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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先生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所谓科研过分量化,“就是规定从讲师升为副教授,你要生多少个蛋;从副教授升为教授,又要生多少个蛋。还规定这几个蛋要生在什么地方,比如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什么的。天天都在那儿数蛋”。故而他同意一种说法:过分量化管理把高校及科研院所变成了“养鸡场”。易中天先生还表示,对这种“数蛋”式考核,我的态度是:滚你的蛋!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所谓管理和量化考核被照搬照抄到学术界。论文和专著数量,成了学术成果考核评价主要依据,并与每个人利益挂钩。对个人来说,“生多少蛋”直接涉及职称晋升、科研经费;对单位和各级领导,“生多少蛋”则意味着政绩和升迁。如同高考对于考生是指挥棒一样,科研考核评价机制对于科研人员也是指挥棒。故而多搞些论文,自然成了高校教师及科技人员“头等大事”。至于这个“蛋”是否有质量,是否有价值,都无关紧要。
在中国科协人才和调查宣选工作会议上,“嫦娥之父”欧阳自远院士说,“科学家有责任做好科普工作,这个责任,并不亚于自己做科学研究工作”。然而,一个现实问题是:“科普半年不如论文一篇”。在大部分科研机构,科普成果还被排斥在职称评定、任用提拔考查指标之外,逼得很多科研工作者不愿搞科普,导致我国科普人才队伍整体匮乏,并直接影响着提升国民科学素养。科普半年不如论文一篇的现象,不过是科研考核过度量化倾向中一种表现罢了。从很多科研工作者被逼得不愿搞科普,我们又不难看出,尽管许多科研人员对以“生蛋多少论英雄”不满,但也很少有人真敢对过分量化考核说“滚你的蛋”。一个严酷事实是,你不按规定“生蛋”,弄不好自己就得滚蛋。
应该说,量化考核有其必要性。科学评价往往要以定量为基础,它使考核评价有了客观标准,有利于“公平公正”。从实践看,由于推行量化考核,改变了科研管理随意、松散状态,其奖勤罚懒作用也促进了科研工作。但什么事都怕极端,一极端则难免出偏差。比如把科研考核量化评价变成了“数字一刀切”,变成了“刊物级别一刀切”,省事是省事了,但也扭曲了学术发展规律,助长了学术功利主义,使学风日益浮躁,学术垃圾泛滥成灾,并滋生了剽窃抄袭等大量学术腐败现象,伤害了自主创新。诚如有些高校教师感叹:现在老师们压力都很大,每天为完成考核东拼西凑写文章、编书,制造大量“知识垃圾”,还要走关系、托门路发表,都快赶上“卖假药”了。
高校也好,科研院所也好,都是重要学术机构,而不是“养鸡场”。一只鸡绩效如何,数数这只鸡生了多少蛋即可;看科研人员绩效如何,就不能简单以生“蛋”多少论了。科学研究志在求真,以揭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奥秘;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要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科学研究是一种“壮丽探险”,随时可能遭遇失败。这些特点决定了科学研究往往需要长时间积累,需要反复实验,需要不断从失败中寻找成功之路,这也决定了科研考核不能成为“数蛋游戏”。在科研领域,一个科研工作者一辈子能做出一两个突出成果已很不容易,但在“数蛋游戏”规则下,你不得不以最快时间出成果,结果便是不得不尽干“小儿科”之事。我国科研领域稀有重大成果问世,八成与此直接相关。再如学术文章质量本和刊物“级别”没多大关系,但在“数蛋游戏”规则下,刊物“级别”竟和学术论文质量划上了等号,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因破解国际数学界百年未破重大难题——庞加莱猜想,中山大学教授朱熹平名扬天下。在谈到成功经验时朱熹平说:我和我的团队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与失望,“我已经把失败看成常态,把成功当做偶然”。朱熹平能心安理得地“把失败看成常态”,则在于中山大学为基础研究营造了宽松学术环境。中山大学也要对教师进行量化考核,但绝不搞“一刀切”。为了“给天才以空间”,尊重差异,尊重学术规律,对那些需要长期潜心研究才能出成果的领域,对“不叫他干活他也会努力干活”且已取得突出成就者,就不以量化标准来激励。朱熹平教授为破解庞加莱猜想,就有5年几乎没有发表论文。中山大学这种对待科研量化的做法,不是很值得大家一学吗?□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评论部)
