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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播》杂志一直是我案头不可缺少的参考读物，每期的重点文章我都会关注。这本杂志为我国广播影视政策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业界资料，研读里面的文章，相当于不用出门搞调研。《中国广播》作为我国广播发展研究领域的领头杂志，其发展空间很大，将继续在世界广播影视期刊领域争得一席之地。从媒介本身来看，作为一本杂志，它在社会转型及广播影视变革的大潮中，具有更加多元的发展平台、更加优化的发展环境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研究办刊思路
实际上，大到中国广播影视的整体发展，小到杂志本身的发展，只有放到社会转型的背景中去分析才能看得比较清楚。我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而是夹杂着三个转型的复杂过程：第一个转型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个过程进展比较顺利，方向和路径比较清楚，但涉及到传媒，情况就比较复杂。比如说广播影视双重属性问题，从实际来讲就和这个大转型有关。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是一条必进之路，有谁要想把中国社会再拉回到计划经济，无论是一种怀旧情绪也好，还是一种其他别的什么想法也好，事实上已经是不可能的。第二个转型从1840年开始，中国绵延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个过程非常艰难，现在我国仍处在这次转型的关键节点上，再过20到30年，中国有希望完成此次转型。第三个转型是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或者说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转型相重叠。实际上，我国一些发达地区或在一些领域已经与西方发达国家距离不大，也正在经历着这场转型。这三重转型对我们思考媒介发展很有影响，也很关键。当今中国的问题包括视听传媒发展方向、思路等在内的很多问题，只有放到这个背景下思考，才能想通。办好一本杂志也应有这个大视野。
二、紧跟媒介融合趋势，思考刊物发展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媒发展正处在一个媒介融合的大时代。这种融合不仅包括传媒技术、内容、渠道、终端、受众的融合，同时还包括传媒主体、传媒品牌、传媒服务、传媒市场、传媒文化、传媒价值、传媒监管，以及传媒与信息、文化等相关行业的各个方面的全方位融合。那么，媒介融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变化呢？个人认为，那将是整个传播模式、传播理念、商业模式、传媒价值等方面的整体变化。因此，若想办好一本杂志，就应密切关注媒介融合这个大背景。
《中国广播》杂志早已敏锐地察觉到这一趋势，其刊物英文并没有使用狭义的“radio”，而是使用了更具融合意味的“broadcast”。严格意义上来讲，现在的电视也可称作“broadcast”。因此，在办刊中，文章的选择、编辑要注重和体现媒介融合的大趋势。实际上，从全国来看，中央一直在推动广播电视的合并，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走向。有资料显示，早在2011年底，全国县（市）级电台、电视台已全部实现合并。目前，地市级电台、电视台和省级电台、电视台基本上已合并完毕。虽然对于电台电视台的合并各方意见不甚相同，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就是这一举措和媒介融合的方向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融合之后还会产生分化。个性化和社会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越社会化就会越个性化，越个性化就会越社会化。因此，在办刊中应紧紧抓住媒介融合的主题和社会化、个性化的特征，并在此框架下设定选题，这才符合整个媒介的发展方向。
同时，从广播自身来讲有一个难题，就是怎样定义广播。用电报通信的方式发送和接收信息，叫不叫广播？媒介融合背景下产生的各类音频，叫不叫广播？我的想法是，媒介融合给我们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是概念的变化，我相信未来这个作为独立声音传播方式的“广播”仍会存在。虽然声画结合将可占据主流，但没有图像的声音传播仍符合人性，符合人的需要，符合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一些特殊时候，如在重大灾难面前，声音广播仍然具有非常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对这一点我非常有信心，但它将来的存在方式是什么？这需要再探讨。总的来说，媒介融合是一个大趋势。从体制而言，国家层面的广播、电视合并，中央一定会非常慎重。但从媒体本身来讲，音频和视频已经走在一起，比如中央电台、国际电台办新媒体，实际上已突破单纯音频的业务形态。
三、找准刊物定位，向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方向拓展
