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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在人口的管理上具有自己的特色，从社会分工的固定化到适应人口流动的政策调整，贯穿了明代大部分时间。其人口政策从理想化到面对现实，经历了从限制到放开的过程。明代能够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因时制宜地调整人口政策，为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繁荣与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关键词】明代 人口政策 人口流动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口作为一种资源受到高度重视，“版籍渐增，生齿日繁”代表着人口的兴旺昌盛，这也成为那个时代统治者追求的目标。明代也是如此，统治者对人口的重视程度完全不亚于此前的任何一个朝代。而且明代在人口的管理上具有自己的特色，从社会分工的固定化到适应人口流动的政策调整，贯穿了明代大部分时间。可以说，明代社会的逐步繁荣，与其人口政策能够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是有很大关系的。
“籍”是明代人口管理的重要基础
明代有多少人口，当时的文献中载有多种数据，但现代学者对这些数字见仁见智，一直没有统一的认识。在比较学者们的研究后，我们采信的是：明朝建立之初的洪武年间，人口在七千万以上，而明代的人口峰值，大约出现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应有1.9亿人。这表明当时人口稳定增长，社会也在持续发展，与明代总体情况相符合。
“核民数”是历代统治者首先要做的事情。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时进行全国户口调查，推行户帖制度，这是明代施行最早的人口管理制度。在随后的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又在全国建立了一个新的制度，即黄册制度，这是明代人口管理最基本的制度。黄册建立后，此前的户帖，以及部分地区实行过的“小黄册”，就都被取代了。
明代的黄册不仅登记了每户人口的具体情况，还登记了各户的财产，如田地、房屋等。此外，黃册上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就是登录各户的“籍”，如民籍、军籍等。明代黄册每十年重新攒造一次，其中有些内容可能会有变动，但“籍”是不变的，因为这是明代人口管理的一个基础。
除了皇帝家及宗室外，明朝的所有百姓都有属籍，“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原报版籍为定”。所谓“原报版籍”，就是洪武初年在登记户帖时，百姓自己填报的属籍，这个“籍”基本是从元代承袭而来的。明代的户籍主要有军、民、匠等几种，一些地方则区分更加细致。户籍确定后往往不能改变，不论社会地位多高，皆是如此，否则就是“变乱版籍”。而不能变籍，也就意味着要世代承袭。《大明律》明确规定：“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其官司妄准脱免，及变乱版籍者，罪同。”其目的就是保证户籍的严肃性。
不同的“籍”，在社会中的分工是不同的：军籍要在卫所服役或耕种屯田；民籍要种田、纳粮、当差；匠籍要为国家从事手工业劳动。这实际上是把社会分工和职业固定化、永久化了。虽然这符合统治者的理想，有利于统治的稳定，但却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矛盾，此后明代人口管理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多是因为这个矛盾引发的。
明初的人口管理不仅在分工和职业上进行了限制和固化，也在活动空间上给予限制。明初编制黄册的同时建立了里甲制度，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置里长、甲首等。当时规定，充当里长的“务不出本都”，即必须是本乡的人，而其他成员自然也是本乡人。这样一来，他们的生产、生活都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当时还规定，军民若离开本乡一百里，必须由州县官开具路引，略相当于后世的路条和介绍信，路引上要写明事由、前往地点以及本人的相貌特征，如有无胡须、胡须的颜色等。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被束缚在固定和狭窄的空间里，其活动的自由度非常有限。尽管这是管理者所乐见的，但却不能持久。明永乐以后，流民开始出现，他们不仅打破了空间的束缚，也对户籍形成了冲击。
明代的人口管理政策经历了从限制到放开的过程
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其内在的活力一有机会就会展露出来。明代人对各种限制的冲击，就是其内在活力的一种展现，具体表现就是逃亡，走上“趁食四方”的道路。面对规模日益庞大的流动人口，明代的人口管理政策经历了从限制到放开的过程，也就是从强调复业到允许在流入地附籍。
明代人口逃亡和流动涉及面甚广，有逃军、逃匠，而更多的是民籍的逃亡者。可以说，除了官员不逃亡，没有哪一个行当是无逃亡的。造成逃亡的原因主要是沉重的赋役负担、贫困、土地兼并和自然灾害等原因。明代的自然灾害很频繁，对人们的生活影响极大，但作为外因，如果不与贫困等因素相叠加，也不至于引起大规模的流亡。
