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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广东诗歌成为了重要的文化现象，从黄礼孩的《诗歌与人》杂志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到郑小琼、许立志等诗人的创作，到分布在深圳、广州、东莞、韶关等地的诗歌刊物，再到一批多年以来扎根在岭南的诗歌研究者和批评家，可以说，广东诗歌势力，在创作与研究方面都形成了一个小传统。而对于粤西城市之一的湛江，我们不禁想问，其诗歌成绩如何呢？港城湛江，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难以匹敌的亚热带风景，并坐拥多所高校和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学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个地方的知名度不止是依靠经济的强大或风景名胜，更需要文化的支撑和激活，如沈从文之于凤凰，萧红之于呼兰，汪曾祺之于高邮……由此可见，一座城，一个地方，需要文化赋予其魂魄，才能让她真正灵动起来。湛江知名度的提升显然也需要体量巨大的文学创作来支撑。可喜的是，“湛江诗群”近年来的崛起，也成了港城一张新的文化“名片”。近日，由张德明教授主编的《湛江诗群诗选》（四川民族出版社，2019年）出版，“诗选”收录有26位诗人，260首诗歌，系统地展示了一个崛起不久的地方诗群的成绩与实力，读罢不禁令人称叹。
“湛江诗群”成立于2016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同仁型文学社团。这个诗群由一群志趣相投且平素“交往甚多”的诗人们自发组建，但却不似我们熟悉的一些相对松散的文学社团，从写作意识、美学追求到文学活动，这个诗群一开始就是高度自觉的。“湛江诗群”以新诗研究者/学院派批评家为中心，有诗艺相对成熟的诗人作为领军人物，有系统性的诗学理论作指导，因此，诗群从一开始就摆脱或避免了“野生”的存在状态。此外，诗群还建立有一系列“制度性”的措施让诗群不再只是一个诗人之间的结盟，而具有了明显的“制度化”特征，这表现在：“湛江诗群”既有定期举办的内部“改稿会”，诗歌活动，也有有计划、集中推荐诗人的“荐稿”机制;他们也有自己的阵地—诗歌民刊《海岸线》。诗群凭借“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计划和发展方案”，让内部同仁紧密地联系起来，交流起来，形成了一个群体内部的诗歌生态，所以才在成立两年来真正做到了“实力有序得到提升” （张德明《湛江诗群：广东诗歌的生力军》）。志同道合者+领军人物，诗艺探索的激情+系统性诗学理论指导，诗意锤炼+理性自觉，“湛江诗群”正是凭借这些“秘诀”，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诗坛的关注。真可谓是诗因群兴，群因诗暖。
帕斯在《百年佩索阿》序言中写到，“诗人们没有传记，作品就是他们的传记。”是的，诗人是靠诗作来建立自己的诗名的。“湛江诗群”的诗作就整体来看，是具有着一定共性特征的，这首先就表现在他们的诗作中有一种隐逸与自在意识。在“湛江诗群”的创作里，可以读到大量的边缘性（地理意义）的意象，大海、台风、夜访的小镇、琼州海峡、中国大陆的最南端等在他们的诗句中纷至沓来。这些意象中的绝大部分显然拥有着多重的文化意义和多元的情感指向，曾被中外诗人反复书写，如大海、海峡、雪等，但当它们出现在诗群诗人的笔下时，大多凝结着雅致、朴素和平和的情緒，仿佛这些本来可以在人心中唤起惊涛骇浪的对象，在诗群诗人心中只是日常中习以为常的风物。置身在这些风物之间时，是主体的情绪发现了它们，而非它们引领或主宰了主体。在素朴平和情绪表达的同时，隐逸成了诗者的一种主动选择和追求，如史习斌的《隐（之一）》这样写道：“我来到山林/只为那一瞬/只为那瞬间的/隐”。这种隐逸不是苦的，而是自在的，这一点在诗人梁永利作品里体现得非常清晰，他在《林边小寺》中这样写道：“木鱼能把寺庙想说的话敲出来/山门也敲开。海滩边/红树望香火，一团雾/藏在枝下，听啼鸣/飞泉与落叶，悄然离开。”程继龙在没有收入诗群选集的11首《隐士组诗》中同样倾诉了对隐逸的向往：“一生，安心做一个隐士，为好。”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情绪、情感，正因为这些诗人就日常生活在这块祖国最南端的半岛上，而湛江这座大陆最南的城市正是透着一种骨子里的平静却自足自在的气质，诗群的成员们也显然受到了这种城市气质的浸染和影响。
