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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建立后，图书事业遂得到制度保障。
一、大清纲举目张，以刻书为第一鹄的
清代的官刻重点在中枢。建政之初，清廷内府的刻书中沿袭了明代的制度、由太监衙门司礼监承办。自康熙十二年(1673)起，武英殿设修书处，由翰林院词臣总领其事，武英殿承刻清廷内府各种图书，从此“内府本”便改称“武英殿本”或“殿本”了。此一措置，由文化内行取代了外行，大大提升了刻书质量，是中国图书管理史上极为重要的篇章。康乾时期的殿版本校勘精审，刻工考究，纸质优良，弥足珍贵，惜乎嘉庆以后，由于大清国运江河日下，刊刻质量也随之下降。康熙帝喜读书，亦喜在书上作批注和修改，于是这些书被冠以“钦定”或“御批”的名目，以后诸帝也有此种作风。殿版书中首先就是这类书，著名者有《钦定十三经注疏》《钦定二十四史》及一批“御制”诗文集。以后又用木活字和雕版相结合的技术印制了《武英殿珍版丛书》。地方官刻在清初并未开展，后殿版书允许各省翻刻，地方官刻书才逐渐增多。最有名的地方官刻机构是曹寅主持的扬州书局。官刻的重点书有顺治十二年(1655)刻印的《资政要览》及十三年(1656)刻印的《内则衍义》均属这类著作。康熙之后，御纂、御制、敕命之书更加繁多。如康熙十六年(1677)刻印库勒纳等奉敕撰《日讲四书解义》；康熙四十二年(1703)刻高士奇、宋荦奉敕编《圣祖御制诗集》初、二、三集；康熙五十年(1711)刻张玉书等奉敕编《圣祖御制文集》初、二、三集，康熙五十四年(1715)刻《御纂性理精义》；雍正四年(1726)刻《御选悦心集》；雍正五年(1727)刻王鸿绪等奉敕撰《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雍正六年(1728)刻沈崇敬等奉敕撰《御定骈字类编》；雍正八年(1730)刻王项等奉敕撰《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雍正十二年(1734)刻《御录宗镜大纲》；雍正十三年(1735)刻《御录经海一滴》等等。乾隆时期，以古文为治，所以御制奉敕之书更多。乾隆四年(1739)诏刻《钦定十三经注疏》和《钦定二十四史》，即重校刻明万历北监本《十三经》《二十一史》，增刻《明史》《旧唐书》，又辑刻《旧五代史》，是为《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之名即始于此。殿版书由此发展到极盛时期。乾隆当政60年。所刻经、史、子、集四部皆有，数量浩大。嘉庆时期殿本数量渐减。于嘉庆二年(1797)刻《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嘉庆三年(1798)刻阿桂等奉敕撰《钦定兰州纪略》，嘉庆四年(1799)刻仁宗敕撰《高宗圣训》，嘉庆七年(1802年)刻《钦定辛酉工赈纪事》，嘉庆二十三年(1818)刻托津等奉敕撰《钦定明鉴》等等。这些业绩，对于华夏优秀文明的传播与继承，堪称巍巍丰碑。
明清鼎革之际，学术事业高歌猛进。私家刻书随着当时考据、校勘、辑佚之学的兴起而呈现出空前发达的状态。清代私家刻书具有两大特点：第一，名家精校精写。许多刻书家在刊刻一书前，都请名家进行精细的校勘，并写出校勘记。清代最有名的校勘学家顾广圻一生中代人校勘了一大批书籍。经其手校之书顿时身价百倍，为人们所重视。有些文人学者还专门请书写名手为自己的著作或前代诗文集直接手写上版，称为“写刻本”或“精刻本”，这类书写刻俱优，印刷精致，是不可多得的书林珍品。如侯官名书家林估手写的《渔洋山人精华录》等4种书被誉为“林氏四写”，历来为藏书家所称羡。第二，大量出版丛书和辑佚书。前者如徐乾学《通志堂经解》、黄丕烈《礼居丛书》、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卢文昭《抱经堂丛书》、孙星衍《平津馆丛书》、钱熙祚《守山阁丛书》等。此外，还出现了专门刊印某一地方的先人著作的丛书叫“郡邑丛书”，如《台州丛书》《泾川丛书》等。后者如黄奭的《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两晋六朝文》、卢文昭《群书拾补》等。这些丛书和辑佚书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给后人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从以上两个特点可以看出，清代的私家刻书以当时的学术成果为基础，以著名学者为骨干，将刻书与学术活动融为一体，从而使出版物在总体上具有一种严谨、精美的风格，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此外，运用各种活字印刷、影刻宋本等也是清代私家刻书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清代的民间书坊逐步由刻售兼营转到以售为主。但也有继续刻书的，最著名的是洞庭席氏的扫叶山房。这是继毛氏汲古阁之后，影响最大的书坊。
