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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涨之洞，《张文襄公辞世日记》，感言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缡号]0457-6241(2007)11-0005-06
在长期从事历史研究过程中，我深感没有比评价历史人物更困难的事情了。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在不同的环境中，对其评价简直有天壤之别。而且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也给评价历史人物增加了难度与变数。远的姑且不论，即以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而言，数年前，我曾撰写过《张之洞与清末立宪别论》，运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慈禧召见张氏时的《奏对大略》等史料，考证了张之洞主张“立宪愈速愈妙”的积极态度。后来，为又撰文评论张之洞在唐才常起义一事上，“首鼠两端，以个人利益为前提”，血腥镇压自立军起义，不惜以学生的鲜血来巩固自己的官位。
可是，我最近在整理披阅抄录的《赵凤昌藏札》时，发现一份《张文襄公辞世日记》，反复展读，思绪万千，深感在晚清官场中，许多人都在贪污受贿，拼命地追求财富，恨不能将整个户部银库都据为己有；而张之洞却两袖清风，不为所动，视金钱如粪土，这种对金钱的态度与精神境界，和荣禄、奕劻、那桐、袁世凯等权贵比较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真可谓是出于污泥而不染，着实难能可贵。
一、《张文襄公辞世日记》的发现
《张文襄公辞世日记》是张之洞的幕僚所记，是有关张之洞临死之前言行的短文。此文原件是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珍藏的《赵风昌藏札》中之一篇手稿。墨笔书写，字体工整，文字不长，纪事清楚。其中，许多有关张之洞于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临终之细节，为世人所未悉。其原文略谓：
文襄公病仅属肝气痛，西医云肝胀，东医亦然。
八月初一、二，因夜不成寐，服西医(德国人)安眠药水，遂至时明时昧，系吗啡性质，甚有流弊。
初三寿辰，是曰兴致尚好。以后改药东医平贺，天津军医学堂总教习，药水连日。平平而大便辄八九日下一次，常用药水致润而下，元气未免因之有亏。
至十七日，东院新厅落成，尚乘椅轿亲视一周。是日晚，呓语明白完全，竟如答对之言。大致言：路过真(正)定府，有多人来诉。山西某官吞赈一案，环求申冤。公云：吞赈系在放赈之前，抑在放赈之后，此中先后，大有区别。且此案系在光绪八年，迄今已二十五年矣。相隔太久，何能申冤?昔曹操所死八十万人，白起二十万人，黄巢之乱，死者尤不可计数，此等大冤，从何申起?我是路过此地，不能越俎。朝廷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不得已我为画调停之策耳。
又云：
路过汉口，官吏太繁，不能见，拟择一幽静地方小憩。言讫，又指十公子云：吴姻伯在此，汝须呼。吴姻伯，盖即吴清帅也。道孙即刺指血，擦于帐上，而呓语遂止。
翌晨(十八日)，陈伯潜阁学、张小帆中丞视病。公为言，昨夜妖梦甚多，情节甚长，家人均能详言等语。
十九中医进诊，前广西柳州府李日谦，号葆初；学部书记徐思允，号裕家，即徐士安先生之子也。言脉象下陷，数日内恐气脱。而公不肯食参，家人以参汤和入粥内，略食数，尚能辨晰，颇斥家人不应进参也。
廿日晚，即谕办开差缺折稿，亲笔改五字。廿晨，旨下，监国视疾，应对如礼，唯未起床耳。是晚，畴与徐医进视，问安，亦能辨认，见其手足举动灵便，必可放心。
廿一日早，医云，今脉已沉。畴与亲友三人，即至东、西城，前门外，遍视良材，考选十余家，始定，赶回时已夜十钟，进门已闻哭声矣。竟不及再见，何胜感痛。
闻家中云：申酉间尚下床，拟愈大便而未下，又进参汤。随即谕：我病知不能好矣。我一生做人，志在正字、忠字，公忠体国，廉正无私，我可自信。此我之心术也。学术仅行十之五六，治术仅行十之六七。平生不树党，不殖产，自幼不争财产。指公子辈云，汝等须记得此谕：兄弟不可争产，志须在报国，勤学立品；君子小人，要看得清楚，不可自居下流。此外，尚有吩咐家庭琐屑之事。谕讫云：我要上去。家人云：此即上房。公即抬手云：汝等让路。后又吃粥两口，又转身向里面，谕将衣裤拉平，又要纸片擦嘴，手即不能动，气即不能续矣。时正亥刻。遗折尚是十六七，即严谕定要拟稿办法各节，均神志清明所口授也。自病起至易篑时，始终神明不衰，心思周密，诚生有自来。
夏间在枢廷意见不合者，外间尽知数事：一。朱恩绂以三品卿督办沿江沿海制造各局。监国、庆邸均以此办法为然。公力争始得改卿衔考察名目；一，津浦督办初意派唐少川，公又力争云：若派三省决不承认。监国谕：汝即直隶人，若有旨派定，汝亦不遵旨乎?此一事甚有冲突。一，为海陆军大元帅。此三事以津浦力争甚至。在内廷咯血两口，病内淤血即此根也。公若不入枢，以精力论，决不至于不起，是殆怒郁伤肝气，无从泄，与路款全不相干。故病初起，即云：我已入膏盲，自念时局，心已先死矣。此外种种尚不能尽悉。
二十二日，鄙人即谓崧公，以正宇、忠字，托其运动要津三处。崧公欣然即行。那意极好，庆、世不洽。想不到继左湘阴之后也。
即以法越之战，保护东南之事而论，亦应援刘忠诚之例，得一封爵。荣文忠仅在枢廷，不过随扈而行，尚论功得爵，此竟陈说不行，监国毫无主张。庆、世平日积嫌，那委蛇周旋，背后亦多不满意之词，欲彰公道戛戛乎难之。公平日本不见容豪门，往来者少，内亦不能结团体，均散漫无总束处，大事出后，只有鄙人出面料理，竟至三四日夜未睡。人亦涣散，呼应不灵。京外礼节不同，诸事请教，而满、汉礼节亦尚不能一律，又乏专门各家。袖手议论之人多，切实办事之人少，祗可撑起两根穷首，须任劳任怨为之，总算敷衍到此。幸而平日诚信相孚，上房尚能说话，并无掣肘之人。自问十七八年，随侍知遇之感，实逾寻常。而两次江南，两次北上，艰难辛苦，倍于他负。至此亦悟前生殆有姻缘，今始全终，问心无愧，禀告无罪，文襄在天之灵矣。鄂中积亏太邱，总算一笔勾销。京中尚有万余金欠款，现收奠分约有四草，修一草，黄楼，照岩各五竿，学部三竿，此外亦有一竿、两竿之余，皆零数矣。部臣尚未知如何办法，陆军约凑一草，尚不敷丧礼也。
自癸巳以忆后，奏稿批牍，函稿杂文。均检点齐全，分订成册，毫无遗漏，前则口取手捡，尤为整齐精密。广雅堂诗集，公病中手编，日夜催促，写即赶紧印成样本，适在廿一午后，尚及见之。唯原本写得太忙。无暇细校，兹将诗稿两册、遗折两册也寄奉览，邮寄多则不便，以上各事承详询，百忙中缕缕及之。此信写完，已屡闻屡写，三数日始成实事，且心乱如麻，现正忙发讣，节志来，讣文又哀启均成，又大改重印，故时时更局促，诸析阅后密之，付丙为叩，敬请台安。
