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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补习指的是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外参加的旨在提高学业成绩的各种培优补差活动。课外补习广泛存在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这些国家有着厚重的儒家文化传统，并且普遍采用竞争性考试来筛选学生，因此学生读书升学的压力极大。学业竞争的加剧导致更多的学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参加补习。
研究表明，课外补习的规模在一些国家有不断扩大之势，如韩国的家庭补习支出占GDP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1.2％增至1998年的2.9％。通过研究以增进对课外补习的了解，一方面政府可制定合理的政策引导补习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另一方面学校也可改进教学服务，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成绩。
一、相关研究
国外对课外补习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文献比较丰富，主题也较广泛。限于篇幅，本文只概述几项较有影响力的研究。
Stevenson与Becker在对日本教育的研究中，首次提出课外补习是一种“影子教育”，并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的子女要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的子女获得更多的补习机会。
Lee、Russell、de Silva、Tseng等人，分别对中国香港、日本、斯里兰卡和中国台湾的课外补习规模进行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课外补习规模相当庞大，中国香港有45％的小学生参加补习，日本有近70％的学生在中学毕业前参加各种补习，中国台湾有81％的高中生参加私人补习。其基本规律是：年级越高，离升学考试越近，学生参加补习的比例就越高，年级与参加补习的比例呈正相关；从科目看，外语、数学、科学是最受学生青睐的补习科目，极少有学生补习母语；从补习者的学业表现看，学生成绩与参加补习的比例呈正相关，即学生成绩越好，参加补习的可能性越人，这说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补习更多是一种培优。但研究并未发现补习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也未发现参加补习的学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Bray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课外补习进行研究，并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得出结论：亚洲地区较高的教育私人收益率是家长热衷于让子女补习的重要原因；韩国家长在子女私人补习上的支出已是政府教育支出的1.5倍，这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数据。Bray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所有国家的可得数据作了系统化处理，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国内的实证研究中，雷万鹏对高中生教育补习支出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高中补习主要为补差，而非培优；地区、城乡和家庭背景因素对补习支出有显著影响。卢阳通过对成都某小学学生的抽样调查得出结论：几乎所有学生都参加了旨在强化学校教育的补习(如奥数和作文)，学生参加补习主要受父母决定的影响。上海教育信息调查队在对全市中小学课业负担的调查中发现，请家教的学生占到被调查总数的42.8％，请家教的原因主要为“自己想参加”(占73％)和“家长要求参加”(占15％)。
综观国内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研究成果不多，远未形成规模；二是部分研究只针对学校的个案，少见较大规模的调查；三是针对补习的特定方面进行研究的较多，缺少较全面的分析。有鉴于此，我们试图通过抽样调查，全面了解课外补习的规模、强度、科目分布、年级分布，并初步探究补习的成因、途径、支出、意愿等因素。
二、研究设计及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本研究聚焦于义务教育阶段，未涉及普通高中；只关注城市学校，未调查农村学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四至九年级(六年级即初一，依此类推)的学生。
同时，本研究未把学校统一安排的补课算作课外补习，因为这种补习在政策上是不允许的，具有隐蔽性和敏感性。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笔者于2007年5月—6月对武汉市H区的抽样问卷调查。调查以班级为单位，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进行。调查共涉及办学质量中上及中下水平的4所学校6个年级(四至九年级)12个班的学生，发放问卷712份，回收677份，回收率为95.1％；其中有效问卷613份，问卷有效率为90.5％。
对数据的分析结果如下：
1、课外补习的规模
课外补习可分为上补习班和请家教两类。有的学生只参加一利，形式的补习，有的学生两种形式都参加，有的学生两种都不参加。用接受调查学生总数减去两者都不参加的学生数，得出的就是参加补习的学生数(见表1)。
