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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祖传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出生后第八天受洗，德兰是领洗时取的洗名。我从小一直在教会学校修女的身边念书，修女对我的影响很大。信仰让我认知人一生的路是天主安排好的，但需要自己认知的配合，天助自助者。所谓幸福只有通过痛苦的磨炼才是真幸福。我的青春年华乃至中年都是在极为艰苦的岁月中度过，但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培育了我的性格和品德，也加深了我的信仰。
我能够回到教会进入修女院，做一名修女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感谢天主！我的一生过得很有意义。正如圣经里说：看一棵树的好坏，要看它结什么样的果实。好树结好果，一个人也是如此。只有通过一生对心灵的精心培育，才能够收获真正的幸福。
关于英氏家族
我1933年9月出生于北京。我们这个英氏大家族一共有五个爷爷。
我的直系先祖赫舍里，属于满族正红旗，1644年清世祖福临率清军入关，他是其中的一员骁将。
我爷爷在兄弟中居长，有三子一女。据说他的武功很好，但不长寿。我父亲十二岁就父母双亡，是由二祖父英敛之抚养成人的。
二祖父赫舍里·英华，字敛之，育有一个儿子。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中，他颇有些名气。他曾因参与维新变法被清廷逮捕；以后被特赦，在特赦的圣旨中用的是“英华”这个名字。以后“英”就变成了我家的姓。而在中国传统的百家姓中，是没有这个姓的。英华出狱后，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自任总经理和第一任主编，以后又在北平创办了辅仁大学，主张由中国人办中国天主教会等。为此，他曾经写《劝学罪言》上书梵蒂冈罗马教廷。
我父亲行五，叫英纯良，号君一；母亲叫居志存，号承宣，生育了我和弟弟。
我的姑姑辈有四个住家姑娘。二姑、三姑、九姑和十姑，二姑死在美国，三姑死在北京狱中，九姑和十姑健在，十姑是修女（美国社会服务会），目前在台湾。
可以肯定地说，如今不仅在中国各地，包括散布在全球的英姓人氏，都是我们这个英氏家族的成员。
北京朝阳区的英家坟和我家没有关系。我们英家的祖坟地在西直门外八里庄，大约有二十亩的光景。过去雇有看坟人，允许他们在坟场种地，以解决生计问题。我记得每年过年前夕，这些雇工都要给我家送一些自产的土产品。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当地征地盖水利学校，在我叔叔和母亲的操持下，在大栅栏马尾沟教会购置一小块土地，迁祖坟到那里。但在“文革”初全部迁坟被平掉了。
幼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
我四岁就上了小学一年级。到五、六年级时在北京香山慈幼院小学上学。香山距市区路途遥远，解放前交通十分不便。父母把我们送到这个学校寄宿，是因为弟弟患肺病，考虑香山空气清新，有利于弟弟养病。这个学校的创办者是曾出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学校所招的学生大多数为孤儿，不收学费，叫做“正生”。我们属于“负生”，要交学费，负生约占正生的十分之一，除各个班级的任课老师外，还有生活和班级的宿舍老师。学校的环境优美，设施齐全。正、负生待遇没有差别，只是负生在学校的早餐加牛奶鸡蛋。
1943年，我小学毕业，当时我买了一本烫金缎面的纪念册请老师题字。我的班主任老师略加思索，就写下了“肯努力的聪明者才是最聪明的”。这也是老师对我的评价。我在辅仁女中读初中，是教会学校。学校管理学生很严格，我们早晨起来要参与弥撒，学生的头发不允许长于耳下二指，更不允许烫发。教务主任平常在校园里巡视，背着手，手里攥着一把剪刀，看见有头发长了或烫“卷边”的女生，过去就是几剪刀，一点都不客气。去校外交男友更是不允许的。