弟名心顿首。
此文是一篇有关张之洞辞世前十数日经历及其死后遭际的文字。文中的伯潜，系指陈宝琛(1848—1935年)，字伯潜，号強庵，晚署沧趣老人， 福建闽县人，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乃张之洞在京师翰林院之挚友；小帆中丞，系指张曾歜，字润生，号小帆，与张之洞同为河北南皮人，后接任浙江巡抚。此文作者自称“屡闻屡写，三数日始成”。也就是说作者在亲自料理张之洞后事时，耳闻目击，逐日回顾整理而成，故比一般社会传闻，要翔实生动得多。这篇《张文襄公辞世日记》认为，张之洞患病之根源，是由于“在枢廷意见不合”。这些“不合”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亲贵浸用事，通私谒”，徇私舞弊。尤其在朱恩绂、唐绍仪以及载洵、载涛之任命时，张之洞主持正义，坚决抵制。
据张之洞另一个幕僚王树坍称：“宣统元年，监国将以洵贝勒筹办海军，涛贝勒管理军咨，公面诤曰：‘此国家重政，应于通国督抚大员中选知兵者任其事，洶、涛年幼无知，何可以机要为儿戏?’监国不听，公力争之。监国顿足，色然曰：‘无关汝事。’公因此感愤致疾，遂以不起。”而《清史稿》则称：“之洞一时称贤，而监国摄政亲贵用事，欲挽救而未能，遂以忧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尚何言哉?”两者所述张之洞病故原因大体相同。
二、关于《张文襄公辞世日记》之作者
《张文襄公辞世日记》就其内容而言，是以日记形式，逐日叙述张之洞逝世前十多天的言行。说它是信札，却并未署收信人之姓名；说它是日记，后面却有“名心叩顿首”五字，实际上是一篇介乎日记与信札的文字。
该文末尾，未署作者之姓名，仅署“弟名心顿首”。然而，在《赵凤昌藏札》中，与此文并列排在一起的还有一通短信。其文曰：
惜阴长兄姻大人阁下；手示敬悉，今坦正赶备试事，前数日往访，略叙两刻之久，温文尔雅，美材美材。嘱事往见石老，照函意切托。允如命办理。崧老多病畏寒，不易常见。姻小弟曾畴顿首。九月十一日。
此通函札字数不多，收信人惜阴长兄，即为赵风昌。应写于张之洞过世之后，字体与《张文襄公辞世日记》完全相同，可知两者均出自一人之手。信中之崧老，当指梁敦彦，字崧生。顺德人。早年由清廷派往美国留学，归国后长期充当张之洞亲信幕僚。丁未年张之洞奉旨进京，出任体仁阁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他在幕僚中精心挑选了两名“洋学生”——梁敦彦和辜鸿铭随同北上，人外务部任职。
又《张文襄公辞世日记》行文过程中，亦有“畴与徐医进视”，“畴与亲友三人，即至东、西城，前门外，遍视良材”云云。故可判断，此文出自张曾畴之手。
据刘厚生《世载堂杂忆》曾指出：“张之洞幕府中，常州人各有专长。无锡张曾畴擅苏体字，为之洞代笔，几乱真，赵凤昌以通达政事文章名，之洞倚之如左右手。金匱华蘅芳以算术独步，两湖奉华氏为泰斗，在鄂十余年，其门人汉阳曾纪亭，算术有天才，而不能作一浅近文字。华率曾生，曰日行郊外布算，指天画地，土人呼为两个算命先生。他如杨模等，皆幕府才也。”
张曾畴，字望屺，江苏无锡人。乃是张之洞幕府中的重要成员之一，跟随张之洞十七八年，“知遇之感，实逾寻常”，故能任劳任怨，负责料理其后事。据史书记载，张曾畴辛亥年(1911年)官候补知府，“榷汉阳车站货捐。战事起，避上海，仇者诬为挟赀遁，胁还汉口，会计出入悉符合，得还。党入適同舟，面辱之，摔其冠，遽投江死”。
据此可知，《张文襄公辞世日记》乃张曾畴死前两年所撰写的一篇重要文字。
三、几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张文襄公辞世日记》全文不过千余字，却忠实记录了张之洞临死前的所思所想，以及他对自己一生的评估。全文读后，颇使人感慨不已：
其一，张之洞一生只做事，不揽财，即使官阶再高，也能视金钱财富如粪土，此种廉洁自律的精神实属难能可贵。
清末官场风气败坏，贿赂公行，权贵如荣禄、奕劻、那桐等人，利用手中权势，聚敛财富，贪得无厌，在任上都积累了大量金钱。光宣之际，即使是封疆大吏，个个都是想方设法地搜刮民脂民膏。“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那个时代官场的真实描述。像张之洞那样，从山西巡抚，到两广总督，再到湖广总督，担任封疆大吏长达二十多年，亲手缔造诸如汉阳铁厂、汉冶萍轧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局等近代大型企业，创造了许多财富，而他本人却是两手空空，一身清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未政潮后，张之洞充任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他的同事奕劻等权贵争相卖官鬻爵，修筑豪华府邸；而张之洞非但没有积累下财富，反倒是债台高筑，以至于身后萧条，“尚不敷丧礼”，如果不是在金钱面前一尘不染，何以落到如此寒酸的地步。
其二，张之洞清廉一生，死前坚持不为子女后代留遗产。他弥留之际，告诫子孙曰：
我一生做人，志在正字、忠字，公忠体国，廉正无私……平生不树党，不殖产，自幼不争财产。指公子辈云，汝等须记得此谕：兄弟不可争产，志须在报国，勤学立品。
人之将终，其心也诚，其言也哀。张之洞出自肺腑的言语，掷地有声，没有半点虚伪。虽然他所说的“正字、忠字”，有其特定的阶级内涵，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衡量其是非。但是，他临终之前不为子女谋财富，并告诫子女也不要贪财，而要“志须在报国，勤学立品”。张之洞虽然没有给后代留下金银财宝，却留下了公正无私的中华美德。
其三，《张文襄公辞世日记》所述张之洞清廉无私，绝非是在为死者脸上贴金，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一生憎恨利用职务发不义之财，尤其是对那些贪赃枉法，依靠送礼而打通门路者，不留丝毫情面。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该国驻扎汉口领事、二等秘书濑川浅之进，屡次向上司报告称：
张总督为该国颇为少见的清廉之士，虽历任大官，囊中常常空乏。以至有传言，去年被债主所逼无法，从他人借财偿还自家之负缺。该总督的学问文章卓绝，识大体人所共知，二十年来在山西、广东及两湖各省历任，所到之处兴利除弊，不少可见之政绩。只因总督幕下缺乏辅佐参谋之良才，公私大小事宜，没有一事不是亲自动手，费其思虑、多烦累，盖有人所想不到之处。要之，其学问和认识人所敬服，其纯洁廉正，当世无比。
