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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家庭，一份家庭小报，在时代的起伏中沉浮，沉浮的是人们难以割舍的那份亲情和心灵深处“从哪里来？”的那个追问
每月25日按时出版的《家庭月报》，是天各一方的闵家九兄妹每月一次的守候，直到1995年后改成双月刊、季刊。二妹凡芬来信说，家报邮到时，正在吃饭的一家人抢成一团，最后只能由丈夫逐字念完。大哥凡君喜欢将家报挂在墙上。最高兴的是老母亲，没上过学的她不懂就问，全凭自学居然也能勉强看懂家报。
闵氏家报的执行主编，是闵家老四闵凡林，已经69岁，曾在天津一所高中任副校长。最近多少有些惆怅，因为三妹凡英的丈夫宋明德不久前去世了。
“他是我们这代人里第一个走的。”闵凡林说。作为家报主编，他得打起精神，征集悼文。上一次征集悼文是2003年。那一年，91歲的母亲在通化老家病逝。大姐闵凡秀撰写了整版的回忆文字，《家庭月报》出版了“悼母特刊”。
九兄妹加上各自的配偶，这一代共有18人。宋明德这一走，不仅意味着人数少了一个，还无情地提醒着大家，一代人开始谢幕。
坚持出版了74期、“发行量”始终在30份左右，1958年创刊的闵家报，比闵家大多数成员的年龄还要大。多年来，全家80多人的大事小情、升学就业、婚丧嫁娶的信息交流，都靠这份16开的小报维系。用一位“读者”的话说，“家报是我们闵家的望远镜。”
九兄妹
计划在春节前后出版第75期家报，一进入寒假，闵凡林就开始筹划内容了：最近京津的家人聚了一次，可以刊发几张聚会照片；给五弟凡德打个电话，问问通化老家的近况，可以发一组简讯；大姐凡秀的专栏《家的回忆录》有日子没写了，这期可以写一篇。
闵凡秀是九兄妹中的老三，四姐妹中的老大，长期待在母亲身边，对家史比较了解，又爱好文学，勤于写作，她的《家的回忆录》系列是家报最受欢迎的栏目。
这一代人最珍贵的回忆，会不约而同地指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孤山镇。
孤山镇，是吉林通化柳河县境内的一个小镇，南面横亘着长白山余脉。近千户人家的商贸小镇，却有烧锅(酒厂)、油坊、制米所、戏园、照相馆、浴池、诊所、兽医庄，甚至妓院、道德会。
1932年阴历六月，与未来的八个弟妹一样，老大闵凡君出生在孙富大院租来的一间茅草房里。他出生前一个月，大刀会闯进孤山子，父亲和即将生产的母亲逃难，将全部的钱藏在桥下的干河沟，张作霖的奉军赶走大刀会，逃难人群取较近的山路回来，那些钱被白白丢掉。
老二闵凡路幸运得多。他出生时，父亲找人给批的八字是“五子登科满堂红”。多年以后，他成为新华社副总编辑。
闵凡君不认为这是个巧合。1946年，“伪满洲国”刚倒台，孤山镇成为国共内战的阵地，学校已停课，父亲请来一位山东老乡张先生教他和小他两岁的凡路读书。凡君记得，一篇古文，凡路读不了几遍就能轻松背诵。不到半年时间，《古文观止》里的文章，他能背下四五十篇。闵凡路也承认，那段日子为他日后从事新闻工作，打下了底子。
在老二闵凡路眼里，大哥是横在他前面的一座山。他记得一年冬天跟哥哥去砍柴，走到半路，他的脚被乌拉(保暖的鞋)磨破，难以走路，哭了起来。哥哥拿出荞面饼给他吃，说不去了。然后让他坐在耙犁上，冒着刺骨的寒风，拉他回家。大哥六十寿辰，闵凡路给他的祝寿诗里，有一句是“家道多艰赖长子”。
张先生教大哥、二哥读书时，老三凡秀和老四凡林也会跟着念。那时凡秀10岁，凡林7岁。
凡林小时候比较调皮，是小同学里的孩子王。闵凡路评价是“心气高”。闵凡林，为这个家庭的教育起了很大作用。老五凡芬、老六凡英、老七凡新、老八凡德和小妹少玲，读书遇到困难，总是由他设法解决。文革期间，闵凡新、赵淑英夫妇在当地下乡，母亲安慰满身泥土的他们，“你大哥、三哥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俩抽上来”。
