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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一天，屠呦呦错过了一个打进家里来的电话。事后她才知道，那是一个来自斯德哥尔摩的重要的电话。
2015年10月5日17时30分，瑞典卡罗琳医学院正式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两名科学家——爱尔兰的威廉·坎贝尔和日本的大村智，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在这一消息迅即刷遍微博和微信，在互联网上漫天飞的时候，85岁的屠呦呦自己却浑然不知。直到一个多小时之后，她才从同事处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随后，她又通过看电视新闻确认，自己成为中国本土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第一人。当晚19点多，屠呦呦家里已经来了登门采访的记者，此时，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官方电话再次打了进来——这一次，屠呦呦亲自听到了“准信儿”。
刚得知获奖的消息时，屠呦呦觉得有点突然。就在不久前，哈佛大学邀请她10月1日去参加本年度沃伦·阿尔珀特奖的颁奖仪式和研讨会，由于身体原因，她并没有前往出席。即使已经于四年前获得了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奖，如今诺奖的到来，仍让她觉得有点“猝不及防”。
10月6日下午，屠呦呦的名字已经随“诺贝尔奖”“青蒿素”等字眼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而记者进入屠呦呦在北京所居住的小区时，这里并不宽敞的道路却如往常一样宁静。屠呦呦很少外出，平时大多数时间待在家里写作，只是偶尔由丈夫李廷钊陪伴，在楼下走动，活动筋骨。
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奖金共800万瑞典克朗（约合92万美元），屠呦呦将因其“有关疟疾新疗法的发现”而获得奖金的一半，另外两名科学家将共享奖金的另一半。面对记者，屠呦呦操着有浓郁江浙口音的普通话说，“获得诺贝尔奖，当然是一件大喜事。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誉， 更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科学家群体的认可。与获奖相比， 我一直感到欣慰的是，在传统中医药启发下发现的青蒿素已经拯救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疟疾病人的生命。”在谈及青蒿素药物开发的过程时，屠呦呦总是特别强调团队的作用。“这次得奖是中国科学家的集体荣誉。没有一个领域能够独立解决所有的问题，各个方面都要配合，取长补短很重要。”回忆起当年对青蒿素研究的历程，她几乎每段话里都要用到“合作”两个字。
1951年春天，屠呦呦从宁波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现北京大学药学院，隶属于北大医学部），她选择了一个冷门的专业——生药学。“不仅当时比较冷门，现在还是冷门。”她当即纠正了在场有人说生药学“当时冷门”的插话。1955年从北医毕业时，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刚刚成立，于是，她就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
“当年，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西学中’的精神，办了一个学习班，希望有西医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参加，我来到中医研究院中药所后，就参加了两年半的‘西学中’班。确实，学完了之后还是很有收获的，当时的一些中医老大夫都是从全国各地请来的，像蒲辅周，他后来成为周总理的保健医生。”谈起过去的经历，屠呦呦提到的很多词听起来都很有年代感。她的获奖，似乎注定要开启一段尘封的记忆，也重新挑起诸多争议。“我在北医读书期间就学习了‘本草’，在这个基础上又系统学习了中医药，从中得到很多思路。从祖先古代的经验来找，经验还是很多的。”这些经验为她后来研究抗疟药物打下扎实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美越战争期间，疟疾肆虐，耐药的恶性疟在越南流行，引起部队严重的非战斗性减员。中国在越共的请求下开始在军内开展抗疟药的研究。为此，1967年5月23日至5月30日，国家科委和总后勤部共同组织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会议， 有关部委、军委总部直属部门等从事疟疾药物研究、试制、生产和现场防治工作的37个单位、88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因涉及保密，会议将这一全国协作任务称为“523项目”。全国有七大省市参与了这个项目，资料显示，他们在初期总共筛选了化合物、中草药等4万多种。
1969年，“523办公室”的领导提出，希望中医研究院能参加此项任务。屠呦呦回忆说，“院领导当即表示，虽然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国中医研究院科研工作全部停顿，但我们不能推辞，要尽最大努力承担工作。”
