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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先秦时期，孔子就已经确立了学以致用、明理而行的为学观，强调仁礼合一。在宋明理学那里，理学家们着力于对孔子所开创的仁德之义的开显，正与孔子的为学传统相合，从直接的体认出发，都注重了对做人做事之所以然的理解与发掘，把握住了为学的最深层面的东西。这样的学问才正切合了孔子所开创的明理以做人做事之为学观点，是儒学传统中真正的学问
关键词：孔子;学以致用;宋明理学;天人合一
谈学问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讲求学以致用。如果只是为了学问而去做学问的话，恐怕多半会落于知识的层次而少了智慧的东西、少了道理，那样的学问不能算是高明的学问，甚至可以说不能算是真正的学问。在儒家这里，孔老夫子及其大肖后学都将学问的根本扎定在了“致用”上，都期望以其说其教指导人们的实践而达致君子乃至圣人之境界，欲教世人为其所当为。单从《论语》中我们就可清楚地看到，在孔子及其弟子那里，所谓“学”其实是跟做事为人结合在一起的，并不是先学后为、学与为两相分离的。或者说真正的学或说学问，是指做人做事合乎道理。否则，言行不一的学问只能算是表面的学问，不是真学。“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此句已经直接说明了先秦时期的儒家是如何看待“学”的，在他们眼中，学的根本精神是在做，是在人伦日用之中。《论语》第一句便是“学而时习”，开篇就强调“习”对于学的重要性。为此曾子也在“吾日三省吾身”时强调一个“传不习乎？”，传不传在师，而习不习在己，如若不习则无所学。孔子在教导学生时，要他们孝悌仁爱，把这些本分事情做好了之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而且当言及君子时，孔子也强调“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史称孔子有弟子三千人，而此三千弟子中最为孔子所赞赏的是颜回，其中有如下赞赏语：“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可见孔子赞赏颜回的不是他在“言”上的通达不违，而是他在“行”上对道理的贯彻与发显。因此，行动和实践是孔子说教的目的所在，孔门的学问就在于做人做事。所有孔门后学都应该在做学问时牢记这样一点才对，否则便真正的丢失了中国的儒学传统了。
如上所言，先秦儒家传统就是以行动与实践为学问，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为学的核心所在。否则为学就容易走入盲修瞎练、与道违背、不明理而行的地步了。虽然“礼之用，和为贵”，但“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不复以礼节之，则亦非复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荡忘反，而亦不可行也。” 致用与实践固然是为学的目的，但是若不明理，只突出一个行动的功夫，那是没能抓住为学致用的根本。以孝行论，孔子说“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又言“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在孔夫子眼中，孝不仅在于事亲、养亲、葬亲、祭亲等身体力行，更在于身体力行的同时内在的敬爱之心、温润之色。“故事亲之际，惟色为难耳，服劳奉养未足为孝也。” 从孔子关于孝行的说教中，我们可以窥探出在他那里，学问不仅应当以对礼乐之遵行为重，更应该注重身体力行内在的仁心与道理。因此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可见在先秦时期，孔子就已经确立了学以致用、明理而行的为学观。而对于孔子之为学，王新春教授作了较为经典的概括：
生当春秋末叶的孔子，面对当时的‘礼崩乐坏’局面，……一则艰难疏通了西周初期所完备起的礼乐文化，再则更为这一浸润着人文精神的文化由人自身那里寻得了其内在真切可靠的价值根基，即‘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仁，……指明了他所认定的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意蕴之所在及人生的应然方向，挺立起自己生命的主体性，以此而确立起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显赫地位，并被公认为达致最高圆融生命境界的圣人。
“仁礼合一”可谓是孔子学以致用、明理而行的为学观的集中体现与概括，遵行礼乐以做人做事，彰明仁德以立人之本。礼乐是人所当为，仁德是人所以当为。二者对于孔子的学问观而言，都不可或缺。虽然如此，但是后者更为根本，是为学的内核所在。如上所引孔子之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夫子开创了“仁礼合一”的儒家学术传统，其后学在不同时期都作出了不同的继承与发展。在汉唐这一漫长时期，儒学多表现为注疏之学，更多的是在现实的人事等琐细上作文章。自董仲舒将儒学改头换面之后，儒学更多的是使自身湮没于纲常名教之中，而对仁德之内在精神与个体的主体价值之所在等孔子所确立的学术核心问题关心不够。直到中唐复兴儒学思潮尤其宋明理学的形成才使得先秦儒学学术传统得以恢复。
