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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复杂多变地全球形势正在改变着各国领袖的决策出发点和落脚点,改变着普通民众的选择和喜恶,也不断改变着一个民族的预期与梦想;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民主自由的时代,一个充分参与的时代,一个透明开放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普通民众的平等、公平和正义的价值正与传统政治精英、等级文化不断交锋,普通民众用民主的方式深刻地改变了各国的政治版图: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分级统治走向共同治理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公共事务领域的改革浪潮不断兴起,公民力量不断增强,各类民调大行其道;如今我们还处在一个互联网技术登峰造极的时代,凭借脸书、推特、微信等社交工具,各类信息的迅速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上述这些当今时代的特点尤其正在对高等教育、对大学、对大学生群体产生重大影响,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对大学的管理模式,并相应作出改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我们在高等教育领域以大学管理体制为核心对象进行了许多改革,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没有哪所大学管理体制的改革最终形成了一个一劳永逸的模式或者得到一个共识。似乎大学领域体制改革的虎头蛇尾已经成为了一个常态,为社会各界所诟病。我们对大学管理体制改革失败的通常解释是:大学本身的自主权太少,导致体制改革的空间也太小;大学高度行政化,内部关系错综复杂,恶性竞争愈演愈烈;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可实施性不高,落实机制也非常欠缺;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者,对于大学各利益主体、各个组成人员缺少深入了解或者选择了视而不见等等。这些固然都有一定道理,但从根本上来说,当前大学改革最突出的问题是大学所谓的“改革”没有碰触到大学现行机制体制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和大学运行现状这个问题的根源,对大学日益严重的管理危机视而不见,大学现行体制严重阻碍了大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及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则为我们的大学改革指明了方向。“治理”和“治理现代化”要求我们改变传统意义上略显生硬、许久没有进化的“管理”,管理是单中心的,只有管理者一方使劲,而治理则是多中心的,有多方参与。大学管理只能以公权力为主体,只有校方和其赋予权力的管理人员去实施,其他力量均无主动权;而对于治理而言,除了公权力,还存在私权、自治力量等许多主体的参与,形成“官民共治”、“共同治理”的多元化结构。这就是管理和治理最根本的区别。而从政治学的角度上来讲,治理现代化又必须走法治的道路,因为体制、制度的现代化或着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就在于民主化、法治化、公开化、透明化。民主和法治不仅仅是单纯的政治价值观,而且应该是一个国家框架设计和制度安排中最重要的要素和原则。综上所述,具体到大学上就是我们要构建一种蕴含法治文明的大学治理的制度。其实无论是“大学治理”、“大学法治”还是“共同治理”都并非某个人的的独创,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东西。近年来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启动以来,包括法学界、政治学界在内的知识界越来越重视并倡导建立在法治框架上、以校方和师生的共同治理为主要形式的大学治理模式。因为只有当一个大学的治理体系蕴含着现代法治文明的价值和精神,才能让更多的权力主体特别是普通师生通过合法的方式和谐有序地参与大学事务的治理,才能打破“历史周期律”,彻底解决大学管理的顽疾,最终实现大学治理的现代化目标。大学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分为“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两个方面,外部治理涉及到大学与国家之间、大学与政府之间、大学与社会之间、大学与大学之间以及大学的国际交流、区域交往的关系。为了和近几年讨论非常热烈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更直接的联系,也是因为笔者作为一名在大学里生活和学习了八年的学生,本文的内容主要从一名普通学生的角度聚焦于大学的“内部治理”改革。本文主要采用了调查法、个案研究法以及描述性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大学现实管理状况和笔者的亲身经历为对象进行研究,分别从大学治理现代化和法治文明体系两个角度,全面阐释了法治之于大学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以及法治文明对于重构大学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只有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稳步推进大学治理改革,才能最终实现大学治理的现代化;反过来,大学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每一个环节里面都有法治的因素,大学治理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弘扬法治文明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