屠呦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又有从事中医药研究工作的经验，当时在大多数学术权威都被打倒的情况下，她被委任为组长，负责重点进行中草药抗疟疾的研究，那年她39岁。最初的小组成员只有余亚纲、郎林福两人。据相关人员回忆，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被耽搁，他们的职称从开始这项研究时起一直到1978年的资料显示，都是“助理研究员”。
一进入“523项目”屠呦呦就积极投入工作，按照毛主席“中医药是个伟大宝库”的思想，她从系统搜集整理历代书籍、本草入手，又翻遍了建院以来的人民来信、地方经验汇集，还请教了当时院里的著名大夫。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2000余方的基础上，整理出一个640余个方药为主的《抗疟方药集》，油印成册，并于当年4月送到全国“523办公室”，请他们转给承担任务的七大省市共同发掘。
与此同时，屠呦呦从中挑选出要研究的中药，提取后送236部队（军事医学科学院）做药效试验。但是到1970年年中，他们筛选的近百种中药，包括青蒿在内都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其时，屠呦呦因另有任务而中断了抗疟疾药的研究工作，其他组员也因故先后调离中药所的“523项目组”，中药研究所的“523”工作也因此中断。
1971年6月，全国“523领导小组”由原来的国家科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国防科工委、卫生部、化工部、中国科学院6个部门改为由卫生部、总后卫生部、化工部和中国科学院三部一院领导。在卫生部领导的敦促下，中药所重新组织力量进行药物筛选，屠呦呦仍担任组长，并与钟裕蓉等其他组员继续提取和筛选了120余种中药，都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考虑到此前中药青蒿曾出现过68%的抑制率，所以他们又对青蒿进行复筛，但发现结果不好，复筛时只有40%甚至12%的抑制率，于是又放弃了青蒿。 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发现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记述用青蒿抗疟是通过“青蒿一握、绞汁服”，而不是传统中药“水煎”的方法来用药的，她由此悟及用这种特殊的方法可能是“有忌高温破坏药物效果”。据此，她改用低沸点溶剂，得到“醚中干”（乙醚提取的中性部分）的化学有效部位。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分离获得第191号青蒿中性提取物样品，显示对鼠疟原虫100%抑制率的令人惊喜的结果，在当年底的猴疟试验中，也得到相同效果。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要说知识产权了，即使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研究结果也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1972年3月，按照“523办公室”的安排，屠呦呦以研究小组代表的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她报告的题目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抗疟中草药工作”。她报告的青蒿乙醚中性粗提物对鼠疟、猴疟抑制率达100%的结果，令全场振奋。
在其后对青蒿粗提物的临床观察中，屠呦呦不仅带头试服，还亲自携药去海南昌江疟区现场，验证治疗效果。当年11月，她在北京“523”的全国会议上报告了“30例青蒿抗疟全部有效”的疗效总结后，引起了其他一些参会单位的关注。
就在屠呦呦带队在海南岛观察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疗效期间，组里其他成员倪慕云、钟裕蓉等人在所里进行有效单体的分离。1972年11月从中获得几个结晶，12月初，确认Ⅱ号结晶是活性成分，因而被称为“青蒿素Ⅱ”，后定名为“青蒿素”，应用至今。
当时，在屠呦呦研究小组工作的启发下，全国数家单位在“523办公室”的领导和支持下，继续努力从青蒿（黄花蒿）中分离青蒿素。其中，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魏振兴等人从泰安地区采集的黄花蒿中提取出7种结晶，第5号结晶因抗疟有效命名为“黄花蒿素”。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的罗泽渊发现“苦蒿”（大头黄花蒿）的乙醚提取物有抗疟效果，复筛后结果一样。后来他们边筛边提取，1973年4月，罗泽渊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并命名为“苦蒿结晶Ⅲ”，后改称为“黄蒿素”。在屠呦呦小组提取到的青蒿素Ⅱ进行临床验证过程中遇到困难时，黄蒿素于1974年下半年在广东中医学院李国桥的临床验证中显示对恶性疟有极佳的疗效。这进一步引起了“523办公室”的重视，并带动了1975年的全国大会战。
早在1972年11月得到青蒿素后，屠呦呦及其团队即着手对其化学结构的测定工作，通过与中科院上海有机所、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合作，到1975年底，确定了青蒿素的立体构型。直至1977年，经卫生部批准，才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名义在《科学通报》上首次发表了青蒿素的结构，随后就被美国的《化学文摘》收载。