闵家的九兄妹里，有八位通过各种途径完成大学教育。闵凡路说，这应该是家报生存的一个文化基础。
父亲闵庆章，在九兄妹的印象里是个宽厚、重管教、有远见的商人形象。闵凡路回忆，父亲常带着他们走在小镇的大街上，带男孩子去澡堂，到小饭馆喝羊汤，夜晚摸黑讲故事，除夕夜去门外十字路口烧纸接财神。“他还喜欢观看我们与邻家小伙伴玩耍。”
每到夜里，在孤山子孙富大院那间租来的草房，父亲总会在昏黄的烛光中给他们讲述早年的经历。
一些传统的伦理故事是父亲的晚间“故事会”里的保留节目，尤其是闵家始祖闵子骞的孝行故事，被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述。闵凡路还记得，家里的墙壁上挂着“羊羔跪乳、乌鸦反哺”之类的字幅，以及各种大红剪纸。
“门文月报社”
这一家人的命运，因父亲在1954年死于肺结核而改变。
闵凡芬记得，那会儿自己只能穿草鞋和空心的棉袄、棉裤。即便到了1964年，家里每天吃的都是玉米糊糊，每人每顿只能分到很小的一个窝头，根本没有菜。她也险些因贫辍学，还是闵凡林及时制止了。闵凡林说，以他为界，下面的弟妹体质都不如哥姐。
1955年，为了方便几个弟妹上学，由闵凡林做主，把家从没有中学的孤山镇，搬到教育条件更好的通化市区。一家人在通化市沿江路101号租了一间逼仄的屋子。
在闵凡秀的记忆中，1958年过年那天天气很好。中午，22岁的她出去贴春联，还能看到太阳。晚上吃年夜饭，屋外才飘起小雪。九兄妹十分难得地一齐挤在炕上，一边等着吃年饭，一边聊着家常。
对于这个曾经小康、又因父亲的去世而致贫的家庭来说，1958年是个好年份。九兄妹里，已有近一半的人能拿工资了。凡君因为家境贫困，只读了一年中学， 1948年就在镇上当起老师养家。凡秀在1953年考进通化市矿物局。凡路于1957年大学毕业进入新华社工作。19岁的凡林也刚在离通化不远的二道江当起小学老师。
按闵凡路的说法，为了“保他”读完大学，当时已在上大学的凡秀，在母亲和大哥的规劝下，选择退学参加工作。多年以后，母亲总是叹息，如果当年凡秀不是无奈退学，她的出息肯定比现在大。
汇款单成为这个家庭的经济命脉。以在通化租下的住处为轴心，在外工作的人每个月将2/3的工资寄回养家。随汇款而至的，是一封简短的家信。回信成为凡林无可推卸的义务。他想了一个“偷懒”的办法：利用在学校工作的便利，找来钢板和油纸，把家里的消息做成一份类似报纸的东西，印好再寄回去。“这应该是家报的雏形。”闵凡秀说。
话题逐渐集中到这份既非信也非报的印刷品上来。从事新闻工作的闵凡路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办一份家报？”他的提议得到全家人赞同。闵凡林自然地成为具体负责人。
3月，第一张单面油印在道林纸上的家报《门文月报》出版，“门文”为“闵”的拆分。四个印着“门文月报社”的信封，从凡林工作的二道江分别寄至沈阳、北京、通化和浑江。按照那时的惯例，邮寄印刷品的信封都剪去一个角。
虽然报纸已经不存在，但闵凡林还记得这期的内容，无非介绍些家里的近况：上学的几个弟妹学习很努力，母亲在幼儿园找了份带孩子的临时工作。此外，就是讨论怎样处理父亲去世后留下的一笔600元的债务，以及回忆春节期间九兄妹这次难得的团聚。从那以后，九兄妹的第二次聚齐已是2003年——母亲去世的那年。
在随汇款寄回的家信里，闵凡路没有提新华社当时的一些异动：
1957年9月30日，国会街26号，闵凡路第一次踏入新华社那栋灰色的四层工字楼。学俄文的他被分到翻译部的俄文组，负责翻译塔斯社的新闻和参考。在翻译部每天下午的批判会中，董乐山等人成为部里的批判对象。