责任编辑:张功杭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所谓管理和量化考核被照搬照抄到学术界。论文和专著数量,成了学术成果考核评价主要依据,并与每个人利益挂钩。对个人来说,“生多少蛋”直接涉及职称晋升、科研经费;对单位和各级领导,“生多少蛋”则意味着政绩和升迁。如同高考对于考生是指挥棒一样,科研考核评价机制对于科研人员也是指挥棒。故而多搞些论文,自然成了高校教师及科技人员“头等大事”。至于这个“蛋”是否有质量,是否有价值,都无关紧要。
在中国科协人才和调查宣选工作会议上,“嫦娥之父”欧阳自远院士说,“科学家有责任做好科普工作,这个责任,并不亚于自己做科学研究工作”。然而,一个现实问题是:“科普半年不如论文一篇”。在大部分科研机构,科普成果还被排斥在职称评定、任用提拔考查指标之外,逼得很多科研工作者不愿搞科普,导致我国科普人才队伍整体匮乏,并直接影响着提升国民科学素养。科普半年不如论文一篇的现象,不过是科研考核过度量化倾向中一种表现罢了。从很多科研工作者被逼得不愿搞科普,我们又不难看出,尽管许多科研人员对以“生蛋多少论英雄”不满,但也很少有人真敢对过分量化考核说“滚你的蛋”。一个严酷事实是,你不按规定“生蛋”,弄不好自己就得滚蛋。
应该说,量化考核有其必要性。科学评价往往要以定量为基础,它使考核评价有了客观标准,有利于“公平公正”。从实践看,由于推行量化考核,改变了科研管理随意、松散状态,其奖勤罚懒作用也促进了科研工作。但什么事都怕极端,一极端则难免出偏差。比如把科研考核量化评价变成了“数字一刀切”,变成了“刊物级别一刀切”,省事是省事了,但也扭曲了学术发展规律,助长了学术功利主义,使学风日益浮躁,学术垃圾泛滥成灾,并滋生了剽窃抄袭等大量学术腐败现象,伤害了自主创新。诚如有些高校教师感叹:现在老师们压力都很大,每天为完成考核东拼西凑写文章、编书,制造大量“知识垃圾”,还要走关系、托门路发表,都快赶上“卖假药”了。
高校也好,科研院所也好,都是重要学术机构,而不是“养鸡场”。一只鸡绩效如何,数数这只鸡生了多少蛋即可;看科研人员绩效如何,就不能简单以生“蛋”多少论了。科学研究志在求真,以揭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奥秘;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要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科学研究是一种“壮丽探险”,随时可能遭遇失败。这些特点决定了科学研究往往需要长时间积累,需要反复实验,需要不断从失败中寻找成功之路,这也决定了科研考核不能成为“数蛋游戏”。在科研领域,一个科研工作者一辈子能做出一两个突出成果已很不容易,但在“数蛋游戏”规则下,你不得不以最快时间出成果,结果便是不得不尽干“小儿科”之事。我国科研领域稀有重大成果问世,八成与此直接相关。再如学术文章质量本和刊物“级别”没多大关系,但在“数蛋游戏”规则下,刊物“级别”竟和学术论文质量划上了等号,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因破解国际数学界百年未破重大难题——庞加莱猜想,中山大学教授朱熹平名扬天下。在谈到成功经验时朱熹平说:我和我的团队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与失望,“我已经把失败看成常态,把成功当做偶然”。朱熹平能心安理得地“把失败看成常态”,则在于中山大学为基础研究营造了宽松学术环境。中山大学也要对教师进行量化考核,但绝不搞“一刀切”。为了“给天才以空间”,尊重差异,尊重学术规律,对那些需要长期潜心研究才能出成果的领域,对“不叫他干活他也会努力干活”且已取得突出成就者,就不以量化标准来激励。朱熹平教授为破解庞加莱猜想,就有5年几乎没有发表论文。中山大学这种对待科研量化的做法,不是很值得大家一学吗?□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评论部)
责任编辑:张功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