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所创办的小额贷款为穷人阶层服务的原始目的，在中国已悄然变化的时候，一家由著名经济学家领衔的北京发展型社会企业与一个由乡村领袖所带领的农会组织所联合进行的商业化小额信贷模式实验，能否为中国找到一种金融服务推动农村发展的新方向?
10分钟的例行晨会结束之后，稍加整理，26岁的谢英峰和25岁的卫淑丰离开公司，开着一辆小面包车出发了。这是2009年12月24日早晨9点，席卷北方的降温天气正在到来，大雾笼罩下的冬日清冷而寂寥，山西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聚才胡同的巷子里热闹了片刻，便又静寂了。
“昨天一共放了45户，75万。”开车的谢英峰扭头和同事们交流着刚刚例会上得到的信息。这是好消息，是他们所服务的山西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自2009年6月13日成立放出第一笔贷款以来，单日放款户数和额度最多的一天。昨天公司大厅里的热闹场景仍令人兴奋，作为信贷员，他们这天上午的工作是根据贷款申请名单，逐户上门核实情况。
半年来，谢英峰和卫淑丰每天的工作几乎都是如此。此前，二人一个是蒲州镇果品协会的工作人员，一个在永济城郊的民营幼儿园当老师，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这家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创办的公益组织北京富平学校，联合一些社会投资家所组建的公司，目前是山西永济市唯一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截至2009年12月31日，累计发放贷款1206笔，金额1821.1万元。论金额，永济富平并非大手笔。但论特点，永济富平却是唯一一家将公司总部设在村庄里的小额贷款公司，且单笔金额都在2万以内，是真正面向农民的微型金融服务。
2006年到2008年，富平学校便一直在通过项目的方式，与永济蒲州镇果品协会合作开展直接针对农民的小额贷款服务，无抵押，无担保，额度单笔2万元以下，3年累计发放贷款1687笔，累计贷款总额近700万元，1000多个农户家庭受益。
3年的项目积累了经验，这也是2009年富平学校要在永济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扩大规模进行商业化尝试的初衷。兼任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的北京富平学校校长沈东曙说：“我们不仅是家贷款公司，我们还是发展组织。”在他的计划里，永济富平将创立一种模式，一种真正使得微型金融服务能全面促进中国农村发展的模式，“尤努斯在孟加拉做不了的一些事情，或许可以在中国取得更好的效果。”
谁说农民不讲诚信?
出发半个小时后，谢英峰到达了他负责的太吕村。
前一天，这个村子的两户农民到公司大厅填了申请表，各贷2万。一户是村里帮人建房的包工头，东家拖欠工钱，他又不得不欠工人工资，年关将至，他计划贷款支付工人工资。另一户是村里的干部，想承包200亩地种大棚蔬菜，一时周转不开，也想到了富平。推门进去，他们不在家，妻子却也不知道丈夫的计划。
“你都清楚我们这小额贷款吧?”坐在炕上，谢英峰开始一一讲述细节。必须是夫妻、父子、或者其他直系亲属两人一起同意才可以申请贷款，需成年家庭成员两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不需抵押不需担保，单笔最高限2万，分3个月，半年期和一年期三种，月息1.75％，年息21％，可提前还款，但需多缴一月利息，还贷一周之后可以再次提出申请。
谢英峰说夫妻关系是他们信贷员审核的重要指标，“妻子不同意贷，申请被否决的挺多”，因为这几乎决定了贷款户的还款意愿，另外便是观察还款能力，这两户因为妻子不知情而丈夫不在家，明日他还需再来一次。
从太吕村出来，谢英峰开车送卫淑丰前往她负责的几个村。天更冷了，北方的乡村一片寂寥，只有盖了白霜的冬小麦透着绿色的生机。那一路，卫淑丰审核了4户，一位在集市上开饭馆的农民，因为儿子结婚要支付女方聘礼金，贷2万，半年期。一位在永济市刚开了间KTV歌厅的农户，儿子要种大棚葡萄，但自己流动资金不足，贷2万，一年期。一位当过村长的农民替自己的朋友贷2万，一年期，因为他那朋友的村子还不属永济富平放贷的区域。最后是在村里开小杂货店的两口子，他们也贷2万，为的是春节销售旺季到了，要多进些年货备着。
“操蛋的很!”这是杂货店主的声音。提起向一些原有的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的艰难，贷款户众口一词：一年也放不了几次款，要贷就要托关系，请客吃饭看人脸色，但这还不保证一定能贷下来。即便贷下来，按照强制性的规定，也需要抽出贷款金额的10％入集体股，说是年末会有分红，可那收入微薄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虽说利息比小额贷款的低，但这么算下来，也差不了多少。