逃亡就意味着脱离原来的户籍和居住地，这在明代法律中是不允许的，“凡民户，逃往邻境州县躲避差役者，杖一百，发还原籍当差。其亲管里长、提调官吏鼓纵及邻境人户隐蔽在己者，各与同罪”。“发还原籍”是这条法律的重点，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一直被强调，但也很快出现了松动。永乐十九年（1421），政府一方面令逃户原籍的有司审查该户原有税粮有无人办纳，或者是军籍有无人服役，如果没有，就必须发回原籍；另一方面又明确规定，“其余准于所在官司收籍，拨地耕种，纳粮当差”，即那些不符合发回条件的逃民则可以就地安置。
设置逃户返回原籍的条件，反映出政府在法律与现实之间的徘徊，这种徘徊持续了很久。宣德时，安置逃户附籍的条件是在流入地已有产业，并且每丁耕种熟田50亩以上，没有这些条件而且不回原籍的，则发卫所充军。正统元年（1436），朝廷令山西、河南等逃户较多的地方编制《逃户周知册》，令各地巡抚等官督促逃户复业，但同时也强调“其已成家业愿入册者，给予户由执照，仍令照数纳粮”。不久又让各地政府将流入本地的流民进行登记，“十家编为一甲，互相保识，分属当地里长带管”。正统时期最重要的政策是正统四年（1439）出台的“各处逃移人户悉宥其罪，许于所在官司附籍，纳粮当差”。至此，附籍已成为明代解决逃户与流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政策的松动，促进了人口的流动，“江南各府州县民，闻许逃户随处附籍，因乘机仿效。有军、匠、灶丁逃回，辄徙他处，报作民籍”。人口流动的增加，也使一些地方在执行政策时发生反弹，如成化时进入荆襄地区的流民已近200万，带来了很多问题。成化七年（1471），荆襄总督项忠等奉命清理，他对流民采取一概驱逐、遣返原籍的政策，“遣散出山复业陆续共九十三万八千余人”，即使已经附籍的，也“不论久近亦概逐之”。当时的一个案例是，黄州军籍胡觉远到当阳县开荒，宣德三年（1428），根据政策寄籍荆州，成化七年（1471）则因“将深山大谷人民，不分已未附籍逐遣”，胡家被发遣。但这种反弹只发生在个别地区，其他地方受到的影响不大。即使是荆襄，在成化十二年（1476）副都御史原杰抚治荆襄后，被中断的附籍政策也得到恢复，使近十万户流民在新設的郧阳府以及河南南阳汝宁、陕西汉中等地附籍。 要说明的是，附籍原则上是指原籍是什么籍，附入当地后也是什么籍，不能改籍。早期附籍的主要是民籍，而军、匠二籍的附籍则有更多限制。至弘治年间，逃军、逃匠的附籍政策也逐渐放开，那些建立家业，不愿回籍的“虽系军、匠等籍，自愿仍当祖遗户役不失者，俱给与户由，编出里甲，量宽户役以示优恤”。也就是说，到明代中期，人口管理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回原籍复业或在迁移地附籍可以自愿选择了。
明代人口政策的调整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人口的自由流动有了政策依据
改变一项政策的原因有时很简单，但有时却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明代人口管理政策的变化属于后者。
首先是人口脱籍的潮流不可逆转，政策只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前述进入荆襄地区的流民已近200万，这实际只是一个缩影，其他地方的严重程度也是一样。“苏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艰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后也，见流寓者之胜于土著，故相煽成风，接踵而去，不复再怀乡土。”另以淮安府海州为例，景泰时原有116里，嘉靖时减少到60余里，至隆庆仅存30多里。无论其减少的背后原因如何，大量脱籍的事实是非常明确的。此外，工匠的逃亡也十分严重，成化末年，据军器局上报，正统时期本局有工匠5787名，但到成化时期只剩二千余人。而军士逃亡更甚，“今卫所官军，逃亡者三分之二”。人口脱籍造成了许多问题，一是社会的稳定受到影响，二是国家赋役征收失额，若强行要求返还原籍，以保持明初的局面，难度又太大。因此，采取灵活的政策是明智的选择。
人口逃亡增加了赋役改革的紧迫性，而赋役的改革为人口政策的改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明代编制黄册既是为了统计人口，更重要的目的是排定征发徭役的顺序。明代根据人户的户籍和家庭财产的情况进行征役，这也是黄册上要登记财产和户籍的原因。黄册中明确，每一甲十名甲首，每年一名应役并排好顺序，十人轮完，则重新编制黄册。因此，脱籍就意味着无人当差。
正统以后，明代一些地方开始进行赋役改革，试图改变单纯的徭役佥派方式，降低逃户带来的影响。如正统时江西按察司佥事夏时的均徭改革，直到万历时期“一条鞭法”的施行，其中的一个方向，就是向力差折银发展，即以银代役，官府用银雇役；此外就是向丁田合一、统一征银发展。土地是固定的，用土地上收取的费用来解决徭役问题，不再仅仅依靠黄册，徭役与人丁的直接关联被大大减弱。这些变化也自然使人口管理中的复业不再成为唯一选择，使人口政策的改变有了基础。从另一方面说，附籍政策仍然要求附籍者承担相应的徭役，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宏观上并无损失。但附籍却改变了逃移人户的生存状态，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到了嘉靖时期，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户籍的意义变得更为模糊。如嘉靖六年（1527），政府令各处开垦荒芜田地：“所在官司出榜召募，不拘本府别府、军民匠灶，尽力垦种，给与由帖，永远管业。”嘉靖十三年（1534），政府要求各处荒地“听召流移小民或附近军民耕种，照例免税三年”。这时虽然仍对复业时有呼吁，但人们对于流民作为劳动力资源这一方面获得了新的认知。观念的改变，也是人口政策变化的原因之一。