在数十个单位、数百余位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青蒿素在较短的时间内开发成为一个与以往抗疟药化学结构完全不同的抗疟新药，后来又在多个单位的研究人员共同努力下，开发成功青蒿素衍生物蒿甲醚、青蒿琥酯、双氢青蒿素及其复方等大量有效的一线抗疟药，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成为中国科研团队在当年科研设施落后、资金匮乏的条件下创造出的对世界医学的一项重大贡献。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威廉·C·坎贝尔和大村智，以表彰他们发现了治疗疟疾的开创性疗法和治疗线虫感染的新疗法。
寄生虫病干百年来始终困扰着人类，对世界贫困人口的影响尤其严重。河盲症和淋巴丝虫病就是两种由寄生虫导致的疾病。河盲症（盘尾丝虫病）会造成患者角膜感染，最终导致失明。淋巴丝虫病会导致慢性肿胀、象皮病（淋巴水肿）以及阴囊鞘膜积液，造成终生的红斑并致残，全球感染该病的人约有1亿。英国人坎贝尔与日本人大村智发现的阿维菌素，从根本上降低了上述两种病的发病率，对其他寄生虫疾病也有显著的控制效果。
疟疾的传统疗法是氯喹或奎宁。但在上世纪60年代，这两种药的药效开始减弱，疟疾的发病率因而再次升高。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从传统中草药里找到了战胜疟疾的新疗法。她通过大量实验锁定了青蒿这种植物，成功提取出了青蒿中的有效物质，之后命名为青蒿素。尽管青蒿素的发现是一项庞大规模的协同工作，但屠呦呦是这个团队里认定青蒿素的疗效并且是找到其正确提取方法的第一人。
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屠呦呦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结为：最先提取出了对鼠疟具有100%抑制率的青蒿乙醚中性粗提物，这也是整个青蒿素研发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并且初步验证了粗提物对疟疾具有良好的的疗效，在青蒿素的结构测定过程中做了一定的工作并且承担了多个单位协作、沟通的桥梁作用。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学和传染病疾病研究中心主席戴安·威斯（Dyann Wirth）评价道：“如果讨论科学发现的成功转化，青蒿素是上个世纪最成功的例子之一，这项工作是基础研究转化为药物并成功挽救生命的经典案例。威斯所说的转化，正是后期中国发明的多种青蒿素类药物在全球的广泛应用，这一全球公共卫生成就，让诺贝尔奖开始青睐屠呦呦等人早期的发现工作。
作为发现青蒿素的代表性人物，屠呦呦近年来才开始获得国际科学界的赞誉——直至获得2015年度的诺贝尔奖，这是对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健康做出贡献的认可。不过，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会战式科研项目中，很多科学工作者为青蒿素研发做出的贡献也是显著的。
“青蒿素出来那么多年了，整体成果是大协作的产物，当年的协作单位和参与者从不同方面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屠呦呦说，“所以，我一直在说，能不能以青蒿素做一个解剖，从里面吸取一些有意义的经验和教训？21世纪，现代科学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的，你拿现在科学的观点、手段再来挖掘中医药的宝库，就能发现一些更好的东西出来。
实际上，屠呦呦引起中国人的关注是从四年前她获得拉斯克奖开始的。从那时起，80多岁高龄的屠呦呦就一直对外界的关注保持着超乎寻常的顽强抵抗。“青蒿素的成绩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这也是标志着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四年过去了，如今，不论在什么场合被要求发表感言，屠呦呦的“腔调”还保持着和获得拉斯克奖的时候一致。
面对各种提问，屠呦呦最惯常的回答方式就是拿出书来推荐给提问者看。“你看我的这本书就够了，”她拿出自己编著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说，“这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化工出版社出版，绿皮的，吴阶平作序，宋健题词。”作为科学家的屠呦呦，只愿意用这本260页厚的学术著作来与世界对话，对于更多其他的，她似乎无话可说。
屠呦呦的名字本身并不“沉默”，呦呦，是鹿鸣的声音，典出《诗经》。打开《青蒿及青蒿类药物》一书，第一页就是那句诗：“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这个人名和这种植物，两千多年前就以奇特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为一个科学家的故事增添了几分令人遐想的诗意。如今，当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第一次颁发给一位中国本土科学家的时候，立即在这个古老国家引起一次轰动性新闻，同时它也引出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和话题。
屠呦呦显然知道诺贝尔奖的分量，她虽然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缺席了本月刚刚在哈佛大学举行的沃伦·阿尔波特奖颁奖仪式，但她现在已经开始考虑去瑞典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虽然诺贝尔奖总是强调它奖励的是科学家个人，可是屠呦呦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个国家的——“这次能去尽量去，因为到底还是代表咱们中国。”
