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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日本政治家，不论是在野党还是执政党，已经找不出一个有田中角荣这种气概的人。小试锋芒便见好就收，甚至稍遇逆风，便撒手不干了。
直到9月14日笔者登上去日本的飞机前，虽然也感觉中日关系可能会因为日本民主党内阁在9月11日将钓鱼岛“国有化”出现较大的后退，但没有想到会变得如此尖锐对立。
“日中关系出现这么大的变化，该拿什么方法来处理，我们也是一筹莫展。”南村志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南村志郎1957年开始和中国做贸易，后来追随政治家西园寺公一，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过重要贡献，建交后一直活跃在日中友好第一线。二战前，西园寺公一曾经支持过军国主义，战后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率全家移居中国，南村志郎是西园寺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
1972年9月29日，在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算起来至今已经有40年。
按理说“四十不惑”，但中日关系并没有因为有了四十年邦交正常化的历史，就成熟起来。两国该如何处理相互关系，还处于摸索之中。
我自己是从1972年开始学习日语的，通过日语看到了一个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日本。上大学学习日本文学，之后是从事日本问题的报道，去东京留学，在那里工作了数年后，再回到中国当记者，经历中日关系中的主要变化。
中日友好的热潮、日本向中国投资转移技术的往事历历在目，我在亲眼看到中日经济关系走向紧密的同时，也看到了两国之间发生的教科书问题、日本首相参拜供奉了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艇撞击中国渔船、钓鱼岛冲突等一系列事件。
曾有过80％以上的日本民众支持并亲身参与中日友好活动，但现在随着日本媒体疾风暴雨般地长年以负面为主地报道中国，现在80％以上的民众对中国没有好感。如果近期进行民意测验的话，这个数字可能会超过90％，打破交恶记录已经确定无疑。
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年，成果来之不易，但在日本民主党内阁、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对钓鱼岛问题的炒作后，今天的中日关系已经大大倒退。
从历史上看，中日交往了3000多年，四十年也许算不上什么。走过四十年邦交正常化的中日两国，发生一些曲折，也许在情理之中。
七八十年代的友好热潮
1972年9月29日，报纸广播中传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消息。我那年在北京上中学。虽然从1966年就开始上小学，但好像没有在教室里学过什么。1972年这年学校开始教书了，和过去的6年天天号召革命，时刻准备去游行，已经大不一样。
我所在的中学，10个班中有5个学日语。并非是国家有特殊政策，是因为有几位比我们大三、四岁的外语学校中专毕业生，分配到了我们这所中学，他们学的是日语。
在学校里学了几个日语字母后，教学又开始变得断断续续的了。但也正是在1972年，北京开始有了日语广播讲座，可以跟着广播学习。后来我才知道，北京的日语广播讲座是得到日本方面支持的。包括教材的编写、日语发音训练等等，播音员从日本专家那里学习了不少播音方法。
在大多数时候只能读一些领导人语录的时候，广播讲座中的一些小故事，偶尔播放的一首外国歌曲，和我们日常接触的宣传是那么的不同，我自己主要听广播讲座，竟然把日语学了下来。
中日友好在1970年代是主流，我常常能从报纸上看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会见日本政治家、企业家。每次会见都是放在头版，非常醒目。
大学毕业工作了7年后，我在1989年去日本留学。曾经和我的导师、庆应大学经济学教授井村喜代子谈过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北京开设的日语广播讲座。井村喜代子则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就参加了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日本国民运动。
“中日永不打仗，与中国结成统一战线，帮中国建设新社会，这些是我们从事邦交正常化的动力。”井村喜代子回忆说。作为在二战中亲眼看到过美军对东京的地毯式轰炸的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反对战争是二战后年轻人共同的奋斗目标。中日邦交正常化，有这些人的热情支持。
邦交正常化以后，有数次日本工业品展会在北京展览馆等地举行，有太多的人从展会上看到了中日工业上的差距。向日本学习，首先从学习日语开始的。1970年代文革尚未结束，但学习日语蔚然成风，那其中有不少是为了了解日本，尽快让中国也走上经济强国的强烈愿望。
中日间的团结意识，在1970年代、1980年代十分强烈。共同的战争体验，实现工业现代化的愿望，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我记得在学习日语的广播讲座中，就有不少是谈战争、谈科技的内容。从中日友好的热潮可以看出，中日双方互相敬重对方，有种建立新东亚经济社会的愿望。
