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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5月，为了进一步帮助越南共和国吴庭艳政府，美国总统肯尼迪派遣一支美国特种部队进駐越南共和国，开启了美国战斗部队进入越南的先河，自此拉开美越战争的序幕。越南战争耗时十余年，是二战以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影响最重大的战争，更是美国唯一一次失败的战争。
那时的美国貌似无所不能
对于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尚未成年的美国人而言，那段岁月恐怕难以揣测——举国上下都沉湎在骄傲自豪和过度自信的情绪里。我们旅的3500名士兵绝大多数出生在“二战”期间，或是“二战”结束不久后，他们身上刻着那个时代的烙印，那个年代到处弥漫着令人热血沸腾的气氛，加之年少轻狂，我们带着满脑子幻想来到海外。
年轻人往往对战争一无所知，因此便心驰神往。
“扪心自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肯尼迪向我们发出的挑战点燃了我们内心深处到异国他乡大干一场的理想，我们不由自主地穿上军装。那时的美国貌似无所不能：她仍旧可以宣扬自己屡战屡胜。我们也坚信自己肩负使命，要将美国的政治信念传播到世界各地。与18世纪末的法国士兵如出一辙，我们自认为在“这场必胜的战局”中，我们绝不会是失败者。
因此，3月潮湿的午后，我们背着行囊和步枪，行走在水稻田里，心中暗想，越共分子很快就会乖乖就擒，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崇高善举。行囊和步枪依旧在我们肩上。然而那种信念，不复存焉。
我们曾藐视农民游击队，事实上，我们的敌手意志坚定、不惧死亡，死亡名单每周都在增加，鲜血淋淋令人不敢直视，有了这些发现之后，我们先前的壮志酬酬彻底崩塌。8月，曾被视为惊险刺激的远征变成了一场让人心力憔悴、无的放矢的消耗战，我们不再为了心中崇高的理想而战，只想保住性命。
曾几何时，我希望自己不过是一次传统战争的退役老兵，为了某项事业，经历过热血战火和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而不是翻来覆去的伏击和交火。然而，我们没能经历诺曼底或葛底斯堡，没能经历那些史诗般的冲突，从而决定军队甚至国家的命运。
我们的日子枯燥乏味
我们的战斗绝大部分只是为期数周、料想之中的等待，期间还举行莫名其妙的演练，我们穿行在热带丛林里和沼泽地里，练习危险的搜人行动，那里潜伏着狙击手，不停地“袭击”我们，还有各种恶作剧般的陷阱，要将我们一个个拿下。我们的日子枯燥乏味，时不时会有大范围的搜捕破坏任务，这时我们才能稍微提起精神。不过，历经驾驶领队直升机在某着陆区落地的狂喜后，往往是日复一日顶着炎日行军，靴子陷在泥土里，火辣辣的太阳恨不得烧掉我们的头盔，在遥远的树林里，看不见的敌人对我们开火。
北越军与我们为数不多的正面交火，是我们仅有的兴奋时刻；不是寻常意义的那种兴奋，而是近乎癫狂的与人接触的激动之情。隐忍数周之久的紧张情绪，终于在那短短的几分钟内得到爆发——丧失理智的暴力，撕心裂肺的尖叫，极尽所能的辱骂。手榴弹发出阵阵爆炸声，自动步枪快速射击声久久回荡。
这种交火除了每周新添数位逝者，再没有别的成果，军事史上不会有记载，西点军校学员们也不会拿来当教材。尽管如此，它们却改变并教育了身处其中的我们：在这些渐渐被人遗忘的短暂交火之中，我们学会了有关恐惧、胆怯、勇气、苦难、残酷和战友的古老教训。最为重要的是，在一个习惯将自己视为永不陨殁的年岁里，我们认识了死亡。
曾经的幻想，最后不知去向，而对于寻常百姓，那种幻想则是在年复一年的分期付款中逐渐磨灭。我们是在一瞬间将那幻想抛诸脑后，不过数月，我们从少不经事蜕变成年，并且过早步入中年。见过了死亡，意识到凡夫俗子不可逾越的有涯命数，让我们在青年时代便留下了不可痊愈的伤痛，就像早在娘胎，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就划了我们一刀。然而在当时，我们这一群人超过25岁的寥寥无几。离开越南之时，我们一个个奇形怪状，年轻的肩膀上，顶着一颗沧桑的脑袋。