2015年10月5日17时30分，瑞典卡罗琳医学院正式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两名科学家——爱尔兰的威廉·坎贝尔和日本的大村智，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在这一消息迅即刷遍微博和微信，在互联网上漫天飞的时候，85岁的屠呦呦自己却浑然不知。直到一个多小时之后，她才从同事处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随后，她又通过看电视新闻确认，自己成为中国本土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第一人。当晚19点多，屠呦呦家里已经来了登门采访的记者，此时，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官方电话再次打了进来——这一次，屠呦呦亲自听到了“准信儿”。
刚得知获奖的消息时，屠呦呦觉得有点突然。就在不久前，哈佛大学邀请她10月1日去参加本年度沃伦·阿尔珀特奖的颁奖仪式和研讨会，由于身体原因，她并没有前往出席。即使已经于四年前获得了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奖，如今诺奖的到来，仍让她觉得有点“猝不及防”。
10月6日下午，屠呦呦的名字已经随“诺贝尔奖”“青蒿素”等字眼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而记者进入屠呦呦在北京所居住的小区时，这里并不宽敞的道路却如往常一样宁静。屠呦呦很少外出，平时大多数时间待在家里写作，只是偶尔由丈夫李廷钊陪伴，在楼下走动，活动筋骨。
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奖金共800万瑞典克朗（约合92万美元），屠呦呦将因其“有关疟疾新疗法的发现”而获得奖金的一半，另外两名科学家将共享奖金的另一半。面对记者，屠呦呦操着有浓郁江浙口音的普通话说，“获得诺贝尔奖，当然是一件大喜事。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誉， 更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科学家群体的认可。与获奖相比， 我一直感到欣慰的是，在传统中医药启发下发现的青蒿素已经拯救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疟疾病人的生命。”在谈及青蒿素药物开发的过程时，屠呦呦总是特别强调团队的作用。“这次得奖是中国科学家的集体荣誉。没有一个领域能够独立解决所有的问题，各个方面都要配合，取长补短很重要。”回忆起当年对青蒿素研究的历程，她几乎每段话里都要用到“合作”两个字。
发现
1951年春天，屠呦呦从宁波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现北京大学药学院，隶属于北大医学部），她选择了一个冷门的专业——生药学。“不仅当时比较冷门，现在还是冷门。”她当即纠正了在场有人说生药学“当时冷门”的插话。1955年从北医毕业时，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刚刚成立，于是，她就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
“当年，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西学中’的精神，办了一个学习班，希望有西医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参加，我来到中医研究院中药所后，就参加了两年半的‘西学中’班。确实，学完了之后还是很有收获的，当时的一些中医老大夫都是从全国各地请来的，像蒲辅周，他后来成为周总理的保健医生。”谈起过去的经历，屠呦呦提到的很多词听起来都很有年代感。她的获奖，似乎注定要开启一段尘封的记忆，也重新挑起诸多争议。“我在北医读书期间就学习了‘本草’，在这个基础上又系统学习了中医药，从中得到很多思路。从祖先古代的经验来找，经验还是很多的。”这些经验为她后来研究抗疟药物打下扎实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美越战争期间，疟疾肆虐，耐药的恶性疟在越南流行，引起部队严重的非战斗性减员。中国在越共的请求下开始在军内开展抗疟药的研究。为此，1967年5月23日至5月30日，国家科委和总后勤部共同组织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会议， 有关部委、军委总部直属部门等从事疟疾药物研究、试制、生产和现场防治工作的37个单位、88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因涉及保密，会议将这一全国协作任务称为“523项目”。全国有七大省市参与了这个项目，资料显示，他们在初期总共筛选了化合物、中草药等4万多种。
1969年，“523办公室”的领导提出，希望中医研究院能参加此项任务。屠呦呦回忆说，“院领导当即表示，虽然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国中医研究院科研工作全部停顿，但我们不能推辞，要尽最大努力承担工作。”