这些内容不会在家报上反映，但时代却划出一条无形的细线，将二者联系在一起。
《门文月报》寄出半月，闵凡林就接到大哥从沈阳的信，让他不要办了。原因是，这个名目可疑的“门文月报社”引起了他一位同学的警觉。
“你们有刊号吗？”那位同学问道。
1963年，闵凡君单位的外调人员向闵凡林了解此事，闵凡林写了一份说明材料。他“无辜的兄长”一直背负着这个历史疑点。直到1979年清理档案，说明材料才从档案里清除，闵凡君才得以入党。
一个家庭的前史
闵凡路曾在1999年回到山东费县闵家寨——父亲自20年代出来就“故园三千梦难回”的那个老家。在家庙里，他看到了自始祖闵子骞而下，直到爷爷那一辈的族谱，他所属的“繁”字辈是第74代。闵子骞是孔门七十二贤人中的“孝贤”。
在闵凡秀的回忆里，这个家庭的故事开始于一个中秋之夜。上世纪20年代的山东，军阀混战，水旱虫匪成灾。不满足于在家种地的父亲不顾家人反对，趁大家赏月之际，光着膀子从家里走上闯关东之路。
“父亲是个有远见的人”，闵凡君强调，“当时老家并非穷得过不下去”。他说，嗜读《易经》的父亲喜欢预测世事。闵凡秀说，东北光复初期，父亲观察了国共两党的军队，果断决定：拒收日本鬼子的黑钱，将国民党的白钱变成货物，大胆收共产党的红钱。
在关东的日子，父亲从账房先生干起，几经漂泊，最后与母亲在相对繁荣的商贸小镇孤山子成家。
上个世纪上半叶的动乱局面，没有给父亲宽松的经营环境。除了闹大刀会时家里那场劫难，1944年，伪“满洲国”倒台前夕，因为有人在店里议论日军血洗白家堡子，父亲被抓进大牢，被勒索钱财，耗费他半生心血的“庆元号”杂货铺因此关闭。
小学时回老家，闵凡路的次女闵捷喜欢依偎在奶奶身旁，听她讲述家里的往事。她至今还记得奶奶谈到自己的娘家所在的营口，那是一个很繁华的港口城市，在上世纪20年代就有很多外国人，奶奶经常能听到西洋海军的号角声。
这些仅仅几十年前的家事，被闵捷有意识地拿给儿子看。但在15岁的儿子眼里，这都是传奇一般的前尘往事。
闵捷有一个计划是，趁长辈们身体都还健康，挨个采访他们，把细节搞清楚，比如爷爷是怎么从家里出来的，怎样认识奶奶的。然后去营口等地探访爷爷、奶奶的生活轨迹，写一部以自己家史为题材的纪实小说。
联谊家报
1988年，由闵凡路担任总编辑的《半月谈》杂志已经进入创刊的第八个年头。闵凡路坚持通俗化的办刊方针，除了讨论体制改革、市场物价、责任田承包这样宏大的话题，也触及家庭成分、子女教育、防病治病等民生话题，发行量由最初的29万份上升到500多万份，成为中国最大的刊物。
同一年，征得全家人同意，闵凡林决定将家报更名为《家庭月报》复刊，出版第三期。此前的1985年，他以《家庭信息》为名复刊过一次，因故没能坚持下来。
此时，家里已是四世同堂，总人口达60人。在这期家报的《家庭成员分布示意图》上，闵家人遍布国内11个地方，闵凡路的大女儿闵光已于两年前去美国留学，几个月后，他的二女儿闵捷也将负笈纽约。小妹少玲的丈夫许云龙在通化老家办了停薪留职，帮父亲经营一家电工器材店，短短两三年就发起来。
或是接受采访，或是出国访问，或是电视讲座，或是杂志发行量创纪录，闵凡路的近况是家报里出现得最频繁的。正因此，几年后，闵凡林将家报主编的位置让给家里最有成就的二哥。他希望别人看到家报时，感受到其中的分量。
出版这一期家报，闵凡林没有足够的经验。他把报纸的第一版印在第四版的位置上，母亲的近照和报头印在一起，照片模糊成一团。闵凡林后来无师自通地摸索出将图文分两次套印的办法，解决了图片的质量问题。
为了方便收集信息，家报在各地设置通讯员。凡秀负责北京、南京、蚌埠，凡德负责通化，凡君的儿子祥惠负责柳河、长春，四平归凡芬负责，甚至连山东费县闵家寨老家，也请堂兄闵凡宝作为通讯员。
