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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岁末，是韩红最忙碌的日子。再过几天，2012年1月7日，“韩红美丽世界——世界巡回演唱会”将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启动。这是华人娱乐圈在2012年的第一场盛会，也是一场直接与慈善挂钩的演唱会。韩红承诺，在扣除成本后，全部票款收入将捐给慈善事业。对她而言，这是在最好的年龄里，为心中的“大爱”唱一场最有意义的歌。
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跟韩红联系时，她也正为这两件事忙碌奔走：不是在北京、香港等地筹备演唱会，就是在西藏、新疆等地做公益慈善活动。几经周折，我们才约定见面的时间。
见面之前，记者对韩红的真性情早就有所耳闻——直率、敢言，对喜欢的人，会毫无顾忌地抱着哭；对看不惯的事，则会不留情面地批驳。即便如此，当记者看到韩红完全素颜地出现时，还是愣住了：面对摄影记者的拍摄，她毫不修饰。此时，记者心里涌起一个更大的期待，希望她的“敢言”能在这次访谈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谈娱乐圈：“它很假，但我在其中寻找金子”
刚入座，韩红第一句话就是：“我很不愿意再讲自己过去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和一些事。因为，第一，你现在是一个富有者，有了这么多，就别老说自己不富有的那些过去，挺矫情的。第二，以前靠宣传好人好事让大家获得希望与动力，但现在的年轻人，‘80后’、‘90后’不迷信宣传，他们要自己去感受、去判断一个事情是好是坏，一个人值不值得喜欢。”
环球人物杂志：您刚才提到“80后”、“90后”，而您属于标准的“70后”。您怎么看待自己这一代人的特点？
韩红：我不轻易接受访谈，就是因为被问到的问题实在不想回答。但你今天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有想法，不愧是《环球人物》记者。我觉得年轻人就该是这样的，咱们别老弄那种问题，“她拿着什么包，吃了什么饭，开着什么车，收了多少钱，跟谁在一起”。成天想这些，活得太卑微了。
回到你的问题，“70后”这一批人，到今天看来，他们已经是国家的中流砥柱。这一代人的社会责任感更强一些，对精神富足的需求也更强烈一些。相比之下，20多岁的年轻人显得过于年少轻狂，能实现的、不能实现的都敢招呼；3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的一切都还不确定，常对自己产生怀疑，自立能力也不是特别强；到了50多岁，又显得有点老态龙钟了。而40岁，不温不火，正处于非常好的秋天的年纪，收获的季节。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年龄。
环球人物杂志：您身边的朋友大多都是“70后”吗？
韩红：其实我没有什么朋友。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因为觉得娱乐圈很假？
韩红：（笑）你不觉得吗？娱乐圈就是这样，当你的实力还没有得到认可时，你实际上只是一个行走者，行走在专业和非专业的边缘。我最初进入这个圈子的时候，一度觉得这里很好，彼此之间特别祥和、特别真诚，但经历的事情多了，我才慢慢知道，更多的是在背后使刀子、下绊。我现在看得特别明白，这个圈子里的关系，更多的是相互利用，今天我有个什么演出，你来捧个场，下次你有事我也会露面。这些事情，其实特别空洞，也特别浅薄。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称您是“娱乐圈的人”，您会觉得反感吗？
韩红：不反感，我享受着这个圈子给我的财富。
环球人物杂志：这不是矛盾吗？既享受它又憎恨它假？
韩红：这个圈子是很假，但大浪淘沙，我们不能因为浪里有沙子，甚至大部分都是沙子，就放弃对金子的挖掘和寻找。我所指的财富，其一是对成长上的帮助，因为身在这个圈子，我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能在大浪淘沙的过程中将沙子淘掉，留下金子；其二，因为我是娱乐圈的人，所以我挣的钱比别人的多，有了这些钱我才能像今天这样为别人做一些事情，我用金钱服务我自己的心灵。
