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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案例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公众大多下意识地
将这一现象与官员的腐败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导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
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官员的心理状况
12月8日下午，在泰山景区内普照寺附近，一位54岁的男子自缢身亡。
次日，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泰山景区分局、泰安市中心医院、泰安市泰山区殡仪馆等多个信息源证实，该男子为泰安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卫东。泰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经现场初步勘查认定，刘卫东符合自杀特征。
在刘卫东自缢当日，广东开平市前市长、现江门市林业和园林局局长余雪俊从某公寓18楼坠下，当场身亡。
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截至12月8日，2016年中国已有36名官员非正常死亡。
2009年，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应用研究中心，开始关注官员自杀现象。该中心致力于公务员的心理健康及素质提高。该中心主任祝卓宏给《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项数据显示， 2009年-2015年7年间，共有209名官员自杀、失踪或疑似自杀。每一年的数量分别是22、25、23、17、11、60、 51。
祝卓宏现在还是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主任。该中心由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中国科学院工会委员会、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三家单位联合组建。自2008年12月1日成立至今，该中心一直为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祝卓宏给各级公务员讲课时，最受欢迎的课程就是压力管理课程。他说，从近几年媒体的公开报道看，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案例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公众大多下意识地将这一现象与官员的腐败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导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官员的心理状况。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许燕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曾有观点认为，现在官员自杀的比例是老百姓的100倍，但是这个说法没有权威出处。许燕主要研究的领域是领导干部心理特征与测评，她多次给公务员提供过心理咨询服务。
许燕说，谈论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可以从2005年、2009年、2011年、2012年这几年发生的几个标志性事件进行梳理。
2005年1月5日，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通智，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从驻地京西宾馆坠楼身亡。王通智后来被证实并非畏罪自杀，而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导致轻生。
祝卓宏和许燕都认为，2009年是全社会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元年”。在那一年的媒体报道中，共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为此，中纪委、中组部的有关负责人特别重视公务员心理健康工作，他们还曾经到中科院心理所和北师大心理学院考察座谈，请专家做事件分析。
许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纪委牵头的这个研究成果是保密的。“但是得出一个结论是，很多非正常死亡的官员不是畏罪自杀，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值得关注。”
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2011年年底，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养的意见》。此后，关于公务员心理健康的讲座与培训，开始在各级政府机关频繁举办，中央党校的课程设置，也开始出现心理学部分。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这种现象又加入了反腐的因素。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4年和2015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数量明显增多。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自杀、失踪或疑似自杀的官员有51人，明确报道为坠亡的人数高达27人，比例超过50%。2016年至今非正常死亡的36名官员中，至少有21人被证实为坠亡（坠楼或坠桥），比例接近6成。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今年1月份非正常死亡的8名官员中， 有7人为坠亡。