按照银监会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不得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永济富平的年利率21％实际已接近上限，那么为什么不向熟人借款?“亲朋手头也不一定有钱，再说村里管熟人借钱，虽然不要利息，可要欠人情，钱好还，人情不好还。小额贷款利息高，但简单、方便、快。”
像谢英峰和卫淑丰这样的信贷员，永济富平还有8位，他们都是当地的农民。永济富平目前主要在蒲州和韩阳两个乡镇开展工作，81个自然村，13万多户，被划为10个片区，10个信贷员每人负责一个，现在每人手上都有100多个客户，这个寒风阵阵的上午，他们大多出门审核客户去了，车只有一辆，剩下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电动车，或者步行。
等返回寨子村公司总部，已近中午1点，在食堂吃过饭，下午的工作随即展开。10人之上，还设有一位信贷主任，信贷员审核过的客户，需要信贷主任王变娥再亲自上门审核一遍，如获通过就及时放款。这天下午，王变娥挨村审核通过了5户，两户是儿子结婚用，另外3户用来买葡萄苗，买翻斗车搞运输和替外村的姐姐贷，金额分别是2万、1万，1.5万、1万和2万。
下午4点刚过，王变娥回到公司不久，其中的3户便紧随而至来领款了。“你别看只有1万、2万，但方便及时，这是帮了他们的大忙了。”一路都在给记者讲述缺乏资金给农民造成各种难处的王变娥本身就是蒲州镇的农民，1965年出生，自2006年开始参与小额贷款项目的她说：“谁说我们农民不讲诚信?农民可好了，你只要做好农民的工作，他们想尽办法也会还钱。”
王变娥的观点是有数字支持的。2006年到2008年，北京富平学校的蒲州小额贷款项目，累计放出700万元，还款率近100％，大部分都是王变娥亲手处理的。
“我们不收礼，到农户家里，连口水都不喝。”传统乡村信贷机构在乡村社会造成的影响，使得仍有农民为了尽快贷款而想请永济富平的信贷员吃饭或送礼，这被明文禁止。“吃了农户的拿了农户的，到时候拖欠不还，农户也觉得理所应当，”王变娥说，“工作做好了，我们就大胆地贷，也有个别贷了农信社的款项一直拖欠，但贷了 永济富平的款，却会及时还款的农户。”
1983年以来，尤努斯在孟加拉国开创的格莱珉银行小额贷款模式，早已证明“穷人一贯是守信的”。格莱珉的经典模式是5人组成一个贷款小组互相担保，每周还款一次。目前格莱珉银行与海南农信社合作推广的小额贷款项目也移植了这种方式，但永济富平并非如此。
沈东曙说：“需加拉和中国很不一样。很多人说农村人都在一块，但真到农村生活过，就知道农民找到4个担保并不容易。很多孟加拉穷人的主要产业是手工业流通业，每天都有现钱，每周还钱是可能的。永济主要是农区，种一季麦子，秋天收获才有钱。每周还款怎么可能?”
郑冰比尤努斯更重要
半年过去，永济富平小额贷款作为一种商业模式进展顺利。在沈东曙看来，除了有效的管理，还离不开蒲州果品协会和会长郑冰在过去10年所打下的乡村工作基础，“在中国农村搞小额贷款，郑冰比尤努斯更重要”。
2009年12月25日中午，记者在永济富平的食堂见到了郑冰。事实上，食堂就设在这位远近闻名的女能人家里，而她家和充当公司总部的农家小院，不过是寨子村聚才胡同里20步开外的邻居。42岁的郑冰除了是蒲州果品协会的会长，现在还是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
“2005年在一次会议上我见到郑冰，眼前一亮，觉得应该找这样的人合作，爱家乡，开放，实干，有耐心。”沈东曙说接触之后，自2006年起便与蒲州果品协会合作开展小额贷款项目，2006年40万，2007年200万，2008年400万。“当时我很担心，因为只开过一次会，你不担心我把这40万都骗了吗?”这是郑冰的想法。
2005年的郑冰，正被中国关心三农问题的人们所瞩目。2004年6月7日，她所创办的永济市蒲州农民协会正式注册成立；一年后的2005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说，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农民协会。这个最初以跳舞唱歌等娱乐形式和农业学习培训为主要手段的原乡村民办教师，试图将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发展，“农村必须组织，10年来我们一点点根据大家的需要走”。不过，自2007年始，应上级要求，农民协会改名为果品协会。
蒲州果品协会现在涵盖了35个村，3000多会员。郑冰说：“我们分了27个种植种类，现在有40个合作社，每个合作社都有5个理事，第一年每个都控制在20户，避免发展太快。40个合作社又构成一个联合社，40个社长形成理事会，理事会把握整体的发展方向，互相监督，但下面各个合作社是独立的。还设了监事会，合作社一成立，大家都想快速发展，内部一旦出现一丁点贪污，如果监督跟不上，大家就不信了，自然就要瓦解了。”
在沈东曙眼里，郑冰是当之无愧的乡村领袖。NGO的乡建工作中，存在着各种各样外来者把乡村当小白鼠来试验某种发展模式的例子，但罕有成功。富平要避免同样的命运，方法便是寻找合适的乡村领导人，以他们为核心推动工作，因为这些乡村精英远比外来者了解农民的切实需要。从最开始的小额贷款项目，到建立专门培训农村各行业领导人的永济富平农村社区发展学校，以及现在合作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富平与蒲州果品协会的合作已越来越密切。