“湛江诗群”并未因为隐于大陆最南端而自卑，而失语，边缘的位置恰恰赋予了他们观察视角的灵活与思考的自由，所以他们虽自居边缘却自有一种力与骄傲充盈在心间，以此来回望中心，与中心对话。黄钺写到了小与大的辩证：“小是小家碧玉，较易接近的美女的统称/小是小试锋芒，和小试牛刀差不多/小是小巫见大巫，厉害/小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忍吧/小是小卒子过河—顶大车！”（《小》）马兴同样写到了“小”中所蕴含的亲情和份量：“小的是美好的，妈妈的话也是小的。”（《小的是美好的》）正是身居边缘而被认定为“小”，身处大陆一角而被认定为“南”。“小”和“南”却未必让诗群诗作为“难”，诗人们恰恰从这一“小”和“南”中找到了观察的位置，抒情的位置，表达的位置以及思考的位置，正是因为这一位置的自我确认，“湛江诗群”的一部分诗人才能在表达之中逐渐显露出个性来。梁雷鸣写到了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的体验：“我坚信，惊涛下面/大地依然前行/坚实的土地/承载着我/也能承载着大海/大地会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抬起它高昂的头/与我遥遥相望”。（《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大地”是中心延伸出来的，站在它边缘的“我”，没有感觉到被抛弃和被遗忘，相反，“我”看到了“大地”的延续，看到了自己和“大地”的联系，继而通过这样的联系，“我”与“大地”才有了并行、并立的关系，因而“遥遥相望”—“我”也不再为之“小”。“我”的自信与骄傲一望便知。大概也正是因为类似这样的情感，赵金钟才记下了“我”在“历史”中的困境以及同时所具备的主体精神：“骑在历史的背脊上，我们/很风光，然而历史是什么/我们一无所知//在历史的拐弯处，我踢了历史一脚”（《历史》）。
不论是孙善文笔下的雷祖祠、南尾宫诗里的“突然长高的桉树”、张德明书写的“你见过大海”，还是凌斌口中的“南海”，岭南地区那特有的风景、风物，婀娜多姿地伫立于诗歌之中，“湛江诗群”的诗作表现出了鲜明的地方性特征，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还需要留意的是，诗群诗人还表现出世界性的倾向与追求。若论诗群中最具有世界性的诗人，当首推黄礼孩。纵观诗选中黄礼孩的十首诗，欧洲、曼谷、托斯卡纳、哥特兰岛、挪威都依次进入诗人笔下，这一方面源自诗人的经历，另一方面显示了这位走出湛江的诗人开阔的视野和胸襟。同样的，我们也在张德明、赵金钟、袁志军、程继龙等作品里发现类似的书写。显然，被海包围的半岛没有限制他们的视阈，相反，开阔的地缘给予了他们很大的“胃口”，让他们用自己的诗句拥抱世界并捕获对世界的体验。说回黄礼孩的诗作，我们读到了他诗作之中对爱情、思念和孤独体验的描摹：“我并非想恭维牧场般的地中海/是风如翼迅速地展开，是浪似虹暗中涌起/在海岸线漫步久了，身体里的日子也排列成波浪/没有谁可以免于时间水纹带来的印痕//远在他乡的水银姑娘，我沿途收集你信念的碎片/却又在风中丢失，此地终是陌生的旅程/想起上次在深圳的告别，忧伤像海水从未停息/一个人携带的地中海，越来越辽阔/我推开迷途，试着给飞鸟喂食内心的彩虹。”（《给飞鸟喂食内心的彩虹》）“我”在爱情的“激荡”中思念，那爱情的声音一次一次“暗中涌起”，如果思念有个形状，大概就是“地中海”，但这片“地中海”并非是那个存在于地球上的实体对象，而是“一个人携带的”心中之物。它像一次漫长的告别或一个吻，只有当事者才知晓真相。正是随身携带的“地中海”般的思念，才让“我”一次一次在白日梦里从异地他乡回到曾铭心刻骨的深圳，才让“我”“沿途收集你信念的碎片”，不断地想起“远在他乡的水银姑娘”。当“我”意识到已身处“迷途”之中，但“我”因为依依不舍的辞别所以才情愿陷于迷途之中，并尝试着与“飞鸟”分享心中的那片晦暗不明的“地中海”。“我”的心，被“记忆赋予其风暴”，已然狂风暴雨，但“我”外表却平静如常，虽无法与思念对象相见和倾诉心曲，但心却因为与“飞鸟”共享秘密而喜悦万分。黄礼孩诗作的向内掘进的向度，就涉及主题的深刻性和普世性而言，显然已具备了世界性的元素。