亲历反战运动
我是在1966年7月离开的。10个月后，我完成了北卡罗来纳州一支步兵训练连指挥官的任务，这次光荣使命终于让我从海军陆战队退役，也让我逃过了早夭在亚洲的命运。我心中庆幸，像是一个负罪累累的犯人被判了缓刑，然而不到一年，我便怀念起那次战争。
我所认识的其他退伍军人也坦陈自己有相同的情结。不论怎样，我们对越南有种古怪离奇的眷恋，更为令人诧异的是，我们甚至希望能够重返越南。战斗依旧在继续，不过重返越南的渴望不是源自所谓责任、荣耀和牺牲的爱国情怀，也不是如同传说那样，过来人要让年轻后辈踏上满身创伤甚至死亡之旅。其源头，是想看看我们的变化到底有多大，我们经历了雨季之苦，艰苦巡逻，在炙热的着陆地区，日夜担心敌人来袭。
和不曾有此遭遇的人相比，我们究竟有多少不同。我们与他们鲜有共性。尽管后来我们恢复了平民身份，不过平民世界看起来如此陌生。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属于那个世界，我们曾在那里战斗，我们的战友曾在那里牺牲。
我亲历了那时的反战运动，我努力调和自己的反战情绪和怀旧之感，最后却无功而返。后来，我终于认识到，这种调和毫无可能；我无法和反战运动的那些朋友们一样，他们毫不妥协地反对战争。因为我曾参与战争，于我而言，战争不是一个抽象议题，而是切肤的情感经历，是我人生中最不可磨灭的一笔。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紧紧包裹着我的思想、意识和情绪。
轰轰雷鸣在我耳中却是大炮发射；雨点坠落，让我回想起前线一个个浑身湿透的夜晚；走过树林，我便不禁寻找警报线或警惕伏击……我可以像那些意志最坚定的反战人士一样高声抗议，可我却无法否认战争曾吞噬我，那遭遇，既令人厌恶，也令人痴迷；既悲痛惨烈，也欣喜若狂；既惨不忍睹，也动人心弦。
炮火硝烟之下，一个人离死亡越近，他的生存能力就越强，陷入恐惧惊悚极限的同时，内心的意气风发到了极致。脑筋转得更快，意识更为敏锐，立刻感受到阵阵愉悦痴迷。越南战场无疑是对一代美国士兵的严峻考验，他们被聚集在这里，共同面对死亡、困境、危险和恐惧。 得不到善待，也不愿善待他人
越南战争和美国参加的其他战争的区别在于，彻头彻尾的残暴野蛮。
绝非是人性本恶，除非说人人心中都住着恶魔，不过当人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斗争时，则会显示出恶的一面。越南战争是两种最苦楚战争的结合体——内战和革命，另外还加之丛林作战的凶险。
不论是以原则之名还是出于复仇，在越南战场上，暴行简直和弹壳、铁丝网一样，见惯不怪。我们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绝非生来残酷无情，不过自抵达岘港，他们便立即认识到，在越南，一旦落入敌手，就休想被善待。得不到善待，自然也就不愿善待他人。
有些时候，战争唯一算是高尚情操的战友情谊往往也是最残酷罪行的源头——为遇害的战友报仇雪恨。有些战士无法承受游击战的压力：战争的一触即发让他们不得不随时高度警惕，总觉得敌人无处不在，无法区分平民和敌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以至于哪怕是最细微的挑衅，都能让他们丧失理智，大肆杀戮，如同一台迫击炮。
有些则出于对生存的极度渴望而变得冷酷无情。自保是人类本性中最根本也最强大的精神，能让成人变得胆小怕事，但是在越南让人在面对潜在威胁的情况下，也开始义无反顾地无情杀害。我所在排的一位中士平时和悦可亲，他曾和我说：“中尉，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还在家等我，为了回去和他们团聚，我不在乎自己杀了哪些人，杀了多少人。”
威斯特摩兰将军（General Westmoreland）的消耗战策略也大大影响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占领地区或是守住关口，而是闭眼杀人，越多越好。胜利取决于尸体数量，杀敌少了就输了，战争成了一道算术题。队长面临巨大压力，必须上交大量的敌人尸体，他们便下令给队员。于是乎，平民也被当作北越军。“只要是死人，只要是越南人，那就算作北越军。”这已经成了丛林作战的经验法则。所以，有些人后来藐视人命，嗜血如魔。