环球人物杂志：什么样的人是娱乐圈的金子、是你愿意交的？什么样的人又是你不愿意交的？有标准吗？
韩红：孙楠就是我愿意交的。第一，讲情义、有义气；第二，不做作、我行我素。他是个真汉子。前不久我去西藏做慈善找明星义演，邀请了他。其实他超忙，有一万个理由可以推辞，但他从澳门飞香港，再飞北京，再飞成都，再到昌都，马不停蹄地赶过来。
还有黄磊。我和黄磊是神交的朋友，我喜欢给他写信，他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当老师时，我们就曾书信来往。他家的狗叫乖乖，是一只小土狗。2008年，黄磊带着女儿多多在院子里玩，刚撒开手让多多自己往前走，院里一只猎犬就直扑多多，乖乖马上挡在多多前面。黄磊趁机一把抱起多多，再一看，猎犬已经把乖乖撕烂了。乖乖为救多多死了，那些天黄磊天天哭，直到现在，他微博的头像还是乖乖的照片。他就是这么一个特别讲情义的人。
所以不管什么性格，是动是静，我交朋友，最看重的就是“情义”二字。
谈唱歌：“别的事情想太多，歌就离你远了”
大多数歌手，对自己的嗓子都格外宝贝，韩红却不，除了不抽烟，酒和辣椒她从不回避。她的嗓子并没有因此“闹脾气”，反而保持着一贯的透亮和高亢。从1998年第一张专辑面世至今，整整13年，韩红一共只发了6张专辑，和大部分歌手相比，数量不多，却扎扎实实在中国乐坛站住了脚。
环球人物杂志：您会唱到什么时候？
韩红：不知道，嗓子唱不动了就不唱了。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什么歌是好歌？
韩红：好听的歌呗。我比较看重歌曲的旋律，不太看重包装。我觉得，艺术的东西应该源于本真，不造作、不浮躁，没必要用华丽的辞藻、外表来堆砌。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上一张专辑《听我的声音》中，与迈克尔·杰克逊的吉他手等美国顶级音乐人合作，有何感触？
韩红：那张专辑做了整整5年，因为文化差异，我们在制作过程中经常为一些理念和细节争得不可开交，吵了不知多少次，翻译夹在中间都快受不了了。我花了140多万元，就是想死磕，做一张好的专辑。结果，20多首歌里废了好多首，美国的一些音乐，中国人还是接受不来。最后收进专辑的，我觉得还算是中国人能接受的，但在中国市场上，还是“死了”。可美国人听了，都很惊讶，“东方人怎么会有这样的音色，他们的声音构造不应该是这样的”。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的音乐要想得到国际认可，是应该更多地保持民族特色，还是跟国际接轨？
韩红：在我看来，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比如民乐、歌剧，都还是有希望的。在世界歌剧舞台上，我们的女高音张丽萍、迪里拜尔都享有盛名。但流行音乐很难在国际上有什么地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甲壳虫乐队走红的时候，中国大陆根本不知道流行音乐为何物，整整晚发展了四五十年。香港流行音乐好一点，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搭错车》那一阵也还不错。但现在基本都是口水歌。
环球人物杂志：口水歌泛滥，是不是因为音乐人心态浮躁了？
韩红：都做生意当老板了，还做什么音乐啊。
环球人物杂志：听您聊中国的流行音乐，前景堪忧呐。
韩红：（冷笑）这不是有选秀撑着嘛？！
环球人物杂志：但选秀毕竟太急功近利了。
韩红：不仅仅是流行音乐，我们社会的现状，什么不急功近利？整个社会都是浮在上面的，没有沉淀下来。我觉得，经济发展起来后，步子迈大了，社会其他环节容易出问题，出了问题又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我认为，整个社会现在最该做的就是调整价值观。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的价值观是什么？
韩红：我的价值观就是，做不一样的人、做不一样的事，在有生之年帮助更多的人。明星这个身份太过光鲜，我撑不住。我在内心深处其实还是一个孩子，别给我那么多的光环。
环球人物杂志：如果我是一个音乐新人，您会给我哪些建议？
韩红：唱歌让你快乐吧？那你就好好唱，其他的事都别想。想多了，歌就离你远了，唱不好了。真的，做任何事情都是这个道理，别的事情不能想太多。
谈社会责任：“我脑子里特别干净地装着两件事”
