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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活北京”之称的历史地理学泰斗侯仁之，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被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誉为“中国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同时，他也是中国“申遗第一人”。如果少了他的敏锐和果敢，我们或许要在“申遗”的路上徘徊更久。
1980年的春天，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距离上次漂洋过海去异国求学，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新鲜的信息、新锐的思想扑面而来，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让侯仁之为之振奋。兴奋之余，他没忘了这次出国还要完成学校交给他的一项重大任务——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烈请求，为该校带去两块中国城砖。
城砖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罕物。20世纪60年代北京修地铁，把城墙基本上全都拆了，那些城砖有的被用去修防空洞，有的散落到民间，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
一番精挑细选，北京大学选定了两块带字城砖，总重近50公斤。这么重，不便携带，在那时只能海运，而海运的时间较长，一般要一两个月。正好这时候侯仁之接到匹兹堡大学的邀请，北大就请他先将两块城砖的照片和文字拓片带去，并由他代表北大赠送给对方。
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再平常不过的城砖，为什么会引起对方那么强烈的兴趣？
到了匹兹堡大学，他被领进一间布置得很“中国”的教室，红木桌椅、高悬的孔子像，古色古香，一切元素都来自神秘的东方。原来，这所大学有18间以国家命名的教室，这问就是其中的“中国教室”。匹兹堡大学原打算将两块城砖镶嵌在这问教室的墙壁上，但知道城砖上有字后，他们决定将城砖放在图书馆公开展览，并舉行了隆重的赠送仪式。
国人视同弃物的旧砖头，却被外人视为宝物，这令侯仁之感慨万分，“我们还有无数更为珍贵的东西，尚未得到如此的重视与爱惜”。
两块城砖，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在美国考察期间，侯仁之结识了很多学者，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198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他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此时，这个公约诞生已有12个年头了，但国内几乎还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很多外国朋友疑惑不解，中国历史那么悠久，又有着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址和著名的风景胜地，为什么不参加这个公约？学者的责任感，让第一次接触“申遗”的侯仁之久久不能释怀，“这是一件大事，我国不但应当引进有利于建设物质文明的各种技术、设备和资金，而且也应该积极参加有益于世界人民精神文明的国际文化科学活动”。
回国后，侯仁之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具体介绍了有关“世界遗产公约”的情况，明确提出：“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提案写好后，侯仁之征得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位政协委员的同意且联合签名，在1985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获通过。
当年12月12日，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1987年12月，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十一届全体会议上，中国的故宫博物院等6处文化与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9年10月29日，中国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成为世界上第89个加入该组织的成员国。
1980年的春天，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距离上次漂洋过海去异国求学，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新鲜的信息、新锐的思想扑面而来，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让侯仁之为之振奋。兴奋之余，他没忘了这次出国还要完成学校交给他的一项重大任务——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烈请求，为该校带去两块中国城砖。
城砖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罕物。20世纪60年代北京修地铁，把城墙基本上全都拆了，那些城砖有的被用去修防空洞，有的散落到民间，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
一番精挑细选，北京大学选定了两块带字城砖，总重近50公斤。这么重，不便携带，在那时只能海运，而海运的时间较长，一般要一两个月。正好这时候侯仁之接到匹兹堡大学的邀请，北大就请他先将两块城砖的照片和文字拓片带去，并由他代表北大赠送给对方。
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再平常不过的城砖，为什么会引起对方那么强烈的兴趣？
到了匹兹堡大学，他被领进一间布置得很“中国”的教室，红木桌椅、高悬的孔子像，古色古香，一切元素都来自神秘的东方。原来，这所大学有18间以国家命名的教室，这问就是其中的“中国教室”。匹兹堡大学原打算将两块城砖镶嵌在这问教室的墙壁上，但知道城砖上有字后，他们决定将城砖放在图书馆公开展览，并舉行了隆重的赠送仪式。
国人视同弃物的旧砖头，却被外人视为宝物，这令侯仁之感慨万分，“我们还有无数更为珍贵的东西，尚未得到如此的重视与爱惜”。
两块城砖，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在美国考察期间，侯仁之结识了很多学者，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198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他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此时，这个公约诞生已有12个年头了，但国内几乎还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很多外国朋友疑惑不解，中国历史那么悠久，又有着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址和著名的风景胜地，为什么不参加这个公约？学者的责任感，让第一次接触“申遗”的侯仁之久久不能释怀，“这是一件大事，我国不但应当引进有利于建设物质文明的各种技术、设备和资金，而且也应该积极参加有益于世界人民精神文明的国际文化科学活动”。
回国后，侯仁之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具体介绍了有关“世界遗产公约”的情况，明确提出：“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提案写好后，侯仁之征得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位政协委员的同意且联合签名，在1985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获通过。
当年12月12日，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1987年12月，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十一届全体会议上，中国的故宫博物院等6处文化与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9年10月29日，中国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成为世界上第89个加入该组织的成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