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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年复一年地都在集中强调经济发展转型问题。然而，时至今日，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
我们仍然在承接工业发达国家下游的落后产业，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资源代价仍然太大，数量扩张型、低效率的投入产出方式，仍然主导经济发展。中国人仍然在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工，赶超战略实施得并不理想。究其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府行政主导发展的力量过于强大，这种力量对经济转型至少难以产生持久正面作用。“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这种制度确实适合中国国情，确实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但是，对任何制度都要辩证分析，有积极也会有消极，我们要学会把消极的一方面尽可能减少到最低程度。
政府主导经济发展，首先保的是速度，保速度首先考虑的是哪种投入来得最快、见效最快，规模扩张当然最省时省力；政府推动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外力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最终则靠内在的生命力，专心于外力推动发展、就难以形成有效精力推动市场制度建设。
第二，经济转型缺少市场动力支撑，根本动力缺失是核心原因。产业向哪个方向发展、是否采取创新手段推动生产力水平提高，不是靠行政性外力能够推动得了的，企业是否具有这个意愿取决于其自身生存的制度环境。科技创新理应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企业根本不用技术创新，可以通过若干更便捷的途径找到生财之道。损失了环境不付代价、疏通了关系可以拿到土地，企业根本用不着进行技术投入。
中关村是我国最有名的“硅谷”，试问中关村有多少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的创造，整个中关村很像是组装车间。房地产市场亦如此，不计其数的开发商，其实就是一个个“皮包公司”，搞到土地，请人设计图纸，请人掏钱建设，请人帮助卖房子，最后自己就是点票子。通过市场竞争调动企业家激情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第三，初级阶段的国民温饱需求始然，粗放型发展期还未结束。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开始现代化建设的，在这样的初始约束下，无论是劳动力还是其他经济资源要素，供给远远大于市场和生产领域的需求。处于“给点阳光就灿烂”的状态，各种资源要素回报率非常低，回报欲望小。在这种资源处于过度饱和状态下，怎么可能走上约束式发展道路?企业也用不着挖空心思搞科研，规模扩张是最省力的发展方式，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就是顺着这样的路径走上了粗放型发展道路。
第四，企业家群体未过“断奶期”，企业家队伍还难当国际市场竞争大任。我国产业和经济发展迟迟不能实现转型，与企业家队伍整体素质关系很大。企业发展最终决定力是企业家，在企业家队伍中，通过真本领而淘得第一桶金的有，但是数量不在多数，大多数靠的是改革开放、制度转换过程中的机遇。
如股票市场刚建立时培养了一批企业家，再如房地产刚放开时培养了一批企业家，不少是政策提供了空白点使某些人有了发财的机会。这部分人受自身素质所限，受发财路径误导，为初始市场环境约束，不可能也不会成为真正的市场打拼者。
第五，“外国月亮圆”自卑文化尚存。近代以来，紫洋媚外几乎成为一种文化。恰逢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引进资本和企业时，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有国外的标签，就跟迎皇帝似地“献殷勤”。于是，国外、特别是西方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即将淘汰的产业，纷纷向中国转移，我们成为全球末端产业聚集地。
我们仍然在承接工业发达国家下游的落后产业，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资源代价仍然太大，数量扩张型、低效率的投入产出方式，仍然主导经济发展。中国人仍然在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工，赶超战略实施得并不理想。究其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府行政主导发展的力量过于强大，这种力量对经济转型至少难以产生持久正面作用。“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这种制度确实适合中国国情，确实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但是，对任何制度都要辩证分析，有积极也会有消极，我们要学会把消极的一方面尽可能减少到最低程度。
政府主导经济发展，首先保的是速度，保速度首先考虑的是哪种投入来得最快、见效最快，规模扩张当然最省时省力；政府推动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外力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最终则靠内在的生命力，专心于外力推动发展、就难以形成有效精力推动市场制度建设。
第二，经济转型缺少市场动力支撑，根本动力缺失是核心原因。产业向哪个方向发展、是否采取创新手段推动生产力水平提高，不是靠行政性外力能够推动得了的，企业是否具有这个意愿取决于其自身生存的制度环境。科技创新理应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企业根本不用技术创新，可以通过若干更便捷的途径找到生财之道。损失了环境不付代价、疏通了关系可以拿到土地，企业根本用不着进行技术投入。
中关村是我国最有名的“硅谷”，试问中关村有多少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的创造，整个中关村很像是组装车间。房地产市场亦如此，不计其数的开发商，其实就是一个个“皮包公司”，搞到土地，请人设计图纸，请人掏钱建设，请人帮助卖房子，最后自己就是点票子。通过市场竞争调动企业家激情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第三，初级阶段的国民温饱需求始然，粗放型发展期还未结束。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开始现代化建设的，在这样的初始约束下，无论是劳动力还是其他经济资源要素，供给远远大于市场和生产领域的需求。处于“给点阳光就灿烂”的状态，各种资源要素回报率非常低，回报欲望小。在这种资源处于过度饱和状态下，怎么可能走上约束式发展道路?企业也用不着挖空心思搞科研，规模扩张是最省力的发展方式，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就是顺着这样的路径走上了粗放型发展道路。
第四，企业家群体未过“断奶期”，企业家队伍还难当国际市场竞争大任。我国产业和经济发展迟迟不能实现转型，与企业家队伍整体素质关系很大。企业发展最终决定力是企业家，在企业家队伍中，通过真本领而淘得第一桶金的有，但是数量不在多数，大多数靠的是改革开放、制度转换过程中的机遇。
如股票市场刚建立时培养了一批企业家，再如房地产刚放开时培养了一批企业家，不少是政策提供了空白点使某些人有了发财的机会。这部分人受自身素质所限，受发财路径误导，为初始市场环境约束，不可能也不会成为真正的市场打拼者。
第五，“外国月亮圆”自卑文化尚存。近代以来，紫洋媚外几乎成为一种文化。恰逢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引进资本和企业时，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有国外的标签，就跟迎皇帝似地“献殷勤”。于是，国外、特别是西方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即将淘汰的产业，纷纷向中国转移，我们成为全球末端产业聚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