可见，张之洞居官清廉，声名远播，以至于常住武汉的外国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又据《清史稿》记述：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再署两江总督时，“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张之洞不为所动，反将这位送礼的道员“立劾罢之”。由于他一生廉洁无私，因此，“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清末吏治腐败，崇尚金钱，这是导致清王朝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像张之洞这样的作风廉洁官员，实在是凤毛麟角，令人敬佩。
四、关于吴姻伯其人
《张文襄公辞世日记》中提到，张之洞在弥留之际，忽然想到了吴姻伯。吴姻伯者，是何许人也，以至于让张氏在临终前还念念不忘?
吴姻伯者，吴大激(1835—1902年)，字清卿， 号恒轩，又号愙斋，翁同穌之同乡，江苏吴县人。长期在京师翰林院任职，亦为当时敢于讲话的清流人物。甲午战争爆发后，吴氏任湖南巡抚，他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犯，毫无惧色。与一般督抚噤若寒蝉，截然相反。吴大激奋勇请缨，要求带兵赴东北作战。张之洞当时是湖广总督；尔后，因刘坤一统兵关外，清廷又临时派张氏署理两江总督。对吴大学习澂的举动，当然十分清楚。但是，吴大激乃一介书生，原不知兵，言大而夸，有勇无谋。据《张荫桓日记》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年)底，前线清军接连败北，一退再退，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与奕劻等见大势已去，决定弃战主和，派张荫桓前往日本议和。十二月十六日张荫桓行至天津，遇到即将带兵开赴前线的吴大激，没有想到吴氏居然告诉他“缓俟二月东渡，以候捷音”。吴大沿澂不知天高地厚，对敌情十分隔膜，而又盲目自信，于此可见一斑。 澂 澂果然，吴大澂带兵开赴关外不久，便在辽东战役中溃不成军。败讯传到紫禁城之后，虽有翁同穌多分排解，光绪帝仍然颁谕称：
吴大潋身为统帅，徒托空言，疏于调度，初次接仗，辙即败退。本应照部议降三级调用，唯念其前在湖南巡抚任内，疏请从戎，舍易就难，迨奉命出关，立即启行，尚属勇往。此次牛庄之挫，将士尚能力战，情亦可原，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以示朝廷权衡赏罚，一秉大公至意。
这条上谕，按照情理而言，对吴大澂的处分是太轻了。但是，上谕所称吴大澂在湖南巡抚任内“疏请从戎”，“舍易就难”，“奉命出关，立即启行”，的确是说在点子上了。这话应该是出自翁同鰥之口，因为他是最了解吴大激的内心世界的。
当时全国的总督、巡抚几十个，没有一个人在大敌当前之际，敢于奋勇请缨，带兵向前，唯独吴大激，敢出来冒这个风险。而且，与吴大激形成显明对照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刘氏位高势重，开始受命后，屡以病辞，迟不应命；到达京津之后，又再三推诿，迟不出关。这和吴大激的“奉命出关，立即启行”，简直有天壤之别。没有一点勇往直前的精神，吴大澂何能如此?
吴大激打了败仗之后，又回到长沙的湖南巡抚衙门。此时，他内心非常痛苦，深知闯了大祸，难以挽救。尔后，随着言官的不断弹劾，清廷终于将吴大激革职，永不叙用。被革职以后的吴大激无地自容，万分愧疚，尤其是当清廷派李鸿章赴日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中国不仅要割让土地，还要赔款二亿两白银。条约内容苛刻，举国哗然。这更使有良知的吴大激焦灼万分，寝食难安。
他觉得自己身为前敌将帅，应该为战争的失败承担一份责任。作为一个金石古董的爱好者与收藏者，吴大激此时在经过朝思暮想，苦苦思索之后，忽然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建议：即忍痛割爱，把自己的珍贵收藏，送给日本政府，以图减轻清政府的赔款负担。于是，他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发去一电报。该电文至今仍保存在张之洞的未刊档案中。其文略谓：
吴抚台来电：倭索偿款太巨，国用不足，臣子当毁家纾难。大澂廉俸所入，悉以购买古器，别无积蓄，拟以古铜器百种，古玉器百种，古镜五十元，古瓷器五十种，古砖瓦百种，古泥封百种，书画百种，古泉币千三百种，古铜印千三百种，共三千二百种，抵与日本，请减去赔款二十分之一。请公转电合肥相国，与日本使臣议明，作抵分数。此皆日本所稀有，置之博物院，亦一大观。彼不费一钱，而得之。中国有此抵款，稍纾财力，大潋借以伸报效之忱，一举而三善备焉。如彼允抵，即由我公代奏，不敢求奖也。
鄙藏古器、古泉，日本武扬曾见之，托其转达国王，事或可谐、激、有(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上文中提到的武扬，应指榎本武扬(1836—1908年)，曾为日本幕府末期幕臣，明治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曾担任外务大臣、文部大臣。光绪八年至十一年间(1882—1885年)，两度出任驻华公使。武扬与吴大激相见，并见其古物当在其驻京公使任内。
吴大激上述电报发出十天后，尚没有收到张之洞之答复，于是，再次致电张之洞，催促此事。文曰：
吴抚台来电：前电及函，想均鉴及。如合肥不愿议减，或倭使不肯婉商，可否乞公代电总署，托俄公使，电告俄王，玉成其事。令倭减去二十分之一。如有成议，澂当另备古物百种，由总署转送俄王。与其竭我脂膏，不如略减赔款，所以请公代奏者，激本部民报效之款，应由原籍地方官上闻，惟公知其心迹，无他耳。纾君父之急，与从井救人不同、澂、江(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六日申刻)。
由吴大澂此函观之，他除了发去两份电报之外，还有一函直接寄给张氏。可见，这位败军之将当时之心境是何等焦灼，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他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宝物，希望以此抵款。连续两电，说明吴大激“纾君父之急”，是至为真诚的。
不料，张之洞对吴大澂此举，大不以为然，他写了一封信给湖南，其信曰：
致汉口，督销局，志道台交信局专差飞送湖南。
吴抚台：有电悉，毁家纾难，深佩忠悃。唯以古器文玩，抵兵费，事太奇创，倭奴好兵好利，岂好古哉?