屠呦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又有从事中医药研究工作的经验，当时在大多数学术权威都被打倒的情况下，她被委任为组长，负责重点进行中草药抗疟疾的研究，那年她39岁。最初的小组成员只有余亚纲、郎林福两人。据相关人员回忆，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被耽搁，他们的职称从开始这项研究时起一直到1978年的资料显示，都是“助理研究员”。
一进入“523项目”屠呦呦就积极投入工作，按照毛主席“中医药是个伟大宝库”的思想，她从系统搜集整理历代书籍、本草入手，又翻遍了建院以来的人民来信、地方经验汇集，还请教了当时院里的著名大夫。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2000余方的基础上，整理出一个640余个方药为主的《抗疟方药集》，油印成册，并于当年4月送到全国“523办公室”，请他们转给承担任务的七大省市共同发掘。
与此同时，屠呦呦从中挑选出要研究的中药，提取后送236部队（军事医学科学院）做药效试验。但是到1970年年中，他们筛选的近百种中药，包括青蒿在内都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其时，屠呦呦因另有任务而中断了抗疟疾药的研究工作，其他组员也因故先后调离中药所的“523项目组”，中药研究所的“523”工作也因此中断。
1971年6月，全国“523领导小组”由原来的国家科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国防科工委、卫生部、化工部、中国科学院6个部门改为由卫生部、总后卫生部、化工部和中国科学院三部一院领导。在卫生部领导的敦促下，中药所重新组织力量进行药物筛选，屠呦呦仍担任组长，并与钟裕蓉等其他组员继续提取和筛选了120余种中药，都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考虑到此前中药青蒿曾出现过68%的抑制率，所以他们又对青蒿进行复筛，但发现结果不好，复筛时只有40%甚至12%的抑制率，于是又放弃了青蒿。 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发现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记述用青蒿抗疟是通过“青蒿一握、绞汁服”，而不是传统中药“水煎”的方法来用药的，她由此悟及用这种特殊的方法可能是“有忌高温破坏药物效果”。据此，她改用低沸点溶剂，得到“醚中干”（乙醚提取的中性部分）的化学有效部位。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分离获得第191号青蒿中性提取物样品，显示对鼠疟原虫100%抑制率的令人惊喜的结果，在当年底的猴疟试验中，也得到相同效果。
会战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要说知识产权了，即使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研究结果也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1972年3月，按照“523办公室”的安排，屠呦呦以研究小组代表的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她报告的题目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抗疟中草药工作”。她报告的青蒿乙醚中性粗提物对鼠疟、猴疟抑制率达100%的结果，令全场振奋。
在其后对青蒿粗提物的临床观察中，屠呦呦不仅带头试服，还亲自携药去海南昌江疟区现场，验证治疗效果。当年11月，她在北京“523”的全国会议上报告了“30例青蒿抗疟全部有效”的疗效总结后，引起了其他一些参会单位的关注。
就在屠呦呦带队在海南岛观察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疗效期间，组里其他成员倪慕云、钟裕蓉等人在所里进行有效单体的分离。1972年11月从中获得几个结晶，12月初，确认Ⅱ号结晶是活性成分，因而被称为“青蒿素Ⅱ”，后定名为“青蒿素”，应用至今。
当时，在屠呦呦研究小组工作的启发下，全国数家单位在“523办公室”的领导和支持下，继续努力从青蒿（黄花蒿）中分离青蒿素。其中，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魏振兴等人从泰安地区采集的黄花蒿中提取出7种结晶，第5号结晶因抗疟有效命名为“黄花蒿素”。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的罗泽渊发现“苦蒿”（大头黄花蒿）的乙醚提取物有抗疟效果，复筛后结果一样。后来他们边筛边提取，1973年4月，罗泽渊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并命名为“苦蒿结晶Ⅲ”，后改称为“黄蒿素”。在屠呦呦小组提取到的青蒿素Ⅱ进行临床验证过程中遇到困难时，黄蒿素于1974年下半年在广东中医学院李国桥的临床验证中显示对恶性疟有极佳的疗效。这进一步引起了“523办公室”的重视，并带动了1975年的全国大会战。
早在1972年11月得到青蒿素后，屠呦呦及其团队即着手对其化学结构的测定工作，通过与中科院上海有机所、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合作，到1975年底，确定了青蒿素的立体构型。直至1977年，经卫生部批准，才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名义在《科学通报》上首次发表了青蒿素的结构，随后就被美国的《化学文摘》收载。
