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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中生涯再过几个月就要结束了。
跳上熟悉的公交车，马路两边的景致熟稔得我闭上眼睛都可以画出来。当然，每天也会有些变化：比如，兰州拉面馆的老板娘可能坐在店铺门口看匆匆经过的不同面孔，也可能倚着门框和熟人断断续续地说着家长里短，而一旁的快餐店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包子铺。
每个周五傍晚，我都将经历一场甜蜜的灾难。我要穿过最繁忙的街道，去一个本地人未必知道的长途汽车站买票乘车回家。
傍晚的公交车永远像个肚子滚圆步履蹒跚的胖子，从外面看，它鼓得像是要炸开来。好多次上车时，我觉得人太多太挤，正犹豫是否要等下一班车时，后面的人已经把我推了上去：“哎呀，你快一点好不好？”
站在公交车里，什么样的念头都会冒出来，什么样的念头都会被瞬间捻灭。在这里你什么都可以想，可你想什么都多余。在这里，我的肩膀抵住他的手臂，她的手绕过我的脖子去握扶栏。我小心翼翼地避开周围汗津津的男人，他们却一脸无辜地朝我瞪眼睛。
大多时候我是没有座位的，偶尔有了座位也不一定是好事。老人提着菜篮子站到了我面前，而我背着重得下垂的书包拖着旅行箱，实在不愿意站起来，但车厢里的人已向我投来复杂的目光——混着鄙夷、好奇、幸灾乐祸，我自认刀枪不入，却敌不过周围人无声的谴责。最后，我认命地站起来，扯出漂亮的笑容对老人说：“您坐。”
我起身后，人们的目光变得更微妙了。我抓紧了扶栏，也在一瞬间挺起了背脊。到下一站了，又一波乘客涌上来，司机喊着“往里走往里走”，我默然移动几步又停下，因为书包太大箱子太沉，行动实在不便，于是我挡在了中间，在人群里闭上眼睛，任凭人们从身边挤过。
穿过市中心的繁华地段，车子就变得轻盈起来，步履也快了。马路两旁多是些小店，名字直白得很，有丽达湘菜馆、芳芳理发店……陈彪的五金店生意最好，因为就在红绿灯附近的转角上。
这路车的终点站是火车站，车上总有提着蛇皮袋的黝黑男人，也有拎着布袋子、把钱包放在衣袋里的老太太。距终点站越来越近，有的人越来越活跃，有的则更沉默了。
车上总有人扯着嗓子跟边上的人讲家乡的新鲜事，也有上了年纪的人低声给自己的孩子打电话，不断地说“不用送”“待不惯了要回家”，说完挂了电话，把头靠在椅背上。还有人握着手机温柔地跟对方讲“我马上就回来”，更有人对着手机屏幕和亲人告别，不停地抹眼泪。
终于到站了，匆忙下车。
去长途汽车站要经过一条不长的街。
街两旁什么店都有，但最多的还是水果摊和小吃摊。
水果摊上，杨梅陈列在最前面，瞥一眼都嫌酸，樱桃还没熟透，仍沾着枝叶的气息，香蕉倒是熟透了，黄皮上有黑点，老板指着它用很内行的口吻向我介绍：“就是这种快烂了的才好吃嘛！”
再前面就是凉皮摊了，摊上的食材一看就知道是不新鲜的。但在这里，新鲜是个笑话，没有人会不识趣地问一句“干净吗”，老板也从不废话，毫不忌讳地用刚拿过钱的手去捏一把香菜撒在碗里刚拌好的凉皮上。
凉皮摊旁是烧烤摊。羊肉、牛肉、鸡肉一溜地排在铁架上，诱惑着身心俱疲的旅客。老板娘动作极为利索，无论是撒胡椒粉还是涂甜酱辣酱，都能在两分钟内搞定。摊子的挂牌上印着“西北烤肉串”，我心里清楚，那肉可能不新鲜，摊主定非来自大漠，但并不计较。被骗得太多了，何必跟个烧烤摊过不去？
有些摊子则是按时令转换内容的，比如冬天卖糖炒栗子，夏天则售现切菠萝。从小到大，父母的警告让我对烧烤和凉粉敬而远之，却躲不开栗子的温柔攻击。很多个冬天的黄昏，我剥着板栗靠在椅背上等车子出发，凭借那点余热焐暖原先冻得僵硬的手。
走完这条窄窄的街，就到了车站。司机和售票员一同招呼着：“绍兴，绍兴！”刚读高一时，我会小跑进站台，用有些颤抖的声音说：“一个，绍兴。”随着对司机和售票员认知的加深，我越来越沉着。这不仅体现在买车票的过程中，也体现在等待车开的时候。刚开始坐这班车时，我总是不停地催促司机快点开，却只收获其他乘客的冷眼和司机的一长串诉苦。后来才知道，车是公司的，卖票收益却和司机及售票员的收入挂钩，于是司机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视时间表为无物，不坐满人就誓不开车。两年半过去了，如今我总算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现状了，一上车便戴上耳麦把手机里音乐的音量调响，让其盖过司机的吆喝声，然后蒙头大睡。