总部设在寨子村，而非永济城区，这是永济富平与其他小额贷款公司迥然有别之处。郑冰说：“村民本来就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莫名其妙要借钱给我，还不要请客送礼，如果设在城里他更不相信，设在村里是要取信于民。”在额度的设计上，郑冰也有坚持：“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不赞成大额度，因为这一带种地的多，比例大需求多，要是额度太大，贷款自然会倾斜到做生意能力更强的人群中去，要先把最难得到贷款最想发展的农户服务好。”
现在小额贷款公司的骨干基本都是果品协会培养出来的积极分子。这些本地的农民信贷员显然也在降低放贷的风险，乡里乡亲，谁讲信用准有还款能力，到四邻间一打听便八九不离十。26岁的谢英峰谈起“我们协会”，自信与自豪溢于言表。在公司会议室墙上张贴的几份信贷员素质要求表上，第一条全部是“爱心和责任心”，而45岁的王变娥最爱分享的故事，是农户因及时的贷款得到帮助，自己心中收获的那份幸福感。
世界银行的社会学家迈克尔·伍尔库克曾这样描述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基层经理的工作：他们“可能扮演婚姻顾问、冲突调解人、培训者、市镇领导和银行管理者的角色。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这个年轻的农村银行家一天的生活有时看起来比一个急救室医生更有挑战性，强度更高”。——这或许也将是王变娥、谢英峰们未来需要面对的工作状态。
经验丰富的王变娥已在通过放贷审核调解夫妻矛盾了；为了推广小额贷款，在周边村里召开小型座谈会时，卫淑丰扮演的显然是诚信培训者的角色。对于郑冰和沈东曙来说，这些还在积累社区服务的信念和能力的信贷员，正是农村未来发展最需要的人才资源。
农村要发展，小额贷款可以解决资金问题，但能不能也带动一批人才的成长?出于这样的考虑，郑冰在招聘信贷员的时候格外小心，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那些首先要谈工资待遇的应聘者，她说：“一下子有大量的信贷员进来会把方向拉得更远，好像就是挣利息钱，只朝着商业前进。”
事实上，郑冰和沈东曙，本地精英和外来发展组织，双方一直小心翼翼地尝试让永济富平的小额贷款模式在商业和社会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但他们并非一帆风顺。
小额贷款的效力如何最大化
“我们之间仍旧存在一种张力。”沈东曙说。
“一开始做我觉得很好，但渐渐就有了抵触心理，我想退出。”郑冰也快人快语。
这种张力正是小额贷款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与其在农村的社会影响和价值之间的平衡难题。郑冰一度想退出，是因为她认为如果永济富平和全国其他绝大多数小额贷款公司一样，只是放贷还款挣利息，那不过是桩生意而已。但农村的问题光是钱就可以解决的吗?在2005年参观了山西临县的小额贷款项目之后，她的心里就打了个问号。
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的小额贷款，开始于1993年9月，是北京富平的创始人、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以500元人民币开始的实验，可算中国最早的小额贷款项目之一，如今累计放贷600万元。参观之后，郑冰说：“我觉得光有资金还不够，还要考虑怎么再联合，只有这样，资金才能在农村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郑冰的设想里，小额贷款可以在农村产生很大的影响。
譬如重新树立农村的诚信度。王变娥经手的客户中，有几个原本无人信任的乡村无赖通过小额贷款而改变面貌的例子，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信心。首次贷款之后，农户会保留一个信用手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信用记录一样，这个手册将累积农户的信用度。郑冰说：“很多农民借钱贷款怕让人知道， 但贷款不丢人，为什么要怕呢?通过夫妻双双来贷，就是要有意识引导，这是和农村人背后议论的歪风邪气作斗争。”
除了对农村风气的影响，郑冰更大的期待，还是透过小额贷款实现农民的组织化，进而实现利益最大化，她担心光是贷款的资金输入，对农村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
“不少人的贷款用途是养鸡，我们去回访发现比较散，技术都靠自己摸索，销售也是单家独户，如果我们针对这群贷款户，一起培训技术，进行联合，又有小额贷款的资金支持，效果是不是会更好?”这是郑冰的思路。在永济富平截至2009年12月31日所发放的1206笔贷款中，37％用于种养殖业，45％用于经商项目。郑冰说：“协会已经有各种合作社了，新的贷款户，搞种植的怎么协调，养殖的又如何合作，都要考虑。做生意的，我们也试图激起他们为大家服务的意识，最好能带领一个团队，这样才能打好和市场对接的基础。”
在中国，像郑冰这样的思路，小额贷款与农民组织结合的模式，会不会使得小额贷款的社会影响得到更有效的发挥，能不能从整体上带动乡村的发展?