闵凡林一直试图建立一套保证稿源的规则。除了物质上的激励，他提出不设固定副主编，将当期发稿最多的人列为副主编。甚至提出，每个读者每三个月必须交稿一篇，否则取消其读者资格，停寄家报。
坚持一年多以后，稿源依然频频告急。大家的理由基本一致:消息闭塞、工作太忙。闵凡路和闵凡秀都承认，家人写稿的“惰性”一直是困扰家报的难题。
“你盼报，我盼稿，月月你能盼到我的报，我却盼不到你的稿，没有稿，怎办报？”1989年，闵凡林的抱怨很快变成文字出现在报头上。一年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开始采取一些“报复”措施。1990年6月那期家报，闵凡林用两个版刊登林青霞的照片，由头是女儿闵若实苦等27天，终于盼来林的签名照。11月那期，发展到全部用家庭聚会照片出版。
闵凡林还时刻留意其他家报的存在，并随时将相关消息登在闵家报上。在他目力所及的范围里，1983年创刊的四川泸州何家《家庭小报》，1990年创刊的江西黄家《家庭纪事报》都很成气候。受闵家家报启发，杭州集报爱好者楼时伟办的巴掌大的报纸《家》，甚至跟他们结成了联谊家报。
“家庭树”
家报在2007年又出版了两期。一个原因是闵凡林比较忙，另一个原因是闵捷在百度上建的“闵家报吧”分流了家报的职能，“那里成了年轻人的天下”。
在闵凡林确立的采编体系里，小字辈们只是一个个的被叙述者，他们的动态往往被各家长辈以简讯的形式发出。在长辈的转述中，他们的兴趣爱好、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虽然细微却是趋势性的内容，很少在家报上体现。
年轻一代在即时、互动的虚拟空间里释放出的热情，让闵捷看到了家报延续下去的希望。两个月前，她作为小字辈，试着在“报吧”上召集京津地区的家人聚会，得到其余小字辈的强烈支持。这种热情还感染了长辈们，最终搞成一个16人的大聚会，北京、天津的所有家人都来了。
复刊初期，《相识在纽约》的小说连载，是闵捷对于家报最初的贡献。不过，她对家报上印象最深的文章却是大姑凡秀的《送捷行》。1988年7月，帶着投身新闻的梦想，闵捷赴美国攻读新闻硕士。来送行的大姑与她亲昵地“同床夜话”，并用文字记录下临别前夜的细节。她承认，海外求学的孤寂岁月里，如期而至的家报减缓了她对家人的想念。
在第三代人当中，闵捷是第一个明确表示如果有需要，自己愿意接手办家报的人。办报对于闵捷而言，曾是一种兴趣，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北师大读书时，她就主编了校内第一张学生报纸《摇篮》；现在就职于新华社的她，以办报为职业——给海外的华文报纸做专版。
即便网络盛行，她仍然不认为纸质家报可以被代替。毕竟长辈们习惯于有张报纸拿在手上读。而且，“约的稿子一般都会精心写，不比在网上发帖子”。
最理想的状况，闵捷说，是建立一个家报的网站。她的设想是，先做个模版，不但可以节省做版的时间，而且印刷完纸质家报，还可以做成电子报上传到网站上。
闵捷更大的设想是针对内容的。首先是“把亲情的概念做得更大”，吸收比现在更多的辅系及其至亲。“这棵数已经长大，有了很多枝节”。
她打算把给长辈看的内容与给小字辈看的内容分开，做成不同的版面，在属于小字辈的版面上，可以增加旅行、自驾游等内容。闵捷认为，在小众时代，家报内部也不必是铁板一块，可以按俱乐部的思路，尝试组成“以亲情为纽带的小众团体”。她喜欢打网球，堂妹李立群也在学打网球。最近她正酝酿约几个家人一起去练球，一起去旅行。
小时候看《红楼梦》，闵捷很喜欢分析里面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只是那时不知道“家庭树”这个概念。在美国留学期间，闵捷在课堂上画自己的家庭树，枝繁叶茂的脉络撑满了一张纸，让她有种莫名的自豪感。
