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时有两个名词概括了那次事件，一个是《经济观察报》提出的“郎顾之争”，一个是《北京晨报》提出的“郎顾公案”。从历史的视角看，一段公案的表述更有研究价值。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格林柯尔与科龙公司的国资纠纷只是一个普通司法案例，但在“郎顾公案”点燃后则变成了一场思想纷争。“郎顾公案”起于2004年夏天，并在当年秋天收官。它的余波共振在2005年，并通过思想的螺旋式对撞导致了2005年冬天开始的改革争论。
2004年夏天，如果不是顾雏军放出狠话威胁郎咸平的人身安全，事后的历史可能完全改写。顾雏军是按中国大陆的游戏规则来思考：一个有背景的商人可以用钱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对于一名学者的轻视则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这就像冯仑在评价“黄光裕案”时说的：黄光裕只是用钱来思考，才有了后来的结局。但郎咸平不是一名大陆的学者，他用台湾的思考方式迅速公开了这一事实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让所有的媒体为他的安全站岗。
8月10日，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这种点名批评一家问题公司的学者，除了刘姝威（她曾发表过对于蓝田公司财务链危险的预警报告）之外就是郎咸平了。
中国的企业家以同样的方式威胁了这两名学者：刘姝威是接到蓝田公司的威胁电话后向北京警方报案；郎咸平则用媒体为他的安全建立了一道保护网。他专门为此事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会后，主要媒体的新闻报道点基本是“顾雏军对于郎咸平人身安全的威胁”。
随后几天内，郎咸平把斗争的矛头从人身安全转向了一个经济学家与一个国资偷盗者的孤立无援的斗争。随后《北京晨报》发表了《为何经济学界集体失语？》这篇评论，这一标题正好取自郎咸平的原话：“到现在我惟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
这是郎咸平获得学术主动权与舆论主动权的开始。
随后，吴敬琏等学者纷纷对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表达了同情与关注之情，但大家对于郎咸平的观点却并没有给以支持。
稍后的事态发展则远超出事件本身，“格林柯尔案”开始向“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合法性”这一主题转变，论战升级了。其实，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就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有不同的认识，在当时的改革大环境下，学术上的反对声音相对比较小。但在2004年的“郎顾公案”之语境下，郎、顾二人之争迅速上升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派与反对派之争。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大批经济学者纷纷加入了这一论战。
这个时候，论战的烈度开始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两个阵营的交战还没有结束，就已经从学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争上升为“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争上了。产权改革派被划入了“华盛顿共识”阵营，反产权改革派划入“北京共识”派。后期的这一争论虽然有一点虚空，但它的最终杀伤力比产权改革的讨论要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争论在当时已经带上了火药味，并将中国经济学界分裂为两个阵营。
2004年冬天，风向已经渐渐转向灰暗的基调，国资委对于国有企业MBO（管理者收购）暂时叫停就是一个证据。那时，“郎顾公案”当事双方——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和格林柯尔公司总裁顾雏军已逐渐淡出，而以他们的争论为起点的一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却刚被点燃，并在几年后演变成为关于是否继续改革的一场论战。