二、图书的收集和整理大是可圈可点
清王朝继承了明代全部官藏图书。此后，又曾多次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康熙四年(公元1665)8月谕礼部，鼓励民间献书，其中强调：“其官民之家，如有刊载明季时事之书，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但由于此前各种文字狱屡屡兴起，一般知识分子尚心有余悸，故许多人都藏匿不献。康熙二十五年(1686)下诏规定：今访求藏书善本，唯以经学、史乘，实有关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邪说，概不准收录。(《清朝文献通考》卷69)这一来，更打击了民间献书的积极性。乾隆时，为编《四库全书》严令各地献书，方收成效。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8月，全国征书达万种以上。
清代修《古今图书集成》是第一次大规模整理图书。这是继《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部巨型类书，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其中的《经籍典》汇集了历代《艺文志》或《经籍志》，为后世研究自先秦至清初2000年间图书事业的概况提供了资料。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王朝对全国官私图书的一次大集合、大检查、大焚毁，是清朝一项极其重要的图书管理政策。《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编纂，积10年之功乃成，共收书3578种，79373卷。它的编纂是对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一次总检阅，对于保存和整理古代文献是有很大贡献的。作为其副产品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我国规模最大的提要目录。但是，清代统治者编《四库全书》并不意在集中保存文化典籍，而是以“好古右文”为名，行“寓禁于征”之实，这比宋初修《太平御览》、明代修《永乐大典》在目的上更为阴险。后者不过想借修书来销铄一般旧臣文人的不满情绪，使其老死于文于之间。而清王朝作为以满族入主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它企图乘编纂这样一部大丛书之机，从根本上铲除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清意识，以达到控制思想，巩固统治之目的。为此，清廷对所有图书采取了如下处理方法：1.完全符合要求而入选的，按规定格式抄写，此类书便构成《四库全书》；2.不中选之书，则存其目录，不抄入《全书》；3.书中有近似反清之语者，酌情删除；4.有明显反 清言论的，一律查禁，或抽毁，或全部焚毁。据统计，焚毁图书当在万种以上。民间为避祸而自行毁掉的已无法计算。乾隆此举，使得一批古籍从此湮没，另一批古籍亦再难恢复其本来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库全书》的编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一次严重摧残。
三、藏书机构和管理机构为官方百计经营
明灭亡后，清代统治者接收了明朝皇室的全部藏书。包括大量的宋元写本和宋元版刻书以及历朝文书、论旨、奏章、藩国的图书等文献典籍。康熙年间，政府开始收购图书，诏令翰林院制订征购计划，并规定各省督抚承担为朝廷购书职责，征集后送至礼部汇集，如无刻版者令人缮写，交翰林院进呈，有自愿进呈的，交礼部汇缴。通过这一措施，政府藏书有新的增加。乾隆时，又多次下令征集图书，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严令各地进书，取得不小的收效。截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全国纸书已达万种以上。因此，皇室藏书得到极大的充实。图书的典藏成就已超过历代。在修《四库全书》的同时，乾隆下令建立文渊阁、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及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7处典存《四库全书》。清官廷内除了文渊阁收藏《四库全书》之外，还有多处典藏图书的地方。清初没有专设的官藏机构，图书分藏于内阁、翰林院、国子监等处。后为贮藏《四库全书》，从乾隆四十年(1775)起，先后在禁中文华殿后建文渊阁，在圆明园建文渊阁，在承德避暑山庄建文津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建文溯阁，称为“北四阁”。《四库全书》修成后，抄写4份，分藏4阁。