我的学习成绩一般。记得上手工劳作课，要求女生都要学会织毛衣花样，还有编织口诀，几针上、几针下之类。学生将自己织出的毛衣花样订在作业本上交给老师打分；还有学习纳鞋底的作业。我一学期下来，仅得了五十九分，不及格。
辅仁女中的领导和有些课程由修女担任。这些修女都有大学以上的学位，学识渊博。学校里也有外籍修女教师，但中文都很好。修女教师的言行德表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是我追求的楷模。有的修女教书育人，有的修女在医院看护病人，照料孤儿和老人，听说在香港有的修女还去红灯区对妓女给予关爱和辅导工作。总之各种慈善事业都有她们活动的身影，她们是天主派到人间的天使，把爱洒满人间的每个角落，太伟大了。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当一个修女。
我读高中在天津圣功女中，也是教会学校。我那时很喜欢运动，体育好，滑冰、游泳、各种球类都爱好，是学校的排球和篮球队长。我在天津中学运动会上还夺得过铅球冠军。不少照片刊登在报纸上。1950年高中毕业，学校领导要将惟一的保送名额给我，提出保送我去体育学院就读。当时我想体育只能是年轻时玩玩，不能当专业学，所以就没去。
天津解放见闻
我父亲在抗战期间去过后方重庆，又曾在胡宗南部下任参谋之类的职务。在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出狱后，他深感当时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对国民党已经失去信心，所以就没有向驻北平的国民政府报到，自动脱党。他决心脱离军政界。以后父亲和四伯父合伙开始从商，在北平西单开了一个印书局。由于父亲并不善经营，很快就把资本全赔光了。
我读高中还是在教会学校读书，当时在我心目中人人都应有信仰，都该信教，不信教者才是个别的。我生活的环境相当封闭，所以根本不知道中国有共产党，只是通过当时的报纸和广播中听到骂“共匪”，还以为就是土匪。解放后，同班同学中有中共组织方面的人找我谈话，想发展我为共青团员，但由于信仰不同，我没有加入。
1949年我上高中二年级，解放战争如火如荼，东北解放军挥师南下入关，著名的平津战役打响了，为此我们学校停了三个多月的课。大街路口上到处都是用沙包垒起的工事和哨卡，天空中呼啸着双方对射的炮弹，爆炸的火光把夜空映得通红。学校教学楼部分地下室被征用为国民党军队救护所，里面住满了前线抬下来的伤兵，隔着地下室的大窗户可以看见医生拿着药棉球给伤兵的伤口用酒精擦拭消毒，拉引流条，伤兵疼得大汗淋漓，可以听见他们在大声呻吟。
很快，解放军包围了天津，战火由城外蔓延到城里。我们信教学生也都搬入一个三层楼的地下室居住，以躲避炮弹。那时我们天天吃麸子面，吃咸菜和萝卜，仅有的一点白面蒸馒头留给一位名叫柏恩的荷兰籍神父吃，他是个中国通，每天仍旧带着我们继续做弥撒。每到星期日，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一个军用饭盒，里面装有压缩饼干、巧克力、一听罐头、一根香肠，大家就高兴得像过年了一样。有一天一颗炮弹射中了宿舍门前的洋灰电线杆，电线杆打断了，小楼的门窗被震得摇晃，一层厚厚的灰土飞进室内，老师和同学急忙躲进地下室。幸运的是这颗炮弹是颗哑弹没有爆炸。
解放军攻进天津市区的那一天，双方对射的枪炮声仍很激烈。我胆子大，跑到宿舍阳台上看，一位老师一把将我拽回来，说你不怕机枪子弹没长眼！那天上午，几名解放军以散兵搜索的战斗队形进入了我们的学生宿舍楼。他们端着枪、顺着楼梯一步一步地慢慢摸上来，好像怕踩地雷一样，还仔细地观察和聆听周围环境的任何异常响动，非常警惕。我们看到这情景也十分害怕。在确认没有发现任何敌情后，解放军的指挥员和前来接洽的老师交谈起来，态度很和蔼，大概是想找房子住吧。老师请几位解放军坐下谈话，一位解放军战士刚坐下去，一下从沙发跳了起来，不知这是什么东西，脸上现出十分惊讶的表情。这位大概是来自农村的纯朴小战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了解到这栋楼是女学生宿舍后，很快就离开了。
