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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在沪考察的第二站——长宁区古北市民中心，当时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信息员们正在这里开会，讨论行政处罚法的意见建议征询稿。回忆起当时场景，连任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朱国萍兴奋地说：“我们向总书记汇报了基层立法点情况，总书记亲切地称呼我‘小巷总理’，临走时，总书记还专门越过人群，与我再次握手道别……激动啊，但感动过了，要看行动，我要把总书记的话落实到行动中。”朱国萍在虹桥街道虹储居委会当了28年的党总支书记，如今已退休的她成立了萍聚工作室，在培训新一代“小巷总理”，除此之外，她还是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信息员。
“基层立法联系点直通人民大会堂”
朱国萍介绍，虹桥街道基层立法点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首批四个试点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其他三个点都设在县一级人大常委会，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是唯一设在街道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它在萍聚工作室设立了联络站”。
萍聚工作室在居民区门口，临街，“过往行人一眼可看到，随时可推门进来”，朱国萍说。工作室墙上挂满了牌匾，令朱国萍特别自豪的一块牌匾上写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联络站”，她说“这是民主进步的一大跨越——基层立法联系点让立法并不遥远和‘高大上’，意见征询点就在居民家门口，立法已经走进寻常百姓家”。
朱国萍举例，民法总则修改征询意见时，就有不少群众推门进来提意见建议，如有人说“共同债务这个要修改，我离个婚还莫名其妙替前夫背债，这不公平”。反家暴法的意见征询也引起很多女性居民的关注。“虽然不是每条意见都会被采纳，立法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社会在进步，大家知道提意见是保护自己，有外籍人士也积极参加，尤其在征询涉及外企的法律修订意见时”，朱国萍说。
“有时候意见被采纳，是一个字或者一个词被采纳”，朱国萍满脸自豪，“比如民法总则中，关于特定情况下，居委会可以成为监护人，我就不同意，我长期在基层工作，很了解居委会，它是个自治组织，不能承担监护人的责任，所以我建议由民政部门承担，修改这部法的时候，我的意见被采纳了”。
让朱国萍特别高兴的是，“有一次，一个美国来的参议员来参观基层立法联系点，连说好” ！“我们是真正的法律公平、真正的民主，我们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意见直通人民大会堂。”
在朱国萍看来，基层立法联系点也是个普法宣传点，“警钟要长鸣，知法才能守法，有些非法律专业的群众受限于文化阅历等，暂时没能提出立法建议，但在这里却学到了法律知识，基层立法联系点也是学习法律的场所”。同时，她还希望能多设一些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联络站。
“小巷总理”的“顶层设计”
长期以来，朱国萍被媒体关注的身份是“小巷总理”，她为老百姓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难题，深受群众爱戴。而事实上，除此以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朱国萍也颇具“顶层设计”的眼光，她的建議立足上海、放眼全国。
“作为代表，不能只有个人思想，要服务群众，从整体考虑，尤其是全国人大代表”，朱国萍提交的建议大多在民生领域，如家庭医生、食品安全、保姆市场的管理、对老年保健品的监管等等，这些建议正是基于她的基层工作经验，以及事无巨细的认真调研。让她自豪的是，“基本都被采纳了”。
比如家庭医生，朱国萍说，很多人误以为家庭医生就是私人医生，其实并不是。家庭医生是为了便民，在居委会等地设置的医疗点，让居民们小病不用去医院，“我很高兴，至少在上海，我看到了我的建议已落实，现在医疗点越来越多了”。
朱国萍很关心失独家庭，她建议要照顾好人到老年却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比如节日，“这些老人最难熬了，别人家都是热热闹闹，自己家冷冷清清”，所以节日要有慰问，生病要让他们优先住院，要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还有老年保健品体验店要打击取缔”，朱国萍长期在基层工作，很了解这个现象，“现在好多了，好多点被取缔了，不然老人家被几个鸡蛋忽悠去买一堆并无作用的保健品，子女的劝告老人家根本听不进去，家庭矛盾一个接一个” “还有食品，老百姓现在手里有点钱了，吃好点穿好点，但是要吃得放心，食品监管要加强”。
现在，朱国萍在操心不会用智能手机或没有手机的老年人，“对他们来说，打车难，无人售票不会操作，都是问题”。
“岗位变了，初心不变”
朱国萍说：“好的代表要先做好本职工作，自己的工作都做不好，怎么能被选上当代表呢？”
几十年来，朱国萍一直很忙，以前做居委书记忙，现在忙着培训居委书记，她请律师、专家教授等为学员们上课，接待来自各地的参观学习者。
不管在哪个岗位上，朱国萍都非常顾及人大代表的形象，手机响了，不管什么号码都接，她无奈地苦笑“经常是骚扰电话”，但是不接又怕错过群众的电话，“要让群众感受到人大代表时刻在身边”。
找她提意见建议的群众很多，知名企业阿里巴巴也找上门来，反映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朱国萍认真接待，并对相关问题展开调研，公司、法律专家一一找过去，后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构建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共治机制的建议》，“不做二传手，要有自己的思考，不是交给我的东西我就直接递交上去，必须认真调研”。