从总体上看，在本年级期间参加补习的学生占66.2％，有56.8％的学生上补习班，23.6％的学生请家教，其中有一些学生既上补习班，又请家教。除九年级外，上补习班的学生均多于请家教的学生。在各科目的补习中，上补习班的比例也高于请家教的比例，此结论同样适用于不同办学水平的学校。这说明补习班更受学生欢迎，主要原因是补习班的价格较低、方便找到、适合学生班级上课的习惯。此外，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补习班的学生在15人—25人之间，远低于学校的班级规模，这种小班制的学习方式对学生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从年级来看，学生参加补习的比例随年级上升而增加，初中要高于小学3个百分点。这说明学生参加补习的比例随着升学压力的加大而增加。但到初三年级，参加补习的学生比例急剧下降至43.9％。其中，上补习班的只占23.5％，在所有年级中最低；而请家教的则占35.5％，在所有年级中最高。经调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学校集体补课占据了初三学生的周末时间，学生已无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参加补习班；而家教的优势在于上课时间较为灵活，且补习较有针对性。这一现象也说明，在课业负担极重时，上补习班和请家教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
从补习科目看，学生参加数学补习的比例最高(39.6％)，其次为英语(36.0％)、科学(32.0％)，只有24.6％的学生参加语文补习。
从校际看，办学水平较高的学校参加补习的学生比例高于力、学水平较低的学校近16个百分点。这说明，学生补习比例与学校办学水平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α=0.01)，相关系数为0.07。学校办学水平越高，学业竞争越激烈，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也越多。
2、课外补习的强度
学生补习的科目数和补习时间可测量课外补习的强度(见图1)。在所有参加补习的学生中，参加1门与2门科目补习的学生比重最高，各约占35.0％，其次为3门和4门，共约占30.0％。学生平均每周每科补习2小时，保守估计，学生每周补习时间约为4.2小时。
3、课外补习的作业负担
学生参加课外补习，还会增加他们的作业量。但调查发现，补 习作业与学校作业相比，负担要轻得多。绝大多数学生(近80.0％)每周各科补习课的作业低于1小时，还有约28.0％的补习课不布置任何作业。而调查数据显示，学生每天做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的时间均为2小时以上，其中初中生在3小时左右。
4、课外补习的原因
问卷中设计了一个多项选择题，以分析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原因。学生在回答为什么参加补习时，居于前3位的选项是“为了在考试或竞赛中取得好成绩”(27.4％)、“培养自己的学习兴趣与能力”(26.3％)、“课外补习的内容更全面”(13.6％)，这说明学生补习的最主要日的是提高成绩。而部分学生对学校教育的不满足或不适应也是他们参加补习的原因。比如：初中实施新课程改革以来，科学成为原来物理、生物、化学等科目的综合课程，学校一般让原来的单科教师讲授科学课，教师感到力不从心，学生也感到理解困难，而课外补习还是把科学分科目来上，满足了部分学生的需求。此外，还有9.3％的学生是因为“其他学生都去参加补习，所以我也去”。而回答“家长让我去，我本不愿意”的有7.3％。
学生在回答为什么没有参加补习时，居于前两位的选项是“作业太多，没有时间”(26.1％)、“家长没叫我去”(21.3％)。
5、参加补习的途径
在回答“参加补习的主要途径”时，居于前两位的选项是“家长的朋友或同事介绍”(38.0％)、“学校老师介绍”(26.0％)，远远高于“同学的介绍”(15.0％)和“广告的介绍”(16.0％)。这说明学生在选择补习班时，家长和学校教师的意见最重要。
6、课外补习的支出
调查显示，课外补习已成为城市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问卷数据估算(见表2)，有学生参加补习的家庭中，月平均补习支出为224.8元，占武汉市H区城镇居民月可支配收入(1063元，2006年数据)的21％。这个数据明显高于其他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的研究显示，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占年消费的18.2％(剔除无教育支出户)。可供解释的原因有：参与补习的家庭，大多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支付能力更强，因而补习支出大；此外，在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越来越规范，课外补习的支出已开始在教育支出中占据重要位置。
7、补习史及补习意愿
从表3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学生在小学就开始参加补习，只有极少数学生到初中才开始补习。这说明学业竞争压力已下移至小学低年级。
在补习意愿方面，有47.5％的学生打算在暑期或下一学年参加补习。补习意愿最强烈的是初一年级，而四年级和初三学生打算参加补习的比例最低。事实上，尽管同属义务教育，但初中比小学更注重成绩排名，而学生在小升初时，感受到的竞争压力最大，因此这时学生参加补习的意愿最为强烈。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初三学生仍有三成以上愿意在中考结束后补习，以应对竞争更加激烈的高中学习。
8、补习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从学生对“参加补习后学习是否进步”的回答看，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参加补习后学习“进步很大”或“进步了一点”。说明从学生的主观感受来看，补习对大部分学生的学习有促进作用。
三、几点启示
1、课外补习需求广泛存在
从调查结果看，课外补习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单凭禁止政策不可能奏效。近年来，各地教育主管部门为减轻学生负担，明令禁止公办学校在节假日给学生补课，但这种政策只会使补习活动转入地下，更难以监管；一些地方禁止学校教师为学生提供补习服务，但仍然有部分教师在“暗中作业”，可见课外补习是有“群众基础”的。政府如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考虑，应允许学校对学习成绩位于最底层的学生进行补差，以提高其学习成绩。