韩红爱玩微博，在微博上，她叫“西藏昌都人韩红”。2011年12月29日晚，她一边看《金陵十三钗》，一边愤怒地发微博：“日本人，钓鱼岛你们别想碰！永远别想！我发誓从现在起不再用你们的产品！”立刻引起网友转发热议。
采访中，韩红说，“我在微博上说了很多别人不敢说的话，你想不想听听？”她拿出手机，打开微博，给记者念起来。比如，她读完刘兴雨的《追问历史》后连发3条感慨：“中国之所以是大国而非强国，以我看就输在‘不认真’三字上！敷衍的态度几乎遍布整个中国，这何尝不是中国的悲哀……”
环球人物杂志：您经常敢“碰撞”一些社会话题。
韩红：都是讲些实话而已。我们本来也不是强国，只是大国。对强国的要求不仅仅是GDP总量大，还要有很多东西，比如，要让大家过上相差不多的生活，贫富差距不要太大。
环球人物杂志：前阵子，您老师李双江，他儿子打人事件，您怎么看？
韩红：打人当然不对。但这件事的最终处理结果，体现了中国法律不甚成熟的一面。李双江老师的儿子因为寻衅滋事罪被判收容教养1年。这个决定实际上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大引导。他毕竟只有15岁，按照国家法律的明文规定，对未成年人，要领回家由家庭教育、管理，尽量减少收容管教。但舆论一折腾、微博一闹腾、大家一说闲话，好像就必须从严处理了。这是不是说，法律的标准，可以随着民意或舆论而改变？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微博上有一种情绪，一谈到这些社会问题，很多人就说干脆移民算了。您想过移民吗？
韩红：我绝对不会更改我的国籍，这里有我的根，我死也要死在这里。但我会到国外去学很多东西，然后带回来。还有一点，即便现在有一些社会问题，我们生活在其中，就必须要承受，要做出一些牺牲，那又有什么可怕的？成为社会前进的一个铺路石，又怎么了？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进步，很多情况会得到改观。
环球人物杂志：您这话到了微博上，会不会有人说您是在自我炒作？
韩红：我脑子里没脏东西，所以不怕别人怎么看。一个人内心是不是豁达、宽阔、平静，你和她接触下来就能感受到。我不喜欢装，是怎样就是怎样，比如我觉得我写作的能力胜过我的外语，我唱歌的能力胜过很多人，我就会这样告诉你。
我脑子里现在特别干净地装着两件事：第一，我要怎样尽到我的社会责任，把我的影响力最大化地利用起来，带动社会上更多人承担社会责任；第二，我是个天才歌手，我还要把我的声音献给更多热爱音乐的人。
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跟韩红联系时，她也正为这两件事忙碌奔走：不是在北京、香港等地筹备演唱会，就是在西藏、新疆等地做公益慈善活动。几经周折，我们才约定见面的时间。
见面之前，记者对韩红的真性情早就有所耳闻——直率、敢言，对喜欢的人，会毫无顾忌地抱着哭；对看不惯的事，则会不留情面地批驳。即便如此，当记者看到韩红完全素颜地出现时，还是愣住了：面对摄影记者的拍摄，她毫不修饰。此时，记者心里涌起一个更大的期待，希望她的“敢言”能在这次访谈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谈娱乐圈：“它很假，但我在其中寻找金子”
刚入座，韩红第一句话就是：“我很不愿意再讲自己过去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和一些事。因为，第一，你现在是一个富有者，有了这么多，就别老说自己不富有的那些过去，挺矫情的。第二，以前靠宣传好人好事让大家获得希望与动力，但现在的年轻人，‘80后’、‘90后’不迷信宣传，他们要自己去感受、去判断一个事情是好是坏，一个人值不值得喜欢。”
环球人物杂志：您刚才提到“80后”、“90后”，而您属于标准的“70后”。您怎么看待自己这一代人的特点？
韩红：我不轻易接受访谈，就是因为被问到的问题实在不想回答。但你今天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有想法，不愧是《环球人物》记者。我觉得年轻人就该是这样的，咱们别老弄那种问题，“她拿着什么包，吃了什么饭，开着什么车，收了多少钱，跟谁在一起”。成天想这些，活得太卑微了。