要办好一本杂志，首先要给杂志一个准确的定位。从现在情况看，《中国广播》杂志基本上偏向业务型，但同时也在向学术和政策延伸。《中国广播》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期刊，不可避免地会向政策延伸。而且现代社会中业务和学术很难分清。一本杂志要办好，如果没有学术上的深度和品位，很难产生广泛持久的影响力。因此，对《中国广播》而言，虽然在政策、业务、学术三个方面都有涉及，但如何在三者结合中找准定位，则值得进一步探讨。
对学术研究而言，如果《中国广播》单纯办成纯粹学术性刊物，也同样偏离了办刊的初衷，优势不强。但绝不能忽视学术，好的期刊要想得到学术界的公认，需要兼具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对政策研究而言，希望这本杂志能有一些政策方面的探讨，能为政策制定提供一些基础性的材料和重要的参考。因此，从影响范围来说，《中国广播》应有一个横向拓展，就像在媒介融合中广播向新媒体（包括互联网、移动网络和不断出现的新的传播方式如广播软件应用、视频传播等）延伸的横向拓展一样，这符合传播的发展大趋势。杂志也要紧跟这个发展趋势，更好地从业务研究向学术研究、政策研究提升。
四、注重人性化设计，追求文化品位
首先，就杂志的纸张书页而言，应便于携带并具备人性化的设计。杂志要让读者看着赏心悦目，感觉整齐清新。我个人比较喜欢看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那种朴实轻便的书，这可能带有一点怀旧情绪。杂志不但是要让人阅读的，而且还应便于携带，触摸起来感觉很人性化。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讲，我更喜欢《新华文摘》，甚至像美国《时代周刊》这样的杂志。这种杂志怎么折都可以，又折不碎，拿在手里很轻。现在的书越来越重，纸张也厚，看起来很亮很光鲜，但就是缺少人性化。
其次，就刊物内部栏目设计而言，我觉得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推敲栏目的设计。作为国家级的刊物，由国家级大台主办，又带有“中国”字头，就应有一个文化品位。虽然总的来讲，这本杂志的文化品质已非常高，但从更高要求来讲，我感觉它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再次，就文章语言表达而言，我觉得可以进一步锤炼。我手头订的很多杂志，看文章题目时很吸引人，看小标题也很有吸引力，然而真正让人读下去的不多。这里有多方面的问题，我觉得，除了学术观点、创新运用资料之外，恐怕还有文章本身的文字表达水平、提炼的问题。我们看一看老一代的专家学者，像冯友兰、李泽厚等这批人，先不说他们文章的内容如何，单就读他们文章的语言本身都是一种享受。我读过郑振铎先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写的介绍荣宝斋木版水印画的小册子，那么复杂的工艺流程，写得非常清楚明白，就像是在读一篇优美的散文，完全是一种享受。如果放在现在写，可能有人会写得让你觉得味同嚼蜡一般。实际上，改变文风并不难，一个是要讲真话，第二个就是要提高文化素养。如果我们下决心，我想一步一步总会改变。
（作者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研究员）
（本文编辑：刘浩三）
一、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研究办刊思路
实际上，大到中国广播影视的整体发展，小到杂志本身的发展，只有放到社会转型的背景中去分析才能看得比较清楚。我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而是夹杂着三个转型的复杂过程：第一个转型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个过程进展比较顺利，方向和路径比较清楚，但涉及到传媒，情况就比较复杂。比如说广播影视双重属性问题，从实际来讲就和这个大转型有关。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是一条必进之路，有谁要想把中国社会再拉回到计划经济，无论是一种怀旧情绪也好，还是一种其他别的什么想法也好，事实上已经是不可能的。第二个转型从1840年开始，中国绵延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个过程非常艰难，现在我国仍处在这次转型的关键节点上，再过20到30年，中国有希望完成此次转型。第三个转型是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或者说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转型相重叠。实际上，我国一些发达地区或在一些领域已经与西方发达国家距离不大，也正在经历着这场转型。这三重转型对我们思考媒介发展很有影响，也很关键。当今中国的问题包括视听传媒发展方向、思路等在内的很多问题，只有放到这个背景下思考，才能想通。办好一本杂志也应有这个大视野。
二、紧跟媒介融合趋势，思考刊物发展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媒发展正处在一个媒介融合的大时代。这种融合不仅包括传媒技术、内容、渠道、终端、受众的融合，同时还包括传媒主体、传媒品牌、传媒服务、传媒市场、传媒文化、传媒价值、传媒监管，以及传媒与信息、文化等相关行业的各个方面的全方位融合。那么，媒介融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变化呢？个人认为，那将是整个传播模式、传播理念、商业模式、传媒价值等方面的整体变化。因此，若想办好一本杂志，就应密切关注媒介融合这个大背景。