沈东曙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不认为孟加拉的小额贷款实现了效益最大化，中国有可能。因为我们有正在充分发育的市场经济，政府也很有能力，三农投入在迅速扩大，基础设施要比孟加拉好很多。如果小额贷款不仅能把贷款覆盖到穷人，而且能不断培养农村微小企业家和社会企业家，由他们去引领农村社会组织发育，带领农民对接市场经济，前景将非常广阔。”沈东曙也期待项目能跟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事实上，当地政府也非常重视，公司的成立，是由央行相关领导牵的线，得到了山西人行的支持，而运城市市长王安庞专门召开3次协调会，永济市政府更出力甚多。
但身为企业管理者，沈东曙需要面对更多的挑战，“我们在永济做的事没有别人做过，对贷款户的深度服务和人才培养肯定要做，但那是第二步”。
作为公司，他需要建立一套稳定的管理体制；信贷员队伍的培训仍需加强；适合农村小额贷款信息管理的数据库系统还在研发：现在这3000万，是富平学校以及几位有志于社会发展的社会企业家的投资，但未来更大规模放贷资金的筹募也是很大的问题。银监会禁止小额贷款公司吸储，于是他们一方面期待能从商业银行得到转贷业务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试图建立一个由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共同投资建立的社会投资资本平台，但这些都还在努力之中。
郑冰承认，这样的模式建设与实现期待中的社会影响显然是一个慢活儿，需要时间。“我们的合作已经建立了信任和妥协协调的机制，我们一直在寻找共同认可的发展道路和计划，事实上，我跟郑冰已经可以吵架，可以很直白地说自己的想法了。”沈东曙说。
记者手记：从这里撬动乡村变革? 宁 二
自2008年5月，中国银监会与人民银行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以来，据信全国已成立小额贷款公司1400余家，然而孟加拉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所创办的小额贷款为穷人阶层服务的原始目的，在中国也已悄然变化。
小额贷款确实在盘活民间金融，浙江等民间借贷活跃的地区，资本金过亿的小额贷款公司并非少数，在山西，由煤老板转型斥巨资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的也比比皆是。然而，金融界也普遍注意到，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此类公司的放贷对象主要围绕城市中小企业或经济实力较强的农户展开，原本被视为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方向正在偏离，多数穷人仍是金融服务的不可接触者。
发展模式的创新也是小额贷款界急需思考的问题。在银监会严禁吸储的政策限制之下，小额贷款公司如何能解决融资问题?纯粹商业性的公司往往去追逐利润最大化，而那些依靠民间组织扶贫资金运转，真正在农村帮助穷人的小额贷款项目，又常常随项目结束面临断炊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蓬勃发展中的微型金融服务，在帮助个体农户改善生活的同时，是否能带动乡村社会整体的发展?
中国的困境，正暗合了国际小额贷款界最新的潮流。1980年代，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成功已足以鼓舞整个世界；1990年代，人们又把焦点放到了小额贷款商业模式与财务绩效标准的完善上；而现在，国际社会开始出现争执，一方认为商业化小额贷款对社会确实能产生正面推进，但另一方却认为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小额贷款在大规模推动穷人社会的变革。争执的结果，便是实践者们需要更加认真地思考：小额贷款究竟如何发挥影响，以及在什么情况下确实有效?
这正是本刊选择永济富平进行调查的初衰。一家由著名经济学家领衔的北京发展型社会企业与一个由乡村领袖所带领的农民合作组织所联合进行的商业化小额信贷模式实验，能否为中国找到一种金融服务推动农村发展的新方向?
