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动机》的动机
此书中这些受访的“大人们”在我还穿纸尿裤的时候就都认识我。看他们的艺术作品自然而然地唤起我童年和少年的回忆。那时父母经常抱着或背着我参加各种聚会，那往往是中国当代艺术史的重要时刻。对我来说那些怀旧、快乐而亲切的感觉，其实与“家”的内涵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我成长的这17年里，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迅猛的发展。也正是在妈妈怀我的时候，她创作了自己的第一件装置艺术作品。
采访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一方面利用父母的关系和影响，可以走捷径，能够轻松采访到这些知名艺术圈内的人士，而其他人则需要经过努力，才能得到这样梦寐以求的机会；可是另一方面，我需要证明自己是合格的采访者，同时向他们展示，我可以辨别父母的资源中能够被合理利用的边界在哪里。
在网络信息资源极大丰富和社交媒体绚丽多元的全球化时代，面对多种选择和诱惑，作为90后，我只有努力工作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当然我还是无法确定未来的职业方向。这也是我要做这个采访项目的目的之一，即了解艺术圈里里外外的细节，试着体会被采访者从事艺术的真实感觉。
我的父母很开明，他们对我未来的事业没有刻意规划，只希望我能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有人可能会说，生长在自由和宽容的家庭，我很幸运；但有时候我宁愿能够锁定目标，按固定路线前行，而不是有一大堆机会摆在面前，让我自己徘徊不定，茫然不知所措。
这些如今已功成名就的艺术界“大人们”，在上世纪70～80年代职业选择的机会极有限，社会很封闭。尽管如此，当年的这些年轻人选择了能激发他们创造力和激情的——当代艺术。这让我很好奇，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他们从哪里获得的信心去"玩"当代艺术的？他们的思想是怎么促使他们稳步前进的？他们是怎样形成自己的艺术观点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又是怎样把中国当代艺术从地下的状态带到目前成为全球性市场竞争者的状态的？
采访的原本并不是想了解每个艺术家作品背后的哲学问题，只想了解他们/她们是怎样把持着他们的艺术态度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的。但是在采访了几个艺术家之后，我开始着迷并理解艺术家最日常的生活和他们艺术哲学之间特殊而复杂的关系。
采访预约经常是这个项目中最难的一个阶段。当我和艺术家约定采访时间时，有些人会拒绝我；有些要求我先发采访的问题给他们看；有些要求在接受采访前要和他们聊一聊才行；有些则揶揄我是否利用了父母的关系；还有的艺术家专门约在特殊场所（足底按摩馆）接受采访。原来，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探讨艺术（它是艺术家生活的一部分）。
我非常尊重每个人的决定，我理解他们的选择里所包含的学术定位和学术内涵。特别是有的艺术家宁愿花2个小时通电话和我解释他不能够接受采访的学术理由（其实我20分钟就可以采访完毕），可见他们对自己艺术坚定不移的立场和信念，也加深了我对艺术严肃性的理解。在采访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是把我当成小孩儿，看来需要再花一些时间，证明我现在可以谈论艺术以及复杂的思想了。肯定有一些人不愿意或者用不着敞开心扉、畅所欲言，他们还是觉得我的采访不如那些专业人士；可是实际的情形是，当面对他们看着长大的“孩子”，而不是记者或专业人士，真正把话题展开的时候，他们的坦率和放松是前所未有的，一些内容或话题，我相信他们不会在那些“正式的”采访中触及。