回到你的问题，“70后”这一批人，到今天看来，他们已经是国家的中流砥柱。这一代人的社会责任感更强一些，对精神富足的需求也更强烈一些。相比之下，20多岁的年轻人显得过于年少轻狂，能实现的、不能实现的都敢招呼；3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的一切都还不确定，常对自己产生怀疑，自立能力也不是特别强；到了50多岁，又显得有点老态龙钟了。而40岁，不温不火，正处于非常好的秋天的年纪，收获的季节。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年龄。
环球人物杂志：您身边的朋友大多都是“70后”吗？
韩红：其实我没有什么朋友。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因为觉得娱乐圈很假？
韩红：（笑）你不觉得吗？娱乐圈就是这样，当你的实力还没有得到认可时，你实际上只是一个行走者，行走在专业和非专业的边缘。我最初进入这个圈子的时候，一度觉得这里很好，彼此之间特别祥和、特别真诚，但经历的事情多了，我才慢慢知道，更多的是在背后使刀子、下绊。我现在看得特别明白，这个圈子里的关系，更多的是相互利用，今天我有个什么演出，你来捧个场，下次你有事我也会露面。这些事情，其实特别空洞，也特别浅薄。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称您是“娱乐圈的人”，您会觉得反感吗？
韩红：不反感，我享受着这个圈子给我的财富。
环球人物杂志：这不是矛盾吗？既享受它又憎恨它假？
韩红：这个圈子是很假，但大浪淘沙，我们不能因为浪里有沙子，甚至大部分都是沙子，就放弃对金子的挖掘和寻找。我所指的财富，其一是对成长上的帮助，因为身在这个圈子，我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能在大浪淘沙的过程中将沙子淘掉，留下金子；其二，因为我是娱乐圈的人，所以我挣的钱比别人的多，有了这些钱我才能像今天这样为别人做一些事情，我用金钱服务我自己的心灵。
环球人物杂志：什么样的人是娱乐圈的金子、是你愿意交的？什么样的人又是你不愿意交的？有标准吗？
韩红：孙楠就是我愿意交的。第一，讲情义、有义气；第二，不做作、我行我素。他是个真汉子。前不久我去西藏做慈善找明星义演，邀请了他。其实他超忙，有一万个理由可以推辞，但他从澳门飞香港，再飞北京，再飞成都，再到昌都，马不停蹄地赶过来。
还有黄磊。我和黄磊是神交的朋友，我喜欢给他写信，他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当老师时，我们就曾书信来往。他家的狗叫乖乖，是一只小土狗。2008年，黄磊带着女儿多多在院子里玩，刚撒开手让多多自己往前走，院里一只猎犬就直扑多多，乖乖马上挡在多多前面。黄磊趁机一把抱起多多，再一看，猎犬已经把乖乖撕烂了。乖乖为救多多死了，那些天黄磊天天哭，直到现在，他微博的头像还是乖乖的照片。他就是这么一个特别讲情义的人。
所以不管什么性格，是动是静，我交朋友，最看重的就是“情义”二字。
谈唱歌：“别的事情想太多，歌就离你远了”
大多数歌手，对自己的嗓子都格外宝贝，韩红却不，除了不抽烟，酒和辣椒她从不回避。她的嗓子并没有因此“闹脾气”，反而保持着一贯的透亮和高亢。从1998年第一张专辑面世至今，整整13年，韩红一共只发了6张专辑，和大部分歌手相比，数量不多，却扎扎实实在中国乐坛站住了脚。
环球人物杂志：您会唱到什么时候？
韩红：不知道，嗓子唱不动了就不唱了。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什么歌是好歌？
韩红：好听的歌呗。我比较看重歌曲的旋律，不太看重包装。我觉得，艺术的东西应该源于本真，不造作、不浮躁，没必要用华丽的辞藻、外表来堆砌。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上一张专辑《听我的声音》中，与迈克尔·杰克逊的吉他手等美国顶级音乐人合作，有何感触？
韩红：那张专辑做了整整5年，因为文化差异，我们在制作过程中经常为一些理念和细节争得不可开交，吵了不知多少次，翻译夹在中间都快受不了了。我花了140多万元，就是想死磕，做一张好的专辑。结果，20多首歌里废了好多首，美国的一些音乐，中国人还是接受不来。最后收进专辑的，我觉得还算是中国人能接受的，但在中国市场上，还是“死了”。可美国人听了，都很惊讶，“东方人怎么会有这样的音色，他们的声音构造不应该是这样的”。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的音乐要想得到国际认可，是应该更多地保持民族特色，还是跟国际接轨？