且尊藏虽富，虽精，估值不能过十万金，今乃欲抵赔款二十分之一，是作价一千万两矣，亦似可怪。此事恐徒为世人所讥，倭人所笑。鄙意不敢以为然，弟实不便与闻。如尊意坚欲行之，请公自行电商合肥。至代奏一节，弟更不敢如此僭妄。窃谓公此时不可再作新奇文章，总以定静为宜。拙见如此，采纳与否，统请尊栽、东(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二日，丑刻)。
张之洞认为，吴大潋的行为将会被“世人所讥，倭人所笑”，并劝他不要再作“新奇文章，总以定静为宜”。张之洞的冷漠，无疑给吴大激浇了一瓢冷水。
由此观之，张之洞似乎比吴大潋要老练“定静”得多。他虽然也是主战，却不贸然请缨。他对李鸿章的主和政策也满腹牢骚，却只是局限于上疏直陈己见。张之洞深知，即使由他来指挥这场战争，其结果也不会与李鸿章有什么两样，故而。不敢像吴大澂那样轻易统兵出阵。吴大激后来的不幸遭遇，都可以说是由于他此次贸然请缨，奋勇出战所造成的。否则，他还不是像其他督抚一样，过安稳太平的日子吗?
由于张之洞拒不代奏，吴大激无可奈何，只好郁郁寡欢，待在家中。此后数年中中国政局不断恶化，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爆发了德国公然出兵侵犯胶州湾事件，列强张牙舞爪，纷起效尤。吴大澂虽然身在江湖，却心系国事。他再次致函张之洞，表示愿意捐献自己所珍藏之古董，为国分忧。但是，再次为张之洞所拒绝。张氏之复函曰：
致苏江南仓桥吴清帅。函悉，胶事已议结，要求虽多，事事皆允，断无他故，此时所患在英、俄、法，不在德矣。来函欲备古玉、古器送德亲王，保全和局云云，断乎不可，于时局毫无所益，徒招众人哗怪訾议，务望俯鉴采纳，并商之汪柳翁，当以鄙论为然、谏。
戊戌正月十八日午刻发。 上函中的汪柳翁，系指汪鸣銮，帝党中坚人物，亦翁门六子之一，其时罢官居乡里。由以上几件函电可以窥见，吴大澂此人心存君国，屡次要毁家纾难，真可谓纯纯儒者矣。
然而，戊戌政变之后，守旧派徐桐等又落井下石，要清廷重算旧账，追究吴大澂之过失，慈禧又颁谕将吴大激“从严圈禁”。
吴大激自经甲午战争之后，运交华盖，报国无门，空有一腔热血，却落得身败名裂之下场。本来，他如果不去前线，那么，结局会全然不同，他还会像张之洞那样，照样当封疆大吏。了解了张之洞与吴大激之间的这段交往，就会明白为什么张之洞在临终之前，还念念不忘吴大澂了。
至于为什么称吴大激为“姻伯”，据国家图书馆善本室所藏稿本《四家书札》，有吴大激致其六兄函件一通。该函称：
六兄大人如晤。闰月二十七日接奉二十日手书，借悉一切。法酋不即赴津议约，已派曾沅帅到沪会商，能否就范，殊未可知。海上鲸波，时有警信，只可俟秋凉再行接眷也。弟于前月来津，感受风寒潮湿，右腰忽然酸痛，服汪子常太守药数剂，旋回新城休养十日，初一：日复来津门。因廖穀士亲家久未会面，月内又将南返，昨日始得一晤。锡席卿同年，廖仲山亲家；尚有查办事件，约需初十后回京，不能久在此候送。伯尹弟来此，亦属无事可办，新城房屋有人满之患，或俟秋间再来亦可。手复，敬请福安。
弟吴大激顿首，六月初三日。
香涛之次子与五小女联姻，未知母亲以为然否。
吴大激此函写于光绪十年六月，时正当中法战争期间。曾沅帅，系指曾国荃(1842—1890年)，湘乡人。字沅甫，曾国藩之弟。时任两江总督；锡席卿，系指锡珍；廖穀士，系指浙江巡抚，廖寿丰；仲山，系指廖寿恒，字仲山，江苏嘉定人。函中所述“香涛之次子与五小女联姻”应为事实，故而有“姻伯”之称。
张之洞一生与吴大激交往十分密切，由翰林挚友，再到封疆大吏，彼此书信往还，文电交驰，可谓无话不谈。故张之洞临终之时，仍念念不忘其人。
五、结语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就张之洞对金钱财富之态度展开论述，并不涉及张氏之政治观点、官场权术、学术是非。因力全面评价历史人物要涉及之问题实在太多。尤其是张之洞这样在清末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全面评述，更需慎重。
最后，顺便说一句，据京城报载：张之洞死后，迁回原籍河北南皮县安葬，很是不得安宁。先是，“文革”动乱期间，红卫兵造反，将其尸体抛出，置之野外。后被好心人重新掩埋。数年前，据说又有几位张之洞的不肖晚辈，忽动邪念，夤夜又挖开张氏坟墓，希图发横财，结果墓门打开后，空空如也，无功而返。这些强盗不明白，一个穷得依靠各部门捐贈才能举办丧事的高官，哪里能有金银财宝随葬，他们不理解张之洞视金钱如粪土高尚情操，故而有此失误。呜呼，哀哉!