最重要的是，访谈让我从一个17岁少年的角度了解到，为什么在相同的社会背景影响下，不同的艺术家从事艺术的信念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有些艺术家惧怕改变；而另一些艺术家则轻易地改变自己，或经常改变自己的艺术方式体现自己的虚无情绪；但还是有人耐得住寂寞，自信而坚定地坚守着自己的艺术原则。让我没想到的是，采访的过程重新定义了我对艺术界限的认识，艺术疆界在我面前不断扩展，越放越大，由“小我”渐渐放大到“大世界”。同样，访谈的话题也更加多种多样，比如，东西方哲学与艺术体系差异的话题；自我身份认知和多重文化身份的话题；女性主义的话题；以及艺术家与市场关系的话题等等。采访过程让我感觉到，艺术家、企业家、哲学家、科学家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他们之间似乎都有一些共性。个人在未来想要取得成功，需要逐渐具备综合的跨界能力才行。
对话70后艺术家
皮力， 1974年生于武汉，艺术评论家、策展人，现任香港M 当代美术馆主策展人。
王上：我觉得咱们两个人家庭背景很相像，都是出生于跟艺术有关的家庭里，选择做评论家是跟你的家庭有关系吗？你是按照父母的意愿来学的美术史？还是自己的选择？
皮力：这个事情比较怪，当时我家不想让我学美术史，因为这个行业比较苦。但我理科又不好，算是家族遗传吧。初中以后数学就没有及格过，特别差，我妈都急了。我上大学对艺术史是很感兴趣的，但我父亲希望我学一个新闻、经济之类的专业。到高二高三以后，他问我是否非常确定去考美术史，我也和你一样思考了好久。
我父亲那代人都是受严格艺术史专业训练过来的，当时他们也没有多大经济上的自由，基本上工作就是自由撰稿啊，去大学教书啊，进出版社当编辑什么的。我差不多也是这样一条路。但我可能上学的时候脑袋比较活一点，老爱和当代艺术家在一起玩儿，在学校不招老师待见，考研就没考上，就去四合院画廊打工。那时当代艺术已经和展览密切结合在一起了，我已经基本确定自己的事业要和当代艺术关系更密切一些。后来1998年我又回到中央美院读研究生，这三年的工作对我影响很大。我特别知道我要干嘛，就是跟展览和策划有关。
对话80后艺术家
陈轴，1987年出生于浙江，从事电影和当代艺术创作。
王上：我马上要上大学了，我对我的专业比较模糊不知该如何选择，你在我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决定要当艺术家了吗？
陈轴：17岁我还没上大学，高三那会儿是想着考美院，还不知道考什么专业，可能想的更多的是做设计。当时对动态的影像已经比较感兴趣了，但对当代艺术完全不了解。
18岁上大一，19岁上大二，在大二下学期差不多才有做当代艺术的念头。起因可能是大一上的第一堂素描基础课，当时我就不想在画室里呆着画东西（老画一些破罐子），我就去外文书店翻乱七八糟的书刊，那可能是我第一次接触当代艺术，就觉得很奇怪，我也不是很理解，但是第一次被这种东西吸引了！后来我从菜市场买了一块肉，在寝室画了一块肉，可能算是我第一件当代艺术作品。
对话老爸老妈
王功新，1960年生于北京，录像装置艺术家。
王上：老爸，你作为成功的艺术家，你觉得一个艺术家要具备的最重要的修养和素质是什么？
王功新：一、对创造力的追逐和创造的欲望，这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基本素养。缺乏创造力的人成不了好艺术家！二、人品，也就是作为人的质量。在你生活和成长的过程中如何不断地提升自身的精神品质，从大量的阅读和经历中有所觉悟，建立起独立的判断力和质疑的思维方式并能坚守它，不被他者所左右。三、勤奋工作很重要，并且能享受工作过程的愉悦，不畏挫折和敢于挑战未知，失败面前也能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
林天苗，1961年生于太原，作品被纽约MOMA等众多公共艺术机构收藏。
王上：作为在国际上很成功的中国女性艺术家，你觉得和男性艺术家的不同之处是什么？你觉得性别的不同会不会影响你的艺术以及别人对你的艺术的看法？
林天苗：我觉得别人想什么那是他的事，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和男性艺术家有不同，只是身体上的不同。女性比较适合做艺术家，女性又比较自我，对社会的关怀和其他的关心、敏感程度强。逻辑能力可能比较差，如果能克服这些，或在这方面有无所谓的态度或更强大心态的时候，状态就会很好。
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不管从事政治、经济、艺术或者其他行业，多多少少都有一种性别歧视。我们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最终要的是女性要有一个自信、自觉、自醒的态度，同时表达的立场要坚定，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责任编辑：方丹敏
