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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一段书摘
“深夜，倦意袭来，我闭上眼睛，脑海里追忆着祖国的历史的艰难历程。我们正陷于贫困和痛苦的恶性循环之中。我思考着，难道就沒有办法使国家复兴吗？难道就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民族的衰败面貌，同时建设一个健全、民主的福利国家吗？难道就没有办法来完成一场‘人的革命’，以便使我们的人民能够不再说谎，抛弃趋炎附势、游手好闲的恶习，重新成为勤勉的劳动者，来实行社会改革，建设一个没有穷人的、繁荣和富裕的国家吗？”
说这段话的人不是学者，不是诗人，他过去被我们扣上的“美帝国主义的傀儡、走狗”这顶帽子，一直到死都戴在他的头上，此后我们也再没有给他平过反。他就是韩国人朴正熙。
这是他的学术著作——《我们国家的道路》的开场白。他上面所描绘的正是他那满目疮痍、多灾多难的“大韩民国”，它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上重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时值1962年。此时距离韩国成功举办1988年第25届汉城奥运会仅仅二十多年的时间。从这个巨大的反差当中我们能读出什么内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虽然身为它的近邻，却也知之甚少。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也面临着转型难题的时候，看一看他们的这段历史，应当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韩国的辛酸史
韩国身处于几个大国的包围之中，如果它不被大国吞并，就注定是一个小国了。在农业社会时代，多山的地貌又决定了它只能是个穷国。在近代，它又艰难地在几个全球性的大国中间周旋，难以向人们展示自己的主张。而现在，情况不同了，由于它有了几个世界级的超大型企业，有了较高的国民生产总值，说话的底气足了，它满怀自信地定下了跻身世界五大经济体的宏大目标，一些民族主义者甚至喊出了“大韩民国一统天下”的狂妄口号。不管别人怎样，作为邻国的我们，现在应当是该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它的时候了。
其实我们早就应当认真对待它了。一千多年前，这个小小的民族曾两次让不可一世的隋炀帝杨广折戟沉沙，成为最终掏尽大隋帝国国力的几大事件之一，让它轰然倒塌；随后又让一生中极少受挫的唐太宗李世民连吃了三个大败仗。从那时起它就开始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出现在亚洲大陆的最东端，顽强而艰难地生存着。这样的一种“不死鸟”的形象，也能为上面所说的那个“奇迹”作为一个注脚了。——这个“奇迹”后来被命名为“汉江奇迹”，只是那时我们忙于搞“文化大革命”和“拨乱反正”，不屑于去注意它，也没有精力去研究它。
虽然它胆敢对抗“天朝”的王师，但是吊诡的是它却安于做中华大帝国的附属国，而且还做得心安理得、有模有样。他们的国王国民一贯看不起日本人，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日本人的头领竟然自称为“天皇”。在他们看来，那么一个蕞尔小国，要文字没文字、要文化没文化，凭那么一点点的人口和贫瘠的国土竟敢在称谓上与天朝上国的皇帝平起平坐。
他们服膺中华文明，在崇尚儒家学说的道路上甚至做得比中国人更极端。现在他们还毫不谦虚地自封为“儒家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者”。
1392年，李成桂将军学着赵匡胤的样子通过军事政变获得政权。他就是延续了500多年的“李朝王国”开国君主。这位将军中兴了自己的民族，击退了女真人的入侵，并把入侵的日本人从南方沿海赶出了半岛。同时他也定下了对大明帝国的“事大主义”方针。他和他的后代在学习中国政治文化中一板一眼毫不走样。《李朝实录》是一部500年未间断的编年史，它关于中国朝廷的记载，详细而周到，甚至被中国史家公认为中国《明史》和《清史稿》的有力旁证和可信的补充。
作为一个属国，它的国民与它的宗主国的国民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人民忍耐苦难的程度让中国人吃惊。19世纪90年代，因抵抗八国联军死在天津的爱国将领聂士成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男子性惰，女子服役极苦。”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指出，韩国人“爱说空话、窝里斗比中国人还严重、厚颜无耻、性格阴险、贪图安逸”。现在已经被大多数国民重新肯定的前总统朴正熙则用了一大堆最难听的词组来形容自己的民族：相互憎恨、宗派主义、浪费、混乱、懒惰、不诚实、逍遥自在、趋炎附势、游手好闲、奴才主义、依赖别人、缺乏进取精神、缺乏荣誉感。
