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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中秋，我出生在湘西南一个静谧的山村，那里的清风朗月，小桥流水，近已难觅。父亲生得活泛，母亲又极勤俭，所以他们不但最早在村里盖起来红砖房，还去镇上办到营业执照，开起了村里第一家商店，日子红红火火，乡邻莫不啧啧。
可造化弄人，次年清明，慈父见背。有一天，姐姐告诉我，家里来了个陌生男人，一脸凶相，会织斗篷和蓑衣，夜里还出去捉蛇。我问她欢喜不欢喜，她说不知道。日子一长，他便不再陌生，成了我们的继父。
继父是个噩梦。他抽烟酗酒，打牌家暴，门门在行，而且懒得抽筋。母亲低三下气从外面求来的工作，他从来都不做。为了糊口，母亲只得代夫做工，终日在工地上与钢筋混凝土打交道，累得两手堆茧，双脚起泡。而我成了家里主要的男丁。砍柴，刈草，挖土，犁田，喂猪，担水，洒扫，掰苞谷，挑红薯，都是我的日常作业。村里人因此把我唤作“老女人”，意思是什么都能干。我也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个有童年的孩子。但是看着别人嬉戏打闹，你奔我逐，我的心里也会觉着空落。
我希望家里买一头牛，这样放学后就可以跟别人一块去山里牧牛，顺带摘野果采蘑菇，三伏天还能跳塘里游泳；我希望我也有周末，可以圈地为阵打弹珠，可以三五成伙躲猫猫，可以拎只蛇皮袋站在塘畔钓青蛙；我希望当我在学校被人打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爸爸骑着摩托怒气冲天地赶来，用食指指着对方的脸说：“你，给老子住手！”；我希望每回走亲戚的时候，母亲不要一吃完晌饭就叫我回家，能让我在那多耍一会儿，多待一会儿……
那是我儿时的梦想。
十五岁那年，我瞒着母亲，兜里揣着祖母给的五百块钱跑到了县城。在这之前，我从一个村医口里得知，有个老乡在县城当老师，所以决定投奔他。经老乡引荐，我被安排在一所普通中学的初三班。班主任复姓欧阳，她把我放在最后一排。我又黑又矮，一身土气，将近一个多月都没有同学愿意和我说话。而我竟没有觉得尴尬，也没有难过的意思，只盼家人不要来学校找我就好。
等期中考试成绩一出来，班里的座位就任我选了，因为我考了年级第一。欧阳老师找我谈话，她听完我的故事，只字未言。第二天中午，她托班长递给我一张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孩子，以后我就是你的干娘。从那以后，我食宿都在干娘家。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欧阳老师视我如己出，她对我全面敞开，毫无保留。她胸中的万千人格，她世界图景中的万千气象，深深打动了我，激励我在“十有五而志于学。”
初中毕业，我考了720分（总分750），长沙雅礼中学派老师来找过我，我瞒着干娘婉拒了他们，选择了县城一中，这样可以离干娘近一些。高中三年故事多，恕我不能一一说。此间令我痛苦的有二：一是大姐姐的远嫁（大姐于我最亲，她远嫁云南，因难产而殁），一是干娘的离开（高二上学期，干娘患乳腺癌，晚期，腊月二十四小年夜辞世）。
我曾经一度埋怨大姐的远嫁，她怎么舍得抛下我去那么远那么远的地方呢？孤身一女子，凄凄何所恃？但等到我自己填报志愿那一刻，我才理解，她是厌倦了这个家，她想走，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扪心自问，这何尝不是我心所想？所以09年9月，我不顾姑伯的反对，一个人负笈内蒙。
本科四年，我心无旁骛，整日价在图书馆。从古希腊三哲，到当代鸿儒，一路都有我的倾心。我有困惑，有挣扎，有神往，有推开一扇窗的喜悦，有心魂交战的酣畅，有为国家、为农民、为诗、为艺术、为思想、为学术和为抱负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在暗夜的宁静中呐喊的充实。去年底学院有意保送我到某名牌大学高教所读研，不得不承认，以我的卑微出身，这条路算得锦绣康庄——博士毕业在高校任教、访学、发文章、评职称、当教授，但诗骚李杜、孔孟老庄于我的人格及性情熏染过久，甚至有一段时间，无论在课堂、在餐厅、在宿舍，还是在嘈杂拥挤的列车里，在辽阔无垠的草原上，我满脑满心都是“君子忧道不忧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一类的古语，尤其是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联，无论如何，我都绕不开。这也是我的迂腐之处吧。