明代的人口政策并不止上述内容，在洪武、永乐两朝还实行过大规模的移民，用以调整人口的空间分布。著名的“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就是明初移民的故事。但明代政府在宣德以后没有再组织过移民，取而代之的是自发的移民潮。此外，明代有一个政策值得一提，就是鼓励多生育的助养政策。洪武二十六年（1393），河南卫军王狗儿之妻周氏一产三男，朱元璋得知以后，“遣行人给赐钞十锭，米五石。且命分其子二俾无子之家养之，月给米五斗，过二岁罢给”，并明确“著于例”。此后，政府对于“一产三男”的助养成为制度。
明代的人口政策从理想化到面对现实，通过调整，明代人口的自由流动有了政策依据，这为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繁荣与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因为人在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他们都在追求更好的生存环境，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高壽仙：《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
②[明]雷梦麟：《读律琐言》（卷四），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
③《大明律》（卷四），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
④《大明会典》（卷十九），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
⑤台湾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实录》，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
⑥[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十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王毓铨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⑧[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宋扬
【关键词】明代 人口政策 人口流动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口作为一种资源受到高度重视，“版籍渐增，生齿日繁”代表着人口的兴旺昌盛，这也成为那个时代统治者追求的目标。明代也是如此，统治者对人口的重视程度完全不亚于此前的任何一个朝代。而且明代在人口的管理上具有自己的特色，从社会分工的固定化到适应人口流动的政策调整，贯穿了明代大部分时间。可以说，明代社会的逐步繁荣，与其人口政策能够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是有很大关系的。
“籍”是明代人口管理的重要基础
明代有多少人口，当时的文献中载有多种数据，但现代学者对这些数字见仁见智，一直没有统一的认识。在比较学者们的研究后，我们采信的是：明朝建立之初的洪武年间，人口在七千万以上，而明代的人口峰值，大约出现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应有1.9亿人。这表明当时人口稳定增长，社会也在持续发展，与明代总体情况相符合。
“核民数”是历代统治者首先要做的事情。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时进行全国户口调查，推行户帖制度，这是明代施行最早的人口管理制度。在随后的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又在全国建立了一个新的制度，即黄册制度，这是明代人口管理最基本的制度。黄册建立后，此前的户帖，以及部分地区实行过的“小黄册”，就都被取代了。
明代的黄册不仅登记了每户人口的具体情况，还登记了各户的财产，如田地、房屋等。此外，黃册上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就是登录各户的“籍”，如民籍、军籍等。明代黄册每十年重新攒造一次，其中有些内容可能会有变动，但“籍”是不变的，因为这是明代人口管理的一个基础。
除了皇帝家及宗室外，明朝的所有百姓都有属籍，“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原报版籍为定”。所谓“原报版籍”，就是洪武初年在登记户帖时，百姓自己填报的属籍，这个“籍”基本是从元代承袭而来的。明代的户籍主要有军、民、匠等几种，一些地方则区分更加细致。户籍确定后往往不能改变，不论社会地位多高，皆是如此，否则就是“变乱版籍”。而不能变籍，也就意味着要世代承袭。《大明律》明确规定：“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其官司妄准脱免，及变乱版籍者，罪同。”其目的就是保证户籍的严肃性。