必须承认，在3年积累，半年实验之后，这一模式运转良好。沈东曙和富平在确保公司化运作的制度建设，在逐步完善微型金融的商业模式，而郑冰和蒲州果品协会则在不断地纠正这种商业模式的社会方向，努力使其与农村发展保持更富建设性的关系，这样的结合无疑是互补互惠的。然而他们也仍有不少问题要解决，资金链的保证，内部管理的加强，乡村工作的难度等等。
或许，我们有理由期待，当永济富平不断克服各种政策和现实困境之后，中国的乡村将真正出现一种更具社会效力的小额贷款模式，微型金融服务将真正大面积推动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发展。
10分钟的例行晨会结束之后，稍加整理，26岁的谢英峰和25岁的卫淑丰离开公司，开着一辆小面包车出发了。这是2009年12月24日早晨9点，席卷北方的降温天气正在到来，大雾笼罩下的冬日清冷而寂寥，山西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聚才胡同的巷子里热闹了片刻，便又静寂了。
“昨天一共放了45户，75万。”开车的谢英峰扭头和同事们交流着刚刚例会上得到的信息。这是好消息，是他们所服务的山西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自2009年6月13日成立放出第一笔贷款以来，单日放款户数和额度最多的一天。昨天公司大厅里的热闹场景仍令人兴奋，作为信贷员，他们这天上午的工作是根据贷款申请名单，逐户上门核实情况。
半年来，谢英峰和卫淑丰每天的工作几乎都是如此。此前，二人一个是蒲州镇果品协会的工作人员，一个在永济城郊的民营幼儿园当老师，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这家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创办的公益组织北京富平学校，联合一些社会投资家所组建的公司，目前是山西永济市唯一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截至2009年12月31日，累计发放贷款1206笔，金额1821.1万元。论金额，永济富平并非大手笔。但论特点，永济富平却是唯一一家将公司总部设在村庄里的小额贷款公司，且单笔金额都在2万以内，是真正面向农民的微型金融服务。
2006年到2008年，富平学校便一直在通过项目的方式，与永济蒲州镇果品协会合作开展直接针对农民的小额贷款服务，无抵押，无担保，额度单笔2万元以下，3年累计发放贷款1687笔，累计贷款总额近700万元，1000多个农户家庭受益。
3年的项目积累了经验，这也是2009年富平学校要在永济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扩大规模进行商业化尝试的初衷。兼任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的北京富平学校校长沈东曙说：“我们不仅是家贷款公司，我们还是发展组织。”在他的计划里，永济富平将创立一种模式，一种真正使得微型金融服务能全面促进中国农村发展的模式，“尤努斯在孟加拉做不了的一些事情，或许可以在中国取得更好的效果。”
谁说农民不讲诚信?
出发半个小时后，谢英峰到达了他负责的太吕村。
前一天，这个村子的两户农民到公司大厅填了申请表，各贷2万。一户是村里帮人建房的包工头，东家拖欠工钱，他又不得不欠工人工资，年关将至，他计划贷款支付工人工资。另一户是村里的干部，想承包200亩地种大棚蔬菜，一时周转不开，也想到了富平。推门进去，他们不在家，妻子却也不知道丈夫的计划。
“你都清楚我们这小额贷款吧?”坐在炕上，谢英峰开始一一讲述细节。必须是夫妻、父子、或者其他直系亲属两人一起同意才可以申请贷款，需成年家庭成员两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不需抵押不需担保，单笔最高限2万，分3个月，半年期和一年期三种，月息1.75％，年息21％，可提前还款，但需多缴一月利息，还贷一周之后可以再次提出申请。
谢英峰说夫妻关系是他们信贷员审核的重要指标，“妻子不同意贷，申请被否决的挺多”，因为这几乎决定了贷款户的还款意愿，另外便是观察还款能力，这两户因为妻子不知情而丈夫不在家，明日他还需再来一次。
从太吕村出来，谢英峰开车送卫淑丰前往她负责的几个村。天更冷了，北方的乡村一片寂寥，只有盖了白霜的冬小麦透着绿色的生机。那一路，卫淑丰审核了4户，一位在集市上开饭馆的农民，因为儿子结婚要支付女方聘礼金，贷2万，半年期。一位在永济市刚开了间KTV歌厅的农户，儿子要种大棚葡萄，但自己流动资金不足，贷2万，一年期。一位当过村长的农民替自己的朋友贷2万，一年期，因为他那朋友的村子还不属永济富平放贷的区域。最后是在村里开小杂货店的两口子，他们也贷2万，为的是春节销售旺季到了，要多进些年货备着。
“操蛋的很!”这是杂货店主的声音。提起向一些原有的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的艰难，贷款户众口一词：一年也放不了几次款，要贷就要托关系，请客吃饭看人脸色，但这还不保证一定能贷下来。即便贷下来，按照强制性的规定，也需要抽出贷款金额的10％入集体股，说是年末会有分红，可那收入微薄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虽说利息比小额贷款的低，但这么算下来，也差不了多少。