“我们家是活着的家庭树，一个动态的社会学样本。”她说。闵捷倾向于把这种自豪归结为人固有的一种寻根意识，“可能人都有弄清自己从哪里来的需要吧。”
每月25日按时出版的《家庭月报》，是天各一方的闵家九兄妹每月一次的守候，直到1995年后改成双月刊、季刊。二妹凡芬来信说，家报邮到时，正在吃饭的一家人抢成一团，最后只能由丈夫逐字念完。大哥凡君喜欢将家报挂在墙上。最高兴的是老母亲，没上过学的她不懂就问，全凭自学居然也能勉强看懂家报。
闵氏家报的执行主编，是闵家老四闵凡林，已经69岁，曾在天津一所高中任副校长。最近多少有些惆怅，因为三妹凡英的丈夫宋明德不久前去世了。
“他是我们这代人里第一个走的。”闵凡林说。作为家报主编，他得打起精神，征集悼文。上一次征集悼文是2003年。那一年，91歲的母亲在通化老家病逝。大姐闵凡秀撰写了整版的回忆文字，《家庭月报》出版了“悼母特刊”。
九兄妹加上各自的配偶，这一代共有18人。宋明德这一走，不仅意味着人数少了一个，还无情地提醒着大家，一代人开始谢幕。
坚持出版了74期、“发行量”始终在30份左右，1958年创刊的闵家报，比闵家大多数成员的年龄还要大。多年来，全家80多人的大事小情、升学就业、婚丧嫁娶的信息交流，都靠这份16开的小报维系。用一位“读者”的话说，“家报是我们闵家的望远镜。”
九兄妹
计划在春节前后出版第75期家报，一进入寒假，闵凡林就开始筹划内容了：最近京津的家人聚了一次，可以刊发几张聚会照片；给五弟凡德打个电话，问问通化老家的近况，可以发一组简讯；大姐凡秀的专栏《家的回忆录》有日子没写了，这期可以写一篇。
闵凡秀是九兄妹中的老三，四姐妹中的老大，长期待在母亲身边，对家史比较了解，又爱好文学，勤于写作，她的《家的回忆录》系列是家报最受欢迎的栏目。
这一代人最珍贵的回忆，会不约而同地指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孤山镇。
孤山镇，是吉林通化柳河县境内的一个小镇，南面横亘着长白山余脉。近千户人家的商贸小镇，却有烧锅(酒厂)、油坊、制米所、戏园、照相馆、浴池、诊所、兽医庄，甚至妓院、道德会。
1932年阴历六月，与未来的八个弟妹一样，老大闵凡君出生在孙富大院租来的一间茅草房里。他出生前一个月，大刀会闯进孤山子，父亲和即将生产的母亲逃难，将全部的钱藏在桥下的干河沟，张作霖的奉军赶走大刀会，逃难人群取较近的山路回来，那些钱被白白丢掉。
老二闵凡路幸运得多。他出生时，父亲找人给批的八字是“五子登科满堂红”。多年以后，他成为新华社副总编辑。
闵凡君不认为这是个巧合。1946年，“伪满洲国”刚倒台，孤山镇成为国共内战的阵地，学校已停课，父亲请来一位山东老乡张先生教他和小他两岁的凡路读书。凡君记得，一篇古文，凡路读不了几遍就能轻松背诵。不到半年时间，《古文观止》里的文章，他能背下四五十篇。闵凡路也承认，那段日子为他日后从事新闻工作，打下了底子。
在老二闵凡路眼里，大哥是横在他前面的一座山。他记得一年冬天跟哥哥去砍柴，走到半路，他的脚被乌拉(保暖的鞋)磨破，难以走路，哭了起来。哥哥拿出荞面饼给他吃，说不去了。然后让他坐在耙犁上，冒着刺骨的寒风，拉他回家。大哥六十寿辰，闵凡路给他的祝寿诗里，有一句是“家道多艰赖长子”。
张先生教大哥、二哥读书时，老三凡秀和老四凡林也会跟着念。那时凡秀10岁，凡林7岁。
凡林小时候比较调皮，是小同学里的孩子王。闵凡路评价是“心气高”。闵凡林，为这个家庭的教育起了很大作用。老五凡芬、老六凡英、老七凡新、老八凡德和小妹少玲，读书遇到困难，总是由他设法解决。文革期间，闵凡新、赵淑英夫妇在当地下乡，母亲安慰满身泥土的他们，“你大哥、三哥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俩抽上来”。