相较于枯坐在书房里研究教育理论，我更愿意投身鲜活的教育实践，所以我放弃保研，跨专业报考中文系研究生，梦想以后回老家当一名语文老师，办一所真正的学校，藉文化、情怀、知识和眼界去影响更多农家青年的生活。幸运的是，我竟然被公费录取了。
如今，“知识改变命运”变数加多，“读书无用论”尘嚣甚上。据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有用的只是权势和金钱，关系和背景。“穷矮矬”们以“某丝”自嘲，以魏晋名士自居，以无所事事为荣，还颇有自鸣得意的味道。殊不知，“某丝”充其量是阿Q的现代版，激进的言语暴力并不能掩盖内在的空虚和软弱，“某丝”跟欧美“垮掉的一代”有质的差异，他们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同样肩负着推卸不开的家庭责任和人伦礼仪。
前不久，我回老家给祖母庆寿，村里一个孩子对我说：女人还有二次翻身的机会（他一个姐姐嫁到市里，男方有车有房，还经营着两家超市），男人一出生就完蛋了。他初中毕业在即，可考试每科都不到六十分，拿不上毕业证，技校都没法读。他想去深圳打工，问我那里有没有熟人，因为听说那里工资最高。
临行前，祖母告诉我，村里有一大批这样的孩子，而且好多初中都没念完就南下广东了，可没过几月又回来，在村里混几天又出去，来来回回这样子。她还叮嘱我不要同他们有什么交际，“头发染红，男娃还戴耳环，穿得像妖怪，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偷鸡摸狗，坏得很呢！”祖母乜斜着眼提醒我。
我想，他们是被现代化抛弃的一代，他们在十岁时已能看穿一生：无非是父兄辈打工漂泊的命。他们把最宝贵的青春、最充沛的干劲、最美好的憧憬献给城市，又将劳动所得悉数转移到当地的第三产业。他们一看见书就头疼，在抱怨和牢骚中，在贫穷和懒惰中，仇富和仇官的民粹情绪像野草一样燎原、像青苔一样疯长。
然而，再瘠薄的土地上也应有生长，再贫困的人生中也应有歌唱。在他们的人生里，如何能有新的生长，新的歌唱？好政府、好制度当然重要，但如何激发底层——虽然我很反感这个称呼——人群的追梦意愿，提高他们的追梦本领，增加他们人生出彩的可能，则不得不仰赖教育。梁漱溟之乡村建设研究院、陶行知之晓庄师范、钱穆之新亚书院，窃以为，先人筚路蓝缕之初衷，大略如此。
我的梦在乡土。
可造化弄人，次年清明，慈父见背。有一天，姐姐告诉我，家里来了个陌生男人，一脸凶相，会织斗篷和蓑衣，夜里还出去捉蛇。我问她欢喜不欢喜，她说不知道。日子一长，他便不再陌生，成了我们的继父。
继父是个噩梦。他抽烟酗酒，打牌家暴，门门在行，而且懒得抽筋。母亲低三下气从外面求来的工作，他从来都不做。为了糊口，母亲只得代夫做工，终日在工地上与钢筋混凝土打交道，累得两手堆茧，双脚起泡。而我成了家里主要的男丁。砍柴，刈草，挖土，犁田，喂猪，担水，洒扫，掰苞谷，挑红薯，都是我的日常作业。村里人因此把我唤作“老女人”，意思是什么都能干。我也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个有童年的孩子。但是看着别人嬉戏打闹，你奔我逐，我的心里也会觉着空落。
我希望家里买一头牛，这样放学后就可以跟别人一块去山里牧牛，顺带摘野果采蘑菇，三伏天还能跳塘里游泳；我希望我也有周末，可以圈地为阵打弹珠，可以三五成伙躲猫猫，可以拎只蛇皮袋站在塘畔钓青蛙；我希望当我在学校被人打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爸爸骑着摩托怒气冲天地赶来，用食指指着对方的脸说：“你，给老子住手！”；我希望每回走亲戚的时候，母亲不要一吃完晌饭就叫我回家，能让我在那多耍一会儿，多待一会儿……
那是我儿时的梦想。
十五岁那年，我瞒着母亲，兜里揣着祖母给的五百块钱跑到了县城。在这之前，我从一个村医口里得知，有个老乡在县城当老师，所以决定投奔他。经老乡引荐，我被安排在一所普通中学的初三班。班主任复姓欧阳，她把我放在最后一排。我又黑又矮，一身土气，将近一个多月都没有同学愿意和我说话。而我竟没有觉得尴尬，也没有难过的意思，只盼家人不要来学校找我就好。
等期中考试成绩一出来，班里的座位就任我选了，因为我考了年级第一。欧阳老师找我谈话，她听完我的故事，只字未言。第二天中午，她托班长递给我一张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孩子，以后我就是你的干娘。从那以后，我食宿都在干娘家。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欧阳老师视我如己出，她对我全面敞开，毫无保留。她胸中的万千人格，她世界图景中的万千气象，深深打动了我，激励我在“十有五而志于学。”