按照银监会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不得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永济富平的年利率21％实际已接近上限，那么为什么不向熟人借款?“亲朋手头也不一定有钱，再说村里管熟人借钱，虽然不要利息，可要欠人情，钱好还，人情不好还。小额贷款利息高，但简单、方便、快。”
像谢英峰和卫淑丰这样的信贷员，永济富平还有8位，他们都是当地的农民。永济富平目前主要在蒲州和韩阳两个乡镇开展工作，81个自然村，13万多户，被划为10个片区，10个信贷员每人负责一个，现在每人手上都有100多个客户，这个寒风阵阵的上午，他们大多出门审核客户去了，车只有一辆，剩下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电动车，或者步行。
等返回寨子村公司总部，已近中午1点，在食堂吃过饭，下午的工作随即展开。10人之上，还设有一位信贷主任，信贷员审核过的客户，需要信贷主任王变娥再亲自上门审核一遍，如获通过就及时放款。这天下午，王变娥挨村审核通过了5户，两户是儿子结婚用，另外3户用来买葡萄苗，买翻斗车搞运输和替外村的姐姐贷，金额分别是2万、1万，1.5万、1万和2万。
下午4点刚过，王变娥回到公司不久，其中的3户便紧随而至来领款了。“你别看只有1万、2万，但方便及时，这是帮了他们的大忙了。”一路都在给记者讲述缺乏资金给农民造成各种难处的王变娥本身就是蒲州镇的农民，1965年出生，自2006年开始参与小额贷款项目的她说：“谁说我们农民不讲诚信?农民可好了，你只要做好农民的工作，他们想尽办法也会还钱。”
王变娥的观点是有数字支持的。2006年到2008年，北京富平学校的蒲州小额贷款项目，累计放出700万元，还款率近100％，大部分都是王变娥亲手处理的。
“我们不收礼，到农户家里，连口水都不喝。”传统乡村信贷机构在乡村社会造成的影响，使得仍有农民为了尽快贷款而想请永济富平的信贷员吃饭或送礼，这被明文禁止。“吃了农户的拿了农户的，到时候拖欠不还，农户也觉得理所应当，”王变娥说，“工作做好了，我们就大胆地贷，也有个别贷了农信社的款项一直拖欠，但贷了 永济富平的款，却会及时还款的农户。”
1983年以来，尤努斯在孟加拉国开创的格莱珉银行小额贷款模式，早已证明“穷人一贯是守信的”。格莱珉的经典模式是5人组成一个贷款小组互相担保，每周还款一次。目前格莱珉银行与海南农信社合作推广的小额贷款项目也移植了这种方式，但永济富平并非如此。
沈东曙说：“需加拉和中国很不一样。很多人说农村人都在一块，但真到农村生活过，就知道农民找到4个担保并不容易。很多孟加拉穷人的主要产业是手工业流通业，每天都有现钱，每周还钱是可能的。永济主要是农区，种一季麦子，秋天收获才有钱。每周还款怎么可能?”
郑冰比尤努斯更重要
半年过去，永济富平小额贷款作为一种商业模式进展顺利。在沈东曙看来，除了有效的管理，还离不开蒲州果品协会和会长郑冰在过去10年所打下的乡村工作基础，“在中国农村搞小额贷款，郑冰比尤努斯更重要”。
2009年12月25日中午，记者在永济富平的食堂见到了郑冰。事实上，食堂就设在这位远近闻名的女能人家里，而她家和充当公司总部的农家小院，不过是寨子村聚才胡同里20步开外的邻居。42岁的郑冰除了是蒲州果品协会的会长，现在还是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
“2005年在一次会议上我见到郑冰，眼前一亮，觉得应该找这样的人合作，爱家乡，开放，实干，有耐心。”沈东曙说接触之后，自2006年起便与蒲州果品协会合作开展小额贷款项目，2006年40万，2007年200万，2008年400万。“当时我很担心，因为只开过一次会，你不担心我把这40万都骗了吗?”这是郑冰的想法。
2005年的郑冰，正被中国关心三农问题的人们所瞩目。2004年6月7日，她所创办的永济市蒲州农民协会正式注册成立；一年后的2005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说，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农民协会。这个最初以跳舞唱歌等娱乐形式和农业学习培训为主要手段的原乡村民办教师，试图将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发展，“农村必须组织，10年来我们一点点根据大家的需要走”。不过，自2007年始，应上级要求，农民协会改名为果品协会。
蒲州果品协会现在涵盖了35个村，3000多会员。郑冰说：“我们分了27个种植种类，现在有40个合作社，每个合作社都有5个理事，第一年每个都控制在20户，避免发展太快。40个合作社又构成一个联合社，40个社长形成理事会，理事会把握整体的发展方向，互相监督，但下面各个合作社是独立的。还设了监事会，合作社一成立，大家都想快速发展，内部一旦出现一丁点贪污，如果监督跟不上，大家就不信了，自然就要瓦解了。”
在沈东曙眼里，郑冰是当之无愧的乡村领袖。NGO的乡建工作中，存在着各种各样外来者把乡村当小白鼠来试验某种发展模式的例子，但罕有成功。富平要避免同样的命运，方法便是寻找合适的乡村领导人，以他们为核心推动工作，因为这些乡村精英远比外来者了解农民的切实需要。从最开始的小额贷款项目，到建立专门培训农村各行业领导人的永济富平农村社区发展学校，以及现在合作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富平与蒲州果品协会的合作已越来越密切。