然而，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韩国人决然不同，现代韩国人却充满了令人敬佩的现代精神。
1967年，大多数韩国人还衣不遮体，现代集团之父郑周永要在稻田里建立自己的民族汽车产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本彻听了，说道：“现代集团如果能造出汽车来，我就能用手指把蜡烛点燃。”可惜本彻已经死了，而他所不相信的那个奇迹，已经成为现实。现代集团成了比日本丰田公司更难对付的富有挑战性的企业，正从当年令美国人无奈的日本公司手里把美国汽车市场的份额逐步蚕食到自己的囊中。
韩国人：“我们比中国还中国”
青年学者张宏杰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中国人很像她的母亲河黄河，本来她很清澈，但是随着流淌，她变得越来越浑浊；而韩国人则像是只截取了龙羊峡以上的黄河，把她直接嫁接到鸭绿江的下游。所以韩国人保有黄河之源的文化本原，又有连接大海以后所具有的开阔。我很赞同他的这一见解，龙羊峡上游的黄河确实像是先秦以前的中国人，而韩国人也确实有一些古代中国人的那种遗风。
也怪不得连杜维明先生都说：“韩国人说韩国是儒家的母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
在历史上，韩国人也实行科举制，用来选拔人才来组织李氏王朝的小朝廷。科举考试的内容也是仅仅限于儒家学说的四书五经。如果说日本的社会复制的是盛唐帝国的版本，那么韩国的社会则更像是大明帝国摹本。就连官场的腐败和朋党之间的争斗也学得惟妙惟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派上台，另一派的政客就面临着满门抄斩的厄运。李朝时的读书人要比中国明朝时的读书人还要一丝不苟地恪守着程朱理学的教条，思想上没有丝毫的发挥余地。直到今天人们还能看到这个影子。
前不久，一位名叫彭林的中国学者在一篇《访韩笔记》中有这样一段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描述。他造访的是韩国儒家学者金兑仁，金先生家的门楣上的牌匾上书写的是汉字“小学世家”（“小学”语出自朱熹），书房的名称是“用因堂”，取自《孝经》的“用天因地”。席间，金先生让他的夫人用古法吟唱了朱熹的《小学序》。最精彩的是这位夫人还用中国古典的唱法吟唱了苏东坡的《赤壁怀古》，“歌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越，有一泻千里之势，一气唱完”，让所有来访的中国学者羞愧得无地自容。——而我们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穷折腾，祖宗的这点既“非物质”、又“无商品价值”的东西在它的故土上已然烟消雾散，纵然是江山万里也再难寻踪迹了。
再如韩国最著名的礼仪专家河有楫先生，每年的春秋两季，他都忙个不停，他要为各座书院主持祭孔仪式。那一天，他要头戴儒冠，身着祭服，毕恭毕敬地指挥学生向孔孟行礼。每逢中秋、端午和春节三大节日，河有楫先生的全家人都要恭恭敬敬地祭奠祖先，长跪在地的时间长达一个小时，“祭如在”，这一个小时是祖先用来吃饭的时间，他和家人作为晚辈谁也不能匆匆了事，当然要静静地等待，不像我们在祭奠祖先时，在祖宗的牌位或者照片前放上一碟糕点和水果就了事了。河先生老母亲去世，他呆板地按照中国的古礼严格地守了三年孝。在我们偌大的中国，还能找得出一个如此虔诚的、原版的儒者吗？像河先生这样的儒者着实令人敬佩，但是在我们中国，这样的人在如此行为的同时往往也要求别人来效法他，这就不可敬，反而有些可恶了。
当我们中国人听到韩国人成功地把端午节向联合国申请为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不少人颇有微词，网上甚至有的“愤青”为此还提出了“灭韩”的极端主张。但是当我看到韩国人如此虔诚地信守着由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文化典籍时，倒是不知所措了，复杂的心情难以言述。
克服劣根性，要痛下杀手
李朝专制统治，让韩国人获得了相对和平的五百年时间，同时也给韩国人留下了不少恥辱的回忆，其中最难以让今天的韩国人容忍的，除了上面所说的畏惧“天朝”的自我作践以外，就是引进了中国人的“国技”——窝里斗。