叶燮在《原诗》中这样写道：“我谓做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辩以出，随遇发声，随生即盛。”在叶燮看来，“胸襟”是“诗之基”， 诗人主体世界中的“才、胆、识、力”以及道德感等才是最重要的，正因为诗人具有“胸襟”，因此才能负载才情、智慧和个性，最终得以在创作里发力而真正做到“随遇发声”。不论作家肤色，不论作品的书写语言和内容，思考和挖掘人的处境，探索人的问题是文学普世性的主题，这或许是莎士比亚之所以是莎士比亚的原因所在，或者说莎士比亚作品具有世界性的真正原因。除黄礼孩诗作外，我们在“湛江诗群”其他诗人创作中看到了他们这方面的尝试和努力。如张德明笔下对失眠的表达：“昨晚我失眠了/这个叙述有多种解释/首先说明我没睡好/我和枕头、床单磨蹭了一宿/把月光当药片一秒一秒地吞吃/其次说明我走了神/大脑为一个远方的人一桩过去的事/而不愿停止工作。它强拉眼睛、手臂和茶水作陪。”（《失眠》）当面对族谱时，诗人现代性的精神让“我”陷入了“我是谁，他们又是谁”的困惑，而当深入了解后，“我”发出了“我沿着一群发黄的文字回到/最初的村庄，看不见他们/只看见自己，现在/我是以某种形式，替他们活着。”（林水文《纸上的祖先》）于是，祖先不再停留在纸上，“他们”不是跨越时空来到“我”的面前，而是“我”借助记录祖先的“纸”回到过去关照“他们”，以此来确认“我”“现在”的位置，或者说来锚定“我”的身份。“纸上的祖先”并未活着来到我们今天，而是我意识到“替他们生活着”。古与今，“我”与祖先的关系就通过短短的几行诗表达了出来，既富有历史精神，又具有一种巧妙的思辨性。
《湛江诗群诗选》是一次吹响号角的集合，也是对诗群一个阶段成绩的总结，当然，它更像是一次崭新的开始。一个诗群凝聚在一处，以诗歌的名义共同出发是一件美好的事，特别是之于诗歌影响式微的今天。显然，湛江诗群的成立及活动，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和意义。当然，共同出发也是一件困难的事，特别是对于追求个人化的现代诗歌写作来说。通过这一本诗选，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期待，“湛江诗群”能继续借诗来开路，用诗歌来取光，去进一步照亮并书写那些被遮蔽的雷州半岛故事，被遗忘的广州湾殖民遗迹，被忽略的湛江地区的人与事，去书写出更多、更伟大、更具个性化的诗作，继而成为广东乃至全国诗歌的一张名片。
“湛江诗群”成立于2016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同仁型文学社团。这个诗群由一群志趣相投且平素“交往甚多”的诗人们自发组建，但却不似我们熟悉的一些相对松散的文学社团，从写作意识、美学追求到文学活动，这个诗群一开始就是高度自觉的。“湛江诗群”以新诗研究者/学院派批评家为中心，有诗艺相对成熟的诗人作为领军人物，有系统性的诗学理论作指导，因此，诗群从一开始就摆脱或避免了“野生”的存在状态。此外，诗群还建立有一系列“制度性”的措施让诗群不再只是一个诗人之间的结盟，而具有了明显的“制度化”特征，这表现在：“湛江诗群”既有定期举办的内部“改稿会”，诗歌活动，也有有计划、集中推荐诗人的“荐稿”机制;他们也有自己的阵地—诗歌民刊《海岸线》。诗群凭借“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计划和发展方案”，让内部同仁紧密地联系起来，交流起来，形成了一个群体内部的诗歌生态，所以才在成立两年来真正做到了“实力有序得到提升” （张德明《湛江诗群：广东诗歌的生力军》）。志同道合者+领军人物，诗艺探索的激情+系统性诗学理论指导，诗意锤炼+理性自觉，“湛江诗群”正是凭借这些“秘诀”，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诗坛的关注。真可谓是诗因群兴，群因诗暖。