1970年代，中苏关系非常紧张，而中美关系已经走向缓和，中日关系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发展得非常顺利。
改革开放与日本资金技术
在东京新桥车站不远处，有一栋不太高、外表已经有些破旧的楼房。很多曾在中国监狱中长期服刑的日本旧军人，他们回到日本后参加了一个组织：“国际善邻协会”。现任理事长是古海建一。
古海建一的父亲古海忠之是中国抚顺监狱中最高级别的日本战犯。1941年古海忠之接下了岸信介手中的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的职位，在1945年主要官僚逃回日本时，他负责在东北地方与苏联红军作战，后被苏联红军逮捕，并在1950年交给了新中国。到1963年为止，被监禁在抚顺监狱。
“我从英国留学回到日本后，进入东京银行工作。到了1963年才见到被释放回来的父亲。那时父亲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四处奔走，呼吁日中邦交正常化。”古海建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中国将监禁在抚顺监狱的最高战犯，改造成了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处呼吁的友好人士。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由于东京银行是日本最大的外汇银行，“我开始处理大量的中国业务。”古海建一说。那时他已经是东京银行的高管，负责着大量中国方面的业务。父亲古海忠之深深地影响了古海建一。
日本从这一年开始对中国提供低息贷款(ODA，政府开发援助)，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款项经过东京银行汇到中方银行来。 “我去山西看过那里的煤矿，去湖南内陆看过水库建设的状况。年轻一些的银行职员，会深入到更远的地方去具体考察项目的可行性，他们提交报告后，日本的款项便以很低的利息融资到中国来。”古海建一说。
“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中有3万多亿日元以低息贷款的方式来到了中国。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中国外汇奇缺的时候，这些外汇缓解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燃眉之急。”担任过ODA项目翻译工作，现任国家发展银行高级局长的袁英华在8月31日的中日美经济论坛的主旨演说中说。
在北京，北京机场、中日友好医院、中日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等的建设，都和ODA有关。大量的港口、铁路、机场、水坝的建设，使用了ODA贷款。在基础设施建设好了以后，才有了199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热潮。
从“不忘”到篡改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二战刚刚过去20余年，人们对战争的记忆尤为深刻。
“该如何总结战争给日中两国带来的沉痛教训，两国的外交家都拿出了自己的智慧。特别是中方，周恩来总理多次谈到，对于过去的那场侵略战争，中国方面可以不多说，但日本方面不该忘却。这是邦交正常化能够顺利推进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南村志郎说。
当年，丁民担任中国外交部日本科科长，参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原则，后来还有了中日不再战的说法。”丁民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从事中日关系报道的日本老记者横堀克己，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最早来中国的日本记者之一。他采访过大量的相关人士，“那个时候的中国主要领导人，都直接参加过抗日战争，深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沉痛灾难。日本的政治家、外交官也对战争有着自己的深刻体验，不再战等说法，很快就能得到大家的同意。”横堀克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是日本方面很快发生了变化。
1982年，日本一些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开始将侵略华北改成了日本军队“进出华北”，欲将侵略的事实掩盖起来，中日间的教科书事件成了一件大事。日本一些学者要公开否定战争的性质，中国方面开始向日本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今年9月，我在东京见了国立高中的历史教师小原高久，听他讲了高中历史教育的现状。小原高久在自己的历史课程中，积极地加入了南京大屠杀等内容，他自己也多次来北京、去南京考察中日战争历史。
“必须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下一代。”小原高久说，不忘那段侵略史，是日本历史教育的一大责任。