不同的“籍”，在社会中的分工是不同的：军籍要在卫所服役或耕种屯田；民籍要种田、纳粮、当差；匠籍要为国家从事手工业劳动。这实际上是把社会分工和职业固定化、永久化了。虽然这符合统治者的理想，有利于统治的稳定，但却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矛盾，此后明代人口管理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多是因为这个矛盾引发的。
明初的人口管理不仅在分工和职业上进行了限制和固化，也在活动空间上给予限制。明初编制黄册的同时建立了里甲制度，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置里长、甲首等。当时规定，充当里长的“务不出本都”，即必须是本乡的人，而其他成员自然也是本乡人。这样一来，他们的生产、生活都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当时还规定，军民若离开本乡一百里，必须由州县官开具路引，略相当于后世的路条和介绍信，路引上要写明事由、前往地点以及本人的相貌特征，如有无胡须、胡须的颜色等。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被束缚在固定和狭窄的空间里，其活动的自由度非常有限。尽管这是管理者所乐见的，但却不能持久。明永乐以后，流民开始出现，他们不仅打破了空间的束缚，也对户籍形成了冲击。
明代的人口管理政策经历了从限制到放开的过程
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其内在的活力一有机会就会展露出来。明代人对各种限制的冲击，就是其内在活力的一种展现，具体表现就是逃亡，走上“趁食四方”的道路。面对规模日益庞大的流动人口，明代的人口管理政策经历了从限制到放开的过程，也就是从强调复业到允许在流入地附籍。
明代人口逃亡和流动涉及面甚广，有逃军、逃匠，而更多的是民籍的逃亡者。可以说，除了官员不逃亡，没有哪一个行当是无逃亡的。造成逃亡的原因主要是沉重的赋役负担、贫困、土地兼并和自然灾害等原因。明代的自然灾害很频繁，对人们的生活影响极大，但作为外因，如果不与贫困等因素相叠加，也不至于引起大规模的流亡。
逃亡就意味着脱离原来的户籍和居住地，这在明代法律中是不允许的，“凡民户，逃往邻境州县躲避差役者，杖一百，发还原籍当差。其亲管里长、提调官吏鼓纵及邻境人户隐蔽在己者，各与同罪”。“发还原籍”是这条法律的重点，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一直被强调，但也很快出现了松动。永乐十九年（1421），政府一方面令逃户原籍的有司审查该户原有税粮有无人办纳，或者是军籍有无人服役，如果没有，就必须发回原籍；另一方面又明确规定，“其余准于所在官司收籍，拨地耕种，纳粮当差”，即那些不符合发回条件的逃民则可以就地安置。
设置逃户返回原籍的条件，反映出政府在法律与现实之间的徘徊，这种徘徊持续了很久。宣德时，安置逃户附籍的条件是在流入地已有产业，并且每丁耕种熟田50亩以上，没有这些条件而且不回原籍的，则发卫所充军。正统元年（1436），朝廷令山西、河南等逃户较多的地方编制《逃户周知册》，令各地巡抚等官督促逃户复业，但同时也强调“其已成家业愿入册者，给予户由执照，仍令照数纳粮”。不久又让各地政府将流入本地的流民进行登记，“十家编为一甲，互相保识，分属当地里长带管”。正统时期最重要的政策是正统四年（1439）出台的“各处逃移人户悉宥其罪，许于所在官司附籍，纳粮当差”。至此，附籍已成为明代解决逃户与流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政策的松动，促进了人口的流动，“江南各府州县民，闻许逃户随处附籍，因乘机仿效。有军、匠、灶丁逃回，辄徙他处，报作民籍”。人口流动的增加，也使一些地方在执行政策时发生反弹，如成化时进入荆襄地区的流民已近200万，带来了很多问题。成化七年（1471），荆襄总督项忠等奉命清理，他对流民采取一概驱逐、遣返原籍的政策，“遣散出山复业陆续共九十三万八千余人”，即使已经附籍的，也“不论久近亦概逐之”。当时的一个案例是，黄州军籍胡觉远到当阳县开荒，宣德三年（1428），根据政策寄籍荆州，成化七年（1471）则因“将深山大谷人民，不分已未附籍逐遣”，胡家被发遣。但这种反弹只发生在个别地区，其他地方受到的影响不大。即使是荆襄，在成化十二年（1476）副都御史原杰抚治荆襄后，被中断的附籍政策也得到恢复，使近十万户流民在新設的郧阳府以及河南南阳汝宁、陕西汉中等地附籍。 要说明的是，附籍原则上是指原籍是什么籍，附入当地后也是什么籍，不能改籍。早期附籍的主要是民籍，而军、匠二籍的附籍则有更多限制。至弘治年间，逃军、逃匠的附籍政策也逐渐放开，那些建立家业，不愿回籍的“虽系军、匠等籍，自愿仍当祖遗户役不失者，俱给与户由，编出里甲，量宽户役以示优恤”。也就是说，到明代中期，人口管理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回原籍复业或在迁移地附籍可以自愿选择了。
明代人口政策的调整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人口的自由流动有了政策依据
改变一项政策的原因有时很简单，但有时却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明代人口管理政策的变化属于后者。