[作者简介]孔祥吉，男，1943年生，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客座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
[责任编辑：蔡世华]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缡号]0457-6241(2007)11-0005-06
在长期从事历史研究过程中，我深感没有比评价历史人物更困难的事情了。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在不同的环境中，对其评价简直有天壤之别。而且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也给评价历史人物增加了难度与变数。远的姑且不论，即以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而言，数年前，我曾撰写过《张之洞与清末立宪别论》，运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慈禧召见张氏时的《奏对大略》等史料，考证了张之洞主张“立宪愈速愈妙”的积极态度。后来，为又撰文评论张之洞在唐才常起义一事上，“首鼠两端，以个人利益为前提”，血腥镇压自立军起义，不惜以学生的鲜血来巩固自己的官位。
可是，我最近在整理披阅抄录的《赵凤昌藏札》时，发现一份《张文襄公辞世日记》，反复展读，思绪万千，深感在晚清官场中，许多人都在贪污受贿，拼命地追求财富，恨不能将整个户部银库都据为己有；而张之洞却两袖清风，不为所动，视金钱如粪土，这种对金钱的态度与精神境界，和荣禄、奕劻、那桐、袁世凯等权贵比较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真可谓是出于污泥而不染，着实难能可贵。
一、《张文襄公辞世日记》的发现
《张文襄公辞世日记》是张之洞的幕僚所记，是有关张之洞临死之前言行的短文。此文原件是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珍藏的《赵风昌藏札》中之一篇手稿。墨笔书写，字体工整，文字不长，纪事清楚。其中，许多有关张之洞于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临终之细节，为世人所未悉。其原文略谓：
文襄公病仅属肝气痛，西医云肝胀，东医亦然。
八月初一、二，因夜不成寐，服西医(德国人)安眠药水，遂至时明时昧，系吗啡性质，甚有流弊。
初三寿辰，是曰兴致尚好。以后改药东医平贺，天津军医学堂总教习，药水连日。平平而大便辄八九日下一次，常用药水致润而下，元气未免因之有亏。
至十七日，东院新厅落成，尚乘椅轿亲视一周。是日晚，呓语明白完全，竟如答对之言。大致言：路过真(正)定府，有多人来诉。山西某官吞赈一案，环求申冤。公云：吞赈系在放赈之前，抑在放赈之后，此中先后，大有区别。且此案系在光绪八年，迄今已二十五年矣。相隔太久，何能申冤?昔曹操所死八十万人，白起二十万人，黄巢之乱，死者尤不可计数，此等大冤，从何申起?我是路过此地，不能越俎。朝廷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不得已我为画调停之策耳。
又云：
路过汉口，官吏太繁，不能见，拟择一幽静地方小憩。言讫，又指十公子云：吴姻伯在此，汝须呼。吴姻伯，盖即吴清帅也。道孙即刺指血，擦于帐上，而呓语遂止。
翌晨(十八日)，陈伯潜阁学、张小帆中丞视病。公为言，昨夜妖梦甚多，情节甚长，家人均能详言等语。
十九中医进诊，前广西柳州府李日谦，号葆初；学部书记徐思允，号裕家，即徐士安先生之子也。言脉象下陷，数日内恐气脱。而公不肯食参，家人以参汤和入粥内，略食数，尚能辨晰，颇斥家人不应进参也。
廿日晚，即谕办开差缺折稿，亲笔改五字。廿晨，旨下，监国视疾，应对如礼，唯未起床耳。是晚，畴与徐医进视，问安，亦能辨认，见其手足举动灵便，必可放心。
廿一日早，医云，今脉已沉。畴与亲友三人，即至东、西城，前门外，遍视良材，考选十余家，始定，赶回时已夜十钟，进门已闻哭声矣。竟不及再见，何胜感痛。
闻家中云：申酉间尚下床，拟愈大便而未下，又进参汤。随即谕：我病知不能好矣。我一生做人，志在正字、忠字，公忠体国，廉正无私，我可自信。此我之心术也。学术仅行十之五六，治术仅行十之六七。平生不树党，不殖产，自幼不争财产。指公子辈云，汝等须记得此谕：兄弟不可争产，志须在报国，勤学立品；君子小人，要看得清楚，不可自居下流。此外，尚有吩咐家庭琐屑之事。谕讫云：我要上去。家人云：此即上房。公即抬手云：汝等让路。后又吃粥两口，又转身向里面，谕将衣裤拉平，又要纸片擦嘴，手即不能动，气即不能续矣。时正亥刻。遗折尚是十六七，即严谕定要拟稿办法各节，均神志清明所口授也。自病起至易篑时，始终神明不衰，心思周密，诚生有自来。
夏间在枢廷意见不合者，外间尽知数事：一。朱恩绂以三品卿督办沿江沿海制造各局。监国、庆邸均以此办法为然。公力争始得改卿衔考察名目；一，津浦督办初意派唐少川，公又力争云：若派三省决不承认。监国谕：汝即直隶人，若有旨派定，汝亦不遵旨乎?此一事甚有冲突。一，为海陆军大元帅。此三事以津浦力争甚至。在内廷咯血两口，病内淤血即此根也。公若不入枢，以精力论，决不至于不起，是殆怒郁伤肝气，无从泄，与路款全不相干。故病初起，即云：我已入膏盲，自念时局，心已先死矣。此外种种尚不能尽悉。
二十二日，鄙人即谓崧公，以正宇、忠字，托其运动要津三处。崧公欣然即行。那意极好，庆、世不洽。想不到继左湘阴之后也。
即以法越之战，保护东南之事而论，亦应援刘忠诚之例，得一封爵。荣文忠仅在枢廷，不过随扈而行，尚论功得爵，此竟陈说不行，监国毫无主张。庆、世平日积嫌，那委蛇周旋，背后亦多不满意之词，欲彰公道戛戛乎难之。公平日本不见容豪门，往来者少，内亦不能结团体，均散漫无总束处，大事出后，只有鄙人出面料理，竟至三四日夜未睡。人亦涣散，呼应不灵。京外礼节不同，诸事请教，而满、汉礼节亦尚不能一律，又乏专门各家。袖手议论之人多，切实办事之人少，祗可撑起两根穷首，须任劳任怨为之，总算敷衍到此。幸而平日诚信相孚，上房尚能说话，并无掣肘之人。自问十七八年，随侍知遇之感，实逾寻常。而两次江南，两次北上，艰难辛苦，倍于他负。至此亦悟前生殆有姻缘，今始全终，问心无愧，禀告无罪，文襄在天之灵矣。鄂中积亏太邱，总算一笔勾销。京中尚有万余金欠款，现收奠分约有四草，修一草，黄楼，照岩各五竿，学部三竿，此外亦有一竿、两竿之余，皆零数矣。部臣尚未知如何办法，陆军约凑一草，尚不敷丧礼也。
自癸巳以忆后，奏稿批牍，函稿杂文。均检点齐全，分订成册，毫无遗漏，前则口取手捡，尤为整齐精密。广雅堂诗集，公病中手编，日夜催促，写即赶紧印成样本，适在廿一午后，尚及见之。唯原本写得太忙。无暇细校，兹将诗稿两册、遗折两册也寄奉览，邮寄多则不便，以上各事承详询，百忙中缕缕及之。此信写完，已屡闻屡写，三数日始成实事，且心乱如麻，现正忙发讣，节志来，讣文又哀启均成，又大改重印，故时时更局促，诸析阅后密之，付丙为叩，敬请台安。