但是到了2001年小泉纯一郎出任日本首相后，去参拜供奉了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成为了中日外交中的一个新问题。我当时还在东京工作，看到民众对参拜有支持也有反对。日本不是不忘那场侵略战争的责任，而是用过去的战争来挑衅周边国家的国民感情。
日本国家领导人以参拜靖国神社的形式，进一步否认日本的战争责任，中日相互信赖的前提，在日本那里已经逐步消失。
另一个邦交正常化时坚持的前提，领土问题的“搁置争议”原则，也开始在这些年渐渐失去了作用。
日本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矢吹晋，找到了一些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对领土问题的讨论资料。他认为对于钓鱼岛问题，中日双方有“搁置争议”的默契。
日本外务省负责情报分析的原外交官孙崎享，分析了1975年的《中日渔业协定》和2000年版《中日渔业协定》。他认为，对北纬27度线以南地方的渔业规定，实际上就是中日两国各自取缔各自国家的渔船，日本发现违反渔业协定的中国渔船，将通知中国渔政取缔，中方亦然。
但到了2010年，日本开始用“国内法”取缔中国渔船，非法扣押中方船长。领土问题的搁置争议论，也开始破裂。到了2012年9月11日，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就更是不承认搁置争议的默契了。政治上的互信在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时候，以历史问题开始，并通过让领土问题尖锐化的方式最后几乎丧失殆尽。
在政治上的互信消失后，经济的互惠体制，今天正面临着巨大挑战。
中日经济处于互补状态。“我们对中日的相关企业做了大量的调查。中国擅长的制造内容与日本基本上不在同一个范围内。中日产业之间的互补关系要大大超过两国产业的竞争关系。”熟悉日本产业的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秘书长颜志刚说。
“日本必定会减少对中国的投资，让中国本来已经开始下滑的GDP，出现更大的下滑。”一直积极支持钓鱼岛“国有化”政策的《读卖新闻》，在9月23日的社论中摆出了在经济上制约中国的态势。邦交正常化以后，最先来中国投资办厂、向中国转移技术、耕耘出中国市场的日本，忽然开始强调从经济上制约中国。
世界经济在1975年前后走入低潮，欧洲及美国基本上没有出现跳跃性的发展，但日本的发展一直持续到了1993年，比欧美长了将近20年。1993年日本经济开始衰退，但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质量降低，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日本有中国这个极大的市场。今天日本在经济上也与中国的关系渐去渐远。
民主党的“卡拉OK政治”
笔者在东京上大学的1978年，大平正芳任日本首相，其后的34年中，除了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以外，能够留下强烈影响的并不多。
日本政治评论家盐田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到了自民党末期，日本政治愈发卡拉OK化，基本上都是些非专业的政治家登台献歌、唱别人唱过的歌，并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
我自己虽然一直从事日本问题的报道，但很难把这些年日本当过首相的人从头到尾按顺序数下来。民主党大佬小泽一郎在一次演讲会上，谈到日本政治时说，他自己也数不清楚这些年出了多少首相、大臣。你方唱罢我登场，看不出日本政治有哪些特色。
除了在2009年的大选中感受到了某些热情外，这十几年日本选举都很冷清。那时鸠山由纪夫率领的民主党，势如破竹，夺取了自民党掌管了54年的政权。“东亚共同体”概念，让人们对日本有了新期待。
但现在看来，2009年以后的民主党鸠山内阁也不过是卡拉OK政治中的一曲。
“卡拉OK最大的特点是唱一曲人们熟悉的歌曲，而不需要有自己独到的地方。”盐田潮说。
日本社会需要有政治家在保证现有福利、雇佣等体制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改革，让社会重新具有活力。但是日本经济的全球化，国内产业开始大量转移到了国外，而泡沫经济带来的长期失落，让日本不进行彻底的改革，不在改革中承受很大的痛苦，就不能寻找到新的发展道路。日本社会不愿意在承受痛苦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政治家只能唱一些选民听惯了的曲子，用特别激烈的对外攻击的方式，来满足选民不承担任何苦痛的改革。
“本来就缺少行政经验，但要摆脱官僚对政治家的控制，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民主党比自民党更不靠谱。”日本一家上市大企业的高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不断提出迎合选民需求的口号，而政权并不能完成政策目标，民主党和末期的自民党内阁一样，开始不断替换新的党首、首相。
1972年9月，田中角荣来中国前，一根一根地剪自己的胡子，他下定决心要在自己的内阁期间，实现邦交正常化。“做好了回来后被右翼刺杀的准备。”边剪胡子，田中角荣边说。
现在的日本政治家，不论是在野党还是执政党，已经找不出一个有田中角荣这种气概的人。小试锋芒便见好就收，甚至稍遇逆风，便撒手不干了。在日本核电站问题上，民主党提出了“零核电”政策没有几天，便正式宣布撤销了。