专制的第一个社会表现是制造奴性和奴才，那些奴性十足的奴才们虽然对上百依百顺，但是在他们之间，却互不服气，由于没有了客观的是非标准，只能是乱打乱杀，用尽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古代人的这个劣根性招致了社会的停滞和多次的外族入侵。而韩国人则在二战后也是这样。在美国主子定下的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这个主色调以后，围绕执政理念的竞选问题上，从开始到1961年5月为止，就一直处于“狗咬狗”式的争斗中。以留美博士李承晚总统为首的自由党，是以李氏王朝的旧贵族和二战中的流亡政府政客为班底的，它在执政过程中犯有严重贪污腐败的罪行。这些被称为“光复贵族”的人们因为有权力处置日本殖民时代的大笔财产而让自己大发横财。这个政权进行了12年的腐败统治，在后来进行的大选中，败给了以张勉博士为首的民主党（他们的下场很有些中国刚刚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影子，只是下台的方式有所不同）。
取而代之上台执政的民主党的社会基础是原来日本统治时期的旧官吏。他们中的大部分虽然接受了殖民时代的强化教育，行为道德上好一点，但是其思维观念底线却是专制主义的那一套。而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以阶层划分人群。这造成了执政八个月以后的党的分裂。分裂的两个主要的领导人中，张勉代表的是旧的“两班贵族”的利益，赵炳玉博士代表的是殖民时期旧官吏阶层的利益。——所有攀上权力顶峰的人物，他们学历还都很高，这样的一种国情是不是“很中国”、很现代？
一时间的社会动荡，难以详细描述，复杂的派系斗争引发的韩国国家的严重危机，给朴正熙政变上台提供了机遇。1961年的5月16日，朴正熙以军事手段顺利取得政权，进入了所谓的“第三共和国”时期。
朴正熙认为，“现存的这一切，都是向别人借来的，换言之，是一些舶来的不适合韩国国情的民主制的复制品。”这是他抄起家伙进行军事独裁的有力依据。事后证明，他这个时期的专制对韩国的社会转型的正面作用是很明显的。
中国人应当怎么看韩国
我本人从小就对韩国人没有什么好的印象，因为在我的故乡天津，日本占领时期，那些维持天津地方治安的日本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已经并入日本版图的韩国人，他们不会受到日本人的军事训练（日本人也对他们充满疑虑），上不了真刀真枪的战场，当个打手却很是卖力。战争后期，日本人战场上人手严重短缺，韩国人被大量地征来作为走卒，这些人多数被安插在东北和华北的城市管理机构中。所以天津人对他们的仇恨比对日本人更是要深上一层，天津人称他们为“高丽棒子”，意思与“法西斯蒂”差不多，只用来打人，没有人性，更没有思想。
但是后来，我的思想被一些事实改变了，除了因为他们奋发图强取得经济成就之外，更多地是为他们的团结和爱国精神所打动。
1997年，韩国的普通老百姓为了不让韩币贬值，主动按官价向政府出售自己的金饰品，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这是韩国首先走出东亚金融危机的诸多原因之一。这样的国民，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不能不因此而改变以前对他们的成见。
我2001年去了一趟韩国，与我去之前的想法很不同的地方是，他们那里从表面上看与我们的北京上海没有多大的区别，但在其中的就里，这个民族的可怕之处就表现无遗了。在号称星级饭店，我还注意到这样的细节：他们的门框是用松木做的，然后抹上白色的油漆。当时，这样的装饰水平只能在北京的小饭馆或者中小城市的经济型饭店中才有所保留。在所有的高级餐厅和酒店，我没有见过木制或竹制的牙签，只有细细的短短的塑料牙签，很不好使。我一贯认为，所有有出息的民族无一例外，都是崇尚节俭的民族。在这样的民族面前，我们中国人应当好好地反省反省自己的生活哲学。
没有给我们安排参观能体现韩国工业发展水准的大企业，韩国导游在说到理由的时候，很让中国人心里舒服，他说，“那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很快也会有的，可是，你们的鲁迅我们是永远不会有的。”参观他们的总统府时，导游问我们，你们知道我们的总统府为什么叫“青瓦台”吗？他说，“这是我们韩国人一直仰视中国的一个见证，是中国皇帝规定的，我们的国王与你们历史上的王爵平级，按照祖制，王爵的官邸只能铺青色的瓦，所以叫青瓦台。”——一付露骨的“讨好”面孔。
可是在别的场合（那些不指望中国人掏腰包的场合），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感到韩国人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国人的“血性”