许燕认为，官员选择用什么方式死亡，与其身处的大环境相关。“现在，在城市，自杀方式多是坠楼，在农村特别是农村女性，多是喝毒药。对这类官员而言，他们只会采用城市中多数人的自杀方式，并没有特殊含义。”
另外，官员大多认为在家中自杀不吉利，还会给家人带来阴影，所以很少有官员在家中自杀。
许燕说，有些非正常死亡的官员自杀前会有征兆，但非专业人士很难觉察到。“从心理学分析，为了保证自杀成功，他们自杀前要做很多掩饰性行为。”
许燕说，如果官员有严重失眠，还会时不时提醒家人不管家里出现什么事都要好好活着，透露家里有多少存款等，亲友要提高警惕。“他们这些话可能就是在婉转地交待后事。”
近年来，官员作为抑郁症患者中一个隐秘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中国新闻周刊》发现，2016年已公开报道的36名非正常死亡官员中，在相关通报中，有12人被明确指出有抑郁症或抑郁倾向。
在跟官员上课或咨询时，有一些案例让许燕印象深刻。
曾经有一位官员在课堂上对她说：“许老师，你看见这扇窗户没有？我现在看见这扇窗户，就有往下跳的心思。”
事情过去了多年，许燕至今对那一幕记忆犹新。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该官员说那番话时一本正经，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说的都是真实的心里感受。
公安部心理危机干预专家、浙江省公安厅首席心理专家赵国秋，现在还是浙江省大众心理援助中心主任。他现在每周仅有半天时间坐诊，大约接诊10多位病人，很多都是公务员。
2013年，一名患重度抑郁症的官员，提前挂好了赵国秋的专家门诊。过了几天，当赵国秋向该患者家属通知诊疗时间时，在电话那头，该官员的妻子哭着说：“昨天，他已经跳楼自杀了，现在还看什么医生啊？”
一天后，赵国秋看到了该官员因抑郁症坠楼身亡的新闻。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所曾有研究证明，中国人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人数比例达到13%?15%，其中患抑郁性障碍者大约占了6%。而公务员群体中患有抑郁性障碍的比例要高于6%。 赵国秋说，通过他30余年的研究得出来的数据是，公务员幸福指数不高，心理障碍指数和职业倦怠指数都较高。“这个群体失眠的比例达到25%左右，换言之，每4个公务员里面，差不多就有1人有失眠现象。”
赵国秋说，“10%的严重抑郁症者会以自杀方式结束病疼， 50%?60%的自杀官员本质上都患有抑郁症。”
2012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询问中心对20个中央部委共2500名职工进行了一项与压力有关的调研，结果有63.3%的职工认为自己承受着中等以上程度的压力。
同年，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职场心理健康调研报告》中，政府机关以3.05分，排名幸福指数倒数第一。
公安部近两年的一组数据也引人关注：2015年和2014年，全国因公牺牲的公安民警人数分别为438名和393名，其中因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梗或脑溢血等疾病去世的人数分别为205人和201人，其中中青年民警牺牲比例较高。
“换句话说，近两年里，有近半数牺牲的干警不是因为与歹徒做斗争献身的，而是多种压力下发病去世的，这非常值得关注。”祝卓宏说。
祝卓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心梗、脑溢血、癌症、抑郁症，这4种病是公务员最常见的严重慢性疾病。“（公务员）患这几种病的比例是不是比其他职业多，现在还没有确切数据。但是这些疾病往往都跟压力有关，压力越大越容易得这些病。”
祝卓宏认为，从有关调研结果看，公务员的压力来源有很多，既有工作上的，也有家庭上的，还有收入上的。
有些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与其家人重病、去世等非自身因素有关。2105年跳河自杀的柳州市原市长肖文荪，就是由于妻子重病，他工作和家庭压力都很大，长期压力下出现抑郁，自杀前已经出现幻觉、被害妄想等症状。
尽管很多官员受心理疾病困扰，但很少会主动找心理医生或专家咨询。
祝卓宏曾接触过一位基层官员，身体长期不适，怀疑自己得了严重疾病，却因怕影响晋升不敢去医院，也不敢公开此事。他把风水先生请到家中，把家具重新换了位置。过一段时间又觉得不行，就再请一位风水先生到家。
几个风水先生折腾几次之后，他最后万不得已到北京医院看病，医生推荐他找心理医生治疗。
最忙的时候，许燕几乎每周都要到政府部门，作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讲座。她发现，讲课时，这个群体很活跃，他们很喜欢听心理压力的自我诊断与调节课程。但是，许燕也发现，这些人很少有人愿意袒露心声，不会公开说自己有心理问题。
许燕说，她一般会留个电话号码，课后往往会有人打电话给她，但是电话中这些人也往往有顾忌，只是简单说一点，为了少留痕迹，有的人甚至刻意使用公用电话。
有的人会找一个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约许燕面谈，聊聊其本人或“其好朋友”的心理问题。谈话时，许燕会跟他们承诺保密，全程也不会有录音录像。