只不过想唱首好听的歌给选民听听，不可太过较真。今天的日本政治家在外交上，在内政上已经缺少了有大战略的人才。看看在野的自民党选举，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直到9月14日笔者登上去日本的飞机前，虽然也感觉中日关系可能会因为日本民主党内阁在9月11日将钓鱼岛“国有化”出现较大的后退，但没有想到会变得如此尖锐对立。
“日中关系出现这么大的变化，该拿什么方法来处理，我们也是一筹莫展。”南村志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南村志郎1957年开始和中国做贸易，后来追随政治家西园寺公一，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过重要贡献，建交后一直活跃在日中友好第一线。二战前，西园寺公一曾经支持过军国主义，战后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率全家移居中国，南村志郎是西园寺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
1972年9月29日，在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算起来至今已经有40年。
按理说“四十不惑”，但中日关系并没有因为有了四十年邦交正常化的历史，就成熟起来。两国该如何处理相互关系，还处于摸索之中。
我自己是从1972年开始学习日语的，通过日语看到了一个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日本。上大学学习日本文学，之后是从事日本问题的报道，去东京留学，在那里工作了数年后，再回到中国当记者，经历中日关系中的主要变化。
中日友好的热潮、日本向中国投资转移技术的往事历历在目，我在亲眼看到中日经济关系走向紧密的同时，也看到了两国之间发生的教科书问题、日本首相参拜供奉了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艇撞击中国渔船、钓鱼岛冲突等一系列事件。
曾有过80％以上的日本民众支持并亲身参与中日友好活动，但现在随着日本媒体疾风暴雨般地长年以负面为主地报道中国，现在80％以上的民众对中国没有好感。如果近期进行民意测验的话，这个数字可能会超过90％，打破交恶记录已经确定无疑。
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年，成果来之不易，但在日本民主党内阁、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对钓鱼岛问题的炒作后，今天的中日关系已经大大倒退。
从历史上看，中日交往了3000多年，四十年也许算不上什么。走过四十年邦交正常化的中日两国，发生一些曲折，也许在情理之中。
七八十年代的友好热潮
1972年9月29日，报纸广播中传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消息。我那年在北京上中学。虽然从1966年就开始上小学，但好像没有在教室里学过什么。1972年这年学校开始教书了，和过去的6年天天号召革命，时刻准备去游行，已经大不一样。
我所在的中学，10个班中有5个学日语。并非是国家有特殊政策，是因为有几位比我们大三、四岁的外语学校中专毕业生，分配到了我们这所中学，他们学的是日语。
在学校里学了几个日语字母后，教学又开始变得断断续续的了。但也正是在1972年，北京开始有了日语广播讲座，可以跟着广播学习。后来我才知道，北京的日语广播讲座是得到日本方面支持的。包括教材的编写、日语发音训练等等，播音员从日本专家那里学习了不少播音方法。
在大多数时候只能读一些领导人语录的时候，广播讲座中的一些小故事，偶尔播放的一首外国歌曲，和我们日常接触的宣传是那么的不同，我自己主要听广播讲座，竟然把日语学了下来。
中日友好在1970年代是主流，我常常能从报纸上看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会见日本政治家、企业家。每次会见都是放在头版，非常醒目。
大学毕业工作了7年后，我在1989年去日本留学。曾经和我的导师、庆应大学经济学教授井村喜代子谈过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北京开设的日语广播讲座。井村喜代子则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就参加了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日本国民运动。
“中日永不打仗，与中国结成统一战线，帮中国建设新社会，这些是我们从事邦交正常化的动力。”井村喜代子回忆说。作为在二战中亲眼看到过美军对东京的地毯式轰炸的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反对战争是二战后年轻人共同的奋斗目标。中日邦交正常化，有这些人的热情支持。
邦交正常化以后，有数次日本工业品展会在北京展览馆等地举行，有太多的人从展会上看到了中日工业上的差距。向日本学习，首先从学习日语开始的。1970年代文革尚未结束，但学习日语蔚然成风，那其中有不少是为了了解日本，尽快让中国也走上经济强国的强烈愿望。
中日间的团结意识，在1970年代、1980年代十分强烈。共同的战争体验，实现工业现代化的愿望，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我记得在学习日语的广播讲座中，就有不少是谈战争、谈科技的内容。从中日友好的热潮可以看出，中日双方互相敬重对方，有种建立新东亚经济社会的愿望。