所有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东方国家都面临遏制政府官员贪腐的难题。在这个难题面前，韩国人的做法是令人钦佩的。前面说过，在民主社会的建设初期，不管是李承晚政府还是短命的张勉内阁，都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朴正熙军事独裁当局垮台以后的民主政权建设中，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但是他们能迎着问题而上。金泳三总统在1993年2月20日勇敢地将自己和直系亲属的全部财产予以公布。并于同年5月20日向国会递交了以监督高级公务员为主要目的的《公职人员伦理法》，此法于7月11日生效。马上就有两个部长因为无法解释自己的财产来源而被迫辞职。虽然金泳三是清廉的，但是他的这个举措却让他的儿子进了监狱，时间是在金泳三的继任人金大中总统的任期内。在这个丑闻被揭露之后不久，金泳三自己的两个儿子——二儿子金弘业和三儿子金弘杰，也因为同样的财产犯罪被送进了监狱，时间就在金泳三总统的任期内。为此金泳三曾经五次向国民公开道歉。以后，每一届新总统上任的开始，都要把他的这个方面的事情闹上一番，刚刚履新的李明博总统也不例外，一通像审问臭贼一样的问询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实在是不好意思。这充分地体现了韩国人不绕圈子、直面难题的勇气和在原则问题面前对任何人也不留情面的优良作风。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才有胆量学习和效法呢？
我在韩国的时候，一个星期的时间，满街的无数的车辆中我没有发现一辆日本生产的汽车。你日本的东西就是再好再便宜，我们就是不买，这用不着谁来动员鼓动。我们骨子里就是憋着那股气，要跟你日本人在每一个场合上斗争到底。在所有被日本人侵略过的国家中，日本人只对韩国用了“谢罪”一词，而对其他的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只用了“道歉”。而韩国人在独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是韩国人的“血气”最为集中的体现。前韩国足球队教练崔殷泽批评中国足球队缺乏一点“精神力”没有上场拼命的劲头。他指的就是韩国人那种“血性”吧？
“深夜，倦意袭来，我闭上眼睛，脑海里追忆着祖国的历史的艰难历程。我们正陷于贫困和痛苦的恶性循环之中。我思考着，难道就沒有办法使国家复兴吗？难道就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民族的衰败面貌，同时建设一个健全、民主的福利国家吗？难道就没有办法来完成一场‘人的革命’，以便使我们的人民能够不再说谎，抛弃趋炎附势、游手好闲的恶习，重新成为勤勉的劳动者，来实行社会改革，建设一个没有穷人的、繁荣和富裕的国家吗？”
说这段话的人不是学者，不是诗人，他过去被我们扣上的“美帝国主义的傀儡、走狗”这顶帽子，一直到死都戴在他的头上，此后我们也再没有给他平过反。他就是韩国人朴正熙。
这是他的学术著作——《我们国家的道路》的开场白。他上面所描绘的正是他那满目疮痍、多灾多难的“大韩民国”，它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上重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时值1962年。此时距离韩国成功举办1988年第25届汉城奥运会仅仅二十多年的时间。从这个巨大的反差当中我们能读出什么内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虽然身为它的近邻，却也知之甚少。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也面临着转型难题的时候，看一看他们的这段历史，应当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韩国的辛酸史
韩国身处于几个大国的包围之中，如果它不被大国吞并，就注定是一个小国了。在农业社会时代，多山的地貌又决定了它只能是个穷国。在近代，它又艰难地在几个全球性的大国中间周旋，难以向人们展示自己的主张。而现在，情况不同了，由于它有了几个世界级的超大型企业，有了较高的国民生产总值，说话的底气足了，它满怀自信地定下了跻身世界五大经济体的宏大目标，一些民族主义者甚至喊出了“大韩民国一统天下”的狂妄口号。不管别人怎样，作为邻国的我们，现在应当是该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它的时候了。