在数十个单位、数百余位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青蒿素在较短的时间内开发成为一个与以往抗疟药化学结构完全不同的抗疟新药，后来又在多个单位的研究人员共同努力下，开发成功青蒿素衍生物蒿甲醚、青蒿琥酯、双氢青蒿素及其复方等大量有效的一线抗疟药，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成为中国科研团队在当年科研设施落后、资金匮乏的条件下创造出的对世界医学的一项重大贡献。
寄生虫病干百年来始终困扰着人类，对世界贫困人口的影响尤其严重。河盲症和淋巴丝虫病就是两种由寄生虫导致的疾病。河盲症（盘尾丝虫病）会造成患者角膜感染，最终导致失明。淋巴丝虫病会导致慢性肿胀、象皮病（淋巴水肿）以及阴囊鞘膜积液，造成终生的红斑并致残，全球感染该病的人约有1亿。英国人坎贝尔与日本人大村智发现的阿维菌素，从根本上降低了上述两种病的发病率，对其他寄生虫疾病也有显著的控制效果。
疟疾的传统疗法是氯喹或奎宁。但在上世纪60年代，这两种药的药效开始减弱，疟疾的发病率因而再次升高。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从传统中草药里找到了战胜疟疾的新疗法。她通过大量实验锁定了青蒿这种植物，成功提取出了青蒿中的有效物质，之后命名为青蒿素。尽管青蒿素的发现是一项庞大规模的协同工作，但屠呦呦是这个团队里认定青蒿素的疗效并且是找到其正确提取方法的第一人。
贡献
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屠呦呦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结为：最先提取出了对鼠疟具有100%抑制率的青蒿乙醚中性粗提物，这也是整个青蒿素研发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并且初步验证了粗提物对疟疾具有良好的的疗效，在青蒿素的结构测定过程中做了一定的工作并且承担了多个单位协作、沟通的桥梁作用。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学和传染病疾病研究中心主席戴安·威斯（Dyann Wirth）评价道：“如果讨论科学发现的成功转化，青蒿素是上个世纪最成功的例子之一，这项工作是基础研究转化为药物并成功挽救生命的经典案例。威斯所说的转化，正是后期中国发明的多种青蒿素类药物在全球的广泛应用，这一全球公共卫生成就，让诺贝尔奖开始青睐屠呦呦等人早期的发现工作。
作为发现青蒿素的代表性人物，屠呦呦近年来才开始获得国际科学界的赞誉——直至获得2015年度的诺贝尔奖，这是对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健康做出贡献的认可。不过，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会战式科研项目中，很多科学工作者为青蒿素研发做出的贡献也是显著的。
“青蒿素出来那么多年了，整体成果是大协作的产物，当年的协作单位和参与者从不同方面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屠呦呦说，“所以，我一直在说，能不能以青蒿素做一个解剖，从里面吸取一些有意义的经验和教训？21世纪，现代科学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的，你拿现在科学的观点、手段再来挖掘中医药的宝库，就能发现一些更好的东西出来。
实际上，屠呦呦引起中国人的关注是从四年前她获得拉斯克奖开始的。从那时起，80多岁高龄的屠呦呦就一直对外界的关注保持着超乎寻常的顽强抵抗。“青蒿素的成绩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这也是标志着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四年过去了，如今，不论在什么场合被要求发表感言，屠呦呦的“腔调”还保持着和获得拉斯克奖的时候一致。
面对各种提问，屠呦呦最惯常的回答方式就是拿出书来推荐给提问者看。“你看我的这本书就够了，”她拿出自己编著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说，“这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化工出版社出版，绿皮的，吴阶平作序，宋健题词。”作为科学家的屠呦呦，只愿意用这本260页厚的学术著作来与世界对话，对于更多其他的，她似乎无话可说。
屠呦呦的名字本身并不“沉默”，呦呦，是鹿鸣的声音，典出《诗经》。打开《青蒿及青蒿类药物》一书，第一页就是那句诗：“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这个人名和这种植物，两千多年前就以奇特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为一个科学家的故事增添了几分令人遐想的诗意。如今，当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第一次颁发给一位中国本土科学家的时候，立即在这个古老国家引起一次轰动性新闻，同时它也引出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和话题。
屠呦呦显然知道诺贝尔奖的分量，她虽然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缺席了本月刚刚在哈佛大学举行的沃伦·阿尔波特奖颁奖仪式，但她现在已经开始考虑去瑞典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虽然诺贝尔奖总是强调它奖励的是科学家个人，可是屠呦呦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个国家的——“这次能去尽量去，因为到底还是代表咱们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