赵国秋也提到了类似的情况。他说，到他门诊去的有心理问题的官员，外地的一般提前一两天到杭州，找时间和他聊一会，配点药，回去;有的会跟他约到一个私密的地方，敞开心扉聊几个小时;也有人为了不透露身份，干脆让秘书代诊。
让赵国秋印象深刻的是，这类人群中，为了尽量不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病情，很多人不走医保，甚至隐姓埋名。
一位与多位高官有过直接接触的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个案例：几年前，某省一名高级别官员身患重度肝病后，通过私人关系认识了北京一名知名肝病医生，然后托其联系好肝源。在国庆假期，该官员以旅游为名，偷偷来京做肝脏移植手术。移植成功后不久，此人便回家休养。
上述知情者称，肝移植手术价格不菲，但是该官员宁愿自掏腰包，也不敢去走医保程序。因为一走报销流程，就会形成电子记录，病情就被公开了。
这位知情者称，很多官员患病后不敢走医保程序，但是医疗费又非常昂贵，就可能通过老板赞助，或挪用公款等凑齐医疗费。“而这样做，很容易为他们今后走上腐败道路埋下伏笔。”
病情与仕途之间的关系，虽然并没有一些公开的规定，但确是官场的一种惯例。更重要的是，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其病情很可能被对手揪住，并向组织反映。
北京市直属机关一名官员曾向媒体透露，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就不得不放弃一些已经到手的东西。他说，即使感觉自己心理有问题，也知道可能会引起相关疾病，也不会去咨询，因为没有人能保证这些隐私不会外传。“我也不愿意向家人或朋友倾诉，以免让他们担心，所以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
四川省社会学学会会长陈昌文说，官员需要面对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有些工作与自己的认知相冲突，会引起一些心理问题。而不健康的官场生态也会带来一些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排解，甚至刻意隐瞒的话，会进一步加重官员的病情。
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马立军在今年5月份坠亡后，与他共事多年的一位官员，曾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对官员被污名化的担忧。
他说，现在一旦有官员非正常死亡，网络上往往在未了解深层次原因的时候，先会发出一片叫好声。这事实上是对非正常死亡官员的不尊重，是对其做了畏罪自杀的心理预设。
祝卓宏说，公众会把某些负面形象的公务员贴上标签后，泛化为全部公务员的整体印象，这在心理学上叫“刻板印象”。
祝卓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消除这种“刻板印象”，一方面公务员队伍应剔除害群之马，同时也应适当引导社会舆论，避免以偏概全。
将这一现象与官员的腐败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导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
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官员的心理状况
12月8日下午，在泰山景区内普照寺附近，一位54岁的男子自缢身亡。
次日，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泰山景区分局、泰安市中心医院、泰安市泰山区殡仪馆等多个信息源证实，该男子为泰安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卫东。泰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经现场初步勘查认定，刘卫东符合自杀特征。
在刘卫东自缢当日，广东开平市前市长、现江门市林业和园林局局长余雪俊从某公寓18楼坠下，当场身亡。
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截至12月8日，2016年中国已有36名官员非正常死亡。
2009年，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应用研究中心，开始关注官员自杀现象。该中心致力于公务员的心理健康及素质提高。该中心主任祝卓宏给《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项数据显示， 2009年-2015年7年间，共有209名官员自杀、失踪或疑似自杀。每一年的数量分别是22、25、23、17、11、60、 51。
祝卓宏现在还是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主任。该中心由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中国科学院工会委员会、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三家单位联合组建。自2008年12月1日成立至今，该中心一直为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祝卓宏给各级公务员讲课时，最受欢迎的课程就是压力管理课程。他说，从近几年媒体的公开报道看，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案例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公众大多下意识地将这一现象与官员的腐败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导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官员的心理状况。