乾隆四十七年(1782)，又命在江南的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杭州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各分藏《四库全书》写本一部，是为“南三阁”。文渊阁书现藏台湾，文源、文汇、文宗阁书毁于兵火。此外，清官内尚有多处藏书，如禄琳琅、摘藻堂、宛委别藏、味腴书屋、武英殿、翰林院、国子监、内阁等。清代以文渊等7阁为骨干，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官藏体系，这样的规模在以前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是不曾有过的。
在管理方面，清代沿袭明代的做法，不设秘书监。鉴于内外7阁的建立，特设官藏管理机构——文渊阁职。其首脑是领阁事，“掌总领秘书上，典司册府”，满汉各一人，以大学、协办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兼任。又有提举阁事一人，系内阁藏书之实际负责者；直阁事6人，具体负责管理事宜。此外还设校理16人、检阅8人、司员4人、笔帖式4人，是具体工作人员。文渊阁职官名义上是统管朝廷各藏书处，实际上有的藏书机构另有主管人员，如文渊阁由圆明园管理大臣主管，翰林院设典薄一人，国子监设典籍一人主管藏书。江南三阁没有固定的管理机构和人员，文宗、文汇二阁由两淮盐运司兼管，文渊阁由当地政府的司事、训导等兼管。直至同治、光绪年间，丁申、丁丙等任书阁董事，才算有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人员。值得一提的是，江南三阁建立后，乾隆皇帝曾下诏规定一般子可到阁抄阅，但不得私自携带出阁。这是官藏图书首次向社会开放，是文献资料实现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最后，鼓励私人藏书，使民间藏书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清代的私人藏书在明代的基础上又有发展，一方面，一批由明入清的藏书家继续扩充其藏书规模，如钱氏绛云楼、范氏天一阁、毛氏汲古阁、黄氏千顷堂、朱氏曝书亭等；另一方面，原有藏书家的一部分散出，被一些人通过各种途径收得，从而成为新的著名藏书家，如黄丕烈的百宋一廛收宋刻本百余种。又如吴兴陆心源的醑宋楼、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父子的海源阁、钱塘丁氏兄弟的八千卷楼，号称清末四大藏书家。
清代私家藏书不但在质量和规模上超过前代，而且在管理上也有进步。陆心源在十余年中聚书达15万卷。为安置这些书，他建了三所藏书处：将月河街住处楼上辟为两处藏书室，一为“皕宋楼”，藏宋版书约200部，以示超越黄丕烈的“百宋一麈”；一为“十万卷楼”，专收明以后秘刻，名人手校、手抄及近人著述。又别建“守先阁”，藏平常刻本及抄本。
近代由于西方民主思想的传人和国内改良主义思潮的冲击。那种封闭式的私藏体系显然不合时宜了。1880年，吉林人国英创办共读楼，以藏书2万卷、法帖400余册，公开借阅给族内子弟及他相识者。该楼设检事一人，管理各项收藏与借阅事务。每年3月至12月，每月逢三、八开放；会试期间日日开放。借阅时先领取图书条，凭条借书，室内阅览，每次限一至二种。此种方法已具公共阅览的性质。至20世纪初，又有一部分藏书家公开自己的藏书，如杨氏海源阁把藏书归入祖祠，供族人共同使用；瞿氏铁琴铜剑楼更进了一步，凡人楼阅览、校勘、转抄、参观者，一律欢迎。这说明图书资料由深藏密室到逐步公诸社会是必然的趋势，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便诞生了近代的公共藏书楼和图书馆。
清代一些藏书家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经多方搜觅，积累了丰富的私人藏书。然而，尽管他们绞尽脑汁高其壁垒，固其扃铺，秘不示人，却难以逃脱一朝灰飞烟灭的厄运：或为水火所吞，或为兵燹所毁，或身后家道中落，子孙不能守之，卒为有力者捆载而去。如乾嘉时代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黄丕烈，至其晚年，藏书却尽归汪钟。而汪氏书后又为瞿氏铁琴铜剑楼和上海郁氏宜稼堂所得。郁氏书又散诸海源阁、持静斋、皕宋楼各处。这些书还只是辗转流徙于国内诸藏书家手中。至于曾一度雄视江南的陆氏醑宋楼，竟在其主人陆心源死后13年，全部藏书被陆的儿子以11.8万元的价格出卖给日本静嘉堂文库。范氏天一阁是清代私家藏书中的硕果仅存者，素以管理严密著称，但到解放时，其藏书也从全盛时的7万余卷锐减至1万余卷。“文化大革命”更使图书管理制度失序，绝大多数图书被当成封建黑货，遭灭顶之祸。本以上事例充分表明，社会的安定是包括图书事业在内的文化事业得以兴旺的根本保证，否则一切图书典籍，无论官藏私藏，终究难保长久无虞。