弟名心顿首。
此文是一篇有关张之洞辞世前十数日经历及其死后遭际的文字。文中的伯潜，系指陈宝琛(1848—1935年)，字伯潜，号強庵，晚署沧趣老人， 福建闽县人，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乃张之洞在京师翰林院之挚友；小帆中丞，系指张曾歜，字润生，号小帆，与张之洞同为河北南皮人，后接任浙江巡抚。此文作者自称“屡闻屡写，三数日始成”。也就是说作者在亲自料理张之洞后事时，耳闻目击，逐日回顾整理而成，故比一般社会传闻，要翔实生动得多。这篇《张文襄公辞世日记》认为，张之洞患病之根源，是由于“在枢廷意见不合”。这些“不合”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亲贵浸用事，通私谒”，徇私舞弊。尤其在朱恩绂、唐绍仪以及载洵、载涛之任命时，张之洞主持正义，坚决抵制。
据张之洞另一个幕僚王树坍称：“宣统元年，监国将以洵贝勒筹办海军，涛贝勒管理军咨，公面诤曰：‘此国家重政，应于通国督抚大员中选知兵者任其事，洶、涛年幼无知，何可以机要为儿戏?’监国不听，公力争之。监国顿足，色然曰：‘无关汝事。’公因此感愤致疾，遂以不起。”而《清史稿》则称：“之洞一时称贤，而监国摄政亲贵用事，欲挽救而未能，遂以忧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尚何言哉?”两者所述张之洞病故原因大体相同。
二、关于《张文襄公辞世日记》之作者
《张文襄公辞世日记》就其内容而言，是以日记形式，逐日叙述张之洞逝世前十多天的言行。说它是信札，却并未署收信人之姓名；说它是日记，后面却有“名心叩顿首”五字，实际上是一篇介乎日记与信札的文字。
该文末尾，未署作者之姓名，仅署“弟名心顿首”。然而，在《赵凤昌藏札》中，与此文并列排在一起的还有一通短信。其文曰：
惜阴长兄姻大人阁下；手示敬悉，今坦正赶备试事，前数日往访，略叙两刻之久，温文尔雅，美材美材。嘱事往见石老，照函意切托。允如命办理。崧老多病畏寒，不易常见。姻小弟曾畴顿首。九月十一日。
此通函札字数不多，收信人惜阴长兄，即为赵风昌。应写于张之洞过世之后，字体与《张文襄公辞世日记》完全相同，可知两者均出自一人之手。信中之崧老，当指梁敦彦，字崧生。顺德人。早年由清廷派往美国留学，归国后长期充当张之洞亲信幕僚。丁未年张之洞奉旨进京，出任体仁阁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他在幕僚中精心挑选了两名“洋学生”——梁敦彦和辜鸿铭随同北上，人外务部任职。
又《张文襄公辞世日记》行文过程中，亦有“畴与徐医进视”，“畴与亲友三人，即至东、西城，前门外，遍视良材”云云。故可判断，此文出自张曾畴之手。
据刘厚生《世载堂杂忆》曾指出：“张之洞幕府中，常州人各有专长。无锡张曾畴擅苏体字，为之洞代笔，几乱真，赵凤昌以通达政事文章名，之洞倚之如左右手。金匱华蘅芳以算术独步，两湖奉华氏为泰斗，在鄂十余年，其门人汉阳曾纪亭，算术有天才，而不能作一浅近文字。华率曾生，曰日行郊外布算，指天画地，土人呼为两个算命先生。他如杨模等，皆幕府才也。”
张曾畴，字望屺，江苏无锡人。乃是张之洞幕府中的重要成员之一，跟随张之洞十七八年，“知遇之感，实逾寻常”，故能任劳任怨，负责料理其后事。据史书记载，张曾畴辛亥年(1911年)官候补知府，“榷汉阳车站货捐。战事起，避上海，仇者诬为挟赀遁，胁还汉口，会计出入悉符合，得还。党入適同舟，面辱之，摔其冠，遽投江死”。
据此可知，《张文襄公辞世日记》乃张曾畴死前两年所撰写的一篇重要文字。
三、几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张文襄公辞世日记》全文不过千余字，却忠实记录了张之洞临死前的所思所想，以及他对自己一生的评估。全文读后，颇使人感慨不已：
其一，张之洞一生只做事，不揽财，即使官阶再高，也能视金钱财富如粪土，此种廉洁自律的精神实属难能可贵。
清末官场风气败坏，贿赂公行，权贵如荣禄、奕劻、那桐等人，利用手中权势，聚敛财富，贪得无厌，在任上都积累了大量金钱。光宣之际，即使是封疆大吏，个个都是想方设法地搜刮民脂民膏。“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那个时代官场的真实描述。像张之洞那样，从山西巡抚，到两广总督，再到湖广总督，担任封疆大吏长达二十多年，亲手缔造诸如汉阳铁厂、汉冶萍轧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局等近代大型企业，创造了许多财富，而他本人却是两手空空，一身清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未政潮后，张之洞充任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他的同事奕劻等权贵争相卖官鬻爵，修筑豪华府邸；而张之洞非但没有积累下财富，反倒是债台高筑，以至于身后萧条，“尚不敷丧礼”，如果不是在金钱面前一尘不染，何以落到如此寒酸的地步。
其二，张之洞清廉一生，死前坚持不为子女后代留遗产。他弥留之际，告诫子孙曰：
我一生做人，志在正字、忠字，公忠体国，廉正无私……平生不树党，不殖产，自幼不争财产。指公子辈云，汝等须记得此谕：兄弟不可争产，志须在报国，勤学立品。
人之将终，其心也诚，其言也哀。张之洞出自肺腑的言语，掷地有声，没有半点虚伪。虽然他所说的“正字、忠字”，有其特定的阶级内涵，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衡量其是非。但是，他临终之前不为子女谋财富，并告诫子女也不要贪财，而要“志须在报国，勤学立品”。张之洞虽然没有给后代留下金银财宝，却留下了公正无私的中华美德。
其三，《张文襄公辞世日记》所述张之洞清廉无私，绝非是在为死者脸上贴金，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一生憎恨利用职务发不义之财，尤其是对那些贪赃枉法，依靠送礼而打通门路者，不留丝毫情面。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该国驻扎汉口领事、二等秘书濑川浅之进，屡次向上司报告称：
张总督为该国颇为少见的清廉之士，虽历任大官，囊中常常空乏。以至有传言，去年被债主所逼无法，从他人借财偿还自家之负缺。该总督的学问文章卓绝，识大体人所共知，二十年来在山西、广东及两湖各省历任，所到之处兴利除弊，不少可见之政绩。只因总督幕下缺乏辅佐参谋之良才，公私大小事宜，没有一事不是亲自动手，费其思虑、多烦累，盖有人所想不到之处。要之，其学问和认识人所敬服，其纯洁廉正，当世无比。