1970年代，中苏关系非常紧张，而中美关系已经走向缓和，中日关系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发展得非常顺利。
改革开放与日本资金技术
在东京新桥车站不远处，有一栋不太高、外表已经有些破旧的楼房。很多曾在中国监狱中长期服刑的日本旧军人，他们回到日本后参加了一个组织：“国际善邻协会”。现任理事长是古海建一。
古海建一的父亲古海忠之是中国抚顺监狱中最高级别的日本战犯。1941年古海忠之接下了岸信介手中的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的职位，在1945年主要官僚逃回日本时，他负责在东北地方与苏联红军作战，后被苏联红军逮捕，并在1950年交给了新中国。到1963年为止，被监禁在抚顺监狱。
“我从英国留学回到日本后，进入东京银行工作。到了1963年才见到被释放回来的父亲。那时父亲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四处奔走，呼吁日中邦交正常化。”古海建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中国将监禁在抚顺监狱的最高战犯，改造成了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处呼吁的友好人士。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由于东京银行是日本最大的外汇银行，“我开始处理大量的中国业务。”古海建一说。那时他已经是东京银行的高管，负责着大量中国方面的业务。父亲古海忠之深深地影响了古海建一。
日本从这一年开始对中国提供低息贷款(ODA，政府开发援助)，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款项经过东京银行汇到中方银行来。 “我去山西看过那里的煤矿，去湖南内陆看过水库建设的状况。年轻一些的银行职员，会深入到更远的地方去具体考察项目的可行性，他们提交报告后，日本的款项便以很低的利息融资到中国来。”古海建一说。
“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中有3万多亿日元以低息贷款的方式来到了中国。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中国外汇奇缺的时候，这些外汇缓解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燃眉之急。”担任过ODA项目翻译工作，现任国家发展银行高级局长的袁英华在8月31日的中日美经济论坛的主旨演说中说。
在北京，北京机场、中日友好医院、中日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等的建设，都和ODA有关。大量的港口、铁路、机场、水坝的建设，使用了ODA贷款。在基础设施建设好了以后，才有了199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热潮。
从“不忘”到篡改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二战刚刚过去20余年，人们对战争的记忆尤为深刻。
“该如何总结战争给日中两国带来的沉痛教训，两国的外交家都拿出了自己的智慧。特别是中方，周恩来总理多次谈到，对于过去的那场侵略战争，中国方面可以不多说，但日本方面不该忘却。这是邦交正常化能够顺利推进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南村志郎说。
当年，丁民担任中国外交部日本科科长，参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原则，后来还有了中日不再战的说法。”丁民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从事中日关系报道的日本老记者横堀克己，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最早来中国的日本记者之一。他采访过大量的相关人士，“那个时候的中国主要领导人，都直接参加过抗日战争，深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沉痛灾难。日本的政治家、外交官也对战争有着自己的深刻体验，不再战等说法，很快就能得到大家的同意。”横堀克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是日本方面很快发生了变化。
1982年，日本一些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开始将侵略华北改成了日本军队“进出华北”，欲将侵略的事实掩盖起来，中日间的教科书事件成了一件大事。日本一些学者要公开否定战争的性质，中国方面开始向日本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今年9月，我在东京见了国立高中的历史教师小原高久，听他讲了高中历史教育的现状。小原高久在自己的历史课程中，积极地加入了南京大屠杀等内容，他自己也多次来北京、去南京考察中日战争历史。
“必须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下一代。”小原高久说，不忘那段侵略史，是日本历史教育的一大责任。
但是到了2001年小泉纯一郎出任日本首相后，去参拜供奉了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成为了中日外交中的一个新问题。我当时还在东京工作，看到民众对参拜有支持也有反对。日本不是不忘那场侵略战争的责任，而是用过去的战争来挑衅周边国家的国民感情。