坠亡率高企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许燕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曾有观点认为，现在官员自杀的比例是老百姓的100倍，但是这个说法没有权威出处。许燕主要研究的领域是领导干部心理特征与测评，她多次给公务员提供过心理咨询服务。
许燕说，谈论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可以从2005年、2009年、2011年、2012年这几年发生的几个标志性事件进行梳理。
2005年1月5日，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通智，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从驻地京西宾馆坠楼身亡。王通智后来被证实并非畏罪自杀，而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导致轻生。
祝卓宏和许燕都认为，2009年是全社会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元年”。在那一年的媒体报道中，共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为此，中纪委、中组部的有关负责人特别重视公务员心理健康工作，他们还曾经到中科院心理所和北师大心理学院考察座谈，请专家做事件分析。
许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纪委牵头的这个研究成果是保密的。“但是得出一个结论是，很多非正常死亡的官员不是畏罪自杀，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值得关注。”
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2011年年底，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养的意见》。此后，关于公务员心理健康的讲座与培训，开始在各级政府机关频繁举办，中央党校的课程设置，也开始出现心理学部分。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这种现象又加入了反腐的因素。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4年和2015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数量明显增多。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自杀、失踪或疑似自杀的官员有51人，明确报道为坠亡的人数高达27人，比例超过50%。2016年至今非正常死亡的36名官员中，至少有21人被证实为坠亡（坠楼或坠桥），比例接近6成。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今年1月份非正常死亡的8名官员中， 有7人为坠亡。
许燕认为，官员选择用什么方式死亡，与其身处的大环境相关。“现在，在城市，自杀方式多是坠楼，在农村特别是农村女性，多是喝毒药。对这类官员而言，他们只会采用城市中多数人的自杀方式，并没有特殊含义。”
另外，官员大多认为在家中自杀不吉利，还会给家人带来阴影，所以很少有官员在家中自杀。
许燕说，有些非正常死亡的官员自杀前会有征兆，但非专业人士很难觉察到。“从心理学分析，为了保证自杀成功，他们自杀前要做很多掩饰性行为。”
许燕说，如果官员有严重失眠，还会时不时提醒家人不管家里出现什么事都要好好活着，透露家里有多少存款等，亲友要提高警惕。“他们这些话可能就是在婉转地交待后事。”
官员失眠率25%
近年来，官员作为抑郁症患者中一个隐秘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中国新闻周刊》发现，2016年已公开报道的36名非正常死亡官员中，在相关通报中，有12人被明确指出有抑郁症或抑郁倾向。
在跟官员上课或咨询时，有一些案例让许燕印象深刻。
曾经有一位官员在课堂上对她说：“许老师，你看见这扇窗户没有？我现在看见这扇窗户，就有往下跳的心思。”
事情过去了多年，许燕至今对那一幕记忆犹新。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该官员说那番话时一本正经，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说的都是真实的心里感受。
公安部心理危机干预专家、浙江省公安厅首席心理专家赵国秋，现在还是浙江省大众心理援助中心主任。他现在每周仅有半天时间坐诊，大约接诊10多位病人，很多都是公务员。
2013年，一名患重度抑郁症的官员，提前挂好了赵国秋的专家门诊。过了几天，当赵国秋向该患者家属通知诊疗时间时，在电话那头，该官员的妻子哭着说：“昨天，他已经跳楼自杀了，现在还看什么医生啊？”
一天后，赵国秋看到了该官员因抑郁症坠楼身亡的新闻。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所曾有研究证明，中国人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人数比例达到13%?15%，其中患抑郁性障碍者大约占了6%。而公务员群体中患有抑郁性障碍的比例要高于6%。 赵国秋说，通过他30余年的研究得出来的数据是，公务员幸福指数不高，心理障碍指数和职业倦怠指数都较高。“这个群体失眠的比例达到25%左右，换言之，每4个公务员里面，差不多就有1人有失眠现象。”
赵国秋说，“10%的严重抑郁症者会以自杀方式结束病疼， 50%?60%的自杀官员本质上都患有抑郁症。”