2、学业竞争是学生参加补习的主要动因
如能全面改革中考制度，不单凭考试手段来选拔学生，课外补习活动的需求自会减少。笔者通过对比武汉市与广州市的补习活动，发现后者在规模、强度等各方面远逊于前者，主要原因在于广州市中小学生的学业竞争压力远低于武汉市。
编辑：林 飞
研究表明，课外补习的规模在一些国家有不断扩大之势，如韩国的家庭补习支出占GDP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1.2％增至1998年的2.9％。通过研究以增进对课外补习的了解，一方面政府可制定合理的政策引导补习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另一方面学校也可改进教学服务，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成绩。
一、相关研究
国外对课外补习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文献比较丰富，主题也较广泛。限于篇幅，本文只概述几项较有影响力的研究。
Stevenson与Becker在对日本教育的研究中，首次提出课外补习是一种“影子教育”，并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的子女要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的子女获得更多的补习机会。
Lee、Russell、de Silva、Tseng等人，分别对中国香港、日本、斯里兰卡和中国台湾的课外补习规模进行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课外补习规模相当庞大，中国香港有45％的小学生参加补习，日本有近70％的学生在中学毕业前参加各种补习，中国台湾有81％的高中生参加私人补习。其基本规律是：年级越高，离升学考试越近，学生参加补习的比例就越高，年级与参加补习的比例呈正相关；从科目看，外语、数学、科学是最受学生青睐的补习科目，极少有学生补习母语；从补习者的学业表现看，学生成绩与参加补习的比例呈正相关，即学生成绩越好，参加补习的可能性越人，这说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补习更多是一种培优。但研究并未发现补习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也未发现参加补习的学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Bray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课外补习进行研究，并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得出结论：亚洲地区较高的教育私人收益率是家长热衷于让子女补习的重要原因；韩国家长在子女私人补习上的支出已是政府教育支出的1.5倍，这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数据。Bray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所有国家的可得数据作了系统化处理，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国内的实证研究中，雷万鹏对高中生教育补习支出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高中补习主要为补差，而非培优；地区、城乡和家庭背景因素对补习支出有显著影响。卢阳通过对成都某小学学生的抽样调查得出结论：几乎所有学生都参加了旨在强化学校教育的补习(如奥数和作文)，学生参加补习主要受父母决定的影响。上海教育信息调查队在对全市中小学课业负担的调查中发现，请家教的学生占到被调查总数的42.8％，请家教的原因主要为“自己想参加”(占73％)和“家长要求参加”(占15％)。
综观国内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研究成果不多，远未形成规模；二是部分研究只针对学校的个案，少见较大规模的调查；三是针对补习的特定方面进行研究的较多，缺少较全面的分析。有鉴于此，我们试图通过抽样调查，全面了解课外补习的规模、强度、科目分布、年级分布，并初步探究补习的成因、途径、支出、意愿等因素。
二、研究设计及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本研究聚焦于义务教育阶段，未涉及普通高中；只关注城市学校，未调查农村学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四至九年级(六年级即初一，依此类推)的学生。
同时，本研究未把学校统一安排的补课算作课外补习，因为这种补习在政策上是不允许的，具有隐蔽性和敏感性。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笔者于2007年5月—6月对武汉市H区的抽样问卷调查。调查以班级为单位，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进行。调查共涉及办学质量中上及中下水平的4所学校6个年级(四至九年级)12个班的学生，发放问卷712份，回收677份，回收率为95.1％；其中有效问卷613份，问卷有效率为90.5％。
对数据的分析结果如下：
1、课外补习的规模
课外补习可分为上补习班和请家教两类。有的学生只参加一利，形式的补习，有的学生两种形式都参加，有的学生两种都不参加。用接受调查学生总数减去两者都不参加的学生数，得出的就是参加补习的学生数(见表1)。
从总体上看，在本年级期间参加补习的学生占66.2％，有56.8％的学生上补习班，23.6％的学生请家教，其中有一些学生既上补习班，又请家教。除九年级外，上补习班的学生均多于请家教的学生。在各科目的补习中，上补习班的比例也高于请家教的比例，此结论同样适用于不同办学水平的学校。这说明补习班更受学生欢迎，主要原因是补习班的价格较低、方便找到、适合学生班级上课的习惯。此外，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补习班的学生在15人—25人之间，远低于学校的班级规模，这种小班制的学习方式对学生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从年级来看，学生参加补习的比例随年级上升而增加，初中要高于小学3个百分点。这说明学生参加补习的比例随着升学压力的加大而增加。但到初三年级，参加补习的学生比例急剧下降至43.9％。其中，上补习班的只占23.5％，在所有年级中最低；而请家教的则占35.5％，在所有年级中最高。经调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学校集体补课占据了初三学生的周末时间，学生已无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参加补习班；而家教的优势在于上课时间较为灵活，且补习较有针对性。这一现象也说明，在课业负担极重时，上补习班和请家教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
