“公共媒体的姿态”，由原先的以编辑和名家为中心转向以读者和传播为中心，“坚定不移地坚持平等交流的原则”，从采编“理念”到采编“姿态”到采编“技术”，从版面选题策划到以报纸为平台开展专业的服务活动，都坚持教育专业媒体的特性。这也使我自己深感安慰。作为前一段部分采编工作的一点儿小结，我的一篇关于新闻“写法”的札记，在上海的《新闻记者》杂志上发表后， 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系列的《新闻与传播》转载。而这段工作和思考的起点，并不是得自新闻传播的专业教材或著作，而实在是来自对王富仁先生的这篇《文化危机与精神生产过剩》论文的阅读。这也使我更确信：各个门类的学问是可以相通的，思想也是可以打通的(当然“相通”也罢，“打通”也好，这都是得有条件和前提的)。所谓“转益多师”也是可以用在阅读上的啊。我也不太相信，一个没有“阅读生活”的人，是可以做好采编工作——尤其是教育专业传播媒体的采编工作的，除非他真是“不学而能”的世不二出的大天才。
从真正意义上可以独立阅读的中学时代开始，到今天，我的阅读生活有了将近30年的时间了。30年来，给过我各种帮助的读物，有形和无形的，借用杜甫的话讲，也可以说是“破万卷”了。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经典的和尚未进入经典行列的，文学的、史学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教育学的……譬如《论语》、《世说新语》、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黑塞《荒原狼》、卡内蒂《迷惘》、奥威尔《一九八四》、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戴雪《英宪精义》、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伯林《自由论》、梁启超《李文忠公事略》、陈垣《励耘书屋丛刻》、严耕望《治史三书》、费孝通《乡土中国》、谭其骧《长水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李山《先秦文化史讲义》、钱钟书《旧文四篇》、宗白华《美学散步》、保罗·亨利·朗格《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储安平《英国采风录》、迈克尔·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曹聚仁的采访诸记、叶公超的书评文评、陈从周的说园小品、黄裳的文史散文、董乐山的译余札记、张五常的经济学随笔……带给我阅读的新经验和帮助，真是历历如在眼前。而有的往往不是长篇巨著，倒是一篇论文或论文里的某一节文字、某一段材料或某一个结论，给我带来很多的启发，譬如顾明远教授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的《论苏联教育理论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一文，从文献征引到过来人的亲历亲见，出入于教育内外而论中国教育，果然别开生面，借用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源于《易经》的史学评论术语可说是既“方以智”且“圆而神”：神以知来，智以藏往。这是只有把教育及中苏教育都真的弄明白了的人才有可能写得出来的深入浅出的比较教育学和教育史学的好文章。再譬如谭其骧教授发表在1986年第2期《复旦学报》上的论文《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题目虽大而内容扎实，运思新颖而风格沉雄，虽仅万言，又岂止是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指导性文献，在那个“文化讨论热”的年头，这篇论文不啻是学术研究的一服清凉剂。而这篇论文以学问为依靠所内含的“具体化”的思维方法，正与我的性情相合：不作“一刀切”，慎下“全称判断”，这又岂止是学术研究啊?从为人处世到文化探讨，这都是我们该遵循的原则啊!
这个题目，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完的话题，但作为一篇短文，本文该结束了。我权且引录我前些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读书随笔集《书林意境·自序》里的一段话，来做结尾——
我喜欢读杂书，读的书虽以人文社科为主，但也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书，譬如科普读物，譬如科学史著作等。读书给了我帮助，这是没有疑问的。这个帮助……有两个层面，看得见的是“有用之用”，譬如对编辑工作、对写作的帮助；不大容易看得见的则是“无用之用”，这个帮助，借用钱理群先生的话来讲，就是打下“精神的底子”。这两层“用”，在我其实是不太容易分得开的。我略感安慰的两点是，这些年来的读书，没有被书压垮，没有在书林中迷失，而是多少有些心得；同时，也不是仅注意书的“有用之用”而忽略了书的“无用之用”……
“间接经验”从哪里去求得呢?