穿越历史的时光隧道，清代图书管理制度所缔造的学术文化辉煌令人感念，重要的，不在对厥功甚伟发思古之幽情，而在于祖武先人。成其远者大者。
一、大清纲举目张，以刻书为第一鹄的
清代的官刻重点在中枢。建政之初，清廷内府的刻书中沿袭了明代的制度、由太监衙门司礼监承办。自康熙十二年(1673)起，武英殿设修书处，由翰林院词臣总领其事，武英殿承刻清廷内府各种图书，从此“内府本”便改称“武英殿本”或“殿本”了。此一措置，由文化内行取代了外行，大大提升了刻书质量，是中国图书管理史上极为重要的篇章。康乾时期的殿版本校勘精审，刻工考究，纸质优良，弥足珍贵，惜乎嘉庆以后，由于大清国运江河日下，刊刻质量也随之下降。康熙帝喜读书，亦喜在书上作批注和修改，于是这些书被冠以“钦定”或“御批”的名目，以后诸帝也有此种作风。殿版书中首先就是这类书，著名者有《钦定十三经注疏》《钦定二十四史》及一批“御制”诗文集。以后又用木活字和雕版相结合的技术印制了《武英殿珍版丛书》。地方官刻在清初并未开展，后殿版书允许各省翻刻，地方官刻书才逐渐增多。最有名的地方官刻机构是曹寅主持的扬州书局。官刻的重点书有顺治十二年(1655)刻印的《资政要览》及十三年(1656)刻印的《内则衍义》均属这类著作。康熙之后，御纂、御制、敕命之书更加繁多。如康熙十六年(1677)刻印库勒纳等奉敕撰《日讲四书解义》；康熙四十二年(1703)刻高士奇、宋荦奉敕编《圣祖御制诗集》初、二、三集；康熙五十年(1711)刻张玉书等奉敕编《圣祖御制文集》初、二、三集，康熙五十四年(1715)刻《御纂性理精义》；雍正四年(1726)刻《御选悦心集》；雍正五年(1727)刻王鸿绪等奉敕撰《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雍正六年(1728)刻沈崇敬等奉敕撰《御定骈字类编》；雍正八年(1730)刻王项等奉敕撰《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雍正十二年(1734)刻《御录宗镜大纲》；雍正十三年(1735)刻《御录经海一滴》等等。乾隆时期，以古文为治，所以御制奉敕之书更多。乾隆四年(1739)诏刻《钦定十三经注疏》和《钦定二十四史》，即重校刻明万历北监本《十三经》《二十一史》，增刻《明史》《旧唐书》，又辑刻《旧五代史》，是为《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之名即始于此。殿版书由此发展到极盛时期。乾隆当政60年。所刻经、史、子、集四部皆有，数量浩大。嘉庆时期殿本数量渐减。于嘉庆二年(1797)刻《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嘉庆三年(1798)刻阿桂等奉敕撰《钦定兰州纪略》，嘉庆四年(1799)刻仁宗敕撰《高宗圣训》，嘉庆七年(1802年)刻《钦定辛酉工赈纪事》，嘉庆二十三年(1818)刻托津等奉敕撰《钦定明鉴》等等。这些业绩，对于华夏优秀文明的传播与继承，堪称巍巍丰碑。
明清鼎革之际，学术事业高歌猛进。私家刻书随着当时考据、校勘、辑佚之学的兴起而呈现出空前发达的状态。清代私家刻书具有两大特点：第一，名家精校精写。许多刻书家在刊刻一书前，都请名家进行精细的校勘，并写出校勘记。清代最有名的校勘学家顾广圻一生中代人校勘了一大批书籍。经其手校之书顿时身价百倍，为人们所重视。有些文人学者还专门请书写名手为自己的著作或前代诗文集直接手写上版，称为“写刻本”或“精刻本”，这类书写刻俱优，印刷精致，是不可多得的书林珍品。如侯官名书家林估手写的《渔洋山人精华录》等4种书被誉为“林氏四写”，历来为藏书家所称羡。第二，大量出版丛书和辑佚书。前者如徐乾学《通志堂经解》、黄丕烈《礼居丛书》、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卢文昭《抱经堂丛书》、孙星衍《平津馆丛书》、钱熙祚《守山阁丛书》等。此外，还出现了专门刊印某一地方的先人著作的丛书叫“郡邑丛书”，如《台州丛书》《泾川丛书》等。后者如黄奭的《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两晋六朝文》、卢文昭《群书拾补》等。这些丛书和辑佚书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给后人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从以上两个特点可以看出，清代的私家刻书以当时的学术成果为基础，以著名学者为骨干，将刻书与学术活动融为一体，从而使出版物在总体上具有一种严谨、精美的风格，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此外，运用各种活字印刷、影刻宋本等也是清代私家刻书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清代的民间书坊逐步由刻售兼营转到以售为主。但也有继续刻书的，最著名的是洞庭席氏的扫叶山房。这是继毛氏汲古阁之后，影响最大的书坊。
二、图书的收集和整理大是可圈可点