一旦启动，车子便飞速行驶了。
出了市区，道路两旁的建筑一下就变矮了，一眼就能看出大多是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四层高的“国际大酒店”门前冷冷清清，让人不禁想起钱钟书笔下的那个“欧亚大旅社”，边上补胎的小店倒是生意兴隆。路上的行人很少，而且看似非常悠闲。这一带曾经商业发达、市场兴旺，却不知何故突然变得萧条，只留给当地居民讲究的生活习惯和挑剔的眼光。
每一次归途中，我最喜爱乘长途车的那一段时间。我很享受那种漫长的，只是为了等待到达什么地方的时光。
终于到收费站了，我从书包里摸出手机给妈妈打电话，让她来车站接我。离家越来越近了，我不断地转过头去看窗外，有没有一处是我陌生的景物？宋之问说“近乡情更怯”，大抵是我走得还不够远，年纪又尚小，所以全然没有这些复杂的情感。我胸中涌起的，只是对故乡最简单也最坦白的爱。
这是我的故乡——虽然它时常被宣传为“旅游城市”，但旅游资源实在匮乏，知道的人也少，甚至不少当地特产被批评不够卫生……但仅凭一句“这是我的故乡”，便让我没法不喜欢它。
我一下大巴，就发现街道两旁新建了绿化带，而香樟树再一次用那难以察觉的香气拥抱了我。
然后，我看到了自家的汽车，奔过去打开车门，一把抱住等我已久的妈妈。
——我到家了。
有一味中药，唤为当归。我不知当归究竟能治什么病，也没兴趣去查，只是觉得最美好的病大抵是相思病，而思乡之苦，极其难耐。于是想象几百年前，一个中医用一味药材纾解了一个落魄书生的羁旅愁肠，那药材从此便被唤为“当归”。
突然想起，吴越王所言的那句美得过分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许多年前，他也许正站在我伫立的土地上，朝着心上人所在的方向，远远眺望。那诗意带着惆怅，那惆怅满是诗意。
我总会被那些“生活在别处”的说法所打动。我一直希望去比远方更远的地方，但我会像候鸟，总在落花时节，悄悄地回到属于我的故乡，因为那儿有我一生的解药。
跳上熟悉的公交车，马路两边的景致熟稔得我闭上眼睛都可以画出来。当然，每天也会有些变化：比如，兰州拉面馆的老板娘可能坐在店铺门口看匆匆经过的不同面孔，也可能倚着门框和熟人断断续续地说着家长里短，而一旁的快餐店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包子铺。
每个周五傍晚，我都将经历一场甜蜜的灾难。我要穿过最繁忙的街道，去一个本地人未必知道的长途汽车站买票乘车回家。
傍晚的公交车永远像个肚子滚圆步履蹒跚的胖子，从外面看，它鼓得像是要炸开来。好多次上车时，我觉得人太多太挤，正犹豫是否要等下一班车时，后面的人已经把我推了上去：“哎呀，你快一点好不好？”
站在公交车里，什么样的念头都会冒出来，什么样的念头都会被瞬间捻灭。在这里你什么都可以想，可你想什么都多余。在这里，我的肩膀抵住他的手臂，她的手绕过我的脖子去握扶栏。我小心翼翼地避开周围汗津津的男人，他们却一脸无辜地朝我瞪眼睛。
大多时候我是没有座位的，偶尔有了座位也不一定是好事。老人提着菜篮子站到了我面前，而我背着重得下垂的书包拖着旅行箱，实在不愿意站起来，但车厢里的人已向我投来复杂的目光——混着鄙夷、好奇、幸灾乐祸，我自认刀枪不入，却敌不过周围人无声的谴责。最后，我认命地站起来，扯出漂亮的笑容对老人说：“您坐。”
我起身后，人们的目光变得更微妙了。我抓紧了扶栏，也在一瞬间挺起了背脊。到下一站了，又一波乘客涌上来，司机喊着“往里走往里走”，我默然移动几步又停下，因为书包太大箱子太沉，行动实在不便，于是我挡在了中间，在人群里闭上眼睛，任凭人们从身边挤过。
穿过市中心的繁华地段，车子就变得轻盈起来，步履也快了。马路两旁多是些小店，名字直白得很，有丽达湘菜馆、芳芳理发店……陈彪的五金店生意最好，因为就在红绿灯附近的转角上。
这路车的终点站是火车站，车上总有提着蛇皮袋的黝黑男人，也有拎着布袋子、把钱包放在衣袋里的老太太。距终点站越来越近，有的人越来越活跃，有的则更沉默了。
