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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38年的秋天极为诡谲，秦国治下的天空更是一片肃杀。
黄昏时节，魏国与秦国边境上的一家客舍，来了一位六旬开外、相貌不凡、出手大方的投宿者，但因为没有凭证，被拒绝留宿。秦律规定，全国范围内登记户口，禁止百姓擅自迁居。《商君书·境内》云：“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
投宿者无奈长叹：“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原来，这位投宿者正是立法的商鞅，此时他是大秦通缉要犯。他制定的严苛律令，将自己逼向绝境。
政治上的知音
高山流水遇知音。商鞅与秦孝公真算得上一对政治上的知音——站在历史长河上审视，大秦帝国，如果他们两人中少了任何一个，历史都会是另外一种走向。
出生于魏国的商鞅，年轻时在魏国国相公叔痤身边工作，其职位是中庶子（即战国时国君、太子、相国的侍从之臣）。公叔痤病重时特地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商鞅年轻有才，可以担任国相治理国家。”又对魏惠王说：“像商鞅这样的人，主公如果不用，一定要杀掉，千万不要让他投奔别国。”
颇有心计的公叔痤，却又转而让商鞅赶紧离开魏国。商鞅明白魏惠王不会采纳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会采纳“杀他之言”，所以并没有立即离开魏国。果然不出所料，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系语无伦次之言。
机会来了。秦孝公在遍寻变法高人，而苦找明君的商鞅却握有变法之术，相见恨晚，两人的思想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古往今来，变法何其容易。商鞅的变法同样遭到秦国守旧派极力反对，双方产生激烈的交锋。比如，商鞅制定的“什伍（五家一伍，十家一什）连坐”之法，鼓励军功，在战场上立功者予以重赏，宗亲王室如果没有军功，将不得有爵位，不能享受宗室待遇。这些变法内容，严重动摇了宗亲王室的利益。许多大贵族、保守派暗中反对，更有甚者，秦孝公的太子嬴驷也在保守派的挑唆下犯了法。而太子犯法事件，成为保守派向商鞅示威的最好借口，他们笑看商鞅如何处理太子一案。商鞅明白其中利害，向秦孝公进言，因为太子身份特殊，不能按律对他在脸上刺字或者当众杖责。最后，决定对太子太傅公子虔用刑，又將太子少师公孙贾刺面。这一特例，起到了杀一儆百之效。
公元前359年，秦国颁布《垦草令》。《垦草令》成功实施后，已经为左庶长的商鞅，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法”：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奖励耕织，重农抑商，严惩私斗、改法为律，制定秦律和推行小家庭制……整个秦国的天空，都被各种“法”的气息充塞着。
变法的好处立竿见影，秦国变得强大起来。公元前358年，秦国击败韩国；公元前357年，楚宣王主动与秦国联姻；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会盟，结束了秦国长期被中原诸侯看不起的局面。
扬眉吐气的秦孝公由是拜商鞅为大良造（相当于宰相），商鞅遂毫无顾忌地拉开第二次变法的帷幕：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制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加收口赋、统一度量衡等等。
这一系列顶层设计，使秦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深层次变革。于内，百姓家家富裕充足，路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于外，秦国国力强大，周显王派使臣赐予秦孝公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派使者前来祝贺。公元前342年，秦孝公派太子嬴驷率领西戎九十二国朝见周显王，显示秦国西方霸主地位。
