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哦不对，就是在中文互联网上，一则抗战中中国空军“一架战机迎战32架日本战机”的故事，从BBS时代就广泛流传。故事主人公那句“我的学生都牺牲了，现在该我这个当老师的上了”，引得无数年轻的军事爱好者热血沸腾。当然，也有一些军事爱好者对此事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故事毫无疑问是假的。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那句振奋人心的那句名言出自日本电影《永远的零》。
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军人浴血奋战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本文也不想就“1VS32”故事的真实性作过多考证，但由此却可以引出一个问题：空军的战果是如何统计的？那些著名的王牌飞行员的击落数据，真实性到底如何？
阅读二战王牌飞行员的传记，最困扰航空爱好者的问题之一，就是那些著名飞行员的击落敌机数据，常常说法不一：飞行员本人的回忆、研究者结论和官方认定数据经常差别很大。比如苏联著名王牌飞行员阔日杜布，其官方认定的击落数为62架，但后来俄罗斯的空战研究者将这一数据修订为64架，但据说阔日杜布曾私下表示为自己击落的敌机应当超过百架。另一位苏联著名王牌飞行员亚历山大·波克雷什金的官方击落数据是59架，但有研究者认为这一数字应当为75架。日本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据说是《永远的零》的参考原型之一）从未说起自己的击落数据，其传记作者认为这一数字为62架，但其为官方确认的战果只有三十多架。
空战战果统计的差别，有诸多方面的原因。最常见的是为了维持和鼓舞己方士气而夸大战果，典型的例子就是日军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臭名昭著的“大本营发表”。
飞机应用于战场，最早是从一战开始，最初只用于在战场上空指引炮兵射击、侦察和轰炸。但很快，出现了专门用于阻挠敌机执行上述任务的飞机，当时叫做驱逐机，后来才改为战斗机（苏联称为歼击机）。在此期间，出现了一种专门用于飞机的枪式照相机，用于战场侦察和训练驱逐机的后座射手。
随着射击协调器的问世，安装在机头的机枪成为空战利器，射击和飞行可全部由飞行员一个人完成。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安装于机头处机枪/航炮附近，与机枪联动的照相枪，可以用来记录战斗机射击瞬间的画面。
二战期间，所有飞行员的战果都要在战机返回基地后，对照相枪的胶卷进行冲洗和辨认后才能最终确定。因为通过照相枪记录的射击时的画面，可以判断是否击中敌机，如冒烟、飞机零部件散落等，如果拍到凌空爆炸的画面，可以直接判定击落。但有时候，照相枪拍到的照片，只能显示敌机被击中，冒烟，但并没有显示零件散落和爆炸，因此不能完全判定击落，此时僚机和地面人员的信息也成为判断战果的重要标准。
然而，战场永远瞬息万变，战斗中的飞行员并不总能看到被战友击中的敌机究竟结果如何，而地面人员也并不总能观测到敌机的坠毁，因此，许多战果，只能凭飞行员本人的记忆来统计。这也是造成空战双方战果统计经常有较大差异的根本原因所在。坂井三郎在回忆录《天空的武士》中多次提到过类似的战例：自己在战斗中击中了敌机，看到敌机冒着黑烟迅速下坠，却来不及作进一步的观察便有另一架敌机扑来，不得不继续投入空中格斗之中。他不肯估算自己的战果也与此有关。
同时，照相枪在二战期间，还属于比较高端的光学设备。当时苏联的战斗机设计，基本上以“廉价和便于快速大量生產”为设计指导思想，许多成本低廉的机型没有安装照相枪。因此许多苏联空军的战果统计，与后来研究者的统计数字也存在较大差异。
由于战场上情况复杂，在许多任务中，战机或者没有僚机，或者由于种种原因本身没有安装照相枪，导致许多著名的空战案例成为了悬案。比如在著名的“击落山本五十六”的行动中，由于执行任务的P-38战斗机没有安装照相枪，对于究竟是谁完成了这历史性的一击，美军一直没有定论，执行任务的两名飞行员不得不共享一枚勋章。
随着技术的发展，传统空战中的视距内空中格斗，也就是俗称的“狗斗”（dog fight）越来越少，现代空战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视距外作，照相枪也就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人们主要通过雷达的显示和导弹的回波，来判定敌机是否被击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