总部设在寨子村，而非永济城区，这是永济富平与其他小额贷款公司迥然有别之处。郑冰说：“村民本来就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莫名其妙要借钱给我，还不要请客送礼，如果设在城里他更不相信，设在村里是要取信于民。”在额度的设计上，郑冰也有坚持：“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不赞成大额度，因为这一带种地的多，比例大需求多，要是额度太大，贷款自然会倾斜到做生意能力更强的人群中去，要先把最难得到贷款最想发展的农户服务好。”
现在小额贷款公司的骨干基本都是果品协会培养出来的积极分子。这些本地的农民信贷员显然也在降低放贷的风险，乡里乡亲，谁讲信用准有还款能力，到四邻间一打听便八九不离十。26岁的谢英峰谈起“我们协会”，自信与自豪溢于言表。在公司会议室墙上张贴的几份信贷员素质要求表上，第一条全部是“爱心和责任心”，而45岁的王变娥最爱分享的故事，是农户因及时的贷款得到帮助，自己心中收获的那份幸福感。
世界银行的社会学家迈克尔·伍尔库克曾这样描述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基层经理的工作：他们“可能扮演婚姻顾问、冲突调解人、培训者、市镇领导和银行管理者的角色。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这个年轻的农村银行家一天的生活有时看起来比一个急救室医生更有挑战性，强度更高”。——这或许也将是王变娥、谢英峰们未来需要面对的工作状态。
经验丰富的王变娥已在通过放贷审核调解夫妻矛盾了；为了推广小额贷款，在周边村里召开小型座谈会时，卫淑丰扮演的显然是诚信培训者的角色。对于郑冰和沈东曙来说，这些还在积累社区服务的信念和能力的信贷员，正是农村未来发展最需要的人才资源。
农村要发展，小额贷款可以解决资金问题，但能不能也带动一批人才的成长?出于这样的考虑，郑冰在招聘信贷员的时候格外小心，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那些首先要谈工资待遇的应聘者，她说：“一下子有大量的信贷员进来会把方向拉得更远，好像就是挣利息钱，只朝着商业前进。”
事实上，郑冰和沈东曙，本地精英和外来发展组织，双方一直小心翼翼地尝试让永济富平的小额贷款模式在商业和社会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但他们并非一帆风顺。
小额贷款的效力如何最大化
“我们之间仍旧存在一种张力。”沈东曙说。
“一开始做我觉得很好，但渐渐就有了抵触心理，我想退出。”郑冰也快人快语。
这种张力正是小额贷款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与其在农村的社会影响和价值之间的平衡难题。郑冰一度想退出，是因为她认为如果永济富平和全国其他绝大多数小额贷款公司一样，只是放贷还款挣利息，那不过是桩生意而已。但农村的问题光是钱就可以解决的吗?在2005年参观了山西临县的小额贷款项目之后，她的心里就打了个问号。
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的小额贷款，开始于1993年9月，是北京富平的创始人、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以500元人民币开始的实验，可算中国最早的小额贷款项目之一，如今累计放贷600万元。参观之后，郑冰说：“我觉得光有资金还不够，还要考虑怎么再联合，只有这样，资金才能在农村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郑冰的设想里，小额贷款可以在农村产生很大的影响。
譬如重新树立农村的诚信度。王变娥经手的客户中，有几个原本无人信任的乡村无赖通过小额贷款而改变面貌的例子，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信心。首次贷款之后，农户会保留一个信用手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信用记录一样，这个手册将累积农户的信用度。郑冰说：“很多农民借钱贷款怕让人知道， 但贷款不丢人，为什么要怕呢?通过夫妻双双来贷，就是要有意识引导，这是和农村人背后议论的歪风邪气作斗争。”
除了对农村风气的影响，郑冰更大的期待，还是透过小额贷款实现农民的组织化，进而实现利益最大化，她担心光是贷款的资金输入，对农村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
“不少人的贷款用途是养鸡，我们去回访发现比较散，技术都靠自己摸索，销售也是单家独户，如果我们针对这群贷款户，一起培训技术，进行联合，又有小额贷款的资金支持，效果是不是会更好?”这是郑冰的思路。在永济富平截至2009年12月31日所发放的1206笔贷款中，37％用于种养殖业，45％用于经商项目。郑冰说：“协会已经有各种合作社了，新的贷款户，搞种植的怎么协调，养殖的又如何合作，都要考虑。做生意的，我们也试图激起他们为大家服务的意识，最好能带领一个团队，这样才能打好和市场对接的基础。”
在中国，像郑冰这样的思路，小额贷款与农民组织结合的模式，会不会使得小额贷款的社会影响得到更有效的发挥，能不能从整体上带动乡村的发展?