在郎咸平点出的名单中，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突然惊吓了一批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明星，他们包括“海尔”的张瑞敏、TCL的李东生等，“联想”的柳传志最后也主动加入了意见表达的行列。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一个庞大的话题，三言两语是讲不清的，其发展路径可简单概括为：在2004年前推进改革的时候，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从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变成了一个技术性问题；在2004年后反思改革的时候，又从一个技术问题重新变回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用“TCL案例”来说。郎咸平对于“TCL案例”的攻击与周其仁的防御，TCL从国有企业变成民企，在周其仁看来是一个漂亮的经典合约，正是广东省惠州政府对TCL管理层给与的股权支持，使TCL从一个小公司变成中国家电巨人。在郎咸平看来，问题的焦点在于：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把国有资产变成私人的股权？“联想”其实也是这样一家公司，中国社科院实事求是的产权创新态度，确实给柳传志和他的团队一个历史性机会，“联想”因此而成为一家全球性IT生产巨头。
“郎顾公案”争论到2006年初时，已开始阵营分立。学术界的讨论完全延伸到了实业界与社会中。典型的案例是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与柳传志的观点隔空叫阵。
2006年3月7日，纪宝成校长发表观点：中国310家国企海外上市，致600亿美元的国资流失。
此论一出，舆论哗然，全国不少报刊将之设置于头条位置上，以迎合不断暗流涌动的情绪化民粹主义对于中国改革的批判。随后，香港《信报财经新闻》用了2版大头条来刊发纪宝成的观点，但文章末尾用春秋笔法，通过引述柳传志的观点，微妙回应纪宝成文章的技术性论据失误。
柳传志先后两次对香港报纸表示：他不赞成纪宝成的观点。柳传志对香港《信报财经新闻》的记者说，大陆的股市是一个非全流通的股市，海外的股市是全流通的，两者不可对等比较。这实际上是在技术上指出纪宝成的一个错误。
柳传志绵里藏针式地批评道，联想在海外上市，单就引进策略股东给这家公司的领导人思想上的启发，“令联想管理层大开眼界”，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收获。他接着说，国有银行在海外上市，引入新主人来管理，收益不浅，如果国有银行不在海外上市，只是不断地剥离坏账，那才是一个灾难。
柳传志继续对香港记者说：纪宝成发言时，他在现场，他本来是想与纪宝成讨论一下的。世界经济的互动已成潮流，只要不涉及国家命脉，在海外上市没有什么错误……
如果柳传志的联想不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有效的股权制度创新与海外上市，也许今天就没有这个公司了，何来收购IBM并成为中国真正的跨国公司？在倒算海外上市账的背景下，“吴敬琏们”、“柳传志们”、“中国移动们”这些人比较委屈地成为一个错误的制造者了。
香港“京华山一”的老总刘梦熊用了“荒唐之极”来评论纪宝成的观点。刘是香港资本市场的意见领袖。3月9日，《北京晨报》发表了经济学家左小蕾的文章，从股市的常识角度解释了纪宝成观点中的一些技术性错误。这是一个情绪传播的年代，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女士对于纪宝成论点的技术性错误的指摘发出后，一波又一波的清算海外上市公司的声浪在博客与论坛里不断涌现。
纪宝成对于国有企业海外上市的诉求认识不明晰，这其实是中国特定年代的特定价值诉求。90年代初，中国想让世界认识我们，于是一批国有企业作为睁眼看世界的洋务运动先锋出去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在美元奇货可居的年代，我们对于资本的渴求又卖出了一批公司；2000年后，我们想让很多公司通过上市学习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多元的管理。不同年代，有不同的价值诉求。不能因为后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很高，热钱大量涌入，而认为过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国有企业海外上市融资，引入资金和引入治理结构，是中国当时的一种创新精神。资本市场是此一时彼一时，签了合同就是交易，不能倒算账。中国联通2000年上市时，IPO（首次公开募股）创下亚洲纪录；2002年，庞大的中国电信的为了给“十六大”献礼，急着在香港上市时，才拿到了113个亿。“联通”是贵卖，“中国电信”是贱卖，合同一签，愿赌服输。
某些人的观点对于这个国家那时正在推进的改革是一种思想反拨。那种哗众取宠式的放炮，在当时的情绪化民粹主义浪潮中，往往可以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刀枪不入、一尘不染的民族主义者，但对于知识界中理性的商讨则是有害的一件事情。情绪性观点的传播方式几乎是一种传染，对于改革的倒算账是既得利益收成较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禽流感，一旦染上，就会变成一种致命的自负，迅速传染为一种高尚的偏见。
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扩大开来的对于这个国家过去20年的改革与开放的反思，在2005～2006年时走上了矫枉过正的路径。危险的情绪几乎是一种现代李自成的平等观。
一个国家面对外部总是在得与失之间犹豫，在选择精英的理性和大众的票决间犹豫不决。
