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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语言哲学视角对跨文化交际领域中的言语行为进行分析，并剖析言语行为理论对跨文化交际活动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言语行为理论 跨文化 交际
一、引言
言语行为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言语行为论也是语用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它为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哲学理论基础。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时候，如何正确把握说话者言语行为的深层含义对确保交际活动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跨文化交际中，更需要我们准确地体会和分析言语行为。本文将尝试从语言哲学视角对跨文化交际领域中的言语行为进行分析，并剖析和探索言语行为理论对跨文化交际活动的指导作用。
二、言语行为理论的创立和发展
言语行为理论开辟了语用学研究的新视角，是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1923年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首次提出了“言语行为”这一术语。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了符号行为说，英国传统哲学以此为基础，对具体的言语交流进行理性的分析，形成了独立的言语行为理论。
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在英国兴起，最早明确提出言语行为理论的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1957年他到哈佛大学去讲座，以《如何以言行事》为书名，发表了其讲座内容。该书探讨了语言的使用问题，指出语言研究的对象不应该是词和句子，而应当是通过它们所完成的行为，提出了分析日常语言哲学的方法，其分析对象是“整个言语环境中的整个言语行为”。建立了言语行为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在“以言行事”，说出某句话就是做出某件事。他后来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即人们在说任何一句话时同时要完成三种行为： 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表达了说话人要表达的语句的字面意思；言外行为则体现了说话人的意图即言外之力；言后行为则表示在说话人的行为意图被受话人所领会后对其所产生的影响或效果。
美国哲学家塞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批判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合理地解释了命题内容和言外行为的关系，使该理论更加具体化和规范化，弥补了奥斯汀理论上的缺陷，成为了现代语用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塞尔肯定了语言的社会性，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事实的部分无限的言语行为可以确定为有限的范畴，但确定言语行为种类的前提是首先区分话语的命题内容和言外之力 （ 交际意图）。提出分析言外行为必须把握特定的意向和惯例，意义既有交际意图方面，也有规约性方面。
三、言语行为理论对跨文化言语交际的指导作用
语言交际是通过实施言语行为而完成的，只有正确领会言语行为所蕴含的深层含义，才能做出恰当的回应，从而顺利完成交际活动。而准确理解言语行为则需要言语行为理论作为有力的理论支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言语行为论为跨文化言语交际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将言语行为理论运用于跨文化言语交际，在多个领域和层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语言行为和人们其他社会行为一样受制于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交际行为，在语言使用规则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我们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要在言语行为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对方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规约来理解和把握对方言语的意图，既言外之力。如果说话人的意图能适当地被听话人所领会，便可能带来结果或变化，这便是言后行为。但是，说话人的意图未必一定被听话人领会，因而说话人希望出现的结果并未发生，这时候就会导致交际的失败。这就意味着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说话者所说出的话的具体含义应当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具体的社交场合进行理解。
交际双方通过了解言语行为论，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言语行为将给对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效果，从而积极思考用什么样的言语行为才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通过改进交际中的言语表达方式，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效率。基于对言语行为论的理解，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所进行的交际行为涉及的双方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我们所需要遵守的规定规则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的言语行为不仅要符合我们自己熟悉的语用规则，还需要符合对方所约定俗成的语用规则。
为正确分析跨文化交际中的失误、改进交际效果提供理论支撑。汉语言文化推崇委婉的螺旋型思维方式，而西方则偏向于直线型思维方式。这经常会造成跨文化交际中的系列问题。假设中西方商务代表进行首次接触，按照中式文化习惯，中方代表往往喜欢先从与对方建立良好的双方的人际关系入手，为可能的合作做大量的铺垫。这样，可能会出现前几天的日程安排比较轻松，主要是介绍中方的公司、品，并不急于涉及合作的具体细节。而西方代表则比较习惯单刀直入地尽快切入主题的交际方式，希望能够在议程安排上直接进入实质性的谈判内容。由于存在这样的潜在的思维方式差异，在交际中如果不能对双方的言语行为进行深入分析，敏锐地捕捉到这样的言语暗示信息的话，就可能使西方代表误认为中方没有合作的诚意或者是办事缺乏效率而失去了进一步合作的兴趣。反之，如果我们能够在语言交际中，细心地观察对方对我们的言语行为所做出的反应，并认真揣摩对方的言语行为的言外之力，预见我们的以言语行事行为会对听话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可能有效地避免类似的交际失误。
四、结语
言语行为始终贯穿于跨文化言语交际的全过程，行为本身不仅具有本体意义，通过言语表述说话人想要表达的语句意义，而且还具有人际意义，在人际交往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够在交际双方之间建立起特定的人际关系。言语行为论和跨文化言语交际紧密相关，相辅相成。跨文化交际双方所使用的语言和非语言背景知识，会话原则及双方的推理能力影响着双方的言语行为的表现形式。而言语行为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指导交际双方准确理解相应语境下的语言表达形式、说话人的意图和听话者的反应等，可以正确分析对方的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及言后行为，适当调整自己的言语表达形式，从而顺利达到交际目的。
参考文献：
[1]何善芬. 英汉语言对比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470.
[2]刘宓庆. 翻译与语言哲学[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202.