帕斯在《百年佩索阿》序言中写到，“诗人们没有传记，作品就是他们的传记。”是的，诗人是靠诗作来建立自己的诗名的。“湛江诗群”的诗作就整体来看，是具有着一定共性特征的，这首先就表现在他们的诗作中有一种隐逸与自在意识。在“湛江诗群”的创作里，可以读到大量的边缘性（地理意义）的意象，大海、台风、夜访的小镇、琼州海峡、中国大陆的最南端等在他们的诗句中纷至沓来。这些意象中的绝大部分显然拥有着多重的文化意义和多元的情感指向，曾被中外诗人反复书写，如大海、海峡、雪等，但当它们出现在诗群诗人的笔下时，大多凝结着雅致、朴素和平和的情緒，仿佛这些本来可以在人心中唤起惊涛骇浪的对象，在诗群诗人心中只是日常中习以为常的风物。置身在这些风物之间时，是主体的情绪发现了它们，而非它们引领或主宰了主体。在素朴平和情绪表达的同时，隐逸成了诗者的一种主动选择和追求，如史习斌的《隐（之一）》这样写道：“我来到山林/只为那一瞬/只为那瞬间的/隐”。这种隐逸不是苦的，而是自在的，这一点在诗人梁永利作品里体现得非常清晰，他在《林边小寺》中这样写道：“木鱼能把寺庙想说的话敲出来/山门也敲开。海滩边/红树望香火，一团雾/藏在枝下，听啼鸣/飞泉与落叶，悄然离开。”程继龙在没有收入诗群选集的11首《隐士组诗》中同样倾诉了对隐逸的向往：“一生，安心做一个隐士，为好。”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情绪、情感，正因为这些诗人就日常生活在这块祖国最南端的半岛上，而湛江这座大陆最南的城市正是透着一种骨子里的平静却自足自在的气质，诗群的成员们也显然受到了这种城市气质的浸染和影响。
“湛江诗群”并未因为隐于大陆最南端而自卑，而失语，边缘的位置恰恰赋予了他们观察视角的灵活与思考的自由，所以他们虽自居边缘却自有一种力与骄傲充盈在心间，以此来回望中心，与中心对话。黄钺写到了小与大的辩证：“小是小家碧玉，较易接近的美女的统称/小是小试锋芒，和小试牛刀差不多/小是小巫见大巫，厉害/小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忍吧/小是小卒子过河—顶大车！”（《小》）马兴同样写到了“小”中所蕴含的亲情和份量：“小的是美好的，妈妈的话也是小的。”（《小的是美好的》）正是身居边缘而被认定为“小”，身处大陆一角而被认定为“南”。“小”和“南”却未必让诗群诗作为“难”，诗人们恰恰从这一“小”和“南”中找到了观察的位置，抒情的位置，表达的位置以及思考的位置，正是因为这一位置的自我确认，“湛江诗群”的一部分诗人才能在表达之中逐渐显露出个性来。梁雷鸣写到了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的体验：“我坚信，惊涛下面/大地依然前行/坚实的土地/承载着我/也能承载着大海/大地会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抬起它高昂的头/与我遥遥相望”。（《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大地”是中心延伸出来的，站在它边缘的“我”，没有感觉到被抛弃和被遗忘，相反，“我”看到了“大地”的延续，看到了自己和“大地”的联系，继而通过这样的联系，“我”与“大地”才有了并行、并立的关系，因而“遥遥相望”—“我”也不再为之“小”。“我”的自信与骄傲一望便知。大概也正是因为类似这样的情感，赵金钟才记下了“我”在“历史”中的困境以及同时所具备的主体精神：“骑在历史的背脊上，我们/很风光，然而历史是什么/我们一无所知//在历史的拐弯处，我踢了历史一脚”（《历史》）。
