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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报称，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稳定较快增长，累计完成325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5%，增收7606亿元。
伴随上述数据的发布，不少学者再次提出减税的建议，如清华大学教授魏杰认为，个税起征点应该上调至5000元，理由是此调整不会使国家税收大幅减少，而居民收入却可实现大幅度增长。
基于利弊权衡，适度减税让利于民可行。此结论的基本背景是：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大体实现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因此，就大的趋势而言，长期奉行的“高增长、高积累、高投入”的“大财政”模式，可以、并且应该让位于由企业、个人自主配置社会资源。
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财税收入增速远远高于同期GDP增速，两者间的倍数甚至已经接近于3。虽然这种状况有利于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直接贴补弱势群体，但另一方面，这种不断倾向政府和国企的国民收入总体分配格局恰与居民消费意愿偏低、民企资金约束趋强等深层隐患形成反衬。
相关部门正在着手优化税制。税务总局年初发布的《2008年全国税收工作要点》强调，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逐步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和公平分配的税收制度。另从实践情况来看，近年来，包括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扩大增值税转型试点范围、两次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减半征收储蓄存款利息税以及全面取消农业税等税收新政，已经比较清楚地体现出以减税为主基调的税改思路。
适度减税的空间依然存在。以个人收入所得税为例：今年3月1日起，个税起征点由每月1600元调至2000元，但是上半年全国个税完成额依然取得27.3%的增长率，远远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4%的增长率；再加上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7.9%，以及中央反复重申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等因素，综合判断不难得出个税起征点仍应上调的预期。
值得指出的是，适度减税并不仅仅因其利在长远，面对目前中国经济走势面临下滑的可能，税收作为宏观经济“内在稳定器”的功能可为眼下调控所急用。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10.4%，同比回落1.8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同比回落1.1个百分点，二季度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考虑到中国经济始终存在骤起骤落之忧，从紧的货币政策则因为外汇储备超常增长、通胀势头居高不退而须臾不可放松，由此合乎逻辑的政策选择只能是在稳健的基础上通过财税政策调整，刺激个人消费，引导企业投资，有针对性地弥补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缺陷，有保有压地实现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起大落的既定目标。
当然，适度减税须以财政承受能力为底线。平心而论，排除冰雪灾害、汶川地震等突发因素，中国财政支出的刚性既高又低，而这种矛盾之所以成立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事业发展存有不少欠账有待偿还；另一方面，由预算软约束而诱导出行政成本偏高、投资效率偏低等弊病又沉疴难起。从根本上说，这一矛盾应该通过优化收支结构而非与民争利的方式予以化解。
伴随上述数据的发布，不少学者再次提出减税的建议，如清华大学教授魏杰认为，个税起征点应该上调至5000元，理由是此调整不会使国家税收大幅减少，而居民收入却可实现大幅度增长。
基于利弊权衡，适度减税让利于民可行。此结论的基本背景是：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大体实现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因此，就大的趋势而言，长期奉行的“高增长、高积累、高投入”的“大财政”模式，可以、并且应该让位于由企业、个人自主配置社会资源。
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财税收入增速远远高于同期GDP增速，两者间的倍数甚至已经接近于3。虽然这种状况有利于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直接贴补弱势群体，但另一方面，这种不断倾向政府和国企的国民收入总体分配格局恰与居民消费意愿偏低、民企资金约束趋强等深层隐患形成反衬。
相关部门正在着手优化税制。税务总局年初发布的《2008年全国税收工作要点》强调，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逐步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和公平分配的税收制度。另从实践情况来看，近年来，包括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扩大增值税转型试点范围、两次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减半征收储蓄存款利息税以及全面取消农业税等税收新政，已经比较清楚地体现出以减税为主基调的税改思路。
适度减税的空间依然存在。以个人收入所得税为例：今年3月1日起，个税起征点由每月1600元调至2000元，但是上半年全国个税完成额依然取得27.3%的增长率，远远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4%的增长率；再加上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7.9%，以及中央反复重申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等因素，综合判断不难得出个税起征点仍应上调的预期。
值得指出的是，适度减税并不仅仅因其利在长远，面对目前中国经济走势面临下滑的可能，税收作为宏观经济“内在稳定器”的功能可为眼下调控所急用。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10.4%，同比回落1.8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同比回落1.1个百分点，二季度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考虑到中国经济始终存在骤起骤落之忧，从紧的货币政策则因为外汇储备超常增长、通胀势头居高不退而须臾不可放松，由此合乎逻辑的政策选择只能是在稳健的基础上通过财税政策调整，刺激个人消费，引导企业投资，有针对性地弥补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缺陷，有保有压地实现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起大落的既定目标。
当然，适度减税须以财政承受能力为底线。平心而论，排除冰雪灾害、汶川地震等突发因素，中国财政支出的刚性既高又低，而这种矛盾之所以成立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事业发展存有不少欠账有待偿还；另一方面，由预算软约束而诱导出行政成本偏高、投资效率偏低等弊病又沉疴难起。从根本上说，这一矛盾应该通过优化收支结构而非与民争利的方式予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