清王朝继承了明代全部官藏图书。此后，又曾多次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康熙四年(公元1665)8月谕礼部，鼓励民间献书，其中强调：“其官民之家，如有刊载明季时事之书，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但由于此前各种文字狱屡屡兴起，一般知识分子尚心有余悸，故许多人都藏匿不献。康熙二十五年(1686)下诏规定：今访求藏书善本，唯以经学、史乘，实有关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邪说，概不准收录。(《清朝文献通考》卷69)这一来，更打击了民间献书的积极性。乾隆时，为编《四库全书》严令各地献书，方收成效。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8月，全国征书达万种以上。
清代修《古今图书集成》是第一次大规模整理图书。这是继《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部巨型类书，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其中的《经籍典》汇集了历代《艺文志》或《经籍志》，为后世研究自先秦至清初2000年间图书事业的概况提供了资料。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王朝对全国官私图书的一次大集合、大检查、大焚毁，是清朝一项极其重要的图书管理政策。《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编纂，积10年之功乃成，共收书3578种，79373卷。它的编纂是对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一次总检阅，对于保存和整理古代文献是有很大贡献的。作为其副产品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我国规模最大的提要目录。但是，清代统治者编《四库全书》并不意在集中保存文化典籍，而是以“好古右文”为名，行“寓禁于征”之实，这比宋初修《太平御览》、明代修《永乐大典》在目的上更为阴险。后者不过想借修书来销铄一般旧臣文人的不满情绪，使其老死于文于之间。而清王朝作为以满族入主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它企图乘编纂这样一部大丛书之机，从根本上铲除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清意识，以达到控制思想，巩固统治之目的。为此，清廷对所有图书采取了如下处理方法：1.完全符合要求而入选的，按规定格式抄写，此类书便构成《四库全书》；2.不中选之书，则存其目录，不抄入《全书》；3.书中有近似反清之语者，酌情删除；4.有明显反 清言论的，一律查禁，或抽毁，或全部焚毁。据统计，焚毁图书当在万种以上。民间为避祸而自行毁掉的已无法计算。乾隆此举，使得一批古籍从此湮没，另一批古籍亦再难恢复其本来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库全书》的编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一次严重摧残。
三、藏书机构和管理机构为官方百计经营
明灭亡后，清代统治者接收了明朝皇室的全部藏书。包括大量的宋元写本和宋元版刻书以及历朝文书、论旨、奏章、藩国的图书等文献典籍。康熙年间，政府开始收购图书，诏令翰林院制订征购计划，并规定各省督抚承担为朝廷购书职责，征集后送至礼部汇集，如无刻版者令人缮写，交翰林院进呈，有自愿进呈的，交礼部汇缴。通过这一措施，政府藏书有新的增加。乾隆时，又多次下令征集图书，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严令各地进书，取得不小的收效。截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全国纸书已达万种以上。因此，皇室藏书得到极大的充实。图书的典藏成就已超过历代。在修《四库全书》的同时，乾隆下令建立文渊阁、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及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7处典存《四库全书》。清官廷内除了文渊阁收藏《四库全书》之外，还有多处典藏图书的地方。清初没有专设的官藏机构，图书分藏于内阁、翰林院、国子监等处。后为贮藏《四库全书》，从乾隆四十年(1775)起，先后在禁中文华殿后建文渊阁，在圆明园建文渊阁，在承德避暑山庄建文津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建文溯阁，称为“北四阁”。《四库全书》修成后，抄写4份，分藏4阁。乾隆四十七年(1782)，又命在江南的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杭州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各分藏《四库全书》写本一部，是为“南三阁”。文渊阁书现藏台湾，文源、文汇、文宗阁书毁于兵火。此外，清官内尚有多处藏书，如禄琳琅、摘藻堂、宛委别藏、味腴书屋、武英殿、翰林院、国子监、内阁等。清代以文渊等7阁为骨干，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官藏体系，这样的规模在以前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是不曾有过的。