（摘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作者：王正鹏）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格林柯尔与科龙公司的国资纠纷只是一个普通司法案例，但在“郎顾公案”点燃后则变成了一场思想纷争。“郎顾公案”起于2004年夏天，并在当年秋天收官。它的余波共振在2005年，并通过思想的螺旋式对撞导致了2005年冬天开始的改革争论。
2004年夏天，如果不是顾雏军放出狠话威胁郎咸平的人身安全，事后的历史可能完全改写。顾雏军是按中国大陆的游戏规则来思考：一个有背景的商人可以用钱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对于一名学者的轻视则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这就像冯仑在评价“黄光裕案”时说的：黄光裕只是用钱来思考，才有了后来的结局。但郎咸平不是一名大陆的学者，他用台湾的思考方式迅速公开了这一事实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让所有的媒体为他的安全站岗。
8月10日，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这种点名批评一家问题公司的学者，除了刘姝威（她曾发表过对于蓝田公司财务链危险的预警报告）之外就是郎咸平了。
中国的企业家以同样的方式威胁了这两名学者：刘姝威是接到蓝田公司的威胁电话后向北京警方报案；郎咸平则用媒体为他的安全建立了一道保护网。他专门为此事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会后，主要媒体的新闻报道点基本是“顾雏军对于郎咸平人身安全的威胁”。
随后几天内，郎咸平把斗争的矛头从人身安全转向了一个经济学家与一个国资偷盗者的孤立无援的斗争。随后《北京晨报》发表了《为何经济学界集体失语？》这篇评论，这一标题正好取自郎咸平的原话：“到现在我惟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
这是郎咸平获得学术主动权与舆论主动权的开始。
随后，吴敬琏等学者纷纷对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表达了同情与关注之情，但大家对于郎咸平的观点却并没有给以支持。
稍后的事态发展则远超出事件本身，“格林柯尔案”开始向“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合法性”这一主题转变，论战升级了。其实，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就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有不同的认识，在当时的改革大环境下，学术上的反对声音相对比较小。但在2004年的“郎顾公案”之语境下，郎、顾二人之争迅速上升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派与反对派之争。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大批经济学者纷纷加入了这一论战。
这个时候，论战的烈度开始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两个阵营的交战还没有结束，就已经从学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争上升为“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争上了。产权改革派被划入了“华盛顿共识”阵营，反产权改革派划入“北京共识”派。后期的这一争论虽然有一点虚空，但它的最终杀伤力比产权改革的讨论要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争论在当时已经带上了火药味，并将中国经济学界分裂为两个阵营。
2004年冬天，风向已经渐渐转向灰暗的基调，国资委对于国有企业MBO（管理者收购）暂时叫停就是一个证据。那时，“郎顾公案”当事双方——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和格林柯尔公司总裁顾雏军已逐渐淡出，而以他们的争论为起点的一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却刚被点燃，并在几年后演变成为关于是否继续改革的一场论战。
在郎咸平点出的名单中，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突然惊吓了一批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明星，他们包括“海尔”的张瑞敏、TCL的李东生等，“联想”的柳传志最后也主动加入了意见表达的行列。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一个庞大的话题，三言两语是讲不清的，其发展路径可简单概括为：在2004年前推进改革的时候，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从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变成了一个技术性问题；在2004年后反思改革的时候，又从一个技术问题重新变回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用“TCL案例”来说。郎咸平对于“TCL案例”的攻击与周其仁的防御，TCL从国有企业变成民企，在周其仁看来是一个漂亮的经典合约，正是广东省惠州政府对TCL管理层给与的股权支持，使TCL从一个小公司变成中国家电巨人。在郎咸平看来，问题的焦点在于：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把国有资产变成私人的股权？“联想”其实也是这样一家公司，中国社科院实事求是的产权创新态度，确实给柳传志和他的团队一个历史性机会，“联想”因此而成为一家全球性IT生产巨头。