沈东曙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不认为孟加拉的小额贷款实现了效益最大化，中国有可能。因为我们有正在充分发育的市场经济，政府也很有能力，三农投入在迅速扩大，基础设施要比孟加拉好很多。如果小额贷款不仅能把贷款覆盖到穷人，而且能不断培养农村微小企业家和社会企业家，由他们去引领农村社会组织发育，带领农民对接市场经济，前景将非常广阔。”沈东曙也期待项目能跟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事实上，当地政府也非常重视，公司的成立，是由央行相关领导牵的线，得到了山西人行的支持，而运城市市长王安庞专门召开3次协调会，永济市政府更出力甚多。
但身为企业管理者，沈东曙需要面对更多的挑战，“我们在永济做的事没有别人做过，对贷款户的深度服务和人才培养肯定要做，但那是第二步”。
作为公司，他需要建立一套稳定的管理体制；信贷员队伍的培训仍需加强；适合农村小额贷款信息管理的数据库系统还在研发：现在这3000万，是富平学校以及几位有志于社会发展的社会企业家的投资，但未来更大规模放贷资金的筹募也是很大的问题。银监会禁止小额贷款公司吸储，于是他们一方面期待能从商业银行得到转贷业务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试图建立一个由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共同投资建立的社会投资资本平台，但这些都还在努力之中。
郑冰承认，这样的模式建设与实现期待中的社会影响显然是一个慢活儿，需要时间。“我们的合作已经建立了信任和妥协协调的机制，我们一直在寻找共同认可的发展道路和计划，事实上，我跟郑冰已经可以吵架，可以很直白地说自己的想法了。”沈东曙说。
记者手记：从这里撬动乡村变革? 宁 二
自2008年5月，中国银监会与人民银行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以来，据信全国已成立小额贷款公司1400余家，然而孟加拉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所创办的小额贷款为穷人阶层服务的原始目的，在中国也已悄然变化。
小额贷款确实在盘活民间金融，浙江等民间借贷活跃的地区，资本金过亿的小额贷款公司并非少数，在山西，由煤老板转型斥巨资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的也比比皆是。然而，金融界也普遍注意到，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此类公司的放贷对象主要围绕城市中小企业或经济实力较强的农户展开，原本被视为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方向正在偏离，多数穷人仍是金融服务的不可接触者。
发展模式的创新也是小额贷款界急需思考的问题。在银监会严禁吸储的政策限制之下，小额贷款公司如何能解决融资问题?纯粹商业性的公司往往去追逐利润最大化，而那些依靠民间组织扶贫资金运转，真正在农村帮助穷人的小额贷款项目，又常常随项目结束面临断炊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蓬勃发展中的微型金融服务，在帮助个体农户改善生活的同时，是否能带动乡村社会整体的发展?
中国的困境，正暗合了国际小额贷款界最新的潮流。1980年代，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成功已足以鼓舞整个世界；1990年代，人们又把焦点放到了小额贷款商业模式与财务绩效标准的完善上；而现在，国际社会开始出现争执，一方认为商业化小额贷款对社会确实能产生正面推进，但另一方却认为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小额贷款在大规模推动穷人社会的变革。争执的结果，便是实践者们需要更加认真地思考：小额贷款究竟如何发挥影响，以及在什么情况下确实有效?
这正是本刊选择永济富平进行调查的初衰。一家由著名经济学家领衔的北京发展型社会企业与一个由乡村领袖所带领的农民合作组织所联合进行的商业化小额信贷模式实验，能否为中国找到一种金融服务推动农村发展的新方向?
必须承认，在3年积累，半年实验之后，这一模式运转良好。沈东曙和富平在确保公司化运作的制度建设，在逐步完善微型金融的商业模式，而郑冰和蒲州果品协会则在不断地纠正这种商业模式的社会方向，努力使其与农村发展保持更富建设性的关系，这样的结合无疑是互补互惠的。然而他们也仍有不少问题要解决，资金链的保证，内部管理的加强，乡村工作的难度等等。
或许，我们有理由期待，当永济富平不断克服各种政策和现实困境之后，中国的乡村将真正出现一种更具社会效力的小额贷款模式，微型金融服务将真正大面积推动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