闵家的九兄妹里，有八位通过各种途径完成大学教育。闵凡路说，这应该是家报生存的一个文化基础。
父亲闵庆章，在九兄妹的印象里是个宽厚、重管教、有远见的商人形象。闵凡路回忆，父亲常带着他们走在小镇的大街上，带男孩子去澡堂，到小饭馆喝羊汤，夜晚摸黑讲故事，除夕夜去门外十字路口烧纸接财神。“他还喜欢观看我们与邻家小伙伴玩耍。”
每到夜里，在孤山子孙富大院那间租来的草房，父亲总会在昏黄的烛光中给他们讲述早年的经历。
一些传统的伦理故事是父亲的晚间“故事会”里的保留节目，尤其是闵家始祖闵子骞的孝行故事，被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述。闵凡路还记得，家里的墙壁上挂着“羊羔跪乳、乌鸦反哺”之类的字幅，以及各种大红剪纸。
“门文月报社”
这一家人的命运，因父亲在1954年死于肺结核而改变。
闵凡芬记得，那会儿自己只能穿草鞋和空心的棉袄、棉裤。即便到了1964年，家里每天吃的都是玉米糊糊，每人每顿只能分到很小的一个窝头，根本没有菜。她也险些因贫辍学，还是闵凡林及时制止了。闵凡林说，以他为界，下面的弟妹体质都不如哥姐。
1955年，为了方便几个弟妹上学，由闵凡林做主，把家从没有中学的孤山镇，搬到教育条件更好的通化市区。一家人在通化市沿江路101号租了一间逼仄的屋子。
在闵凡秀的记忆中，1958年过年那天天气很好。中午，22岁的她出去贴春联，还能看到太阳。晚上吃年夜饭，屋外才飘起小雪。九兄妹十分难得地一齐挤在炕上，一边等着吃年饭，一边聊着家常。
对于这个曾经小康、又因父亲的去世而致贫的家庭来说，1958年是个好年份。九兄妹里，已有近一半的人能拿工资了。凡君因为家境贫困，只读了一年中学， 1948年就在镇上当起老师养家。凡秀在1953年考进通化市矿物局。凡路于1957年大学毕业进入新华社工作。19岁的凡林也刚在离通化不远的二道江当起小学老师。
按闵凡路的说法，为了“保他”读完大学，当时已在上大学的凡秀，在母亲和大哥的规劝下，选择退学参加工作。多年以后，母亲总是叹息，如果当年凡秀不是无奈退学，她的出息肯定比现在大。
汇款单成为这个家庭的经济命脉。以在通化租下的住处为轴心，在外工作的人每个月将2/3的工资寄回养家。随汇款而至的，是一封简短的家信。回信成为凡林无可推卸的义务。他想了一个“偷懒”的办法：利用在学校工作的便利，找来钢板和油纸，把家里的消息做成一份类似报纸的东西，印好再寄回去。“这应该是家报的雏形。”闵凡秀说。
话题逐渐集中到这份既非信也非报的印刷品上来。从事新闻工作的闵凡路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办一份家报？”他的提议得到全家人赞同。闵凡林自然地成为具体负责人。
3月，第一张单面油印在道林纸上的家报《门文月报》出版，“门文”为“闵”的拆分。四个印着“门文月报社”的信封，从凡林工作的二道江分别寄至沈阳、北京、通化和浑江。按照那时的惯例，邮寄印刷品的信封都剪去一个角。
虽然报纸已经不存在，但闵凡林还记得这期的内容，无非介绍些家里的近况：上学的几个弟妹学习很努力，母亲在幼儿园找了份带孩子的临时工作。此外，就是讨论怎样处理父亲去世后留下的一笔600元的债务，以及回忆春节期间九兄妹这次难得的团聚。从那以后，九兄妹的第二次聚齐已是2003年——母亲去世的那年。
在随汇款寄回的家信里，闵凡路没有提新华社当时的一些异动：
1957年9月30日，国会街26号，闵凡路第一次踏入新华社那栋灰色的四层工字楼。学俄文的他被分到翻译部的俄文组，负责翻译塔斯社的新闻和参考。在翻译部每天下午的批判会中，董乐山等人成为部里的批判对象。
这些内容不会在家报上反映，但时代却划出一条无形的细线，将二者联系在一起。
《门文月报》寄出半月，闵凡林就接到大哥从沈阳的信，让他不要办了。原因是，这个名目可疑的“门文月报社”引起了他一位同学的警觉。