其实我们早就应当认真对待它了。一千多年前，这个小小的民族曾两次让不可一世的隋炀帝杨广折戟沉沙，成为最终掏尽大隋帝国国力的几大事件之一，让它轰然倒塌；随后又让一生中极少受挫的唐太宗李世民连吃了三个大败仗。从那时起它就开始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出现在亚洲大陆的最东端，顽强而艰难地生存着。这样的一种“不死鸟”的形象，也能为上面所说的那个“奇迹”作为一个注脚了。——这个“奇迹”后来被命名为“汉江奇迹”，只是那时我们忙于搞“文化大革命”和“拨乱反正”，不屑于去注意它，也没有精力去研究它。
虽然它胆敢对抗“天朝”的王师，但是吊诡的是它却安于做中华大帝国的附属国，而且还做得心安理得、有模有样。他们的国王国民一贯看不起日本人，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日本人的头领竟然自称为“天皇”。在他们看来，那么一个蕞尔小国，要文字没文字、要文化没文化，凭那么一点点的人口和贫瘠的国土竟敢在称谓上与天朝上国的皇帝平起平坐。
他们服膺中华文明，在崇尚儒家学说的道路上甚至做得比中国人更极端。现在他们还毫不谦虚地自封为“儒家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者”。
1392年，李成桂将军学着赵匡胤的样子通过军事政变获得政权。他就是延续了500多年的“李朝王国”开国君主。这位将军中兴了自己的民族，击退了女真人的入侵，并把入侵的日本人从南方沿海赶出了半岛。同时他也定下了对大明帝国的“事大主义”方针。他和他的后代在学习中国政治文化中一板一眼毫不走样。《李朝实录》是一部500年未间断的编年史，它关于中国朝廷的记载，详细而周到，甚至被中国史家公认为中国《明史》和《清史稿》的有力旁证和可信的补充。
作为一个属国，它的国民与它的宗主国的国民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人民忍耐苦难的程度让中国人吃惊。19世纪90年代，因抵抗八国联军死在天津的爱国将领聂士成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男子性惰，女子服役极苦。”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指出，韩国人“爱说空话、窝里斗比中国人还严重、厚颜无耻、性格阴险、贪图安逸”。现在已经被大多数国民重新肯定的前总统朴正熙则用了一大堆最难听的词组来形容自己的民族：相互憎恨、宗派主义、浪费、混乱、懒惰、不诚实、逍遥自在、趋炎附势、游手好闲、奴才主义、依赖别人、缺乏进取精神、缺乏荣誉感。
然而，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韩国人决然不同，现代韩国人却充满了令人敬佩的现代精神。
1967年，大多数韩国人还衣不遮体，现代集团之父郑周永要在稻田里建立自己的民族汽车产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本彻听了，说道：“现代集团如果能造出汽车来，我就能用手指把蜡烛点燃。”可惜本彻已经死了，而他所不相信的那个奇迹，已经成为现实。现代集团成了比日本丰田公司更难对付的富有挑战性的企业，正从当年令美国人无奈的日本公司手里把美国汽车市场的份额逐步蚕食到自己的囊中。
韩国人：“我们比中国还中国”
青年学者张宏杰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中国人很像她的母亲河黄河，本来她很清澈，但是随着流淌，她变得越来越浑浊；而韩国人则像是只截取了龙羊峡以上的黄河，把她直接嫁接到鸭绿江的下游。所以韩国人保有黄河之源的文化本原，又有连接大海以后所具有的开阔。我很赞同他的这一见解，龙羊峡上游的黄河确实像是先秦以前的中国人，而韩国人也确实有一些古代中国人的那种遗风。
也怪不得连杜维明先生都说：“韩国人说韩国是儒家的母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
在历史上，韩国人也实行科举制，用来选拔人才来组织李氏王朝的小朝廷。科举考试的内容也是仅仅限于儒家学说的四书五经。如果说日本的社会复制的是盛唐帝国的版本，那么韩国的社会则更像是大明帝国摹本。就连官场的腐败和朋党之间的争斗也学得惟妙惟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派上台，另一派的政客就面临着满门抄斩的厄运。李朝时的读书人要比中国明朝时的读书人还要一丝不苟地恪守着程朱理学的教条，思想上没有丝毫的发挥余地。直到今天人们还能看到这个影子。
