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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四年之后推出修订版《东岸纪事》。是原著需要做重大调整？比照初版和修订版，改动幅度确实不小，却不是推倒重来，整个叙事结构连微调都谈不上——长期的写作实践告诉我，小说家的天才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笨拙”的经验，好小说不是“写”出来的，更有可能是改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有再版或加印的机会，我总是喜欢对旧作进行修订。
虽未做结构处理，但工作量依然不小，主要是强化了口语或对话的韵味。在初版中，为照顾（或者说招揽）更多外省读者，我剔除了一些沪语方言，在修订版中，则尽可能做了恢复，使之更原汁原味。
譬如，将“怎么”替换成“哪能”，“一会儿”替换成“一歇”，“小便大便”替换成“撒湿撒污”，“今天明天”替换成“今朝明朝”，“睡觉”替换成“睏觉”，“很多”替换成“老多”，“家里”替换成“屋里厢”，“里面”替换成“里厢”，“时候”替换成“辰光”，“一起”替换成“一道”，“么”替换成“剋”，“东西”替换成“物什”……以外省读者能看懂（或猜懂）为前提，通篇捋了一遍。
只是，初衷并不是写一本方言小说，形式是为内核服务的，沪语小说这样的命名是容易的，也因此显得偷懒——但凡以真实地名为背景，都容易被打上地域小说标签——地理只是外套，更重要的是被包裹起来的人的命运，他们的迷惘、爱憎、恐惧、嫉妒、善意、孤独和内心的荒凉。
这一切，常写常新，构成了小说的使命与可能性。
所以，在细枝末节处，还是进行了不易察觉的变貌。它矫正了几处呼应上的纰漏，使细节更吻合日常的逻辑。
无需讳言，《东岸纪事》为我赢得了一些世俗名声。它问世以来，所受到的关注比我之前所有小说加起来都要多，一位文学教授认为其“改写了上海文学版图”，因为之前写上海的文学作品，是阴柔的、精致的、小布尔乔亚的，这本书却是阳刚的、粗鄙的、泥沙俱下的，从而改变了读者对上海的固有印象。《东岸纪事》似乎成了我的代表作，我不能矫情地说赞美无意义，但想到它可能成了最重要作品，不免又惴惴不安。要知道，代表作成名作往往并不客观，我曾说过，马尔克斯最好的可能不是《百年孤独》，而可能是《霍乱时期的爱情》。杜拉斯最好的可能不是《情人》，而可能是《塔吉尼亚的小马》。村上春树最好的不是《挪威的森林》，而可能是《寻羊历险记》。一个可以佐证的小插曲是，有位同行对我说，我觉得你最好的长篇应该是《乞儿流浪记》，那真是一场语言和想象力的狂欢。我部分赞同他的看法，问题是《乞儿流浪记》影响并不大，这就是小说自身的命运，跟作者无关。
事实上，在修订之前，我已开始创作另一本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这一次，故事发生地从浦东搬到了沪西，这部进行中的小说题为《西区野史》，对仗的书名预示它是《东岸纪事》的姐妹篇。这是一次计划外的写作，通过《东岸纪事》，令我对时代与人心流变的关系、风土人情与群落的关系、历史纵深感和社会肌理的关系产生好奇，同时也培养了驾驭大体量长篇小说的能力与信心。完成后，我会将两本书合称为上海二重奏，届时若对魔都题材还有兴趣，或许会再写一部，组成上海三部曲。这是后话。
虽未做结构处理，但工作量依然不小，主要是强化了口语或对话的韵味。在初版中，为照顾（或者说招揽）更多外省读者，我剔除了一些沪语方言，在修订版中，则尽可能做了恢复，使之更原汁原味。
譬如，将“怎么”替换成“哪能”，“一会儿”替换成“一歇”，“小便大便”替换成“撒湿撒污”，“今天明天”替换成“今朝明朝”，“睡觉”替换成“睏觉”，“很多”替换成“老多”，“家里”替换成“屋里厢”，“里面”替换成“里厢”，“时候”替换成“辰光”，“一起”替换成“一道”，“么”替换成“剋”，“东西”替换成“物什”……以外省读者能看懂（或猜懂）为前提，通篇捋了一遍。
只是，初衷并不是写一本方言小说，形式是为内核服务的，沪语小说这样的命名是容易的，也因此显得偷懒——但凡以真实地名为背景，都容易被打上地域小说标签——地理只是外套，更重要的是被包裹起来的人的命运，他们的迷惘、爱憎、恐惧、嫉妒、善意、孤独和内心的荒凉。
这一切，常写常新，构成了小说的使命与可能性。
所以，在细枝末节处，还是进行了不易察觉的变貌。它矫正了几处呼应上的纰漏，使细节更吻合日常的逻辑。
无需讳言，《东岸纪事》为我赢得了一些世俗名声。它问世以来，所受到的关注比我之前所有小说加起来都要多，一位文学教授认为其“改写了上海文学版图”，因为之前写上海的文学作品，是阴柔的、精致的、小布尔乔亚的，这本书却是阳刚的、粗鄙的、泥沙俱下的，从而改变了读者对上海的固有印象。《东岸纪事》似乎成了我的代表作，我不能矫情地说赞美无意义，但想到它可能成了最重要作品，不免又惴惴不安。要知道，代表作成名作往往并不客观，我曾说过，马尔克斯最好的可能不是《百年孤独》，而可能是《霍乱时期的爱情》。杜拉斯最好的可能不是《情人》，而可能是《塔吉尼亚的小马》。村上春树最好的不是《挪威的森林》，而可能是《寻羊历险记》。一个可以佐证的小插曲是，有位同行对我说，我觉得你最好的长篇应该是《乞儿流浪记》，那真是一场语言和想象力的狂欢。我部分赞同他的看法，问题是《乞儿流浪记》影响并不大，这就是小说自身的命运，跟作者无关。
事实上，在修订之前，我已开始创作另一本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这一次，故事发生地从浦东搬到了沪西，这部进行中的小说题为《西区野史》，对仗的书名预示它是《东岸纪事》的姐妹篇。这是一次计划外的写作，通过《东岸纪事》，令我对时代与人心流变的关系、风土人情与群落的关系、历史纵深感和社会肌理的关系产生好奇，同时也培养了驾驭大体量长篇小说的能力与信心。完成后，我会将两本书合称为上海二重奏，届时若对魔都题材还有兴趣，或许会再写一部，组成上海三部曲。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