朋友们去浙江、江苏玩，发现异地看病存在不少问题，如医保卡的使用等等，朱国萍又上心了，开始调研，“现在大家条件好了，有来上海玩的，有从上海出去玩的，年纪大了，有什么问题就要在当地就医，能不能全国一张卡，方便群众”？——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她提交了《异地就医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朱国萍说，当人大代表不是享受荣誉，而是“操不完的心”。她经常学习总书记的讲话，“总书记的话要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我要把28年基层书记的工作方法传承下去，岗位变了，初心不变，要继续履行好代表职责，我现在成‘老代表’了，要做得更好，压力好大！”。
“基层立法联系点直通人民大会堂”
朱国萍介绍，虹桥街道基层立法点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首批四个试点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其他三个点都设在县一级人大常委会，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是唯一设在街道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它在萍聚工作室设立了联络站”。
萍聚工作室在居民区门口，临街，“过往行人一眼可看到，随时可推门进来”，朱国萍说。工作室墙上挂满了牌匾，令朱国萍特别自豪的一块牌匾上写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联络站”，她说“这是民主进步的一大跨越——基层立法联系点让立法并不遥远和‘高大上’，意见征询点就在居民家门口，立法已经走进寻常百姓家”。
朱国萍举例，民法总则修改征询意见时，就有不少群众推门进来提意见建议，如有人说“共同债务这个要修改，我离个婚还莫名其妙替前夫背债，这不公平”。反家暴法的意见征询也引起很多女性居民的关注。“虽然不是每条意见都会被采纳，立法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社会在进步，大家知道提意见是保护自己，有外籍人士也积极参加，尤其在征询涉及外企的法律修订意见时”，朱国萍说。
“有时候意见被采纳，是一个字或者一个词被采纳”，朱国萍满脸自豪，“比如民法总则中，关于特定情况下，居委会可以成为监护人，我就不同意，我长期在基层工作，很了解居委会，它是个自治组织，不能承担监护人的责任，所以我建议由民政部门承担，修改这部法的时候，我的意见被采纳了”。
让朱国萍特别高兴的是，“有一次，一个美国来的参议员来参观基层立法联系点，连说好” ！“我们是真正的法律公平、真正的民主，我们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意见直通人民大会堂。”
在朱国萍看来，基层立法联系点也是个普法宣传点，“警钟要长鸣，知法才能守法，有些非法律专业的群众受限于文化阅历等，暂时没能提出立法建议，但在这里却学到了法律知识，基层立法联系点也是学习法律的场所”。同时，她还希望能多设一些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联络站。
“小巷总理”的“顶层设计”
长期以来，朱国萍被媒体关注的身份是“小巷总理”，她为老百姓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难题，深受群众爱戴。而事实上，除此以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朱国萍也颇具“顶层设计”的眼光，她的建議立足上海、放眼全国。
“作为代表，不能只有个人思想，要服务群众，从整体考虑，尤其是全国人大代表”，朱国萍提交的建议大多在民生领域，如家庭医生、食品安全、保姆市场的管理、对老年保健品的监管等等，这些建议正是基于她的基层工作经验，以及事无巨细的认真调研。让她自豪的是，“基本都被采纳了”。
比如家庭医生，朱国萍说，很多人误以为家庭医生就是私人医生，其实并不是。家庭医生是为了便民，在居委会等地设置的医疗点，让居民们小病不用去医院，“我很高兴，至少在上海，我看到了我的建议已落实，现在医疗点越来越多了”。
朱国萍很关心失独家庭，她建议要照顾好人到老年却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比如节日，“这些老人最难熬了，别人家都是热热闹闹，自己家冷冷清清”，所以节日要有慰问，生病要让他们优先住院，要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还有老年保健品体验店要打击取缔”，朱国萍长期在基层工作，很了解这个现象，“现在好多了，好多点被取缔了，不然老人家被几个鸡蛋忽悠去买一堆并无作用的保健品，子女的劝告老人家根本听不进去，家庭矛盾一个接一个” “还有食品，老百姓现在手里有点钱了，吃好点穿好点，但是要吃得放心，食品监管要加强”。
现在，朱国萍在操心不会用智能手机或没有手机的老年人，“对他们来说，打车难，无人售票不会操作，都是问题”。
“岗位变了，初心不变”
朱国萍说：“好的代表要先做好本职工作，自己的工作都做不好，怎么能被选上当代表呢？”
几十年来，朱国萍一直很忙，以前做居委书记忙，现在忙着培训居委书记，她请律师、专家教授等为学员们上课，接待来自各地的参观学习者。
不管在哪个岗位上，朱国萍都非常顾及人大代表的形象，手机响了，不管什么号码都接，她无奈地苦笑“经常是骚扰电话”，但是不接又怕错过群众的电话，“要让群众感受到人大代表时刻在身边”。
找她提意见建议的群众很多，知名企业阿里巴巴也找上门来，反映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朱国萍认真接待，并对相关问题展开调研，公司、法律专家一一找过去，后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构建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共治机制的建议》，“不做二传手，要有自己的思考，不是交给我的东西我就直接递交上去，必须认真调研”。
朋友们去浙江、江苏玩，发现异地看病存在不少问题，如医保卡的使用等等，朱国萍又上心了，开始调研，“现在大家条件好了，有来上海玩的，有从上海出去玩的，年纪大了，有什么问题就要在当地就医，能不能全国一张卡，方便群众”？——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她提交了《异地就医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朱国萍说，当人大代表不是享受荣誉，而是“操不完的心”。她经常学习总书记的讲话，“总书记的话要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我要把28年基层书记的工作方法传承下去，岗位变了，初心不变，要继续履行好代表职责，我现在成‘老代表’了，要做得更好，压力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