初中毕业，我考了720分（总分750），长沙雅礼中学派老师来找过我，我瞒着干娘婉拒了他们，选择了县城一中，这样可以离干娘近一些。高中三年故事多，恕我不能一一说。此间令我痛苦的有二：一是大姐姐的远嫁（大姐于我最亲，她远嫁云南，因难产而殁），一是干娘的离开（高二上学期，干娘患乳腺癌，晚期，腊月二十四小年夜辞世）。
我曾经一度埋怨大姐的远嫁，她怎么舍得抛下我去那么远那么远的地方呢？孤身一女子，凄凄何所恃？但等到我自己填报志愿那一刻，我才理解，她是厌倦了这个家，她想走，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扪心自问，这何尝不是我心所想？所以09年9月，我不顾姑伯的反对，一个人负笈内蒙。
本科四年，我心无旁骛，整日价在图书馆。从古希腊三哲，到当代鸿儒，一路都有我的倾心。我有困惑，有挣扎，有神往，有推开一扇窗的喜悦，有心魂交战的酣畅，有为国家、为农民、为诗、为艺术、为思想、为学术和为抱负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在暗夜的宁静中呐喊的充实。去年底学院有意保送我到某名牌大学高教所读研，不得不承认，以我的卑微出身，这条路算得锦绣康庄——博士毕业在高校任教、访学、发文章、评职称、当教授，但诗骚李杜、孔孟老庄于我的人格及性情熏染过久，甚至有一段时间，无论在课堂、在餐厅、在宿舍，还是在嘈杂拥挤的列车里，在辽阔无垠的草原上，我满脑满心都是“君子忧道不忧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一类的古语，尤其是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联，无论如何，我都绕不开。这也是我的迂腐之处吧。
相较于枯坐在书房里研究教育理论，我更愿意投身鲜活的教育实践，所以我放弃保研，跨专业报考中文系研究生，梦想以后回老家当一名语文老师，办一所真正的学校，藉文化、情怀、知识和眼界去影响更多农家青年的生活。幸运的是，我竟然被公费录取了。
如今，“知识改变命运”变数加多，“读书无用论”尘嚣甚上。据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有用的只是权势和金钱，关系和背景。“穷矮矬”们以“某丝”自嘲，以魏晋名士自居，以无所事事为荣，还颇有自鸣得意的味道。殊不知，“某丝”充其量是阿Q的现代版，激进的言语暴力并不能掩盖内在的空虚和软弱，“某丝”跟欧美“垮掉的一代”有质的差异，他们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同样肩负着推卸不开的家庭责任和人伦礼仪。
前不久，我回老家给祖母庆寿，村里一个孩子对我说：女人还有二次翻身的机会（他一个姐姐嫁到市里，男方有车有房，还经营着两家超市），男人一出生就完蛋了。他初中毕业在即，可考试每科都不到六十分，拿不上毕业证，技校都没法读。他想去深圳打工，问我那里有没有熟人，因为听说那里工资最高。
临行前，祖母告诉我，村里有一大批这样的孩子，而且好多初中都没念完就南下广东了，可没过几月又回来，在村里混几天又出去，来来回回这样子。她还叮嘱我不要同他们有什么交际，“头发染红，男娃还戴耳环，穿得像妖怪，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偷鸡摸狗，坏得很呢！”祖母乜斜着眼提醒我。
我想，他们是被现代化抛弃的一代，他们在十岁时已能看穿一生：无非是父兄辈打工漂泊的命。他们把最宝贵的青春、最充沛的干劲、最美好的憧憬献给城市，又将劳动所得悉数转移到当地的第三产业。他们一看见书就头疼，在抱怨和牢骚中，在贫穷和懒惰中，仇富和仇官的民粹情绪像野草一样燎原、像青苔一样疯长。
然而，再瘠薄的土地上也应有生长，再贫困的人生中也应有歌唱。在他们的人生里，如何能有新的生长，新的歌唱？好政府、好制度当然重要，但如何激发底层——虽然我很反感这个称呼——人群的追梦意愿，提高他们的追梦本领，增加他们人生出彩的可能，则不得不仰赖教育。梁漱溟之乡村建设研究院、陶行知之晓庄师范、钱穆之新亚书院，窃以为，先人筚路蓝缕之初衷，大略如此。
我的梦在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