前不久，一位名叫彭林的中国学者在一篇《访韩笔记》中有这样一段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描述。他造访的是韩国儒家学者金兑仁，金先生家的门楣上的牌匾上书写的是汉字“小学世家”（“小学”语出自朱熹），书房的名称是“用因堂”，取自《孝经》的“用天因地”。席间，金先生让他的夫人用古法吟唱了朱熹的《小学序》。最精彩的是这位夫人还用中国古典的唱法吟唱了苏东坡的《赤壁怀古》，“歌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越，有一泻千里之势，一气唱完”，让所有来访的中国学者羞愧得无地自容。——而我们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穷折腾，祖宗的这点既“非物质”、又“无商品价值”的东西在它的故土上已然烟消雾散，纵然是江山万里也再难寻踪迹了。
再如韩国最著名的礼仪专家河有楫先生，每年的春秋两季，他都忙个不停，他要为各座书院主持祭孔仪式。那一天，他要头戴儒冠，身着祭服，毕恭毕敬地指挥学生向孔孟行礼。每逢中秋、端午和春节三大节日，河有楫先生的全家人都要恭恭敬敬地祭奠祖先，长跪在地的时间长达一个小时，“祭如在”，这一个小时是祖先用来吃饭的时间，他和家人作为晚辈谁也不能匆匆了事，当然要静静地等待，不像我们在祭奠祖先时，在祖宗的牌位或者照片前放上一碟糕点和水果就了事了。河先生老母亲去世，他呆板地按照中国的古礼严格地守了三年孝。在我们偌大的中国，还能找得出一个如此虔诚的、原版的儒者吗？像河先生这样的儒者着实令人敬佩，但是在我们中国，这样的人在如此行为的同时往往也要求别人来效法他，这就不可敬，反而有些可恶了。
当我们中国人听到韩国人成功地把端午节向联合国申请为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不少人颇有微词，网上甚至有的“愤青”为此还提出了“灭韩”的极端主张。但是当我看到韩国人如此虔诚地信守着由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文化典籍时，倒是不知所措了，复杂的心情难以言述。
克服劣根性，要痛下杀手
李朝专制统治，让韩国人获得了相对和平的五百年时间，同时也给韩国人留下了不少恥辱的回忆，其中最难以让今天的韩国人容忍的，除了上面所说的畏惧“天朝”的自我作践以外，就是引进了中国人的“国技”——窝里斗。
专制的第一个社会表现是制造奴性和奴才，那些奴性十足的奴才们虽然对上百依百顺，但是在他们之间，却互不服气，由于没有了客观的是非标准，只能是乱打乱杀，用尽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古代人的这个劣根性招致了社会的停滞和多次的外族入侵。而韩国人则在二战后也是这样。在美国主子定下的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这个主色调以后，围绕执政理念的竞选问题上，从开始到1961年5月为止，就一直处于“狗咬狗”式的争斗中。以留美博士李承晚总统为首的自由党，是以李氏王朝的旧贵族和二战中的流亡政府政客为班底的，它在执政过程中犯有严重贪污腐败的罪行。这些被称为“光复贵族”的人们因为有权力处置日本殖民时代的大笔财产而让自己大发横财。这个政权进行了12年的腐败统治，在后来进行的大选中，败给了以张勉博士为首的民主党（他们的下场很有些中国刚刚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影子，只是下台的方式有所不同）。
取而代之上台执政的民主党的社会基础是原来日本统治时期的旧官吏。他们中的大部分虽然接受了殖民时代的强化教育，行为道德上好一点，但是其思维观念底线却是专制主义的那一套。而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以阶层划分人群。这造成了执政八个月以后的党的分裂。分裂的两个主要的领导人中，张勉代表的是旧的“两班贵族”的利益，赵炳玉博士代表的是殖民时期旧官吏阶层的利益。——所有攀上权力顶峰的人物，他们学历还都很高，这样的一种国情是不是“很中国”、很现代？
一时间的社会动荡，难以详细描述，复杂的派系斗争引发的韩国国家的严重危机，给朴正熙政变上台提供了机遇。1961年的5月16日，朴正熙以军事手段顺利取得政权，进入了所谓的“第三共和国”时期。
朴正熙认为，“现存的这一切，都是向别人借来的，换言之，是一些舶来的不适合韩国国情的民主制的复制品。”这是他抄起家伙进行军事独裁的有力依据。事后证明，他这个时期的专制对韩国的社会转型的正面作用是很明显的。
中国人应当怎么看韩国
我本人从小就对韩国人没有什么好的印象，因为在我的故乡天津，日本占领时期，那些维持天津地方治安的日本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已经并入日本版图的韩国人，他们不会受到日本人的军事训练（日本人也对他们充满疑虑），上不了真刀真枪的战场，当个打手却很是卖力。战争后期，日本人战场上人手严重短缺，韩国人被大量地征来作为走卒，这些人多数被安插在东北和华北的城市管理机构中。所以天津人对他们的仇恨比对日本人更是要深上一层，天津人称他们为“高丽棒子”，意思与“法西斯蒂”差不多，只用来打人，没有人性，更没有思想。