不论是孙善文笔下的雷祖祠、南尾宫诗里的“突然长高的桉树”、张德明书写的“你见过大海”，还是凌斌口中的“南海”，岭南地区那特有的风景、风物，婀娜多姿地伫立于诗歌之中，“湛江诗群”的诗作表现出了鲜明的地方性特征，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还需要留意的是，诗群诗人还表现出世界性的倾向与追求。若论诗群中最具有世界性的诗人，当首推黄礼孩。纵观诗选中黄礼孩的十首诗，欧洲、曼谷、托斯卡纳、哥特兰岛、挪威都依次进入诗人笔下，这一方面源自诗人的经历，另一方面显示了这位走出湛江的诗人开阔的视野和胸襟。同样的，我们也在张德明、赵金钟、袁志军、程继龙等作品里发现类似的书写。显然，被海包围的半岛没有限制他们的视阈，相反，开阔的地缘给予了他们很大的“胃口”，让他们用自己的诗句拥抱世界并捕获对世界的体验。说回黄礼孩的诗作，我们读到了他诗作之中对爱情、思念和孤独体验的描摹：“我并非想恭维牧场般的地中海/是风如翼迅速地展开，是浪似虹暗中涌起/在海岸线漫步久了，身体里的日子也排列成波浪/没有谁可以免于时间水纹带来的印痕//远在他乡的水银姑娘，我沿途收集你信念的碎片/却又在风中丢失，此地终是陌生的旅程/想起上次在深圳的告别，忧伤像海水从未停息/一个人携带的地中海，越来越辽阔/我推开迷途，试着给飞鸟喂食内心的彩虹。”（《给飞鸟喂食内心的彩虹》）“我”在爱情的“激荡”中思念，那爱情的声音一次一次“暗中涌起”，如果思念有个形状，大概就是“地中海”，但这片“地中海”并非是那个存在于地球上的实体对象，而是“一个人携带的”心中之物。它像一次漫长的告别或一个吻，只有当事者才知晓真相。正是随身携带的“地中海”般的思念，才让“我”一次一次在白日梦里从异地他乡回到曾铭心刻骨的深圳，才让“我”“沿途收集你信念的碎片”，不断地想起“远在他乡的水银姑娘”。当“我”意识到已身处“迷途”之中，但“我”因为依依不舍的辞别所以才情愿陷于迷途之中，并尝试着与“飞鸟”分享心中的那片晦暗不明的“地中海”。“我”的心，被“记忆赋予其风暴”，已然狂风暴雨，但“我”外表却平静如常，虽无法与思念对象相见和倾诉心曲，但心却因为与“飞鸟”共享秘密而喜悦万分。黄礼孩诗作的向内掘进的向度，就涉及主题的深刻性和普世性而言，显然已具备了世界性的元素。
叶燮在《原诗》中这样写道：“我谓做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辩以出，随遇发声，随生即盛。”在叶燮看来，“胸襟”是“诗之基”， 诗人主体世界中的“才、胆、识、力”以及道德感等才是最重要的，正因为诗人具有“胸襟”，因此才能负载才情、智慧和个性，最终得以在创作里发力而真正做到“随遇发声”。不论作家肤色，不论作品的书写语言和内容，思考和挖掘人的处境，探索人的问题是文学普世性的主题，这或许是莎士比亚之所以是莎士比亚的原因所在，或者说莎士比亚作品具有世界性的真正原因。除黄礼孩诗作外，我们在“湛江诗群”其他诗人创作中看到了他们这方面的尝试和努力。如张德明笔下对失眠的表达：“昨晚我失眠了/这个叙述有多种解释/首先说明我没睡好/我和枕头、床单磨蹭了一宿/把月光当药片一秒一秒地吞吃/其次说明我走了神/大脑为一个远方的人一桩过去的事/而不愿停止工作。它强拉眼睛、手臂和茶水作陪。”（《失眠》）当面对族谱时，诗人现代性的精神让“我”陷入了“我是谁，他们又是谁”的困惑，而当深入了解后，“我”发出了“我沿着一群发黄的文字回到/最初的村庄，看不见他们/只看见自己，现在/我是以某种形式，替他们活着。”（林水文《纸上的祖先》）于是，祖先不再停留在纸上，“他们”不是跨越时空来到“我”的面前，而是“我”借助记录祖先的“纸”回到过去关照“他们”，以此来确认“我”“现在”的位置，或者说来锚定“我”的身份。“纸上的祖先”并未活着来到我们今天，而是我意识到“替他们生活着”。古与今，“我”与祖先的关系就通过短短的几行诗表达了出来，既富有历史精神，又具有一种巧妙的思辨性。
《湛江诗群诗选》是一次吹响号角的集合，也是对诗群一个阶段成绩的总结，当然，它更像是一次崭新的开始。一个诗群凝聚在一处，以诗歌的名义共同出发是一件美好的事，特别是之于诗歌影响式微的今天。显然，湛江诗群的成立及活动，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和意义。当然，共同出发也是一件困难的事，特别是对于追求个人化的现代诗歌写作来说。通过这一本诗选，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期待，“湛江诗群”能继续借诗来开路，用诗歌来取光，去进一步照亮并书写那些被遮蔽的雷州半岛故事，被遗忘的广州湾殖民遗迹，被忽略的湛江地区的人与事，去书写出更多、更伟大、更具个性化的诗作，继而成为广东乃至全国诗歌的一张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