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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位熟悉西方现代批评史的人，都会对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心怀敬意。威尔逊作为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以其独特、庞杂而丰富的论著，在美国文学史与文化史上树立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标高。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初，他一直是一位主导美国文学界的批评家，也是一位时代的记录者和敏锐的社会观察者。他视野宽阔，眼光独到，坚守人文理想，既关注文学问题，也关心社会问题，广泛涉及文学、政治、历史、哲学等各个学科，还出版过小说、诗歌，甚至考古报告。美国学界对他的赞誉可谓不遗余力，他的老师克里斯汀·高斯（Christian Gauss）称他为整个时代最聪明最具穿透力的评论家；丹尼尔·艾伦（Daniel Aaron）视之为“时代的道德和学术的良心”；哈利·列文（Harry Levin）称他为“最后的美国文人”；利昂·埃代尔（Leon Edel）盛赞他“以真挚的人道精神和杰出的新闻文体，丰富了美国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超越时代和地理局限向世界发言”。二○○五年，威尔逊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纽约客》杂志特地邀请哈佛大学路易斯·梅纳德（Louis Menand）教授撰写了长篇特稿《埃德蒙·威尔逊与美国文化》，全面评述和高度评价了威尔逊对美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巨大贡献。
可惜的是，国内对这样一位文化巨人的关注与研究远远不够。大家一窝蜂地去谈论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新潮批评，把威尔逊这样的老派批评家有意无意地遗忘或忽略了。他的著作至今只有三部介绍到汉语世界，也少有人来专门研究威尔逊的批评思想。这与威尔逊对美国和世界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以及所获得的声名相比，实在不成比例。以我的观察，国内对威尔逊的忽略，可能与其社会批评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的背景有关。其实仔细研读威尔逊的著作，就很容易看出，他并不是毫无选择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他认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信仰，把人、文学、文化和历史当做社会的产物，他明确拒绝辩证法、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式的意识形态。对威尔逊来说，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追求。威尔逊既不是简单的社会批评，更不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也不同于囿于文本形式的新批评，所以韦勒克才说，“作为大众批评家他主宰了二十世纪初叶，那种掷地有声是任何新批评派人物所无法比拟的”（《近代文学批评史》）。
我最早读到的威尔逊著作是一九九三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爱国者之血：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后来又读到赵一凡的《埃德蒙·威尔逊的俄国之恋》，从此对威尔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二○○四年我在哈佛访学一年，在North Quincy的租住小屋里，兴味盎然地读了一批威尔逊的书信和日记，沉浸于那一代美国文人的心灵世界，无限神往。我搜齐了威尔逊的主要著作，私心里很想好好研究一下威尔逊以及那一代批评家。可惜限于识力和精力，这个计划一直没能进行，成为我心心念念的美好愿望。二○○五年，我主编“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时，毫不犹豫地将威尔逊的名著《阿克瑟尔的城堡》列入第一批目录，并请到了我的朋友、香港中文大学的黄念欣教授翻译，二○○六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后，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也算略略弥补了心中的遗憾。
也是因为我的私心，梁建东与我商量博士论文选题时，我首先就想到了威尔逊研究。建东曾在深圳大学师从张晓红教授，接受了比较好的西方文学理论的训练，对古典哲学和历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硕士论文研究的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翻译过一本历史著作《斯巴达人》。我看得出他有强烈的好古之心，这在今天这个“唯新”的时代可谓难得。我建议他读读埃德蒙·威尔逊，如果可能的话，完全可以把威尔逊作为一个长期的研究对象。我对他说，要想更为深入地研究美国以及西方现代文学批评史，威尔逊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们可以由此进入美国文学史、批评史的研究，也可以以威尔逊为线索来探寻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在二十世纪历史潮流中的漂泊起伏。这一研究无论对于学者个人，还是对于中国批评界，可能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建东读了《阿克瑟尔的城堡》之后，果然爱不释手。威尔逊对文学的关注跳出了狭隘的文学史和学院派文学研究的束缚，从一种“观察人类意念与想象如何被环境模塑的历史”的独特角度来实践一种别具风格的文学批评。建东认为这种新颖的角度更多地关注文学观念的形成，以及文学想象与作家、读者和世界的复杂关系，因而具有一种思想史写作的倾向，这很符合他一直以来对思想史的浓厚兴趣。
建东很快就下定决心以“威尔逊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动员各种关系，从海内外的图书馆和学术机构，搜集了与威尔逊有关的各种研究资料，几乎做到了我所要求的“资料见底”，这为他的研究与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最初的想法是想全面论述威尔逊与美国现代文化的关系，可是真正进行起来，却发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论文就将论述重心放在了威尔逊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与社会活动上，以《阿克瑟尔的城堡》、《伤与弓》、《光明的彼岸》、《经典与商业作品》以及一些日记、杂记和书信集作为重点论述的对象，探讨二十世纪欧美现代文学的困境与突围、文学与政治的合谋与冲突以及文学写作与社会因素的关系，梳理威尔逊的日记、笔记和书信与威尔逊的个人心灵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威尔逊的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价值给予深入的论述。建东试图以威尔逊的方法来研究威尔逊，即努力去观察这位批评家个人的意念与想象是如何被环境形塑的，希望由此获得对威尔逊文学批评的真切理解。他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获得了答辩委员会老师的一致好评，答辩决议认为：“论文以威尔逊前期的文学活动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文学语境中加以系统考察，对威尔逊的批评活动做了尽可能详尽的评述，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威尔逊批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威尔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等重要问题，颇多真知灼见，将埃德蒙·威尔逊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论文充分利用第一手的外文资料，材料丰富，论据充分，引证严谨，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显示了作者很好的学术功底和独立科研的能力。”现在，根据博士论文修改充实而成的专著《埃德蒙·威尔逊的城堡》终于出版，作为导师，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是建东个人学术生命的重要起点，也是我们三年彼此切磋、教学相长的良好师生关系的一个见证。