“三人行，必有我师”——向实践学习、向旁人学习，这是一条或几条途径。
而更多的可能还是得向“书本”(包括杂志和“电子图书”)学习，因为“书本”承载了从古代到当代的人类文明的果实。
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最初几年，社会上弥漫着“文化无用”的气氛。生活于其中的我，也曾感到过一些困惑。好在我不是一个爱走极端的人，也可能是我骨子里的“中庸”气质和“怀疑主义”的倾向，所以即使“文化高潮”的年头，我对“文化万能”的“表象”也有一点儿“怀疑”，“怀疑”其中是有文化人的一些幻象在里头的；而到了“文化低谷”，身处其中，我的困惑也没有使我偏离原来的“轨道”。而更重要的是，这时，我读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富仁先生的一篇论文——《文化危机与精神生产过剩》。这篇论文原发于《文学世界》1993年第6期和1994年第1期，我则是从《新华文摘》上读到的。我不知道撰写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学者会怎样来评述王先生的这篇论文，至少对于我，这是一篇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论文，它使我更好地了解了我们的时代，了解我们时代的文学、文化和社会，使我虽然“身在此山中”却能够跳出某一个文化时段的视野限制。这篇论文在开头部分诚然引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著作关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危机”的概念，但“引子”过去，进入“正文”，王先生对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危机”的探讨，充满了深刻的洞察力和广阔的哲思。多少年过去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也走出了那一段“危机”，回头去看，愈加见出王先生这篇论文高屋建瓴的思想力度和智慧。而在我们今天这个文化回升的时刻，在走向新的文化繁荣期的时刻，重读王先生写于十多年前的这篇论文的一些片段，仍然可使我们温故而知新：
……假若仅仅从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着眼，文化繁荣期恰恰应是学术性或艺术性加强的时期，通过繁荣期知识分子的努力，一种或几种文化学说或创作倾向的内部潜力被充分挖掘出来，并使它们走向成熟和健全……但在中国，情况却并非如此，或者说并不完全如此。往往是在文化的繁荣期，精神产品的学术性降低，审美趣味下降，为中国的文化发展留不下更多的优秀成果……
这是为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需要更细致地检查我们的文化观念。我们曾经说，文化实际是社会思想或情感的交流形式，但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主要指的是古圣先贤的伦理道德学说，是广大知识分子赖以进入政治统治集团的阶梯，它还标志着人们的一种身份和地位。从春秋战国之后，文化的交流意识便逐渐淡漠下来，而代之而起的是与道德意识、权力意识结合在一起的教化意识。教化意识的发展，从根本上破坏了表达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平等关系，破坏了彼此加强理解的可能性……这种教化意识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中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在回升和发展期，少数的文化先驱面临着强大的社会压力，交流的愿望仍是他们的主要愿望，但到了繁荣期，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有了很大的影响力，这种教化意识便有了增长的土壤。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是在提高学术水平和艺术水平上用力，而只想躺在一种有影响的现成学说上取得文化的制高点。他们的目的不是努力取得本民族更多成员的理解和同情，而是为了获得更多人的尊敬和崇拜。对别人，他们则耻于理解，常常挑剔别人的弱点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他们的文章中，开始掺入了越来越多的恐吓性语言和羞辱性语言，从而把论敌和更多的接受者置于屈辱的地位，增加了接受者的心理抵抗力。这种倾向的侵入，使社会的文化交流在彼此并没有充分发掘各自的思想潜力和艺术潜力时便及早中止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教化意识又往往把本民族的文化繁荣视为知识分子争夺教化权的斗争，从而加强了对文化发展的抑制力……
请原谅我在这儿做了一回“文抄公”。由于此刻我手头没有那一期的《新华文摘》，引文是取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的《王富仁自选集》。王先生作出了上述的分析后，在这篇论文里就“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出了他的看法——
在文化繁荣期坚定不移地坚持平等交流的原则，坚持对论敌的充分理解，坚持理性的或审美的原则，坚持不借助非思想性的或审美手段迫使别人信从自己，坚持以自己的语言与自己假想的读者对话并尽量获得他们的同情，坚持不以文化的手段实现非文化的目的，并且以同样的态度注视文化发展的动向，不仅仅以观点的异同而且以从业的根本规则衡量文化现象……
