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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东林，作家，策展人，业余历史学者，近年来致力于关注和发掘被主流历史观所遮蔽的人和事，著有《谋国者》《身体的乡愁》《替全世界去仰望》《情到浓时情转薄》等作品。
如今，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以风景冠绝天南，而在65年前，它的名闻天下却是靠着在这种山水绮丽背后的铁血力量——桂系。无论是老桂系还是新桂系，都让这个“桂”字如飞马奔驰。
辛亥之后，清政府的广西提督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先是投向革命，而后又与同盟会分道扬镳，走向军阀之治。袁世凯称帝时，他们与蔡锷讨袁护国，两广另立，老桂系成为南中国最大的军事集团。1917年后，蜜月期满的老桂系与孙中山分歧日深，转而投向北洋军阀，之后粤桂战争旧桂系失败，陈炯明粤军攻入广西，瓦解了旧桂系政权，但不久后粤军内讧又全部撤出广西。作为脱胎于老桂系的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志在以新手段治桂。1924年5月23日李宗仁发表“统一广西宣言”，李、黄、白以合纵连横之策，以一年之期剿灭绿林式的老桂系，一统广西。励精图治、意在问鼎的新桂系，就这样风风光光地登场了。
如今，民国已经作古，桂系也已然灰飞。但是对桂系的研究和回望，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就一直是著名作家黄继树先生在历史文学写作中的重镇，曾经是广西作协副主席、桂林作家协会主席的他多年来走遍了新老桂系落脚的每一个角落，靠幼年见闻，靠乡土宗谊，靠实地踏访，靠研读文献，靠文学创作，他写出了一群真实丰厚的桂系人物和一阵兵马相见的激荡风云，从《第一个总统》《桂系演义》到《败兵成匪》，再到《北伐往事》，他左手握历史，右手握文学，念兹在兹地要建立一种历史文学观和一种还原真实和澄清细节的民国史叙事方式。
而事实上，他的历史叙事半径还不仅仅是民国和桂系，甚至还上溯到清朝中期，譬如桂林出过的唯一一个宰相陈宏谋，他还写了一本《世界的陈宏谋》，作为康乾时期清官廉吏的代表，又是清代的理学名臣，官至宰辅的陈宏谋是清代桂林籍官员中官职最高、民间影响最大的一位。在这本历史文学传记中，我们仍然可以寻见黄继树直承他的民国史叙事逻辑和历史文学方法论。
最早认识黄继树先生，是在6年之前，那时候他是桂林作协的主席，我是被拉去旁观作协换届选举的看客，他并不认得我，而我已熟识他。那时候因为在桂林工作，便对这片土地上的过往历史有所观照，于是经常翻看黄继树先生的《桂系演义》，没想到彼此第一次打交道，已经是我离开桂林的两年之后，那时我在文化艺术出版社策划出版他写广西剿匪的《败兵成匪》一书，世事真是吊诡难料，我们同城时始终未曾相识，而相隔几千公里时却天南海北地深入长谈。
2013年6月我回桂林之际，跟黄继树先生做过一次长谈，从他的家世、成长、求学、军旅生涯、当工人一直谈到他的历史文学写作，如果不是听他自己亲口道来，很少有人知道黄继树先生之前的辗转经历：1943年9月他出生于桂林市永福县的一个老镇，在家乡读完小学和中学后，又到市区读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1962年毕业后应征入伍，历任广西军区某部战士、文艺创作员、火车司机、桂林电表厂工人、厂部办公室秘书等。从读高中开始，黄继树先生就开始写作，在部队和工厂里也笔耕不辍，后来又历任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桂林市文联主席等职。
虽然已经离开桂林5年之久，但作为在桂林生活过三年的他乡人，作为黄继树先生的忘年之交，我对桂林这座山水小城和它背后的人文历史始终念念不忘，对桂系和民国岁月在桂林留下的斑斑痕迹一再摩挲，同时也跟随黄继树先生的历史文学写作对那一段并不太遥远的历史有了更深一层理解，他让我看到的并不只是真实的民国和真实的桂系，更重要的是，他让我看到了历史和文学的一种结合方式，文学到底应该怎么样具象历史，而历史又究竟怎么样擘画文学。
当历史遇上文学，也许就应该一如他所说的：“没有文学的历史是很枯燥的，没有生命的历史，没有历史的文学又很苍白，我想写一种有生命力的历史文学，把历史跟文学结合起来。”历史事件结束了，但历史的走向还没终结，历史不可能永远被解蔽，作为一个历史文学作家，黄继树先生之所以重叙民国的历史，其实就是希望被遮蔽了的人和事回归本真，讲述一个与先前普通历史不太一样的民国故事，重建一个真实的“中华民国史”叙事，这是他写作的立意之本。