此书中这些受访的“大人们”在我还穿纸尿裤的时候就都认识我。看他们的艺术作品自然而然地唤起我童年和少年的回忆。那时父母经常抱着或背着我参加各种聚会，那往往是中国当代艺术史的重要时刻。对我来说那些怀旧、快乐而亲切的感觉，其实与“家”的内涵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我成长的这17年里，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迅猛的发展。也正是在妈妈怀我的时候，她创作了自己的第一件装置艺术作品。
采访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一方面利用父母的关系和影响，可以走捷径，能够轻松采访到这些知名艺术圈内的人士，而其他人则需要经过努力，才能得到这样梦寐以求的机会；可是另一方面，我需要证明自己是合格的采访者，同时向他们展示，我可以辨别父母的资源中能够被合理利用的边界在哪里。
在网络信息资源极大丰富和社交媒体绚丽多元的全球化时代，面对多种选择和诱惑，作为90后，我只有努力工作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当然我还是无法确定未来的职业方向。这也是我要做这个采访项目的目的之一，即了解艺术圈里里外外的细节，试着体会被采访者从事艺术的真实感觉。
我的父母很开明，他们对我未来的事业没有刻意规划，只希望我能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有人可能会说，生长在自由和宽容的家庭，我很幸运；但有时候我宁愿能够锁定目标，按固定路线前行，而不是有一大堆机会摆在面前，让我自己徘徊不定，茫然不知所措。
这些如今已功成名就的艺术界“大人们”，在上世纪70～80年代职业选择的机会极有限，社会很封闭。尽管如此，当年的这些年轻人选择了能激发他们创造力和激情的——当代艺术。这让我很好奇，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他们从哪里获得的信心去"玩"当代艺术的？他们的思想是怎么促使他们稳步前进的？他们是怎样形成自己的艺术观点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又是怎样把中国当代艺术从地下的状态带到目前成为全球性市场竞争者的状态的？
采访的原本并不是想了解每个艺术家作品背后的哲学问题，只想了解他们/她们是怎样把持着他们的艺术态度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的。但是在采访了几个艺术家之后，我开始着迷并理解艺术家最日常的生活和他们艺术哲学之间特殊而复杂的关系。
采访预约经常是这个项目中最难的一个阶段。当我和艺术家约定采访时间时，有些人会拒绝我；有些要求我先发采访的问题给他们看；有些要求在接受采访前要和他们聊一聊才行；有些则揶揄我是否利用了父母的关系；还有的艺术家专门约在特殊场所（足底按摩馆）接受采访。原来，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探讨艺术（它是艺术家生活的一部分）。
我非常尊重每个人的决定，我理解他们的选择里所包含的学术定位和学术内涵。特别是有的艺术家宁愿花2个小时通电话和我解释他不能够接受采访的学术理由（其实我20分钟就可以采访完毕），可见他们对自己艺术坚定不移的立场和信念，也加深了我对艺术严肃性的理解。在采访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是把我当成小孩儿，看来需要再花一些时间，证明我现在可以谈论艺术以及复杂的思想了。肯定有一些人不愿意或者用不着敞开心扉、畅所欲言，他们还是觉得我的采访不如那些专业人士；可是实际的情形是，当面对他们看着长大的“孩子”，而不是记者或专业人士，真正把话题展开的时候，他们的坦率和放松是前所未有的，一些内容或话题，我相信他们不会在那些“正式的”采访中触及。
最重要的是，访谈让我从一个17岁少年的角度了解到，为什么在相同的社会背景影响下，不同的艺术家从事艺术的信念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有些艺术家惧怕改变；而另一些艺术家则轻易地改变自己，或经常改变自己的艺术方式体现自己的虚无情绪；但还是有人耐得住寂寞，自信而坚定地坚守着自己的艺术原则。让我没想到的是，采访的过程重新定义了我对艺术界限的认识，艺术疆界在我面前不断扩展，越放越大，由“小我”渐渐放大到“大世界”。同样，访谈的话题也更加多种多样，比如，东西方哲学与艺术体系差异的话题；自我身份认知和多重文化身份的话题；女性主义的话题；以及艺术家与市场关系的话题等等。采访过程让我感觉到，艺术家、企业家、哲学家、科学家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他们之间似乎都有一些共性。个人在未来想要取得成功，需要逐渐具备综合的跨界能力才行。
