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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大诗人苏轼吃过不少文字官司。他任杭州通判时，写有《观潮》诗五首，其中第四首为：
吴儿生长狎涛渊，
冒利忘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
应教斥卤变桑田。
谁想到这首同情吴国水泽劳苦大众的诗，竟被诬为“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甚至是“包藏祸心，怨望其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敢为悖慢，无知畏忌”的大逆不道的“怨上诗”，于是，苏轼被捕入狱了。这一冤案由御史中丞李定主持审讯。之后，他们更进一步抓住苏轼《咏桧》一诗中的“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两句，向宋神宗告状，硬说苏轼有“不臣意”，企图置苏轼于死地。宋神宗总算比较冷静，问：“卿何以知之？”答：“陛下龙飞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虽然如此，御史们还在继续搞鬼，想把苏轼定为死罪。可是惮于舆论的压力，宋神宗亦不愿背上“杀才士”的恶名，苏轼才死里逃生被贬黄州，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乌台诗案。”
可是事情并没有完，苏轼的政敌们仍在虎视眈眈地要找他的岔子。北宋元丰八年（１０８５年）五月，苏轼在扬州写了《归宜兴留题竹西寺》诗三首，其中第三首有这样两句：“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又欣然。”不料又被御史们参了一本，说神宗刚死，作为臣竟有此欢欣心情，实属大逆不道。
北宋哲宗绍圣四年（１０９７年），苏轼被贬惠州时，有人又以他两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进馋于宰相章惇。章惇大怒，认为苏轼在贬谪时居然有“春睡美”的闲适，显然是对抗朝廷，于是又把他贬到更边远的儋耳（今海南那大）。就这样，苏轼一次次被贬逐，直到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