韩红：在我看来，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比如民乐、歌剧，都还是有希望的。在世界歌剧舞台上，我们的女高音张丽萍、迪里拜尔都享有盛名。但流行音乐很难在国际上有什么地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甲壳虫乐队走红的时候，中国大陆根本不知道流行音乐为何物，整整晚发展了四五十年。香港流行音乐好一点，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搭错车》那一阵也还不错。但现在基本都是口水歌。
环球人物杂志：口水歌泛滥，是不是因为音乐人心态浮躁了？
韩红：都做生意当老板了，还做什么音乐啊。
环球人物杂志：听您聊中国的流行音乐，前景堪忧呐。
韩红：（冷笑）这不是有选秀撑着嘛？！
环球人物杂志：但选秀毕竟太急功近利了。
韩红：不仅仅是流行音乐，我们社会的现状，什么不急功近利？整个社会都是浮在上面的，没有沉淀下来。我觉得，经济发展起来后，步子迈大了，社会其他环节容易出问题，出了问题又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我认为，整个社会现在最该做的就是调整价值观。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的价值观是什么？
韩红：我的价值观就是，做不一样的人、做不一样的事，在有生之年帮助更多的人。明星这个身份太过光鲜，我撑不住。我在内心深处其实还是一个孩子，别给我那么多的光环。
环球人物杂志：如果我是一个音乐新人，您会给我哪些建议？
韩红：唱歌让你快乐吧？那你就好好唱，其他的事都别想。想多了，歌就离你远了，唱不好了。真的，做任何事情都是这个道理，别的事情不能想太多。
谈社会责任：“我脑子里特别干净地装着两件事”
韩红爱玩微博，在微博上，她叫“西藏昌都人韩红”。2011年12月29日晚，她一边看《金陵十三钗》，一边愤怒地发微博：“日本人，钓鱼岛你们别想碰！永远别想！我发誓从现在起不再用你们的产品！”立刻引起网友转发热议。
采访中，韩红说，“我在微博上说了很多别人不敢说的话，你想不想听听？”她拿出手机，打开微博，给记者念起来。比如，她读完刘兴雨的《追问历史》后连发3条感慨：“中国之所以是大国而非强国，以我看就输在‘不认真’三字上！敷衍的态度几乎遍布整个中国，这何尝不是中国的悲哀……”
环球人物杂志：您经常敢“碰撞”一些社会话题。
韩红：都是讲些实话而已。我们本来也不是强国，只是大国。对强国的要求不仅仅是GDP总量大，还要有很多东西，比如，要让大家过上相差不多的生活，贫富差距不要太大。
环球人物杂志：前阵子，您老师李双江，他儿子打人事件，您怎么看？
韩红：打人当然不对。但这件事的最终处理结果，体现了中国法律不甚成熟的一面。李双江老师的儿子因为寻衅滋事罪被判收容教养1年。这个决定实际上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大引导。他毕竟只有15岁，按照国家法律的明文规定，对未成年人，要领回家由家庭教育、管理，尽量减少收容管教。但舆论一折腾、微博一闹腾、大家一说闲话，好像就必须从严处理了。这是不是说，法律的标准，可以随着民意或舆论而改变？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微博上有一种情绪，一谈到这些社会问题，很多人就说干脆移民算了。您想过移民吗？
韩红：我绝对不会更改我的国籍，这里有我的根，我死也要死在这里。但我会到国外去学很多东西，然后带回来。还有一点，即便现在有一些社会问题，我们生活在其中，就必须要承受，要做出一些牺牲，那又有什么可怕的？成为社会前进的一个铺路石，又怎么了？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进步，很多情况会得到改观。
环球人物杂志：您这话到了微博上，会不会有人说您是在自我炒作？
韩红：我脑子里没脏东西，所以不怕别人怎么看。一个人内心是不是豁达、宽阔、平静，你和她接触下来就能感受到。我不喜欢装，是怎样就是怎样，比如我觉得我写作的能力胜过我的外语，我唱歌的能力胜过很多人，我就会这样告诉你。
我脑子里现在特别干净地装着两件事：第一，我要怎样尽到我的社会责任，把我的影响力最大化地利用起来，带动社会上更多人承担社会责任；第二，我是个天才歌手，我还要把我的声音献给更多热爱音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