“郎顾公案”争论到2006年初时，已开始阵营分立。学术界的讨论完全延伸到了实业界与社会中。典型的案例是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与柳传志的观点隔空叫阵。
2006年3月7日，纪宝成校长发表观点：中国310家国企海外上市，致600亿美元的国资流失。
此论一出，舆论哗然，全国不少报刊将之设置于头条位置上，以迎合不断暗流涌动的情绪化民粹主义对于中国改革的批判。随后，香港《信报财经新闻》用了2版大头条来刊发纪宝成的观点，但文章末尾用春秋笔法，通过引述柳传志的观点，微妙回应纪宝成文章的技术性论据失误。
柳传志先后两次对香港报纸表示：他不赞成纪宝成的观点。柳传志对香港《信报财经新闻》的记者说，大陆的股市是一个非全流通的股市，海外的股市是全流通的，两者不可对等比较。这实际上是在技术上指出纪宝成的一个错误。
柳传志绵里藏针式地批评道，联想在海外上市，单就引进策略股东给这家公司的领导人思想上的启发，“令联想管理层大开眼界”，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收获。他接着说，国有银行在海外上市，引入新主人来管理，收益不浅，如果国有银行不在海外上市，只是不断地剥离坏账，那才是一个灾难。
柳传志继续对香港记者说：纪宝成发言时，他在现场，他本来是想与纪宝成讨论一下的。世界经济的互动已成潮流，只要不涉及国家命脉，在海外上市没有什么错误……
如果柳传志的联想不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有效的股权制度创新与海外上市，也许今天就没有这个公司了，何来收购IBM并成为中国真正的跨国公司？在倒算海外上市账的背景下，“吴敬琏们”、“柳传志们”、“中国移动们”这些人比较委屈地成为一个错误的制造者了。
香港“京华山一”的老总刘梦熊用了“荒唐之极”来评论纪宝成的观点。刘是香港资本市场的意见领袖。3月9日，《北京晨报》发表了经济学家左小蕾的文章，从股市的常识角度解释了纪宝成观点中的一些技术性错误。这是一个情绪传播的年代，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女士对于纪宝成论点的技术性错误的指摘发出后，一波又一波的清算海外上市公司的声浪在博客与论坛里不断涌现。
纪宝成对于国有企业海外上市的诉求认识不明晰，这其实是中国特定年代的特定价值诉求。90年代初，中国想让世界认识我们，于是一批国有企业作为睁眼看世界的洋务运动先锋出去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在美元奇货可居的年代，我们对于资本的渴求又卖出了一批公司；2000年后，我们想让很多公司通过上市学习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多元的管理。不同年代，有不同的价值诉求。不能因为后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很高，热钱大量涌入，而认为过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国有企业海外上市融资，引入资金和引入治理结构，是中国当时的一种创新精神。资本市场是此一时彼一时，签了合同就是交易，不能倒算账。中国联通2000年上市时，IPO（首次公开募股）创下亚洲纪录；2002年，庞大的中国电信的为了给“十六大”献礼，急着在香港上市时，才拿到了113个亿。“联通”是贵卖，“中国电信”是贱卖，合同一签，愿赌服输。
某些人的观点对于这个国家那时正在推进的改革是一种思想反拨。那种哗众取宠式的放炮，在当时的情绪化民粹主义浪潮中，往往可以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刀枪不入、一尘不染的民族主义者，但对于知识界中理性的商讨则是有害的一件事情。情绪性观点的传播方式几乎是一种传染，对于改革的倒算账是既得利益收成较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禽流感，一旦染上，就会变成一种致命的自负，迅速传染为一种高尚的偏见。
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扩大开来的对于这个国家过去20年的改革与开放的反思，在2005～2006年时走上了矫枉过正的路径。危险的情绪几乎是一种现代李自成的平等观。
一个国家面对外部总是在得与失之间犹豫，在选择精英的理性和大众的票决间犹豫不决。
（摘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作者：王正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