身败名裂
商鞅在秦国做了十年宰相，因为动了宗亲王室贵族们的“奶酪”，故而对他怀恨在心。其间，有一个叫赵良的名士劝商鞅急流勇退，还特别指出他所面临的两重危局：一是来自王亲国戚们的积怨，二是功高震主所造成的臣君难容。
此刻，自信到了自负地步的商鞅，认为法令严明如山，那些贵族做不了什么。可他却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一点，那些所谓严明如山的秦律，跟他商鞅是不能画等号的。《韩非子·定法》说得明白：“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换句话说，秦律可以不朽，而他商鞅只是一个随时可以取代的匆匆过客。
也正因为此，秦孝公一死，商鞅便身败名裂，彼此看似毫不相干，但冥冥中却有着千丝万缕的逻辑关系。稍加分析便不难得出结论，商鞅担任大良造十年，长期掌握军政大权，秦惠王一上台便轻而易举地除掉了他，看似难以置信，《战国策》中记载的一个历史细节，似乎若隐若现告诉了我们答案，说秦孝公病重时，曾提出把君位让给商鞅，商鞅没有接受。这实际上是孝公在安排自己后事时对商鞅的试探。秦孝公一死，商鞅便丧失军政权力，束手待擒的事实也明白告诉我们，孝公对其后事是作了精心安排与准备的。商鞅虽精明过人，深研政治，但在最为关键之处，却还是未能悟透。
秦孝公之子秦惠文王刚刚继位，便收到了“商鞅谋反”的奏折。这封“实名举报”的奏折，是由公子虔上奏的。公子虔就是嬴虔，秦孝公嬴渠梁的大哥，也即秦惠文王的伯父。曾为秦孝公太子嬴驷之右傅，公孙贾为左傅。一次嬴驷犯了法，商鞅以秦律规定“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替他受罚”为由，将公子虔用刑。后公子虔又犯新法，被处以割鼻的刑罚，致使公子虔闭门八年难以与人相见。秦律严明的那笔账，公子虔自然算到了商鞅名下。
孝公卒，公子虔等列出十大罪状告商鞅。墙倒众人推，刚刚上台急于俘获民心的秦惠王，也要给众人一个交代。商鞅的命运可想而知——车裂其身，灭其家族。
商鞅被车裂后，他的追随者为其收殓遗骨，正准备偷运回商鞅故里安葬时，在黄河德丰渡口被秦军截获，当地百姓后将遗骨悄悄埋葬于附近的秦驿山之下。法家的后学者寻访至此，专门为商鞅立碑，上书“商君之墓”。
（摘自《看历史》）
黄昏时节，魏国与秦国边境上的一家客舍，来了一位六旬开外、相貌不凡、出手大方的投宿者，但因为没有凭证，被拒绝留宿。秦律规定，全国范围内登记户口，禁止百姓擅自迁居。《商君书·境内》云：“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
投宿者无奈长叹：“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原来，这位投宿者正是立法的商鞅，此时他是大秦通缉要犯。他制定的严苛律令，将自己逼向绝境。
政治上的知音
高山流水遇知音。商鞅与秦孝公真算得上一对政治上的知音——站在历史长河上审视，大秦帝国，如果他们两人中少了任何一个，历史都会是另外一种走向。
出生于魏国的商鞅，年轻时在魏国国相公叔痤身边工作，其职位是中庶子（即战国时国君、太子、相国的侍从之臣）。公叔痤病重时特地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商鞅年轻有才，可以担任国相治理国家。”又对魏惠王说：“像商鞅这样的人，主公如果不用，一定要杀掉，千万不要让他投奔别国。”
颇有心计的公叔痤，却又转而让商鞅赶紧离开魏国。商鞅明白魏惠王不会采纳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会采纳“杀他之言”，所以并没有立即离开魏国。果然不出所料，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系语无伦次之言。
机会来了。秦孝公在遍寻变法高人，而苦找明君的商鞅却握有变法之术，相见恨晚，两人的思想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古往今来，变法何其容易。商鞅的变法同样遭到秦国守旧派极力反对，双方产生激烈的交锋。比如，商鞅制定的“什伍（五家一伍，十家一什）连坐”之法，鼓励军功，在战场上立功者予以重赏，宗亲王室如果没有军功，将不得有爵位，不能享受宗室待遇。这些变法内容，严重动摇了宗亲王室的利益。许多大贵族、保守派暗中反对，更有甚者，秦孝公的太子嬴驷也在保守派的挑唆下犯了法。而太子犯法事件，成为保守派向商鞅示威的最好借口，他们笑看商鞅如何处理太子一案。商鞅明白其中利害，向秦孝公进言，因为太子身份特殊，不能按律对他在脸上刺字或者当众杖责。最后，决定对太子太傅公子虔用刑，又將太子少师公孙贾刺面。这一特例，起到了杀一儆百之效。