不过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最后，还有气候特征和国家条件的因素。
我们长达数周之久留在偏远的前哨，像原始人一样生活，四周是全然不识、望不到边的稻田和雨林。疟疾、黑尿热和痢疾虽然不像以前的战争那般会夺人性命，仍然会伤人健康。干燥季节，烈日炙热难耐，雨季时节，大雨不歇，我们被淋得全身麻痹。
白天，我们在深山雨林里辟路行军，树林深幽，我们不得不谨小慎微。夜晚，我们蹲坐在泥泞的山洞里，把血管里的蚂蟥一根根拔出来，还要警惕敌人从铁丝网那头的暗处向我们开火。
位于西贡和岘港的指挥部吹着空调，离我们似乎有千万里远。我们不是平白無故称美国为“他界”：它遥远得犹如在另一星球。我们的周边，没有任何熟悉的事物，没有教堂，没有警察，没有法律，没有报纸，也没有任何的监管力量，如果没有监管，恐怕地球上的好人要减少95%。
印度支那半岛的丛林似乎处在创世之初，道德伦理和地理条件都放眼荒芜。在那里，无人监管，我们领命杀人，面对可怕的敌人，我们的人性也丧失殆尽。堕落与否只有审视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道德价值网，以及所谓性格的特质。有些人没有这张网，直线坠落，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潜藏着害人之心，恐怕他们自己都从未发觉。
越南战争的绝大多数美国士兵，至少我所认识的那些人，无法被简单划分为好人或坏人。他们都有着大体相当的两种本性。我曾亲眼所见，今天他们对越南人民友爱同情，第二天便一把火烧了整个村庄。他们和作家吉卜林（Kipling）笔下的英国大兵一样，不是圣人，“也不是流氓，不过是与你如出一辙的兵营一分子”。这也许就是为何当美军暴行被公之于众时，全美社会一片哗然，然而同时却忽略了另一面：美国士兵不过是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我们在战争中失败了，再怎么反对，那些死者也不会复活，只会令人回想起汉堡高地（Hamburger Hill）和石头山（Rockpile）的血流成河。
（摘自《最残酷的夏天》）
那时的美国貌似无所不能
对于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尚未成年的美国人而言，那段岁月恐怕难以揣测——举国上下都沉湎在骄傲自豪和过度自信的情绪里。我们旅的3500名士兵绝大多数出生在“二战”期间，或是“二战”结束不久后，他们身上刻着那个时代的烙印，那个年代到处弥漫着令人热血沸腾的气氛，加之年少轻狂，我们带着满脑子幻想来到海外。
年轻人往往对战争一无所知，因此便心驰神往。
“扪心自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肯尼迪向我们发出的挑战点燃了我们内心深处到异国他乡大干一场的理想，我们不由自主地穿上军装。那时的美国貌似无所不能：她仍旧可以宣扬自己屡战屡胜。我们也坚信自己肩负使命，要将美国的政治信念传播到世界各地。与18世纪末的法国士兵如出一辙，我们自认为在“这场必胜的战局”中，我们绝不会是失败者。
因此，3月潮湿的午后，我们背着行囊和步枪，行走在水稻田里，心中暗想，越共分子很快就会乖乖就擒，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崇高善举。行囊和步枪依旧在我们肩上。然而那种信念，不复存焉。
我们曾藐视农民游击队，事实上，我们的敌手意志坚定、不惧死亡，死亡名单每周都在增加，鲜血淋淋令人不敢直视，有了这些发现之后，我们先前的壮志酬酬彻底崩塌。8月，曾被视为惊险刺激的远征变成了一场让人心力憔悴、无的放矢的消耗战，我们不再为了心中崇高的理想而战，只想保住性命。
曾几何时，我希望自己不过是一次传统战争的退役老兵，为了某项事业，经历过热血战火和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而不是翻来覆去的伏击和交火。然而，我们没能经历诺曼底或葛底斯堡，没能经历那些史诗般的冲突，从而决定军队甚至国家的命运。