在管理方面，清代沿袭明代的做法，不设秘书监。鉴于内外7阁的建立，特设官藏管理机构——文渊阁职。其首脑是领阁事，“掌总领秘书上，典司册府”，满汉各一人，以大学、协办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兼任。又有提举阁事一人，系内阁藏书之实际负责者；直阁事6人，具体负责管理事宜。此外还设校理16人、检阅8人、司员4人、笔帖式4人，是具体工作人员。文渊阁职官名义上是统管朝廷各藏书处，实际上有的藏书机构另有主管人员，如文渊阁由圆明园管理大臣主管，翰林院设典薄一人，国子监设典籍一人主管藏书。江南三阁没有固定的管理机构和人员，文宗、文汇二阁由两淮盐运司兼管，文渊阁由当地政府的司事、训导等兼管。直至同治、光绪年间，丁申、丁丙等任书阁董事，才算有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人员。值得一提的是，江南三阁建立后，乾隆皇帝曾下诏规定一般子可到阁抄阅，但不得私自携带出阁。这是官藏图书首次向社会开放，是文献资料实现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最后，鼓励私人藏书，使民间藏书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清代的私人藏书在明代的基础上又有发展，一方面，一批由明入清的藏书家继续扩充其藏书规模，如钱氏绛云楼、范氏天一阁、毛氏汲古阁、黄氏千顷堂、朱氏曝书亭等；另一方面，原有藏书家的一部分散出，被一些人通过各种途径收得，从而成为新的著名藏书家，如黄丕烈的百宋一廛收宋刻本百余种。又如吴兴陆心源的醑宋楼、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父子的海源阁、钱塘丁氏兄弟的八千卷楼，号称清末四大藏书家。
清代私家藏书不但在质量和规模上超过前代，而且在管理上也有进步。陆心源在十余年中聚书达15万卷。为安置这些书，他建了三所藏书处：将月河街住处楼上辟为两处藏书室，一为“皕宋楼”，藏宋版书约200部，以示超越黄丕烈的“百宋一麈”；一为“十万卷楼”，专收明以后秘刻，名人手校、手抄及近人著述。又别建“守先阁”，藏平常刻本及抄本。
近代由于西方民主思想的传人和国内改良主义思潮的冲击。那种封闭式的私藏体系显然不合时宜了。1880年，吉林人国英创办共读楼，以藏书2万卷、法帖400余册，公开借阅给族内子弟及他相识者。该楼设检事一人，管理各项收藏与借阅事务。每年3月至12月，每月逢三、八开放；会试期间日日开放。借阅时先领取图书条，凭条借书，室内阅览，每次限一至二种。此种方法已具公共阅览的性质。至20世纪初，又有一部分藏书家公开自己的藏书，如杨氏海源阁把藏书归入祖祠，供族人共同使用；瞿氏铁琴铜剑楼更进了一步，凡人楼阅览、校勘、转抄、参观者，一律欢迎。这说明图书资料由深藏密室到逐步公诸社会是必然的趋势，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便诞生了近代的公共藏书楼和图书馆。
清代一些藏书家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经多方搜觅，积累了丰富的私人藏书。然而，尽管他们绞尽脑汁高其壁垒，固其扃铺，秘不示人，却难以逃脱一朝灰飞烟灭的厄运：或为水火所吞，或为兵燹所毁，或身后家道中落，子孙不能守之，卒为有力者捆载而去。如乾嘉时代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黄丕烈，至其晚年，藏书却尽归汪钟。而汪氏书后又为瞿氏铁琴铜剑楼和上海郁氏宜稼堂所得。郁氏书又散诸海源阁、持静斋、皕宋楼各处。这些书还只是辗转流徙于国内诸藏书家手中。至于曾一度雄视江南的陆氏醑宋楼，竟在其主人陆心源死后13年，全部藏书被陆的儿子以11.8万元的价格出卖给日本静嘉堂文库。范氏天一阁是清代私家藏书中的硕果仅存者，素以管理严密著称，但到解放时，其藏书也从全盛时的7万余卷锐减至1万余卷。“文化大革命”更使图书管理制度失序，绝大多数图书被当成封建黑货，遭灭顶之祸。本以上事例充分表明，社会的安定是包括图书事业在内的文化事业得以兴旺的根本保证，否则一切图书典籍，无论官藏私藏，终究难保长久无虞。
穿越历史的时光隧道，清代图书管理制度所缔造的学术文化辉煌令人感念，重要的，不在对厥功甚伟发思古之幽情，而在于祖武先人。成其远者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