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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冬日，城南诊所，我推门进去，娘躺在病床上。
娘正在打着点滴，一滴又一滴，从高空掉下，掷落有声……
我急急地问娘，您高烧，烧到好多度？
娘说，我试了体温的，毛毛烧，年轻时经得住。唉，年岁大了，不中用了，只好来吊一瓶水（点滴）了。
娘说得若无其事，但娘的脸上还是起了变化。我正眼看娘时，娘马上侧过脸去。
坐在对面桌上的医生，急急地接了话：还毛毛烧，都40度了，幸亏来得早……
娘马上岔开话题，和另一个打点滴的老婆婆拉起了家常。
娘问：你老人家有几个崽女呀？
老婆婆答：三个，两个崽，一个女。
娘看了看她单单的一个人，问：他们不管你？
老婆婆答：不管。稍停了一下，又说，也管不了这么多。我跟着晚崽一起过。这个哈宝崽，也是前世的冤家来收债的，也不怪他们。
我再去看那老婆婆，原来是住在老街上的冬材的娘。
冬材的娘老弱多病，却还常常在老街上捡废品卖钱。冬材呢，患了脑膜炎后遗症，是个弱智，与他的娘相依为命。冬材的娘怕冬材走丢了，在他的每件衣服上都用白线绣了字：老街34号冬材。
娘又问：难道生病了，他们也不管？
冬材娘低低地回答：我们娘俩相互照应着。他们要讨生活，各顾各的，也蛮不容易的。
娘看着天花板，再也无话。
很长一段时间，诊所里谁都无话。静，只有长久的静，还有点滴一滴一滴清脆落下的声音。
娘的血管太细，打点滴的针又用了七号针，很慢很慢。大约坐了一个多钟头，我的屁股下面似生了钉子一般，有点坐不住了。
娘可能是看出来了，说，你有事，你去忙你的，我打了针就回去了，不用管我。
医生却不屑，你娘打的（点滴）还算快的，那个老婆婆（指冬材娘）都四个多小时了。她的崽，都还在外面一直等着呢。
我这时才发现冬材坐在门口一侧，天气很冷，他不时地打着哆嗦，还不时地透过拉紧的玻璃门往里瞅着。也许是想看清楚些，他整个脸都贴在了玻璃门上，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了，变了形。眼睛，却睁得老大，定定地看着门里的一切。
娘也看到了，转过脸来有点怪罪的意思。
娘问冬材娘：你怎么不把（你的）崽喊进来？
冬材娘答：我不要他陪我来，他要陪我来。他陪我来，他又不肯进来。他不肯进来，他是怕别人闻着他身上的（气）味。你也晓得的，得了这种病的人，脾气都倔得很。
娘埋下了头，我看见了娘在擦眼睛。
冬材娘当然不会知道，她这一说，说到了娘的痛处了（我的小弟也从小患了脑膜炎后遗症）。
冬材娘先打完了点滴。医生拔出针，要她自己用手摁一会儿。哪料她想急于起身，一用力，手上的血直冒，谁也没有看见。却见门口处的冬材拍打着玻璃门，嗷嗷嗷地叫着。
交完钱一出门，冬材就在门口扶着娘，没走五米远下一个台阶时，冬材娘摔倒了。冬材嗷嗷嗷嗷又高声大叫，近旁的人都拥了上去。
再看时，冬材扶着他娘一步一步走向远处，远处的天暗了下来……
过了几年，我再去老街，老街更老了，冬材家的老木屋斜歪歪地，似乎有随时倒下来的危险。
我没有见到冬材的娘，以为这屋没有人住了。刚准备走开，却听见吱呀一声，从虚掩的门缝里探出个脑壳，是冬材。他的眼神还是那样睁得老大，人的脸形却消瘦得不像个样子，衣服在身上就像挂在木架子上一样，空空荡荡。
门开了一掌宽，冬材却出不来，原来门上是一把长长的链子锁。
冬材嗷嗷嗷嗷又高声大叫，老街上却是出奇地静。抬头看天，老街上的阳光也是淡白淡白的，了无生气。
我走了几家，才问到一个老人，知道冬材的娘过世了，只剩下冬材自己一个人还住在老街上。
起先，大家都劝冬材的兄姐接冬材走。冬材却死也不离开老街，不离开老屋。冬材说，要到老屋里等娘，等娘回来。
冬材认定一个死理，娘走丢了，娘会回来的，娘不会离开冬材的。
冬材说，等着，等着，娘就回来了。
冬材毕竟有政府的低保，冬材的兄姐当然也不能让冬材饿死。他们就商量着轮流送饭，一人一个月，一天两次。事多了，事杂了，有时就忘记了，一天一次，甚至也有两天一次的。
关在老屋里的冬材，吃喝拉撒都在屋里。冬材在老屋里守着，他睡的时候少，唯恐睡熟了，不能第一眼看见回来的娘。于是，冬材终日把眼睛睁得老大。
有一天，在昏黄的灯光下，有人看见冬材竟能穿针走线，他照着娘在他衣服上绣的字，他也绣得有模有样，那几个字特别醒目：老街34号冬材。最令人惊讶的是，“冬材”两个字后面绣了一个老婆婆满是皱纹的脸。
我猜想，冬材绣的字应该是：老街34号冬材的娘。
冬材笃定，娘穿着他绣着字的衣服，也能找到回家的路。
老街老了，冬材的娘早走了，冬材在去年最冷的那个冬天也走了。
今年冬天又是特别的冷，我陪娘在鄉下旺旺的火塘中烤着火。柴火烧得很旺，我和娘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突然，娘和我都异口同声地说到冬材这个人。
娘说，老街真老了。
娘还说，这年月，傻的不见得真傻，正常的也不见得就正常。
娘又说，今年的老街肯定最冷了！
选自《海口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