我们的日子枯燥乏味
我们的战斗绝大部分只是为期数周、料想之中的等待，期间还举行莫名其妙的演练，我们穿行在热带丛林里和沼泽地里，练习危险的搜人行动，那里潜伏着狙击手，不停地“袭击”我们，还有各种恶作剧般的陷阱，要将我们一个个拿下。我们的日子枯燥乏味，时不时会有大范围的搜捕破坏任务，这时我们才能稍微提起精神。不过，历经驾驶领队直升机在某着陆区落地的狂喜后，往往是日复一日顶着炎日行军，靴子陷在泥土里，火辣辣的太阳恨不得烧掉我们的头盔，在遥远的树林里，看不见的敌人对我们开火。
北越军与我们为数不多的正面交火，是我们仅有的兴奋时刻；不是寻常意义的那种兴奋，而是近乎癫狂的与人接触的激动之情。隐忍数周之久的紧张情绪，终于在那短短的几分钟内得到爆发——丧失理智的暴力，撕心裂肺的尖叫，极尽所能的辱骂。手榴弹发出阵阵爆炸声，自动步枪快速射击声久久回荡。
这种交火除了每周新添数位逝者，再没有别的成果，军事史上不会有记载，西点军校学员们也不会拿来当教材。尽管如此，它们却改变并教育了身处其中的我们：在这些渐渐被人遗忘的短暂交火之中，我们学会了有关恐惧、胆怯、勇气、苦难、残酷和战友的古老教训。最为重要的是，在一个习惯将自己视为永不陨殁的年岁里，我们认识了死亡。
曾经的幻想，最后不知去向，而对于寻常百姓，那种幻想则是在年复一年的分期付款中逐渐磨灭。我们是在一瞬间将那幻想抛诸脑后，不过数月，我们从少不经事蜕变成年，并且过早步入中年。见过了死亡，意识到凡夫俗子不可逾越的有涯命数，让我们在青年时代便留下了不可痊愈的伤痛，就像早在娘胎，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就划了我们一刀。然而在当时，我们这一群人超过25岁的寥寥无几。离开越南之时，我们一个个奇形怪状，年轻的肩膀上，顶着一颗沧桑的脑袋。
亲历反战运动
我是在1966年7月离开的。10个月后，我完成了北卡罗来纳州一支步兵训练连指挥官的任务，这次光荣使命终于让我从海军陆战队退役，也让我逃过了早夭在亚洲的命运。我心中庆幸，像是一个负罪累累的犯人被判了缓刑，然而不到一年，我便怀念起那次战争。
我所认识的其他退伍军人也坦陈自己有相同的情结。不论怎样，我们对越南有种古怪离奇的眷恋，更为令人诧异的是，我们甚至希望能够重返越南。战斗依旧在继续，不过重返越南的渴望不是源自所谓责任、荣耀和牺牲的爱国情怀，也不是如同传说那样，过来人要让年轻后辈踏上满身创伤甚至死亡之旅。其源头，是想看看我们的变化到底有多大，我们经历了雨季之苦，艰苦巡逻，在炙热的着陆地区，日夜担心敌人来袭。
和不曾有此遭遇的人相比，我们究竟有多少不同。我们与他们鲜有共性。尽管后来我们恢复了平民身份，不过平民世界看起来如此陌生。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属于那个世界，我们曾在那里战斗，我们的战友曾在那里牺牲。
我亲历了那时的反战运动，我努力调和自己的反战情绪和怀旧之感，最后却无功而返。后来，我终于认识到，这种调和毫无可能；我无法和反战运动的那些朋友们一样，他们毫不妥协地反对战争。因为我曾参与战争，于我而言，战争不是一个抽象议题，而是切肤的情感经历，是我人生中最不可磨灭的一笔。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紧紧包裹着我的思想、意识和情绪。
轰轰雷鸣在我耳中却是大炮发射；雨点坠落，让我回想起前线一个个浑身湿透的夜晚；走过树林，我便不禁寻找警报线或警惕伏击……我可以像那些意志最坚定的反战人士一样高声抗议，可我却无法否认战争曾吞噬我，那遭遇，既令人厌恶，也令人痴迷；既悲痛惨烈，也欣喜若狂；既惨不忍睹，也动人心弦。
炮火硝烟之下，一个人离死亡越近，他的生存能力就越强，陷入恐惧惊悚极限的同时，内心的意气风发到了极致。脑筋转得更快，意识更为敏锐，立刻感受到阵阵愉悦痴迷。越南战场无疑是对一代美国士兵的严峻考验，他们被聚集在这里，共同面对死亡、困境、危险和恐惧。 得不到善待，也不愿善待他人
越南战争和美国参加的其他战争的区别在于，彻头彻尾的残暴野蛮。
绝非是人性本恶，除非说人人心中都住着恶魔，不过当人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斗争时，则会显示出恶的一面。越南战争是两种最苦楚战争的结合体——内战和革命，另外还加之丛林作战的凶险。