2012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询问中心对20个中央部委共2500名职工进行了一项与压力有关的调研，结果有63.3%的职工认为自己承受着中等以上程度的压力。
同年，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职场心理健康调研报告》中，政府机关以3.05分，排名幸福指数倒数第一。
公安部近两年的一组数据也引人关注：2015年和2014年，全国因公牺牲的公安民警人数分别为438名和393名，其中因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梗或脑溢血等疾病去世的人数分别为205人和201人，其中中青年民警牺牲比例较高。
“换句话说，近两年里，有近半数牺牲的干警不是因为与歹徒做斗争献身的，而是多种压力下发病去世的，这非常值得关注。”祝卓宏说。
祝卓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心梗、脑溢血、癌症、抑郁症，这4种病是公务员最常见的严重慢性疾病。“（公务员）患这几种病的比例是不是比其他职业多，现在还没有确切数据。但是这些疾病往往都跟压力有关，压力越大越容易得这些病。”
祝卓宏认为，从有关调研结果看，公务员的压力来源有很多，既有工作上的，也有家庭上的，还有收入上的。
有些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与其家人重病、去世等非自身因素有关。2105年跳河自杀的柳州市原市长肖文荪，就是由于妻子重病，他工作和家庭压力都很大，长期压力下出现抑郁，自杀前已经出现幻觉、被害妄想等症状。
讳疾忌医
尽管很多官员受心理疾病困扰，但很少会主动找心理医生或专家咨询。
祝卓宏曾接触过一位基层官员，身体长期不适，怀疑自己得了严重疾病，却因怕影响晋升不敢去医院，也不敢公开此事。他把风水先生请到家中，把家具重新换了位置。过一段时间又觉得不行，就再请一位风水先生到家。
几个风水先生折腾几次之后，他最后万不得已到北京医院看病，医生推荐他找心理医生治疗。
最忙的时候，许燕几乎每周都要到政府部门，作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讲座。她发现，讲课时，这个群体很活跃，他们很喜欢听心理压力的自我诊断与调节课程。但是，许燕也发现，这些人很少有人愿意袒露心声，不会公开说自己有心理问题。
许燕说，她一般会留个电话号码，课后往往会有人打电话给她，但是电话中这些人也往往有顾忌，只是简单说一点，为了少留痕迹，有的人甚至刻意使用公用电话。
有的人会找一个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约许燕面谈，聊聊其本人或“其好朋友”的心理问题。谈话时，许燕会跟他们承诺保密，全程也不会有录音录像。
赵国秋也提到了类似的情况。他说，到他门诊去的有心理问题的官员，外地的一般提前一两天到杭州，找时间和他聊一会，配点药，回去;有的会跟他约到一个私密的地方，敞开心扉聊几个小时;也有人为了不透露身份，干脆让秘书代诊。
让赵国秋印象深刻的是，这类人群中，为了尽量不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病情，很多人不走医保，甚至隐姓埋名。
一位与多位高官有过直接接触的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个案例：几年前，某省一名高级别官员身患重度肝病后，通过私人关系认识了北京一名知名肝病医生，然后托其联系好肝源。在国庆假期，该官员以旅游为名，偷偷来京做肝脏移植手术。移植成功后不久，此人便回家休养。
上述知情者称，肝移植手术价格不菲，但是该官员宁愿自掏腰包，也不敢去走医保程序。因为一走报销流程，就会形成电子记录，病情就被公开了。
这位知情者称，很多官员患病后不敢走医保程序，但是医疗费又非常昂贵，就可能通过老板赞助，或挪用公款等凑齐医疗费。“而这样做，很容易为他们今后走上腐败道路埋下伏笔。”
病情与仕途之间的关系，虽然并没有一些公开的规定，但确是官场的一种惯例。更重要的是，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其病情很可能被对手揪住，并向组织反映。
北京市直属机关一名官员曾向媒体透露，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就不得不放弃一些已经到手的东西。他说，即使感觉自己心理有问题，也知道可能会引起相关疾病，也不会去咨询，因为没有人能保证这些隐私不会外传。“我也不愿意向家人或朋友倾诉，以免让他们担心，所以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
四川省社会学学会会长陈昌文说，官员需要面对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有些工作与自己的认知相冲突，会引起一些心理问题。而不健康的官场生态也会带来一些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排解，甚至刻意隐瞒的话，会进一步加重官员的病情。
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马立军在今年5月份坠亡后，与他共事多年的一位官员，曾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对官员被污名化的担忧。
他说，现在一旦有官员非正常死亡，网络上往往在未了解深层次原因的时候，先会发出一片叫好声。这事实上是对非正常死亡官员的不尊重，是对其做了畏罪自杀的心理预设。
祝卓宏说，公众会把某些负面形象的公务员贴上标签后，泛化为全部公务员的整体印象，这在心理学上叫“刻板印象”。
祝卓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消除这种“刻板印象”，一方面公务员队伍应剔除害群之马，同时也应适当引导社会舆论，避免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