但是后来，我的思想被一些事实改变了，除了因为他们奋发图强取得经济成就之外，更多地是为他们的团结和爱国精神所打动。
1997年，韩国的普通老百姓为了不让韩币贬值，主动按官价向政府出售自己的金饰品，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这是韩国首先走出东亚金融危机的诸多原因之一。这样的国民，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不能不因此而改变以前对他们的成见。
我2001年去了一趟韩国，与我去之前的想法很不同的地方是，他们那里从表面上看与我们的北京上海没有多大的区别，但在其中的就里，这个民族的可怕之处就表现无遗了。在号称星级饭店，我还注意到这样的细节：他们的门框是用松木做的，然后抹上白色的油漆。当时，这样的装饰水平只能在北京的小饭馆或者中小城市的经济型饭店中才有所保留。在所有的高级餐厅和酒店，我没有见过木制或竹制的牙签，只有细细的短短的塑料牙签，很不好使。我一贯认为，所有有出息的民族无一例外，都是崇尚节俭的民族。在这样的民族面前，我们中国人应当好好地反省反省自己的生活哲学。
没有给我们安排参观能体现韩国工业发展水准的大企业，韩国导游在说到理由的时候，很让中国人心里舒服，他说，“那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很快也会有的，可是，你们的鲁迅我们是永远不会有的。”参观他们的总统府时，导游问我们，你们知道我们的总统府为什么叫“青瓦台”吗？他说，“这是我们韩国人一直仰视中国的一个见证，是中国皇帝规定的，我们的国王与你们历史上的王爵平级，按照祖制，王爵的官邸只能铺青色的瓦，所以叫青瓦台。”——一付露骨的“讨好”面孔。
可是在别的场合（那些不指望中国人掏腰包的场合），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感到韩国人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国人的“血性”
所有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东方国家都面临遏制政府官员贪腐的难题。在这个难题面前，韩国人的做法是令人钦佩的。前面说过，在民主社会的建设初期，不管是李承晚政府还是短命的张勉内阁，都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朴正熙军事独裁当局垮台以后的民主政权建设中，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但是他们能迎着问题而上。金泳三总统在1993年2月20日勇敢地将自己和直系亲属的全部财产予以公布。并于同年5月20日向国会递交了以监督高级公务员为主要目的的《公职人员伦理法》，此法于7月11日生效。马上就有两个部长因为无法解释自己的财产来源而被迫辞职。虽然金泳三是清廉的，但是他的这个举措却让他的儿子进了监狱，时间是在金泳三的继任人金大中总统的任期内。在这个丑闻被揭露之后不久，金泳三自己的两个儿子——二儿子金弘业和三儿子金弘杰，也因为同样的财产犯罪被送进了监狱，时间就在金泳三总统的任期内。为此金泳三曾经五次向国民公开道歉。以后，每一届新总统上任的开始，都要把他的这个方面的事情闹上一番，刚刚履新的李明博总统也不例外，一通像审问臭贼一样的问询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实在是不好意思。这充分地体现了韩国人不绕圈子、直面难题的勇气和在原则问题面前对任何人也不留情面的优良作风。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才有胆量学习和效法呢？
我在韩国的时候，一个星期的时间，满街的无数的车辆中我没有发现一辆日本生产的汽车。你日本的东西就是再好再便宜，我们就是不买，这用不着谁来动员鼓动。我们骨子里就是憋着那股气，要跟你日本人在每一个场合上斗争到底。在所有被日本人侵略过的国家中，日本人只对韩国用了“谢罪”一词，而对其他的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只用了“道歉”。而韩国人在独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是韩国人的“血气”最为集中的体现。前韩国足球队教练崔殷泽批评中国足球队缺乏一点“精神力”没有上场拼命的劲头。他指的就是韩国人那种“血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