不论是以原则之名还是出于复仇，在越南战场上，暴行简直和弹壳、铁丝网一样，见惯不怪。我们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绝非生来残酷无情，不过自抵达岘港，他们便立即认识到，在越南，一旦落入敌手，就休想被善待。得不到善待，自然也就不愿善待他人。
有些时候，战争唯一算是高尚情操的战友情谊往往也是最残酷罪行的源头——为遇害的战友报仇雪恨。有些战士无法承受游击战的压力：战争的一触即发让他们不得不随时高度警惕，总觉得敌人无处不在，无法区分平民和敌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以至于哪怕是最细微的挑衅，都能让他们丧失理智，大肆杀戮，如同一台迫击炮。
有些则出于对生存的极度渴望而变得冷酷无情。自保是人类本性中最根本也最强大的精神，能让成人变得胆小怕事，但是在越南让人在面对潜在威胁的情况下，也开始义无反顾地无情杀害。我所在排的一位中士平时和悦可亲，他曾和我说：“中尉，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还在家等我，为了回去和他们团聚，我不在乎自己杀了哪些人，杀了多少人。”
威斯特摩兰将军（General Westmoreland）的消耗战策略也大大影响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占领地区或是守住关口，而是闭眼杀人，越多越好。胜利取决于尸体数量，杀敌少了就输了，战争成了一道算术题。队长面临巨大压力，必须上交大量的敌人尸体，他们便下令给队员。于是乎，平民也被当作北越军。“只要是死人，只要是越南人，那就算作北越军。”这已经成了丛林作战的经验法则。所以，有些人后来藐视人命，嗜血如魔。
不过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最后，还有气候特征和国家条件的因素。
我们长达数周之久留在偏远的前哨，像原始人一样生活，四周是全然不识、望不到边的稻田和雨林。疟疾、黑尿热和痢疾虽然不像以前的战争那般会夺人性命，仍然会伤人健康。干燥季节，烈日炙热难耐，雨季时节，大雨不歇，我们被淋得全身麻痹。
白天，我们在深山雨林里辟路行军，树林深幽，我们不得不谨小慎微。夜晚，我们蹲坐在泥泞的山洞里，把血管里的蚂蟥一根根拔出来，还要警惕敌人从铁丝网那头的暗处向我们开火。
位于西贡和岘港的指挥部吹着空调，离我们似乎有千万里远。我们不是平白無故称美国为“他界”：它遥远得犹如在另一星球。我们的周边，没有任何熟悉的事物，没有教堂，没有警察，没有法律，没有报纸，也没有任何的监管力量，如果没有监管，恐怕地球上的好人要减少95%。
印度支那半岛的丛林似乎处在创世之初，道德伦理和地理条件都放眼荒芜。在那里，无人监管，我们领命杀人，面对可怕的敌人，我们的人性也丧失殆尽。堕落与否只有审视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道德价值网，以及所谓性格的特质。有些人没有这张网，直线坠落，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潜藏着害人之心，恐怕他们自己都从未发觉。
越南战争的绝大多数美国士兵，至少我所认识的那些人，无法被简单划分为好人或坏人。他们都有着大体相当的两种本性。我曾亲眼所见，今天他们对越南人民友爱同情，第二天便一把火烧了整个村庄。他们和作家吉卜林（Kipling）笔下的英国大兵一样，不是圣人，“也不是流氓，不过是与你如出一辙的兵营一分子”。这也许就是为何当美军暴行被公之于众时，全美社会一片哗然，然而同时却忽略了另一面：美国士兵不过是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我们在战争中失败了，再怎么反对，那些死者也不会复活，只会令人回想起汉堡高地（Hamburger Hill）和石头山（Rockpile）的血流成河。
（摘自《最残酷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