天津解放后，北平还没有解放，天津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年三十那天，通往北平第一班火车开通了。我乘坐这一班火车回北平。火车只到丰台，又花了一个“袁大头”，坐三轮车进城，再换乘有轨电车，在一路“当当”的铃声中坐到西安门下车，然后步行回家。进入西什库胡同，闻到家家飘出炖肉香味，才猛然想起已经是1948年的大年三十了。
我能够回到教会进入修女院，做一名修女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感谢天主！我的一生过得很有意义。正如圣经里说：看一棵树的好坏，要看它结什么样的果实。好树结好果，一个人也是如此。只有通过一生对心灵的精心培育，才能够收获真正的幸福。
关于英氏家族
我1933年9月出生于北京。我们这个英氏大家族一共有五个爷爷。
我的直系先祖赫舍里，属于满族正红旗，1644年清世祖福临率清军入关，他是其中的一员骁将。
我爷爷在兄弟中居长，有三子一女。据说他的武功很好，但不长寿。我父亲十二岁就父母双亡，是由二祖父英敛之抚养成人的。
二祖父赫舍里·英华，字敛之，育有一个儿子。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中，他颇有些名气。他曾因参与维新变法被清廷逮捕；以后被特赦，在特赦的圣旨中用的是“英华”这个名字。以后“英”就变成了我家的姓。而在中国传统的百家姓中，是没有这个姓的。英华出狱后，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自任总经理和第一任主编，以后又在北平创办了辅仁大学，主张由中国人办中国天主教会等。为此，他曾经写《劝学罪言》上书梵蒂冈罗马教廷。
我父亲行五，叫英纯良，号君一；母亲叫居志存，号承宣，生育了我和弟弟。
我的姑姑辈有四个住家姑娘。二姑、三姑、九姑和十姑，二姑死在美国，三姑死在北京狱中，九姑和十姑健在，十姑是修女（美国社会服务会），目前在台湾。
可以肯定地说，如今不仅在中国各地，包括散布在全球的英姓人氏，都是我们这个英氏家族的成员。
北京朝阳区的英家坟和我家没有关系。我们英家的祖坟地在西直门外八里庄，大约有二十亩的光景。过去雇有看坟人，允许他们在坟场种地，以解决生计问题。我记得每年过年前夕，这些雇工都要给我家送一些自产的土产品。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当地征地盖水利学校，在我叔叔和母亲的操持下，在大栅栏马尾沟教会购置一小块土地，迁祖坟到那里。但在“文革”初全部迁坟被平掉了。
幼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
我四岁就上了小学一年级。到五、六年级时在北京香山慈幼院小学上学。香山距市区路途遥远，解放前交通十分不便。父母把我们送到这个学校寄宿，是因为弟弟患肺病，考虑香山空气清新，有利于弟弟养病。这个学校的创办者是曾出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学校所招的学生大多数为孤儿，不收学费，叫做“正生”。我们属于“负生”，要交学费，负生约占正生的十分之一，除各个班级的任课老师外，还有生活和班级的宿舍老师。学校的环境优美，设施齐全。正、负生待遇没有差别，只是负生在学校的早餐加牛奶鸡蛋。
1943年，我小学毕业，当时我买了一本烫金缎面的纪念册请老师题字。我的班主任老师略加思索，就写下了“肯努力的聪明者才是最聪明的”。这也是老师对我的评价。我在辅仁女中读初中，是教会学校。学校管理学生很严格，我们早晨起来要参与弥撒，学生的头发不允许长于耳下二指，更不允许烫发。教务主任平常在校园里巡视，背着手，手里攥着一把剪刀，看见有头发长了或烫“卷边”的女生，过去就是几剪刀，一点都不客气。去校外交男友更是不允许的。
我的学习成绩一般。记得上手工劳作课，要求女生都要学会织毛衣花样，还有编织口诀，几针上、几针下之类。学生将自己织出的毛衣花样订在作业本上交给老师打分；还有学习纳鞋底的作业。我一学期下来，仅得了五十九分，不及格。