对话70后艺术家
皮力， 1974年生于武汉，艺术评论家、策展人，现任香港M 当代美术馆主策展人。
王上：我觉得咱们两个人家庭背景很相像，都是出生于跟艺术有关的家庭里，选择做评论家是跟你的家庭有关系吗？你是按照父母的意愿来学的美术史？还是自己的选择？
皮力：这个事情比较怪，当时我家不想让我学美术史，因为这个行业比较苦。但我理科又不好，算是家族遗传吧。初中以后数学就没有及格过，特别差，我妈都急了。我上大学对艺术史是很感兴趣的，但我父亲希望我学一个新闻、经济之类的专业。到高二高三以后，他问我是否非常确定去考美术史，我也和你一样思考了好久。
我父亲那代人都是受严格艺术史专业训练过来的，当时他们也没有多大经济上的自由，基本上工作就是自由撰稿啊，去大学教书啊，进出版社当编辑什么的。我差不多也是这样一条路。但我可能上学的时候脑袋比较活一点，老爱和当代艺术家在一起玩儿，在学校不招老师待见，考研就没考上，就去四合院画廊打工。那时当代艺术已经和展览密切结合在一起了，我已经基本确定自己的事业要和当代艺术关系更密切一些。后来1998年我又回到中央美院读研究生，这三年的工作对我影响很大。我特别知道我要干嘛，就是跟展览和策划有关。
对话80后艺术家
陈轴，1987年出生于浙江，从事电影和当代艺术创作。
王上：我马上要上大学了，我对我的专业比较模糊不知该如何选择，你在我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决定要当艺术家了吗？
陈轴：17岁我还没上大学，高三那会儿是想着考美院，还不知道考什么专业，可能想的更多的是做设计。当时对动态的影像已经比较感兴趣了，但对当代艺术完全不了解。
18岁上大一，19岁上大二，在大二下学期差不多才有做当代艺术的念头。起因可能是大一上的第一堂素描基础课，当时我就不想在画室里呆着画东西（老画一些破罐子），我就去外文书店翻乱七八糟的书刊，那可能是我第一次接触当代艺术，就觉得很奇怪，我也不是很理解，但是第一次被这种东西吸引了！后来我从菜市场买了一块肉，在寝室画了一块肉，可能算是我第一件当代艺术作品。
对话老爸老妈
王功新，1960年生于北京，录像装置艺术家。
王上：老爸，你作为成功的艺术家，你觉得一个艺术家要具备的最重要的修养和素质是什么？
王功新：一、对创造力的追逐和创造的欲望，这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基本素养。缺乏创造力的人成不了好艺术家！二、人品，也就是作为人的质量。在你生活和成长的过程中如何不断地提升自身的精神品质，从大量的阅读和经历中有所觉悟，建立起独立的判断力和质疑的思维方式并能坚守它，不被他者所左右。三、勤奋工作很重要，并且能享受工作过程的愉悦，不畏挫折和敢于挑战未知，失败面前也能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
林天苗，1961年生于太原，作品被纽约MOMA等众多公共艺术机构收藏。
王上：作为在国际上很成功的中国女性艺术家，你觉得和男性艺术家的不同之处是什么？你觉得性别的不同会不会影响你的艺术以及别人对你的艺术的看法？
林天苗：我觉得别人想什么那是他的事，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和男性艺术家有不同，只是身体上的不同。女性比较适合做艺术家，女性又比较自我，对社会的关怀和其他的关心、敏感程度强。逻辑能力可能比较差，如果能克服这些，或在这方面有无所谓的态度或更强大心态的时候，状态就会很好。
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不管从事政治、经济、艺术或者其他行业，多多少少都有一种性别歧视。我们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最终要的是女性要有一个自信、自觉、自醒的态度，同时表达的立场要坚定，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责任编辑：方丹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