作者简介：时璐：1990年3月出生，山东济宁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13级研究生
关键词 言语行为理论 跨文化 交际
一、引言
言语行为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言语行为论也是语用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它为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哲学理论基础。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时候，如何正确把握说话者言语行为的深层含义对确保交际活动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跨文化交际中，更需要我们准确地体会和分析言语行为。本文将尝试从语言哲学视角对跨文化交际领域中的言语行为进行分析，并剖析和探索言语行为理论对跨文化交际活动的指导作用。
二、言语行为理论的创立和发展
言语行为理论开辟了语用学研究的新视角，是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1923年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首次提出了“言语行为”这一术语。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了符号行为说，英国传统哲学以此为基础，对具体的言语交流进行理性的分析，形成了独立的言语行为理论。
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在英国兴起，最早明确提出言语行为理论的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1957年他到哈佛大学去讲座，以《如何以言行事》为书名，发表了其讲座内容。该书探讨了语言的使用问题，指出语言研究的对象不应该是词和句子，而应当是通过它们所完成的行为，提出了分析日常语言哲学的方法，其分析对象是“整个言语环境中的整个言语行为”。建立了言语行为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在“以言行事”，说出某句话就是做出某件事。他后来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即人们在说任何一句话时同时要完成三种行为： 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表达了说话人要表达的语句的字面意思；言外行为则体现了说话人的意图即言外之力；言后行为则表示在说话人的行为意图被受话人所领会后对其所产生的影响或效果。
美国哲学家塞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批判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合理地解释了命题内容和言外行为的关系，使该理论更加具体化和规范化，弥补了奥斯汀理论上的缺陷，成为了现代语用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塞尔肯定了语言的社会性，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事实的部分无限的言语行为可以确定为有限的范畴，但确定言语行为种类的前提是首先区分话语的命题内容和言外之力 （ 交际意图）。提出分析言外行为必须把握特定的意向和惯例，意义既有交际意图方面，也有规约性方面。
三、言语行为理论对跨文化言语交际的指导作用
语言交际是通过实施言语行为而完成的，只有正确领会言语行为所蕴含的深层含义，才能做出恰当的回应，从而顺利完成交际活动。而准确理解言语行为则需要言语行为理论作为有力的理论支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言语行为论为跨文化言语交际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将言语行为理论运用于跨文化言语交际，在多个领域和层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语言行为和人们其他社会行为一样受制于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交际行为，在语言使用规则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我们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要在言语行为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对方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规约来理解和把握对方言语的意图，既言外之力。如果说话人的意图能适当地被听话人所领会，便可能带来结果或变化，这便是言后行为。但是，说话人的意图未必一定被听话人领会，因而说话人希望出现的结果并未发生，这时候就会导致交际的失败。这就意味着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说话者所说出的话的具体含义应当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具体的社交场合进行理解。
交际双方通过了解言语行为论，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言语行为将给对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效果，从而积极思考用什么样的言语行为才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通过改进交际中的言语表达方式，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效率。基于对言语行为论的理解，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所进行的交际行为涉及的双方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我们所需要遵守的规定规则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的言语行为不仅要符合我们自己熟悉的语用规则，还需要符合对方所约定俗成的语用规则。
为正确分析跨文化交际中的失误、改进交际效果提供理论支撑。汉语言文化推崇委婉的螺旋型思维方式，而西方则偏向于直线型思维方式。这经常会造成跨文化交际中的系列问题。假设中西方商务代表进行首次接触，按照中式文化习惯，中方代表往往喜欢先从与对方建立良好的双方的人际关系入手，为可能的合作做大量的铺垫。这样，可能会出现前几天的日程安排比较轻松，主要是介绍中方的公司、品，并不急于涉及合作的具体细节。而西方代表则比较习惯单刀直入地尽快切入主题的交际方式，希望能够在议程安排上直接进入实质性的谈判内容。由于存在这样的潜在的思维方式差异，在交际中如果不能对双方的言语行为进行深入分析，敏锐地捕捉到这样的言语暗示信息的话，就可能使西方代表误认为中方没有合作的诚意或者是办事缺乏效率而失去了进一步合作的兴趣。反之，如果我们能够在语言交际中，细心地观察对方对我们的言语行为所做出的反应，并认真揣摩对方的言语行为的言外之力，预见我们的以言语行事行为会对听话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可能有效地避免类似的交际失误。
四、结语
言语行为始终贯穿于跨文化言语交际的全过程，行为本身不仅具有本体意义，通过言语表述说话人想要表达的语句意义，而且还具有人际意义，在人际交往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够在交际双方之间建立起特定的人际关系。言语行为论和跨文化言语交际紧密相关，相辅相成。跨文化交际双方所使用的语言和非语言背景知识，会话原则及双方的推理能力影响着双方的言语行为的表现形式。而言语行为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指导交际双方准确理解相应语境下的语言表达形式、说话人的意图和听话者的反应等，可以正确分析对方的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及言后行为，适当调整自己的言语表达形式，从而顺利达到交际目的。
参考文献：
[1]何善芬. 英汉语言对比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470.
[2]刘宓庆. 翻译与语言哲学[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202.
作者简介：时璐：1990年3月出生，山东济宁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13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