辅仁女中的领导和有些课程由修女担任。这些修女都有大学以上的学位，学识渊博。学校里也有外籍修女教师，但中文都很好。修女教师的言行德表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是我追求的楷模。有的修女教书育人，有的修女在医院看护病人，照料孤儿和老人，听说在香港有的修女还去红灯区对妓女给予关爱和辅导工作。总之各种慈善事业都有她们活动的身影，她们是天主派到人间的天使，把爱洒满人间的每个角落，太伟大了。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当一个修女。
我读高中在天津圣功女中，也是教会学校。我那时很喜欢运动，体育好，滑冰、游泳、各种球类都爱好，是学校的排球和篮球队长。我在天津中学运动会上还夺得过铅球冠军。不少照片刊登在报纸上。1950年高中毕业，学校领导要将惟一的保送名额给我，提出保送我去体育学院就读。当时我想体育只能是年轻时玩玩，不能当专业学，所以就没去。
天津解放见闻
我父亲在抗战期间去过后方重庆，又曾在胡宗南部下任参谋之类的职务。在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出狱后，他深感当时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对国民党已经失去信心，所以就没有向驻北平的国民政府报到，自动脱党。他决心脱离军政界。以后父亲和四伯父合伙开始从商，在北平西单开了一个印书局。由于父亲并不善经营，很快就把资本全赔光了。
我读高中还是在教会学校读书，当时在我心目中人人都应有信仰，都该信教，不信教者才是个别的。我生活的环境相当封闭，所以根本不知道中国有共产党，只是通过当时的报纸和广播中听到骂“共匪”，还以为就是土匪。解放后，同班同学中有中共组织方面的人找我谈话，想发展我为共青团员，但由于信仰不同，我没有加入。
1949年我上高中二年级，解放战争如火如荼，东北解放军挥师南下入关，著名的平津战役打响了，为此我们学校停了三个多月的课。大街路口上到处都是用沙包垒起的工事和哨卡，天空中呼啸着双方对射的炮弹，爆炸的火光把夜空映得通红。学校教学楼部分地下室被征用为国民党军队救护所，里面住满了前线抬下来的伤兵，隔着地下室的大窗户可以看见医生拿着药棉球给伤兵的伤口用酒精擦拭消毒，拉引流条，伤兵疼得大汗淋漓，可以听见他们在大声呻吟。
很快，解放军包围了天津，战火由城外蔓延到城里。我们信教学生也都搬入一个三层楼的地下室居住，以躲避炮弹。那时我们天天吃麸子面，吃咸菜和萝卜，仅有的一点白面蒸馒头留给一位名叫柏恩的荷兰籍神父吃，他是个中国通，每天仍旧带着我们继续做弥撒。每到星期日，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一个军用饭盒，里面装有压缩饼干、巧克力、一听罐头、一根香肠，大家就高兴得像过年了一样。有一天一颗炮弹射中了宿舍门前的洋灰电线杆，电线杆打断了，小楼的门窗被震得摇晃，一层厚厚的灰土飞进室内，老师和同学急忙躲进地下室。幸运的是这颗炮弹是颗哑弹没有爆炸。
解放军攻进天津市区的那一天，双方对射的枪炮声仍很激烈。我胆子大，跑到宿舍阳台上看，一位老师一把将我拽回来，说你不怕机枪子弹没长眼！那天上午，几名解放军以散兵搜索的战斗队形进入了我们的学生宿舍楼。他们端着枪、顺着楼梯一步一步地慢慢摸上来，好像怕踩地雷一样，还仔细地观察和聆听周围环境的任何异常响动，非常警惕。我们看到这情景也十分害怕。在确认没有发现任何敌情后，解放军的指挥员和前来接洽的老师交谈起来，态度很和蔼，大概是想找房子住吧。老师请几位解放军坐下谈话，一位解放军战士刚坐下去，一下从沙发跳了起来，不知这是什么东西，脸上现出十分惊讶的表情。这位大概是来自农村的纯朴小战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了解到这栋楼是女学生宿舍后，很快就离开了。
天津解放后，北平还没有解放，天津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年三十那天，通往北平第一班火车开通了。我乘坐这一班火车回北平。火车只到丰台，又花了一个“袁大头”，坐三轮车进城，再换乘有轨电车，在一路“当当”的铃声中坐到西安门下车，然后步行回家。进入西什库胡同，闻到家家飘出炖肉香味，才猛然想起已经是1948年的大年三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