日本国家领导人以参拜靖国神社的形式，进一步否认日本的战争责任，中日相互信赖的前提，在日本那里已经逐步消失。
另一个邦交正常化时坚持的前提，领土问题的“搁置争议”原则，也开始在这些年渐渐失去了作用。
日本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矢吹晋，找到了一些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对领土问题的讨论资料。他认为对于钓鱼岛问题，中日双方有“搁置争议”的默契。
日本外务省负责情报分析的原外交官孙崎享，分析了1975年的《中日渔业协定》和2000年版《中日渔业协定》。他认为，对北纬27度线以南地方的渔业规定，实际上就是中日两国各自取缔各自国家的渔船，日本发现违反渔业协定的中国渔船，将通知中国渔政取缔，中方亦然。
但到了2010年，日本开始用“国内法”取缔中国渔船，非法扣押中方船长。领土问题的搁置争议论，也开始破裂。到了2012年9月11日，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就更是不承认搁置争议的默契了。政治上的互信在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时候，以历史问题开始，并通过让领土问题尖锐化的方式最后几乎丧失殆尽。
在政治上的互信消失后，经济的互惠体制，今天正面临着巨大挑战。
中日经济处于互补状态。“我们对中日的相关企业做了大量的调查。中国擅长的制造内容与日本基本上不在同一个范围内。中日产业之间的互补关系要大大超过两国产业的竞争关系。”熟悉日本产业的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秘书长颜志刚说。
“日本必定会减少对中国的投资，让中国本来已经开始下滑的GDP，出现更大的下滑。”一直积极支持钓鱼岛“国有化”政策的《读卖新闻》，在9月23日的社论中摆出了在经济上制约中国的态势。邦交正常化以后，最先来中国投资办厂、向中国转移技术、耕耘出中国市场的日本，忽然开始强调从经济上制约中国。
世界经济在1975年前后走入低潮，欧洲及美国基本上没有出现跳跃性的发展，但日本的发展一直持续到了1993年，比欧美长了将近20年。1993年日本经济开始衰退，但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质量降低，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日本有中国这个极大的市场。今天日本在经济上也与中国的关系渐去渐远。
民主党的“卡拉OK政治”
笔者在东京上大学的1978年，大平正芳任日本首相，其后的34年中，除了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以外，能够留下强烈影响的并不多。
日本政治评论家盐田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到了自民党末期，日本政治愈发卡拉OK化，基本上都是些非专业的政治家登台献歌、唱别人唱过的歌，并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
我自己虽然一直从事日本问题的报道，但很难把这些年日本当过首相的人从头到尾按顺序数下来。民主党大佬小泽一郎在一次演讲会上，谈到日本政治时说，他自己也数不清楚这些年出了多少首相、大臣。你方唱罢我登场，看不出日本政治有哪些特色。
除了在2009年的大选中感受到了某些热情外，这十几年日本选举都很冷清。那时鸠山由纪夫率领的民主党，势如破竹，夺取了自民党掌管了54年的政权。“东亚共同体”概念，让人们对日本有了新期待。
但现在看来，2009年以后的民主党鸠山内阁也不过是卡拉OK政治中的一曲。
“卡拉OK最大的特点是唱一曲人们熟悉的歌曲，而不需要有自己独到的地方。”盐田潮说。
日本社会需要有政治家在保证现有福利、雇佣等体制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改革，让社会重新具有活力。但是日本经济的全球化，国内产业开始大量转移到了国外，而泡沫经济带来的长期失落，让日本不进行彻底的改革，不在改革中承受很大的痛苦，就不能寻找到新的发展道路。日本社会不愿意在承受痛苦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政治家只能唱一些选民听惯了的曲子，用特别激烈的对外攻击的方式，来满足选民不承担任何苦痛的改革。
“本来就缺少行政经验，但要摆脱官僚对政治家的控制，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民主党比自民党更不靠谱。”日本一家上市大企业的高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不断提出迎合选民需求的口号，而政权并不能完成政策目标，民主党和末期的自民党内阁一样，开始不断替换新的党首、首相。
1972年9月，田中角荣来中国前，一根一根地剪自己的胡子，他下定决心要在自己的内阁期间，实现邦交正常化。“做好了回来后被右翼刺杀的准备。”边剪胡子，田中角荣边说。
现在的日本政治家，不论是在野党还是执政党，已经找不出一个有田中角荣这种气概的人。小试锋芒便见好就收，甚至稍遇逆风，便撒手不干了。在日本核电站问题上，民主党提出了“零核电”政策没有几天，便正式宣布撤销了。
只不过想唱首好听的歌给选民听听，不可太过较真。今天的日本政治家在外交上，在内政上已经缺少了有大战略的人才。看看在野的自民党选举，能得出同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