《中国广播》杂志早已敏锐地察觉到这一趋势，其刊物英文并没有使用狭义的“radio”，而是使用了更具融合意味的“broadcast”。严格意义上来讲，现在的电视也可称作“broadcast”。因此，在办刊中，文章的选择、编辑要注重和体现媒介融合的大趋势。实际上，从全国来看，中央一直在推动广播电视的合并，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走向。有资料显示，早在2011年底，全国县（市）级电台、电视台已全部实现合并。目前，地市级电台、电视台和省级电台、电视台基本上已合并完毕。虽然对于电台电视台的合并各方意见不甚相同，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就是这一举措和媒介融合的方向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融合之后还会产生分化。个性化和社会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越社会化就会越个性化，越个性化就会越社会化。因此，在办刊中应紧紧抓住媒介融合的主题和社会化、个性化的特征，并在此框架下设定选题，这才符合整个媒介的发展方向。
同时，从广播自身来讲有一个难题，就是怎样定义广播。用电报通信的方式发送和接收信息，叫不叫广播？媒介融合背景下产生的各类音频，叫不叫广播？我的想法是，媒介融合给我们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是概念的变化，我相信未来这个作为独立声音传播方式的“广播”仍会存在。虽然声画结合将可占据主流，但没有图像的声音传播仍符合人性，符合人的需要，符合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一些特殊时候，如在重大灾难面前，声音广播仍然具有非常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对这一点我非常有信心，但它将来的存在方式是什么？这需要再探讨。总的来说，媒介融合是一个大趋势。从体制而言，国家层面的广播、电视合并，中央一定会非常慎重。但从媒体本身来讲，音频和视频已经走在一起，比如中央电台、国际电台办新媒体，实际上已突破单纯音频的业务形态。
三、找准刊物定位，向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方向拓展
要办好一本杂志，首先要给杂志一个准确的定位。从现在情况看，《中国广播》杂志基本上偏向业务型，但同时也在向学术和政策延伸。《中国广播》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期刊，不可避免地会向政策延伸。而且现代社会中业务和学术很难分清。一本杂志要办好，如果没有学术上的深度和品位，很难产生广泛持久的影响力。因此，对《中国广播》而言，虽然在政策、业务、学术三个方面都有涉及，但如何在三者结合中找准定位，则值得进一步探讨。
对学术研究而言，如果《中国广播》单纯办成纯粹学术性刊物，也同样偏离了办刊的初衷，优势不强。但绝不能忽视学术，好的期刊要想得到学术界的公认，需要兼具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对政策研究而言，希望这本杂志能有一些政策方面的探讨，能为政策制定提供一些基础性的材料和重要的参考。因此，从影响范围来说，《中国广播》应有一个横向拓展，就像在媒介融合中广播向新媒体（包括互联网、移动网络和不断出现的新的传播方式如广播软件应用、视频传播等）延伸的横向拓展一样，这符合传播的发展大趋势。杂志也要紧跟这个发展趋势，更好地从业务研究向学术研究、政策研究提升。
四、注重人性化设计，追求文化品位
首先，就杂志的纸张书页而言，应便于携带并具备人性化的设计。杂志要让读者看着赏心悦目，感觉整齐清新。我个人比较喜欢看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那种朴实轻便的书，这可能带有一点怀旧情绪。杂志不但是要让人阅读的，而且还应便于携带，触摸起来感觉很人性化。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讲，我更喜欢《新华文摘》，甚至像美国《时代周刊》这样的杂志。这种杂志怎么折都可以，又折不碎，拿在手里很轻。现在的书越来越重，纸张也厚，看起来很亮很光鲜，但就是缺少人性化。
其次，就刊物内部栏目设计而言，我觉得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推敲栏目的设计。作为国家级的刊物，由国家级大台主办，又带有“中国”字头，就应有一个文化品位。虽然总的来讲，这本杂志的文化品质已非常高，但从更高要求来讲，我感觉它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再次，就文章语言表达而言，我觉得可以进一步锤炼。我手头订的很多杂志，看文章题目时很吸引人，看小标题也很有吸引力，然而真正让人读下去的不多。这里有多方面的问题，我觉得，除了学术观点、创新运用资料之外，恐怕还有文章本身的文字表达水平、提炼的问题。我们看一看老一代的专家学者，像冯友兰、李泽厚等这批人，先不说他们文章的内容如何，单就读他们文章的语言本身都是一种享受。我读过郑振铎先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写的介绍荣宝斋木版水印画的小册子，那么复杂的工艺流程，写得非常清楚明白，就像是在读一篇优美的散文，完全是一种享受。如果放在现在写，可能有人会写得让你觉得味同嚼蜡一般。实际上，改变文风并不难，一个是要讲真话，第二个就是要提高文化素养。如果我们下决心，我想一步一步总会改变。
（作者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研究员）
（本文编辑：刘浩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