所以每次回到桂林，我几乎都要拉上黄继树先生，一起抽抽烟、喝喝茶、吃吃米粉，讲一讲桂林的那些老板路，和他一起聊聊历史人事，在浮生半日闲里听他笑谈刚刚过去的那片历史云天，听他知人论世、说今讲古，更听他用什么样的角度、话语、表情、姿态去呈现那段过去。
如今，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以风景冠绝天南，而在65年前，它的名闻天下却是靠着在这种山水绮丽背后的铁血力量——桂系。无论是老桂系还是新桂系，都让这个“桂”字如飞马奔驰。
辛亥之后，清政府的广西提督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先是投向革命，而后又与同盟会分道扬镳，走向军阀之治。袁世凯称帝时，他们与蔡锷讨袁护国，两广另立，老桂系成为南中国最大的军事集团。1917年后，蜜月期满的老桂系与孙中山分歧日深，转而投向北洋军阀，之后粤桂战争旧桂系失败，陈炯明粤军攻入广西，瓦解了旧桂系政权，但不久后粤军内讧又全部撤出广西。作为脱胎于老桂系的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志在以新手段治桂。1924年5月23日李宗仁发表“统一广西宣言”，李、黄、白以合纵连横之策，以一年之期剿灭绿林式的老桂系，一统广西。励精图治、意在问鼎的新桂系，就这样风风光光地登场了。
如今，民国已经作古，桂系也已然灰飞。但是对桂系的研究和回望，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就一直是著名作家黄继树先生在历史文学写作中的重镇，曾经是广西作协副主席、桂林作家协会主席的他多年来走遍了新老桂系落脚的每一个角落，靠幼年见闻，靠乡土宗谊，靠实地踏访，靠研读文献，靠文学创作，他写出了一群真实丰厚的桂系人物和一阵兵马相见的激荡风云，从《第一个总统》《桂系演义》到《败兵成匪》，再到《北伐往事》，他左手握历史，右手握文学，念兹在兹地要建立一种历史文学观和一种还原真实和澄清细节的民国史叙事方式。
而事实上，他的历史叙事半径还不仅仅是民国和桂系，甚至还上溯到清朝中期，譬如桂林出过的唯一一个宰相陈宏谋，他还写了一本《世界的陈宏谋》，作为康乾时期清官廉吏的代表，又是清代的理学名臣，官至宰辅的陈宏谋是清代桂林籍官员中官职最高、民间影响最大的一位。在这本历史文学传记中，我们仍然可以寻见黄继树直承他的民国史叙事逻辑和历史文学方法论。
最早认识黄继树先生，是在6年之前，那时候他是桂林作协的主席，我是被拉去旁观作协换届选举的看客，他并不认得我，而我已熟识他。那时候因为在桂林工作，便对这片土地上的过往历史有所观照，于是经常翻看黄继树先生的《桂系演义》，没想到彼此第一次打交道，已经是我离开桂林的两年之后，那时我在文化艺术出版社策划出版他写广西剿匪的《败兵成匪》一书，世事真是吊诡难料，我们同城时始终未曾相识，而相隔几千公里时却天南海北地深入长谈。
2013年6月我回桂林之际，跟黄继树先生做过一次长谈，从他的家世、成长、求学、军旅生涯、当工人一直谈到他的历史文学写作，如果不是听他自己亲口道来，很少有人知道黄继树先生之前的辗转经历：1943年9月他出生于桂林市永福县的一个老镇，在家乡读完小学和中学后，又到市区读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1962年毕业后应征入伍，历任广西军区某部战士、文艺创作员、火车司机、桂林电表厂工人、厂部办公室秘书等。从读高中开始，黄继树先生就开始写作，在部队和工厂里也笔耕不辍，后来又历任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桂林市文联主席等职。
虽然已经离开桂林5年之久，但作为在桂林生活过三年的他乡人，作为黄继树先生的忘年之交，我对桂林这座山水小城和它背后的人文历史始终念念不忘，对桂系和民国岁月在桂林留下的斑斑痕迹一再摩挲，同时也跟随黄继树先生的历史文学写作对那一段并不太遥远的历史有了更深一层理解，他让我看到的并不只是真实的民国和真实的桂系，更重要的是，他让我看到了历史和文学的一种结合方式，文学到底应该怎么样具象历史，而历史又究竟怎么样擘画文学。
当历史遇上文学，也许就应该一如他所说的：“没有文学的历史是很枯燥的，没有生命的历史，没有历史的文学又很苍白，我想写一种有生命力的历史文学，把历史跟文学结合起来。”历史事件结束了，但历史的走向还没终结，历史不可能永远被解蔽，作为一个历史文学作家，黄继树先生之所以重叙民国的历史，其实就是希望被遮蔽了的人和事回归本真，讲述一个与先前普通历史不太一样的民国故事，重建一个真实的“中华民国史”叙事，这是他写作的立意之本。
所以每次回到桂林，我几乎都要拉上黄继树先生，一起抽抽烟、喝喝茶、吃吃米粉，讲一讲桂林的那些老板路，和他一起聊聊历史人事，在浮生半日闲里听他笑谈刚刚过去的那片历史云天，听他知人论世、说今讲古，更听他用什么样的角度、话语、表情、姿态去呈现那段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