可见，张之洞居官清廉，声名远播，以至于常住武汉的外国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又据《清史稿》记述：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再署两江总督时，“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张之洞不为所动，反将这位送礼的道员“立劾罢之”。由于他一生廉洁无私，因此，“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清末吏治腐败，崇尚金钱，这是导致清王朝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像张之洞这样的作风廉洁官员，实在是凤毛麟角，令人敬佩。
四、关于吴姻伯其人
《张文襄公辞世日记》中提到，张之洞在弥留之际，忽然想到了吴姻伯。吴姻伯者，是何许人也，以至于让张氏在临终前还念念不忘?
吴姻伯者，吴大激(1835—1902年)，字清卿， 号恒轩，又号愙斋，翁同穌之同乡，江苏吴县人。长期在京师翰林院任职，亦为当时敢于讲话的清流人物。甲午战争爆发后，吴氏任湖南巡抚，他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犯，毫无惧色。与一般督抚噤若寒蝉，截然相反。吴大激奋勇请缨，要求带兵赴东北作战。张之洞当时是湖广总督；尔后，因刘坤一统兵关外，清廷又临时派张氏署理两江总督。对吴大学习澂的举动，当然十分清楚。但是，吴大激乃一介书生，原不知兵，言大而夸，有勇无谋。据《张荫桓日记》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年)底，前线清军接连败北，一退再退，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与奕劻等见大势已去，决定弃战主和，派张荫桓前往日本议和。十二月十六日张荫桓行至天津，遇到即将带兵开赴前线的吴大激，没有想到吴氏居然告诉他“缓俟二月东渡，以候捷音”。吴大沿澂不知天高地厚，对敌情十分隔膜，而又盲目自信，于此可见一斑。 澂 澂果然，吴大澂带兵开赴关外不久，便在辽东战役中溃不成军。败讯传到紫禁城之后，虽有翁同穌多分排解，光绪帝仍然颁谕称：
吴大潋身为统帅，徒托空言，疏于调度，初次接仗，辙即败退。本应照部议降三级调用，唯念其前在湖南巡抚任内，疏请从戎，舍易就难，迨奉命出关，立即启行，尚属勇往。此次牛庄之挫，将士尚能力战，情亦可原，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以示朝廷权衡赏罚，一秉大公至意。
这条上谕，按照情理而言，对吴大澂的处分是太轻了。但是，上谕所称吴大澂在湖南巡抚任内“疏请从戎”，“舍易就难”，“奉命出关，立即启行”，的确是说在点子上了。这话应该是出自翁同鰥之口，因为他是最了解吴大激的内心世界的。
当时全国的总督、巡抚几十个，没有一个人在大敌当前之际，敢于奋勇请缨，带兵向前，唯独吴大激，敢出来冒这个风险。而且，与吴大激形成显明对照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刘氏位高势重，开始受命后，屡以病辞，迟不应命；到达京津之后，又再三推诿，迟不出关。这和吴大激的“奉命出关，立即启行”，简直有天壤之别。没有一点勇往直前的精神，吴大澂何能如此?
吴大激打了败仗之后，又回到长沙的湖南巡抚衙门。此时，他内心非常痛苦，深知闯了大祸，难以挽救。尔后，随着言官的不断弹劾，清廷终于将吴大激革职，永不叙用。被革职以后的吴大激无地自容，万分愧疚，尤其是当清廷派李鸿章赴日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中国不仅要割让土地，还要赔款二亿两白银。条约内容苛刻，举国哗然。这更使有良知的吴大激焦灼万分，寝食难安。
他觉得自己身为前敌将帅，应该为战争的失败承担一份责任。作为一个金石古董的爱好者与收藏者，吴大激此时在经过朝思暮想，苦苦思索之后，忽然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建议：即忍痛割爱，把自己的珍贵收藏，送给日本政府，以图减轻清政府的赔款负担。于是，他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发去一电报。该电文至今仍保存在张之洞的未刊档案中。其文略谓：
吴抚台来电：倭索偿款太巨，国用不足，臣子当毁家纾难。大澂廉俸所入，悉以购买古器，别无积蓄，拟以古铜器百种，古玉器百种，古镜五十元，古瓷器五十种，古砖瓦百种，古泥封百种，书画百种，古泉币千三百种，古铜印千三百种，共三千二百种，抵与日本，请减去赔款二十分之一。请公转电合肥相国，与日本使臣议明，作抵分数。此皆日本所稀有，置之博物院，亦一大观。彼不费一钱，而得之。中国有此抵款，稍纾财力，大潋借以伸报效之忱，一举而三善备焉。如彼允抵，即由我公代奏，不敢求奖也。
鄙藏古器、古泉，日本武扬曾见之，托其转达国王，事或可谐、激、有(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上文中提到的武扬，应指榎本武扬(1836—1908年)，曾为日本幕府末期幕臣，明治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曾担任外务大臣、文部大臣。光绪八年至十一年间(1882—1885年)，两度出任驻华公使。武扬与吴大激相见，并见其古物当在其驻京公使任内。
吴大激上述电报发出十天后，尚没有收到张之洞之答复，于是，再次致电张之洞，催促此事。文曰：
吴抚台来电：前电及函，想均鉴及。如合肥不愿议减，或倭使不肯婉商，可否乞公代电总署，托俄公使，电告俄王，玉成其事。令倭减去二十分之一。如有成议，澂当另备古物百种，由总署转送俄王。与其竭我脂膏，不如略减赔款，所以请公代奏者，激本部民报效之款，应由原籍地方官上闻，惟公知其心迹，无他耳。纾君父之急，与从井救人不同、澂、江(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六日申刻)。
由吴大澂此函观之，他除了发去两份电报之外，还有一函直接寄给张氏。可见，这位败军之将当时之心境是何等焦灼，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他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宝物，希望以此抵款。连续两电，说明吴大激“纾君父之急”，是至为真诚的。
不料，张之洞对吴大澂此举，大不以为然，他写了一封信给湖南，其信曰：
致汉口，督销局，志道台交信局专差飞送湖南。
吴抚台：有电悉，毁家纾难，深佩忠悃。唯以古器文玩，抵兵费，事太奇创，倭奴好兵好利，岂好古哉?
