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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会在特殊的日子跟达令互道“I love you”，但“我爱你”仍然很少出现在中国人的日常对话中。
而且如果母语是某种方言，人们往往又会觉得用普通话说出“我爱你”要比用方言更自然。
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人身上。在日本电影《花与爱丽丝》中，很少与爱丽丝见面的父亲在聊天时随口问她：“你知道‘I love you’用中文怎么说吗？”后来告别时，爱丽丝在地铁即将关门的一瞬间，突然对外面的父亲说“爸爸，Wo Ai Nee”。
电影全程并没有出现“してる”，事实上，日本人也的确极少这样说。
东方人表达爱意的方式比较含蓄，尤其对于老一辈，他们更倾向于用默默付出的方式，而不是挂在嘴上。
那么，为什么用母语难以启齿的话可以用外语讲出来？这大概是因为，一种不那么熟悉的语言会削弱词语跟它所代表的情感体验之间的连接。
2015年的一项意大利研究设法验证了这个假说。心理学中的一种理论认为，在处理情感信息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下意识地模仿那种情感下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也就是所谓的“共情”。
心理学家弗洛尼找来一些荷兰人并分别测量他们阅读荷兰语和英语时的肌电图情况，所有被试的英文学习都是12岁以后才开始的。结果显示，虽然两种语言同等流利，被试对英文的情感响应却远不如荷兰语热烈。
弗洛尼认为这是因为，母语的学习得伴随着抚养人的音容笑貌，而外语的学习则常常发生在正式场合如教室，因而缺少情感代入。换言之，在情感表达方面，没有哪种语言比母语来得更深沉。
手语专家普雷斯顿曾发现，失聪父母生下的听力正常的孩子无法配合心理治疗，因为他们常常想要用手语跟治疗师交流，而不是说话。
可以推测，当人们期望自己作出理性决策的时候，试着切换到外语情境，有利于排除情感带来的偏见。在芝加哥大学2014年的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分别以母语和外语向被试提出“有轨电车难题”，即如果有机会，你是否愿意将一个人推下天桥以阻挡行驶的电车，来拯救前方轨道上的五个人？牺牲少数人来拯救多数人是功利主义的选择，通常认为是理性驱动；认为无論如何不能杀人，则代表康德的道德义务论，更多的是直觉或情感驱动。
很明显，无论来自美国、韩国还是法国、西班牙、以色列，外语环境中的人们都有更高比例作出了功利主义的选择，且该比例比母语环境下高出一半。
同理，骂脏话时往往是母语脱口而出，而推脱责任、撒谎的时候，用外语能让人少一点心理负担。当双语者愤怒、激动、疲劳或者紧张的时候，久违的口音往往会重新出现。
对于一个在外企工作的中国白领，向TA推销奢侈品时用TA的母语胜算要大些；如果是办公软件之类，用TA的工作语言则比较容易成功。
一个中国人向另一个中国人表达歉意，“I am sorry”总是显得不如“对不起”有诚意。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以上法则并非总是成立。对于那些童年阴影深重的人来说，学习第二语言反而是重新感知情感的机遇，他们很可能会发现，用外语才能舒适自如地表达情感。
（陈啸摘自《南都周刊》）
而且如果母语是某种方言，人们往往又会觉得用普通话说出“我爱你”要比用方言更自然。
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人身上。在日本电影《花与爱丽丝》中，很少与爱丽丝见面的父亲在聊天时随口问她：“你知道‘I love you’用中文怎么说吗？”后来告别时，爱丽丝在地铁即将关门的一瞬间，突然对外面的父亲说“爸爸，Wo Ai Nee”。
电影全程并没有出现“してる”，事实上，日本人也的确极少这样说。
东方人表达爱意的方式比较含蓄，尤其对于老一辈，他们更倾向于用默默付出的方式，而不是挂在嘴上。
那么，为什么用母语难以启齿的话可以用外语讲出来？这大概是因为，一种不那么熟悉的语言会削弱词语跟它所代表的情感体验之间的连接。
2015年的一项意大利研究设法验证了这个假说。心理学中的一种理论认为，在处理情感信息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下意识地模仿那种情感下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也就是所谓的“共情”。
心理学家弗洛尼找来一些荷兰人并分别测量他们阅读荷兰语和英语时的肌电图情况，所有被试的英文学习都是12岁以后才开始的。结果显示，虽然两种语言同等流利，被试对英文的情感响应却远不如荷兰语热烈。
弗洛尼认为这是因为，母语的学习得伴随着抚养人的音容笑貌，而外语的学习则常常发生在正式场合如教室，因而缺少情感代入。换言之，在情感表达方面，没有哪种语言比母语来得更深沉。
手语专家普雷斯顿曾发现，失聪父母生下的听力正常的孩子无法配合心理治疗，因为他们常常想要用手语跟治疗师交流，而不是说话。
可以推测，当人们期望自己作出理性决策的时候，试着切换到外语情境，有利于排除情感带来的偏见。在芝加哥大学2014年的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分别以母语和外语向被试提出“有轨电车难题”，即如果有机会，你是否愿意将一个人推下天桥以阻挡行驶的电车，来拯救前方轨道上的五个人？牺牲少数人来拯救多数人是功利主义的选择，通常认为是理性驱动；认为无論如何不能杀人，则代表康德的道德义务论，更多的是直觉或情感驱动。
很明显，无论来自美国、韩国还是法国、西班牙、以色列，外语环境中的人们都有更高比例作出了功利主义的选择，且该比例比母语环境下高出一半。
同理，骂脏话时往往是母语脱口而出，而推脱责任、撒谎的时候，用外语能让人少一点心理负担。当双语者愤怒、激动、疲劳或者紧张的时候，久违的口音往往会重新出现。
对于一个在外企工作的中国白领，向TA推销奢侈品时用TA的母语胜算要大些；如果是办公软件之类，用TA的工作语言则比较容易成功。
一个中国人向另一个中国人表达歉意，“I am sorry”总是显得不如“对不起”有诚意。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以上法则并非总是成立。对于那些童年阴影深重的人来说，学习第二语言反而是重新感知情感的机遇，他们很可能会发现，用外语才能舒适自如地表达情感。
（陈啸摘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