车上总有人扯着嗓子跟边上的人讲家乡的新鲜事，也有上了年纪的人低声给自己的孩子打电话，不断地说“不用送”“待不惯了要回家”，说完挂了电话，把头靠在椅背上。还有人握着手机温柔地跟对方讲“我马上就回来”，更有人对着手机屏幕和亲人告别，不停地抹眼泪。
终于到站了，匆忙下车。
去长途汽车站要经过一条不长的街。
街两旁什么店都有，但最多的还是水果摊和小吃摊。
水果摊上，杨梅陈列在最前面，瞥一眼都嫌酸，樱桃还没熟透，仍沾着枝叶的气息，香蕉倒是熟透了，黄皮上有黑点，老板指着它用很内行的口吻向我介绍：“就是这种快烂了的才好吃嘛！”
再前面就是凉皮摊了，摊上的食材一看就知道是不新鲜的。但在这里，新鲜是个笑话，没有人会不识趣地问一句“干净吗”，老板也从不废话，毫不忌讳地用刚拿过钱的手去捏一把香菜撒在碗里刚拌好的凉皮上。
凉皮摊旁是烧烤摊。羊肉、牛肉、鸡肉一溜地排在铁架上，诱惑着身心俱疲的旅客。老板娘动作极为利索，无论是撒胡椒粉还是涂甜酱辣酱，都能在两分钟内搞定。摊子的挂牌上印着“西北烤肉串”，我心里清楚，那肉可能不新鲜，摊主定非来自大漠，但并不计较。被骗得太多了，何必跟个烧烤摊过不去？
有些摊子则是按时令转换内容的，比如冬天卖糖炒栗子，夏天则售现切菠萝。从小到大，父母的警告让我对烧烤和凉粉敬而远之，却躲不开栗子的温柔攻击。很多个冬天的黄昏，我剥着板栗靠在椅背上等车子出发，凭借那点余热焐暖原先冻得僵硬的手。
走完这条窄窄的街，就到了车站。司机和售票员一同招呼着：“绍兴，绍兴！”刚读高一时，我会小跑进站台，用有些颤抖的声音说：“一个，绍兴。”随着对司机和售票员认知的加深，我越来越沉着。这不仅体现在买车票的过程中，也体现在等待车开的时候。刚开始坐这班车时，我总是不停地催促司机快点开，却只收获其他乘客的冷眼和司机的一长串诉苦。后来才知道，车是公司的，卖票收益却和司机及售票员的收入挂钩，于是司机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视时间表为无物，不坐满人就誓不开车。两年半过去了，如今我总算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现状了，一上车便戴上耳麦把手机里音乐的音量调响，让其盖过司机的吆喝声，然后蒙头大睡。
一旦启动，车子便飞速行驶了。
出了市区，道路两旁的建筑一下就变矮了，一眼就能看出大多是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四层高的“国际大酒店”门前冷冷清清，让人不禁想起钱钟书笔下的那个“欧亚大旅社”，边上补胎的小店倒是生意兴隆。路上的行人很少，而且看似非常悠闲。这一带曾经商业发达、市场兴旺，却不知何故突然变得萧条，只留给当地居民讲究的生活习惯和挑剔的眼光。
每一次归途中，我最喜爱乘长途车的那一段时间。我很享受那种漫长的，只是为了等待到达什么地方的时光。
终于到收费站了，我从书包里摸出手机给妈妈打电话，让她来车站接我。离家越来越近了，我不断地转过头去看窗外，有没有一处是我陌生的景物？宋之问说“近乡情更怯”，大抵是我走得还不够远，年纪又尚小，所以全然没有这些复杂的情感。我胸中涌起的，只是对故乡最简单也最坦白的爱。
这是我的故乡——虽然它时常被宣传为“旅游城市”，但旅游资源实在匮乏，知道的人也少，甚至不少当地特产被批评不够卫生……但仅凭一句“这是我的故乡”，便让我没法不喜欢它。
我一下大巴，就发现街道两旁新建了绿化带，而香樟树再一次用那难以察觉的香气拥抱了我。
然后，我看到了自家的汽车，奔过去打开车门，一把抱住等我已久的妈妈。
——我到家了。
有一味中药，唤为当归。我不知当归究竟能治什么病，也没兴趣去查，只是觉得最美好的病大抵是相思病，而思乡之苦，极其难耐。于是想象几百年前，一个中医用一味药材纾解了一个落魄书生的羁旅愁肠，那药材从此便被唤为“当归”。
突然想起，吴越王所言的那句美得过分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许多年前，他也许正站在我伫立的土地上，朝着心上人所在的方向，远远眺望。那诗意带着惆怅，那惆怅满是诗意。
我总会被那些“生活在别处”的说法所打动。我一直希望去比远方更远的地方，但我会像候鸟，总在落花时节，悄悄地回到属于我的故乡，因为那儿有我一生的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