且尊藏虽富，虽精，估值不能过十万金，今乃欲抵赔款二十分之一，是作价一千万两矣，亦似可怪。此事恐徒为世人所讥，倭人所笑。鄙意不敢以为然，弟实不便与闻。如尊意坚欲行之，请公自行电商合肥。至代奏一节，弟更不敢如此僭妄。窃谓公此时不可再作新奇文章，总以定静为宜。拙见如此，采纳与否，统请尊栽、东(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二日，丑刻)。
张之洞认为，吴大潋的行为将会被“世人所讥，倭人所笑”，并劝他不要再作“新奇文章，总以定静为宜”。张之洞的冷漠，无疑给吴大激浇了一瓢冷水。
由此观之，张之洞似乎比吴大潋要老练“定静”得多。他虽然也是主战，却不贸然请缨。他对李鸿章的主和政策也满腹牢骚，却只是局限于上疏直陈己见。张之洞深知，即使由他来指挥这场战争，其结果也不会与李鸿章有什么两样，故而。不敢像吴大澂那样轻易统兵出阵。吴大激后来的不幸遭遇，都可以说是由于他此次贸然请缨，奋勇出战所造成的。否则，他还不是像其他督抚一样，过安稳太平的日子吗?
由于张之洞拒不代奏，吴大激无可奈何，只好郁郁寡欢，待在家中。此后数年中中国政局不断恶化，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爆发了德国公然出兵侵犯胶州湾事件，列强张牙舞爪，纷起效尤。吴大澂虽然身在江湖，却心系国事。他再次致函张之洞，表示愿意捐献自己所珍藏之古董，为国分忧。但是，再次为张之洞所拒绝。张氏之复函曰：
致苏江南仓桥吴清帅。函悉，胶事已议结，要求虽多，事事皆允，断无他故，此时所患在英、俄、法，不在德矣。来函欲备古玉、古器送德亲王，保全和局云云，断乎不可，于时局毫无所益，徒招众人哗怪訾议，务望俯鉴采纳，并商之汪柳翁，当以鄙论为然、谏。
戊戌正月十八日午刻发。 上函中的汪柳翁，系指汪鸣銮，帝党中坚人物，亦翁门六子之一，其时罢官居乡里。由以上几件函电可以窥见，吴大澂此人心存君国，屡次要毁家纾难，真可谓纯纯儒者矣。
然而，戊戌政变之后，守旧派徐桐等又落井下石，要清廷重算旧账，追究吴大澂之过失，慈禧又颁谕将吴大激“从严圈禁”。
吴大激自经甲午战争之后，运交华盖，报国无门，空有一腔热血，却落得身败名裂之下场。本来，他如果不去前线，那么，结局会全然不同，他还会像张之洞那样，照样当封疆大吏。了解了张之洞与吴大激之间的这段交往，就会明白为什么张之洞在临终之前，还念念不忘吴大澂了。
至于为什么称吴大激为“姻伯”，据国家图书馆善本室所藏稿本《四家书札》，有吴大激致其六兄函件一通。该函称：
六兄大人如晤。闰月二十七日接奉二十日手书，借悉一切。法酋不即赴津议约，已派曾沅帅到沪会商，能否就范，殊未可知。海上鲸波，时有警信，只可俟秋凉再行接眷也。弟于前月来津，感受风寒潮湿，右腰忽然酸痛，服汪子常太守药数剂，旋回新城休养十日，初一：日复来津门。因廖穀士亲家久未会面，月内又将南返，昨日始得一晤。锡席卿同年，廖仲山亲家；尚有查办事件，约需初十后回京，不能久在此候送。伯尹弟来此，亦属无事可办，新城房屋有人满之患，或俟秋间再来亦可。手复，敬请福安。
弟吴大激顿首，六月初三日。
香涛之次子与五小女联姻，未知母亲以为然否。
吴大激此函写于光绪十年六月，时正当中法战争期间。曾沅帅，系指曾国荃(1842—1890年)，湘乡人。字沅甫，曾国藩之弟。时任两江总督；锡席卿，系指锡珍；廖穀士，系指浙江巡抚，廖寿丰；仲山，系指廖寿恒，字仲山，江苏嘉定人。函中所述“香涛之次子与五小女联姻”应为事实，故而有“姻伯”之称。
张之洞一生与吴大激交往十分密切，由翰林挚友，再到封疆大吏，彼此书信往还，文电交驰，可谓无话不谈。故张之洞临终之时，仍念念不忘其人。
五、结语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就张之洞对金钱财富之态度展开论述，并不涉及张氏之政治观点、官场权术、学术是非。因力全面评价历史人物要涉及之问题实在太多。尤其是张之洞这样在清末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全面评述，更需慎重。
最后，顺便说一句，据京城报载：张之洞死后，迁回原籍河北南皮县安葬，很是不得安宁。先是，“文革”动乱期间，红卫兵造反，将其尸体抛出，置之野外。后被好心人重新掩埋。数年前，据说又有几位张之洞的不肖晚辈，忽动邪念，夤夜又挖开张氏坟墓，希图发横财，结果墓门打开后，空空如也，无功而返。这些强盗不明白，一个穷得依靠各部门捐贈才能举办丧事的高官，哪里能有金银财宝随葬，他们不理解张之洞视金钱如粪土高尚情操，故而有此失误。呜呼，哀哉!
[作者简介]孔祥吉，男，1943年生，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客座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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