公元前359年，秦国颁布《垦草令》。《垦草令》成功实施后，已经为左庶长的商鞅，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法”：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奖励耕织，重农抑商，严惩私斗、改法为律，制定秦律和推行小家庭制……整个秦国的天空，都被各种“法”的气息充塞着。
变法的好处立竿见影，秦国变得强大起来。公元前358年，秦国击败韩国；公元前357年，楚宣王主动与秦国联姻；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会盟，结束了秦国长期被中原诸侯看不起的局面。
扬眉吐气的秦孝公由是拜商鞅为大良造（相当于宰相），商鞅遂毫无顾忌地拉开第二次变法的帷幕：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制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加收口赋、统一度量衡等等。
这一系列顶层设计，使秦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深层次变革。于内，百姓家家富裕充足，路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于外，秦国国力强大，周显王派使臣赐予秦孝公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派使者前来祝贺。公元前342年，秦孝公派太子嬴驷率领西戎九十二国朝见周显王，显示秦国西方霸主地位。
身败名裂
商鞅在秦国做了十年宰相，因为动了宗亲王室贵族们的“奶酪”，故而对他怀恨在心。其间，有一个叫赵良的名士劝商鞅急流勇退，还特别指出他所面临的两重危局：一是来自王亲国戚们的积怨，二是功高震主所造成的臣君难容。
此刻，自信到了自负地步的商鞅，认为法令严明如山，那些贵族做不了什么。可他却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一点，那些所谓严明如山的秦律，跟他商鞅是不能画等号的。《韩非子·定法》说得明白：“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换句话说，秦律可以不朽，而他商鞅只是一个随时可以取代的匆匆过客。
也正因为此，秦孝公一死，商鞅便身败名裂，彼此看似毫不相干，但冥冥中却有着千丝万缕的逻辑关系。稍加分析便不难得出结论，商鞅担任大良造十年，长期掌握军政大权，秦惠王一上台便轻而易举地除掉了他，看似难以置信，《战国策》中记载的一个历史细节，似乎若隐若现告诉了我们答案，说秦孝公病重时，曾提出把君位让给商鞅，商鞅没有接受。这实际上是孝公在安排自己后事时对商鞅的试探。秦孝公一死，商鞅便丧失军政权力，束手待擒的事实也明白告诉我们，孝公对其后事是作了精心安排与准备的。商鞅虽精明过人，深研政治，但在最为关键之处，却还是未能悟透。
秦孝公之子秦惠文王刚刚继位，便收到了“商鞅谋反”的奏折。这封“实名举报”的奏折，是由公子虔上奏的。公子虔就是嬴虔，秦孝公嬴渠梁的大哥，也即秦惠文王的伯父。曾为秦孝公太子嬴驷之右傅，公孙贾为左傅。一次嬴驷犯了法，商鞅以秦律规定“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替他受罚”为由，将公子虔用刑。后公子虔又犯新法，被处以割鼻的刑罚，致使公子虔闭门八年难以与人相见。秦律严明的那笔账，公子虔自然算到了商鞅名下。
孝公卒，公子虔等列出十大罪状告商鞅。墙倒众人推，刚刚上台急于俘获民心的秦惠王，也要给众人一个交代。商鞅的命运可想而知——车裂其身，灭其家族。
商鞅被车裂后，他的追随者为其收殓遗骨，正准备偷运回商鞅故里安葬时，在黄河德丰渡口被秦军截获，当地百姓后将遗骨悄悄埋葬于附近的秦驿山之下。法家的后学者寻访至此，专门为商鞅立碑，上书“商君之墓”。
（摘自《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