在宋明理学那里，理学家们着力于对孔子所开创的仁德之义的开显，贯通了天理与个体性命之理，注重关注人的内在生命与主体价值，突出个体的修养与境界的提升，在个体性命之安顿与天地万物之流行日用之间寻求一种通达与和谐。在为理学开山奠基的“北宋五子”那里，邵康节言“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从而挺立起人的主体性;周濂溪言“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以推崇圣人之明德可与天地贯通的高妙境界;张横渠言“造位天德，成性跻圣”，来更加凸显修身立德以配天德天位之重要性;二程言“仲尼元气也;仲尼无所不包;仲尼天地也;仲尼无迹”以显扬孔子那种“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圆融境界。 到了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那里，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也是强调人之修德以使天人相合、物我和谐的重要性。对于天理与人欲，应该作如下解：所谓天理是指大至天地，小至细物内在于其自身的常理，对于人来说更多的是一种仁民爱物之心性理德;所谓人欲是指超出人之常性、德性的过分的刺激性欲望。上述理学家们对于孔子仁德学说的开显正与孔子的为学传统相合，从直接的体认出发，都注重了对做人做事之所以然的理解与发掘，把握住了为学的最深层面的东西。这样的学问才正切合了孔子所开创的明理以做人做事之为学观点，是儒学传统中真正的学问。邵雍曾言“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学问的最高境界是天人之学，达此境界方可称得上真学问。”
《论语·为政》篇记载当有人问孔子为何不居位以为政事时，孔子回答“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可见在孔子那里，看问题都是非常的圆通自如的，不为外在的形式与常识俗见所拘限。其实，就“知”与“行”、“仁德”与“礼乐”等等的对待关系来说，我们也不应当在一己的心中作过分的分别与执着，此种对待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形式的或说表面化的区分。“知”与“行”是一如不二的，只是惯有的人为的观念性区分使其似为二而不易统一。因此，因宋明理学之为学更显有“知”而少“行”的色彩就将其认定为脱离先秦儒学笃行的学术传统的做法是不合适的。相反，那实在是对理学的屈枉，要知道理学才是真正从内在从核心层面复兴了先秦儒学学术传统，因而也被称为道学。
关键词：孔子;学以致用;宋明理学;天人合一
谈学问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讲求学以致用。如果只是为了学问而去做学问的话，恐怕多半会落于知识的层次而少了智慧的东西、少了道理，那样的学问不能算是高明的学问，甚至可以说不能算是真正的学问。在儒家这里，孔老夫子及其大肖后学都将学问的根本扎定在了“致用”上，都期望以其说其教指导人们的实践而达致君子乃至圣人之境界，欲教世人为其所当为。单从《论语》中我们就可清楚地看到，在孔子及其弟子那里，所谓“学”其实是跟做事为人结合在一起的，并不是先学后为、学与为两相分离的。或者说真正的学或说学问，是指做人做事合乎道理。否则，言行不一的学问只能算是表面的学问，不是真学。“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此句已经直接说明了先秦时期的儒家是如何看待“学”的，在他们眼中，学的根本精神是在做，是在人伦日用之中。《论语》第一句便是“学而时习”，开篇就强调“习”对于学的重要性。为此曾子也在“吾日三省吾身”时强调一个“传不习乎？”，传不传在师，而习不习在己，如若不习则无所学。孔子在教导学生时，要他们孝悌仁爱，把这些本分事情做好了之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而且当言及君子时，孔子也强调“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史称孔子有弟子三千人，而此三千弟子中最为孔子所赞赏的是颜回，其中有如下赞赏语：“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可见孔子赞赏颜回的不是他在“言”上的通达不违，而是他在“行”上对道理的贯彻与发显。因此，行动和实践是孔子说教的目的所在，孔门的学问就在于做人做事。所有孔门后学都应该在做学问时牢记这样一点才对，否则便真正的丢失了中国的儒学传统了。