“你们有刊号吗？”那位同学问道。
1963年，闵凡君单位的外调人员向闵凡林了解此事，闵凡林写了一份说明材料。他“无辜的兄长”一直背负着这个历史疑点。直到1979年清理档案，说明材料才从档案里清除，闵凡君才得以入党。
一个家庭的前史
闵凡路曾在1999年回到山东费县闵家寨——父亲自20年代出来就“故园三千梦难回”的那个老家。在家庙里，他看到了自始祖闵子骞而下，直到爷爷那一辈的族谱，他所属的“繁”字辈是第74代。闵子骞是孔门七十二贤人中的“孝贤”。
在闵凡秀的回忆里，这个家庭的故事开始于一个中秋之夜。上世纪20年代的山东，军阀混战，水旱虫匪成灾。不满足于在家种地的父亲不顾家人反对，趁大家赏月之际，光着膀子从家里走上闯关东之路。
“父亲是个有远见的人”，闵凡君强调，“当时老家并非穷得过不下去”。他说，嗜读《易经》的父亲喜欢预测世事。闵凡秀说，东北光复初期，父亲观察了国共两党的军队，果断决定：拒收日本鬼子的黑钱，将国民党的白钱变成货物，大胆收共产党的红钱。
在关东的日子，父亲从账房先生干起，几经漂泊，最后与母亲在相对繁荣的商贸小镇孤山子成家。
上个世纪上半叶的动乱局面，没有给父亲宽松的经营环境。除了闹大刀会时家里那场劫难，1944年，伪“满洲国”倒台前夕，因为有人在店里议论日军血洗白家堡子，父亲被抓进大牢，被勒索钱财，耗费他半生心血的“庆元号”杂货铺因此关闭。
小学时回老家，闵凡路的次女闵捷喜欢依偎在奶奶身旁，听她讲述家里的往事。她至今还记得奶奶谈到自己的娘家所在的营口，那是一个很繁华的港口城市，在上世纪20年代就有很多外国人，奶奶经常能听到西洋海军的号角声。
这些仅仅几十年前的家事，被闵捷有意识地拿给儿子看。但在15岁的儿子眼里，这都是传奇一般的前尘往事。
闵捷有一个计划是，趁长辈们身体都还健康，挨个采访他们，把细节搞清楚，比如爷爷是怎么从家里出来的，怎样认识奶奶的。然后去营口等地探访爷爷、奶奶的生活轨迹，写一部以自己家史为题材的纪实小说。
联谊家报
1988年，由闵凡路担任总编辑的《半月谈》杂志已经进入创刊的第八个年头。闵凡路坚持通俗化的办刊方针，除了讨论体制改革、市场物价、责任田承包这样宏大的话题，也触及家庭成分、子女教育、防病治病等民生话题，发行量由最初的29万份上升到500多万份，成为中国最大的刊物。
同一年，征得全家人同意，闵凡林决定将家报更名为《家庭月报》复刊，出版第三期。此前的1985年，他以《家庭信息》为名复刊过一次，因故没能坚持下来。
此时，家里已是四世同堂，总人口达60人。在这期家报的《家庭成员分布示意图》上，闵家人遍布国内11个地方，闵凡路的大女儿闵光已于两年前去美国留学，几个月后，他的二女儿闵捷也将负笈纽约。小妹少玲的丈夫许云龙在通化老家办了停薪留职，帮父亲经营一家电工器材店，短短两三年就发起来。
或是接受采访，或是出国访问，或是电视讲座，或是杂志发行量创纪录，闵凡路的近况是家报里出现得最频繁的。正因此，几年后，闵凡林将家报主编的位置让给家里最有成就的二哥。他希望别人看到家报时，感受到其中的分量。
出版这一期家报，闵凡林没有足够的经验。他把报纸的第一版印在第四版的位置上，母亲的近照和报头印在一起，照片模糊成一团。闵凡林后来无师自通地摸索出将图文分两次套印的办法，解决了图片的质量问题。
为了方便收集信息，家报在各地设置通讯员。凡秀负责北京、南京、蚌埠，凡德负责通化，凡君的儿子祥惠负责柳河、长春，四平归凡芬负责，甚至连山东费县闵家寨老家，也请堂兄闵凡宝作为通讯员。
闵凡林一直试图建立一套保证稿源的规则。除了物质上的激励，他提出不设固定副主编，将当期发稿最多的人列为副主编。甚至提出，每个读者每三个月必须交稿一篇，否则取消其读者资格，停寄家报。
坚持一年多以后，稿源依然频频告急。大家的理由基本一致:消息闭塞、工作太忙。闵凡路和闵凡秀都承认，家人写稿的“惰性”一直是困扰家报的难题。