首先是人口脱籍的潮流不可逆转，政策只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前述进入荆襄地区的流民已近200万，这实际只是一个缩影，其他地方的严重程度也是一样。“苏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艰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后也，见流寓者之胜于土著，故相煽成风，接踵而去，不复再怀乡土。”另以淮安府海州为例，景泰时原有116里，嘉靖时减少到60余里，至隆庆仅存30多里。无论其减少的背后原因如何，大量脱籍的事实是非常明确的。此外，工匠的逃亡也十分严重，成化末年，据军器局上报，正统时期本局有工匠5787名，但到成化时期只剩二千余人。而军士逃亡更甚，“今卫所官军，逃亡者三分之二”。人口脱籍造成了许多问题，一是社会的稳定受到影响，二是国家赋役征收失额，若强行要求返还原籍，以保持明初的局面，难度又太大。因此，采取灵活的政策是明智的选择。
人口逃亡增加了赋役改革的紧迫性，而赋役的改革为人口政策的改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明代编制黄册既是为了统计人口，更重要的目的是排定征发徭役的顺序。明代根据人户的户籍和家庭财产的情况进行征役，这也是黄册上要登记财产和户籍的原因。黄册中明确，每一甲十名甲首，每年一名应役并排好顺序，十人轮完，则重新编制黄册。因此，脱籍就意味着无人当差。
正统以后，明代一些地方开始进行赋役改革，试图改变单纯的徭役佥派方式，降低逃户带来的影响。如正统时江西按察司佥事夏时的均徭改革，直到万历时期“一条鞭法”的施行，其中的一个方向，就是向力差折银发展，即以银代役，官府用银雇役；此外就是向丁田合一、统一征银发展。土地是固定的，用土地上收取的费用来解决徭役问题，不再仅仅依靠黄册，徭役与人丁的直接关联被大大减弱。这些变化也自然使人口管理中的复业不再成为唯一选择，使人口政策的改变有了基础。从另一方面说，附籍政策仍然要求附籍者承担相应的徭役，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宏观上并无损失。但附籍却改变了逃移人户的生存状态，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到了嘉靖时期，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户籍的意义变得更为模糊。如嘉靖六年（1527），政府令各处开垦荒芜田地：“所在官司出榜召募，不拘本府别府、军民匠灶，尽力垦种，给与由帖，永远管业。”嘉靖十三年（1534），政府要求各处荒地“听召流移小民或附近军民耕种，照例免税三年”。这时虽然仍对复业时有呼吁，但人们对于流民作为劳动力资源这一方面获得了新的认知。观念的改变，也是人口政策变化的原因之一。
明代的人口政策并不止上述内容，在洪武、永乐两朝还实行过大规模的移民，用以调整人口的空间分布。著名的“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就是明初移民的故事。但明代政府在宣德以后没有再组织过移民，取而代之的是自发的移民潮。此外，明代有一个政策值得一提，就是鼓励多生育的助养政策。洪武二十六年（1393），河南卫军王狗儿之妻周氏一产三男，朱元璋得知以后，“遣行人给赐钞十锭，米五石。且命分其子二俾无子之家养之，月给米五斗，过二岁罢给”，并明确“著于例”。此后，政府对于“一产三男”的助养成为制度。
明代的人口政策从理想化到面对现实，通过调整，明代人口的自由流动有了政策依据，这为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繁荣与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因为人在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他们都在追求更好的生存环境，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高壽仙：《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
②[明]雷梦麟：《读律琐言》（卷四），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
③《大明律》（卷四），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
④《大明会典》（卷十九），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
⑤台湾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实录》，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
⑥[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十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王毓铨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⑧[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宋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