王先生的这篇论文，在“道”这个层面上，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我们的时代，了解我们时代的文学、文化和社会。在那时，这一篇论文把我带入了豁然开朗的新的意境。如果说，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后期(1978年－1989年)，中国社会的思想、学风和出版大活跃，可以看做是继“五四”以后的现代中国的第二个文化交流和建设的高潮期的话，那么。我有幸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北京师范大学念书，经历了那一段“狂吞豪饮”的读书时代，则真是福分。而毕业以后到杭州工作，远离当时的文化中心，即使是在文化的低潮时期，我也仍然没有废书不观，这固然有我个人的性格和趣味在起作用，而王先生的这篇论文，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最初几年。工作之余的持续地阅读、思考和积累，我有所感、有所思，于是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阅读札记、论文、散文随笔和书，表达个人在这个时代里生存和生活的一点儿心得。
王先生的这篇论文不只是对我个人的阅读和写作产生了影响。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专业报刊编辑工作的“交流性”有了更开阔的理解(而对哈贝马斯的著作，也因此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顺利完成了编辑理念上的转变：教育专业报刊编辑工作由孤高的“知识精英姿态”转向平和的“公共媒体的姿态”，由原先的以编辑和名家为中心转向以读者和传播为中心，“坚定不移地坚持平等交流的原则”，从采编“理念”到采编“姿态”到采编“技术”，从版面选题策划到以报纸为平台开展专业的服务活动，都坚持教育专业媒体的特性。这也使我自己深感安慰。作为前一段部分采编工作的一点儿小结，我的一篇关于新闻“写法”的札记，在上海的《新闻记者》杂志上发表后， 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系列的《新闻与传播》转载。而这段工作和思考的起点，并不是得自新闻传播的专业教材或著作，而实在是来自对王富仁先生的这篇《文化危机与精神生产过剩》论文的阅读。这也使我更确信：各个门类的学问是可以相通的，思想也是可以打通的(当然“相通”也罢，“打通”也好，这都是得有条件和前提的)。所谓“转益多师”也是可以用在阅读上的啊。我也不太相信，一个没有“阅读生活”的人，是可以做好采编工作——尤其是教育专业传播媒体的采编工作的，除非他真是“不学而能”的世不二出的大天才。
从真正意义上可以独立阅读的中学时代开始，到今天，我的阅读生活有了将近30年的时间了。30年来，给过我各种帮助的读物，有形和无形的，借用杜甫的话讲，也可以说是“破万卷”了。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经典的和尚未进入经典行列的，文学的、史学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教育学的……譬如《论语》、《世说新语》、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黑塞《荒原狼》、卡内蒂《迷惘》、奥威尔《一九八四》、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戴雪《英宪精义》、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伯林《自由论》、梁启超《李文忠公事略》、陈垣《励耘书屋丛刻》、严耕望《治史三书》、费孝通《乡土中国》、谭其骧《长水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李山《先秦文化史讲义》、钱钟书《旧文四篇》、宗白华《美学散步》、保罗·亨利·朗格《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储安平《英国采风录》、迈克尔·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曹聚仁的采访诸记、叶公超的书评文评、陈从周的说园小品、黄裳的文史散文、董乐山的译余札记、张五常的经济学随笔……带给我阅读的新经验和帮助，真是历历如在眼前。而有的往往不是长篇巨著，倒是一篇论文或论文里的某一节文字、某一段材料或某一个结论，给我带来很多的启发，譬如顾明远教授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的《论苏联教育理论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一文，从文献征引到过来人的亲历亲见，出入于教育内外而论中国教育，果然别开生面，借用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源于《易经》的史学评论术语可说是既“方以智”且“圆而神”：神以知来，智以藏往。这是只有把教育及中苏教育都真的弄明白了的人才有可能写得出来的深入浅出的比较教育学和教育史学的好文章。再譬如谭其骧教授发表在1986年第2期《复旦学报》上的论文《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题目虽大而内容扎实，运思新颖而风格沉雄，虽仅万言，又岂止是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指导性文献，在那个“文化讨论热”的年头，这篇论文不啻是学术研究的一服清凉剂。而这篇论文以学问为依靠所内含的“具体化”的思维方法，正与我的性情相合：不作“一刀切”，慎下“全称判断”，这又岂止是学术研究啊?从为人处世到文化探讨，这都是我们该遵循的原则啊!
这个题目，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完的话题，但作为一篇短文，本文该结束了。我权且引录我前些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读书随笔集《书林意境·自序》里的一段话，来做结尾——
我喜欢读杂书，读的书虽以人文社科为主，但也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书，譬如科普读物，譬如科学史著作等。读书给了我帮助，这是没有疑问的。这个帮助……有两个层面，看得见的是“有用之用”，譬如对编辑工作、对写作的帮助；不大容易看得见的则是“无用之用”，这个帮助，借用钱理群先生的话来讲，就是打下“精神的底子”。这两层“用”，在我其实是不太容易分得开的。我略感安慰的两点是，这些年来的读书，没有被书压垮，没有在书林中迷失，而是多少有些心得；同时，也不是仅注意书的“有用之用”而忽略了书的“无用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