如上所言，先秦儒家传统就是以行动与实践为学问，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为学的核心所在。否则为学就容易走入盲修瞎练、与道违背、不明理而行的地步了。虽然“礼之用，和为贵”，但“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不复以礼节之，则亦非复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荡忘反，而亦不可行也。” 致用与实践固然是为学的目的，但是若不明理，只突出一个行动的功夫，那是没能抓住为学致用的根本。以孝行论，孔子说“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又言“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在孔夫子眼中，孝不仅在于事亲、养亲、葬亲、祭亲等身体力行，更在于身体力行的同时内在的敬爱之心、温润之色。“故事亲之际，惟色为难耳，服劳奉养未足为孝也。” 从孔子关于孝行的说教中，我们可以窥探出在他那里，学问不仅应当以对礼乐之遵行为重，更应该注重身体力行内在的仁心与道理。因此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可见在先秦时期，孔子就已经确立了学以致用、明理而行的为学观。而对于孔子之为学，王新春教授作了较为经典的概括：
生当春秋末叶的孔子，面对当时的‘礼崩乐坏’局面，……一则艰难疏通了西周初期所完备起的礼乐文化，再则更为这一浸润着人文精神的文化由人自身那里寻得了其内在真切可靠的价值根基，即‘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仁，……指明了他所认定的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意蕴之所在及人生的应然方向，挺立起自己生命的主体性，以此而确立起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显赫地位，并被公认为达致最高圆融生命境界的圣人。
“仁礼合一”可谓是孔子学以致用、明理而行的为学观的集中体现与概括，遵行礼乐以做人做事，彰明仁德以立人之本。礼乐是人所当为，仁德是人所以当为。二者对于孔子的学问观而言，都不可或缺。虽然如此，但是后者更为根本，是为学的内核所在。如上所引孔子之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夫子开创了“仁礼合一”的儒家学术传统，其后学在不同时期都作出了不同的继承与发展。在汉唐这一漫长时期，儒学多表现为注疏之学，更多的是在现实的人事等琐细上作文章。自董仲舒将儒学改头换面之后，儒学更多的是使自身湮没于纲常名教之中，而对仁德之内在精神与个体的主体价值之所在等孔子所确立的学术核心问题关心不够。直到中唐复兴儒学思潮尤其宋明理学的形成才使得先秦儒学学术传统得以恢复。
在宋明理学那里，理学家们着力于对孔子所开创的仁德之义的开显，贯通了天理与个体性命之理，注重关注人的内在生命与主体价值，突出个体的修养与境界的提升，在个体性命之安顿与天地万物之流行日用之间寻求一种通达与和谐。在为理学开山奠基的“北宋五子”那里，邵康节言“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从而挺立起人的主体性;周濂溪言“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以推崇圣人之明德可与天地贯通的高妙境界;张横渠言“造位天德，成性跻圣”，来更加凸显修身立德以配天德天位之重要性;二程言“仲尼元气也;仲尼无所不包;仲尼天地也;仲尼无迹”以显扬孔子那种“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圆融境界。 到了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那里，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也是强调人之修德以使天人相合、物我和谐的重要性。对于天理与人欲，应该作如下解：所谓天理是指大至天地，小至细物内在于其自身的常理，对于人来说更多的是一种仁民爱物之心性理德;所谓人欲是指超出人之常性、德性的过分的刺激性欲望。上述理学家们对于孔子仁德学说的开显正与孔子的为学传统相合，从直接的体认出发，都注重了对做人做事之所以然的理解与发掘，把握住了为学的最深层面的东西。这样的学问才正切合了孔子所开创的明理以做人做事之为学观点，是儒学传统中真正的学问。邵雍曾言“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学问的最高境界是天人之学，达此境界方可称得上真学问。”
《论语·为政》篇记载当有人问孔子为何不居位以为政事时，孔子回答“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可见在孔子那里，看问题都是非常的圆通自如的，不为外在的形式与常识俗见所拘限。其实，就“知”与“行”、“仁德”与“礼乐”等等的对待关系来说，我们也不应当在一己的心中作过分的分别与执着，此种对待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形式的或说表面化的区分。“知”与“行”是一如不二的，只是惯有的人为的观念性区分使其似为二而不易统一。因此，因宋明理学之为学更显有“知”而少“行”的色彩就将其认定为脱离先秦儒学笃行的学术传统的做法是不合适的。相反，那实在是对理学的屈枉，要知道理学才是真正从内在从核心层面复兴了先秦儒学学术传统，因而也被称为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