从补习科目看，学生参加数学补习的比例最高(39.6％)，其次为英语(36.0％)、科学(32.0％)，只有24.6％的学生参加语文补习。
从校际看，办学水平较高的学校参加补习的学生比例高于力、学水平较低的学校近16个百分点。这说明，学生补习比例与学校办学水平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α=0.01)，相关系数为0.07。学校办学水平越高，学业竞争越激烈，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也越多。
2、课外补习的强度
学生补习的科目数和补习时间可测量课外补习的强度(见图1)。在所有参加补习的学生中，参加1门与2门科目补习的学生比重最高，各约占35.0％，其次为3门和4门，共约占30.0％。学生平均每周每科补习2小时，保守估计，学生每周补习时间约为4.2小时。
3、课外补习的作业负担
学生参加课外补习，还会增加他们的作业量。但调查发现，补 习作业与学校作业相比，负担要轻得多。绝大多数学生(近80.0％)每周各科补习课的作业低于1小时，还有约28.0％的补习课不布置任何作业。而调查数据显示，学生每天做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的时间均为2小时以上，其中初中生在3小时左右。
4、课外补习的原因
问卷中设计了一个多项选择题，以分析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原因。学生在回答为什么参加补习时，居于前3位的选项是“为了在考试或竞赛中取得好成绩”(27.4％)、“培养自己的学习兴趣与能力”(26.3％)、“课外补习的内容更全面”(13.6％)，这说明学生补习的最主要日的是提高成绩。而部分学生对学校教育的不满足或不适应也是他们参加补习的原因。比如：初中实施新课程改革以来，科学成为原来物理、生物、化学等科目的综合课程，学校一般让原来的单科教师讲授科学课，教师感到力不从心，学生也感到理解困难，而课外补习还是把科学分科目来上，满足了部分学生的需求。此外，还有9.3％的学生是因为“其他学生都去参加补习，所以我也去”。而回答“家长让我去，我本不愿意”的有7.3％。
学生在回答为什么没有参加补习时，居于前两位的选项是“作业太多，没有时间”(26.1％)、“家长没叫我去”(21.3％)。
5、参加补习的途径
在回答“参加补习的主要途径”时，居于前两位的选项是“家长的朋友或同事介绍”(38.0％)、“学校老师介绍”(26.0％)，远远高于“同学的介绍”(15.0％)和“广告的介绍”(16.0％)。这说明学生在选择补习班时，家长和学校教师的意见最重要。
6、课外补习的支出
调查显示，课外补习已成为城市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问卷数据估算(见表2)，有学生参加补习的家庭中，月平均补习支出为224.8元，占武汉市H区城镇居民月可支配收入(1063元，2006年数据)的21％。这个数据明显高于其他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的研究显示，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占年消费的18.2％(剔除无教育支出户)。可供解释的原因有：参与补习的家庭，大多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支付能力更强，因而补习支出大；此外，在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越来越规范，课外补习的支出已开始在教育支出中占据重要位置。
7、补习史及补习意愿
从表3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学生在小学就开始参加补习，只有极少数学生到初中才开始补习。这说明学业竞争压力已下移至小学低年级。
在补习意愿方面，有47.5％的学生打算在暑期或下一学年参加补习。补习意愿最强烈的是初一年级，而四年级和初三学生打算参加补习的比例最低。事实上，尽管同属义务教育，但初中比小学更注重成绩排名，而学生在小升初时，感受到的竞争压力最大，因此这时学生参加补习的意愿最为强烈。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初三学生仍有三成以上愿意在中考结束后补习，以应对竞争更加激烈的高中学习。
8、补习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从学生对“参加补习后学习是否进步”的回答看，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参加补习后学习“进步很大”或“进步了一点”。说明从学生的主观感受来看，补习对大部分学生的学习有促进作用。
三、几点启示
1、课外补习需求广泛存在
从调查结果看，课外补习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单凭禁止政策不可能奏效。近年来，各地教育主管部门为减轻学生负担，明令禁止公办学校在节假日给学生补课，但这种政策只会使补习活动转入地下，更难以监管；一些地方禁止学校教师为学生提供补习服务，但仍然有部分教师在“暗中作业”，可见课外补习是有“群众基础”的。政府如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考虑，应允许学校对学习成绩位于最底层的学生进行补差，以提高其学习成绩。
2、学业竞争是学生参加补习的主要动因
如能全面改革中考制度，不单凭考试手段来选拔学生，课外补习活动的需求自会减少。笔者通过对比武汉市与广州市的补习活动，发现后者在规模、强度等各方面远逊于前者，主要原因在于广州市中小学生的学业竞争压力远低于武汉市。
编辑：林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