“你盼报，我盼稿，月月你能盼到我的报，我却盼不到你的稿，没有稿，怎办报？”1989年，闵凡林的抱怨很快变成文字出现在报头上。一年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开始采取一些“报复”措施。1990年6月那期家报，闵凡林用两个版刊登林青霞的照片，由头是女儿闵若实苦等27天，终于盼来林的签名照。11月那期，发展到全部用家庭聚会照片出版。
闵凡林还时刻留意其他家报的存在，并随时将相关消息登在闵家报上。在他目力所及的范围里，1983年创刊的四川泸州何家《家庭小报》，1990年创刊的江西黄家《家庭纪事报》都很成气候。受闵家家报启发，杭州集报爱好者楼时伟办的巴掌大的报纸《家》，甚至跟他们结成了联谊家报。
“家庭树”
家报在2007年又出版了两期。一个原因是闵凡林比较忙，另一个原因是闵捷在百度上建的“闵家报吧”分流了家报的职能，“那里成了年轻人的天下”。
在闵凡林确立的采编体系里，小字辈们只是一个个的被叙述者，他们的动态往往被各家长辈以简讯的形式发出。在长辈的转述中，他们的兴趣爱好、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虽然细微却是趋势性的内容，很少在家报上体现。
年轻一代在即时、互动的虚拟空间里释放出的热情，让闵捷看到了家报延续下去的希望。两个月前，她作为小字辈，试着在“报吧”上召集京津地区的家人聚会，得到其余小字辈的强烈支持。这种热情还感染了长辈们，最终搞成一个16人的大聚会，北京、天津的所有家人都来了。
复刊初期，《相识在纽约》的小说连载，是闵捷对于家报最初的贡献。不过，她对家报上印象最深的文章却是大姑凡秀的《送捷行》。1988年7月，帶着投身新闻的梦想，闵捷赴美国攻读新闻硕士。来送行的大姑与她亲昵地“同床夜话”，并用文字记录下临别前夜的细节。她承认，海外求学的孤寂岁月里，如期而至的家报减缓了她对家人的想念。
在第三代人当中，闵捷是第一个明确表示如果有需要，自己愿意接手办家报的人。办报对于闵捷而言，曾是一种兴趣，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北师大读书时，她就主编了校内第一张学生报纸《摇篮》；现在就职于新华社的她，以办报为职业——给海外的华文报纸做专版。
即便网络盛行，她仍然不认为纸质家报可以被代替。毕竟长辈们习惯于有张报纸拿在手上读。而且，“约的稿子一般都会精心写，不比在网上发帖子”。
最理想的状况，闵捷说，是建立一个家报的网站。她的设想是，先做个模版，不但可以节省做版的时间，而且印刷完纸质家报，还可以做成电子报上传到网站上。
闵捷更大的设想是针对内容的。首先是“把亲情的概念做得更大”，吸收比现在更多的辅系及其至亲。“这棵数已经长大，有了很多枝节”。
她打算把给长辈看的内容与给小字辈看的内容分开，做成不同的版面，在属于小字辈的版面上，可以增加旅行、自驾游等内容。闵捷认为，在小众时代，家报内部也不必是铁板一块，可以按俱乐部的思路，尝试组成“以亲情为纽带的小众团体”。她喜欢打网球，堂妹李立群也在学打网球。最近她正酝酿约几个家人一起去练球，一起去旅行。
小时候看《红楼梦》，闵捷很喜欢分析里面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只是那时不知道“家庭树”这个概念。在美国留学期间，闵捷在课堂上画自己的家庭树，枝繁叶茂的脉络撑满了一张纸，让她有种莫名的自豪感。
“我们家是活着的家庭树，一个动态的社会学样本。”她说。闵捷倾向于把这种自豪归结为人固有的一种寻根意识，“可能人都有弄清自己从哪里来的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