可惜的是，国内对这样一位文化巨人的关注与研究远远不够。大家一窝蜂地去谈论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新潮批评，把威尔逊这样的老派批评家有意无意地遗忘或忽略了。他的著作至今只有三部介绍到汉语世界，也少有人来专门研究威尔逊的批评思想。这与威尔逊对美国和世界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以及所获得的声名相比，实在不成比例。以我的观察，国内对威尔逊的忽略，可能与其社会批评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的背景有关。其实仔细研读威尔逊的著作，就很容易看出，他并不是毫无选择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他认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信仰，把人、文学、文化和历史当做社会的产物，他明确拒绝辩证法、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式的意识形态。对威尔逊来说，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追求。威尔逊既不是简单的社会批评，更不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也不同于囿于文本形式的新批评，所以韦勒克才说，“作为大众批评家他主宰了二十世纪初叶，那种掷地有声是任何新批评派人物所无法比拟的”（《近代文学批评史》）。
我最早读到的威尔逊著作是一九九三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爱国者之血：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后来又读到赵一凡的《埃德蒙·威尔逊的俄国之恋》，从此对威尔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二○○四年我在哈佛访学一年，在North Quincy的租住小屋里，兴味盎然地读了一批威尔逊的书信和日记，沉浸于那一代美国文人的心灵世界，无限神往。我搜齐了威尔逊的主要著作，私心里很想好好研究一下威尔逊以及那一代批评家。可惜限于识力和精力，这个计划一直没能进行，成为我心心念念的美好愿望。二○○五年，我主编“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时，毫不犹豫地将威尔逊的名著《阿克瑟尔的城堡》列入第一批目录，并请到了我的朋友、香港中文大学的黄念欣教授翻译，二○○六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后，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也算略略弥补了心中的遗憾。
也是因为我的私心，梁建东与我商量博士论文选题时，我首先就想到了威尔逊研究。建东曾在深圳大学师从张晓红教授，接受了比较好的西方文学理论的训练，对古典哲学和历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硕士论文研究的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翻译过一本历史著作《斯巴达人》。我看得出他有强烈的好古之心，这在今天这个“唯新”的时代可谓难得。我建议他读读埃德蒙·威尔逊，如果可能的话，完全可以把威尔逊作为一个长期的研究对象。我对他说，要想更为深入地研究美国以及西方现代文学批评史，威尔逊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们可以由此进入美国文学史、批评史的研究，也可以以威尔逊为线索来探寻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在二十世纪历史潮流中的漂泊起伏。这一研究无论对于学者个人，还是对于中国批评界，可能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建东读了《阿克瑟尔的城堡》之后，果然爱不释手。威尔逊对文学的关注跳出了狭隘的文学史和学院派文学研究的束缚，从一种“观察人类意念与想象如何被环境模塑的历史”的独特角度来实践一种别具风格的文学批评。建东认为这种新颖的角度更多地关注文学观念的形成，以及文学想象与作家、读者和世界的复杂关系，因而具有一种思想史写作的倾向，这很符合他一直以来对思想史的浓厚兴趣。
建东很快就下定决心以“威尔逊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动员各种关系，从海内外的图书馆和学术机构，搜集了与威尔逊有关的各种研究资料，几乎做到了我所要求的“资料见底”，这为他的研究与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最初的想法是想全面论述威尔逊与美国现代文化的关系，可是真正进行起来，却发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论文就将论述重心放在了威尔逊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与社会活动上，以《阿克瑟尔的城堡》、《伤与弓》、《光明的彼岸》、《经典与商业作品》以及一些日记、杂记和书信集作为重点论述的对象，探讨二十世纪欧美现代文学的困境与突围、文学与政治的合谋与冲突以及文学写作与社会因素的关系，梳理威尔逊的日记、笔记和书信与威尔逊的个人心灵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威尔逊的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价值给予深入的论述。建东试图以威尔逊的方法来研究威尔逊，即努力去观察这位批评家个人的意念与想象是如何被环境形塑的，希望由此获得对威尔逊文学批评的真切理解。他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获得了答辩委员会老师的一致好评，答辩决议认为：“论文以威尔逊前期的文学活动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文学语境中加以系统考察，对威尔逊的批评活动做了尽可能详尽的评述，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威尔逊批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威尔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等重要问题，颇多真知灼见，将埃德蒙·威尔逊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论文充分利用第一手的外文资料，材料丰富，论据充分，引证严谨，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显示了作者很好的学术功底和独立科研的能力。”现在，根据博士论文修改充实而成的专著《埃德蒙·威尔逊的城堡》终于出版，作为导师，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是建东个人学术生命的重要起点，也是我们三年彼此切磋、教学相长的良好师生关系的一个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