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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倡议成立国学院后，大家就一直在说国学。可是，什么是国学?国学院应该怎样培养国学人才?诸如此类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注意到，甚至连首倡其事的纪宝成校长也并没有系统的、令人信服的阐述。
笔者虽然也学了7年与国学有关的专业一中国古代史，但因资质愚钝，对这样的问题不敢发言。不过，读到媒体纷纷扬扬的报道，我倒想起了所藏的著名古典文学专家郭绍虞关于成立中文专修班致叶圣陶的信件。信中虽然说的是成立“中文专修班”，但实际上是关于培养国学人才的一份详细计划，对解答上述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将信转录如下，并略作解释。
郭绍虞致叶圣陶信
圣陶吾兄：
顷接来电，嘱寄中文专修班章程，甚感兴奋。此事当初曾拟过计划，但后来虽得到领导上支持，终以人力不够，只能作罢。因为这是一个实验性的创举，必须要办得好。而要办好时，就得化很多力气。开口奶要吃得好，必须要有好教师，方法要对头，必须要有另编的好教材；管理要严格，更需要有得力的辅导人员。由于一时不可能有这些条件，若全由我来，则体力不胜，所以后来也就无意于此了。此次搬家，这些计划又不知搁置何所，因此不能奉寄。但所谓“无意”，并不等于灰心，一承垂询，又觉兴致勃发，大有可为。因此虽好久不作长信，却为此事又不惮烦琐，愿将始末经过，详陈于后。如能再得吾兄支持，重行试办，则夙愿可偿，又是我所旦夕盼望的了。
先就我个人计划来谈，我以前辞系主任时，只想趁精力尚好之时，整理旧稿，使它陆续问世。这是仅仅只为个人打算的计划。不过这打算从另一方面看，也颇有理由。如果将来精力再衰，那么即使给以时间，恐亦难有成就，所以放弃一切，专门从事研究工作，自觉还有此需要。但在大跃进时代，又不能满足于这种个人旧稿的整理了。应当订一个更大规模的整理古典文学规划，才能体现这大时代的精神。因此?想同古今图书集成这样编一部极为完整的以人为纲的历代诗话，成为空前的巨著。这种工作，固然工力浩大，但如能发动一些社会力量，还是可以希望完成的的。这是第二期的转变。当编历代文论选的时候，又感到基本队伍的重要。当时从他校调来的钱仲联、马茂元两先生，彼此合作得很好，我就想把他们留在文学研究所里，同时再想和他人们合作，索性培养一批骨干分子，那么此后文学研究所的古典文学提出的新任务。可是这个打算不能实现，所以只能停办。我们对这个专修班的期望是很大的，到最后阶段的训练，要对于各种冷门学科都能担当起来。有些学科即使我们不能培养，也准备送到语言研究所哲学研究所等机构去学习。把这样许多不同专长的人集合在一起，那才可以发挥集体研究的作用。这是我对文学研究所发展前途的一种看法，而创办专修班的计划，正是组成基本队伍的具体措施。必须这样办研究所，才能高度发挥研究的力量。我以为现在办研究所，应当和以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所不一样。以前可以关起门来搞，只培养极少数的专门人才；现在就不应该这样做，要为出版界服务，要为大学教学服务，甚至为对外宣传服务，为其它研究机构服务。因此假使照以前办法，每年分配几个大学毕业生来，总觉得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毕业不久，有些工作都不能胜任，进所以后，必须重行训练，这就太费时间了。即使有几个好的，但研究的学科往往是同一的，也就较难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要研究所真能发挥研究作用，接受各方面交来的不同任务，就必须有计划地培养全面骨干分子。这个意见对不对，请考虑。
至于我所要办专修班的理由，从另一个方面看，还有革新教育的意义，(1)学习古典文学等于学习另一种语言，年轻时学习比年大时学习容易得多。因此，应当按照音乐美术等校的办法，招收小学毕业生或初中毕业生，甚至从小就训练起，像剧团这样。因为耳濡目染，这是文艺训练的一种特征，我相信这样培养古典文学人才，一定会比现在按照常规的办法要好一些。固然，学和艺的性质还有些不同，但是从小专攻，总是收效要快一些。(2)现在大学有一个缺点，即是对于史和论则夸夸其谈，滔滔不绝，于是偏重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讲解，往往忽略了对作品的讲解。讲作品时，也是重在一般的分析，而对于语句的组织及通篇的理解，反不很注意。其实读作品倒是最基本的感性认识，而对于史的叙述和理论的阐发，则可以自己阅读的。 自己阅读，通过教师指导，集体讨论，那就进度快而易于启发，找出问题。现在倒过—来了，所以学生虽明白了古汉语的语法，却仍旧不能阅读古汉语的文章，虽懂得文学的流变，却不一定真能看得懂古人的文学作品。所以办专修班时，要注意教学方法：凡属于基础技能的，应当教属于基础知识的，就要重在自学，而教师仅居辅导地位。当然，教师如果真有新的见解，提出新的看法，那还是可以讲的。问题就在教师所讲的，也是东拼西凑的材料，并不是什么真知灼见，那就浪费学生的时间了。因此，我认为凡是由教师讲解的课，要注意教师的质量。因为教得好不好全是教师的责任，这所谓名师出高徒。凡是可以重在学生自学的，必须让他们自己阅读，不必先生嚼饭喂人，这又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这个班，所以能速成而又要求办得好，就在这一点教学方法的改革上。(3)古典文学的范围相当广，材料又多，所以在博与专的问题上，往往顾此失彼，不能获得统一。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应该分段进行，不可能同时兼顾。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对于学习外语就发生矛盾。顾了专业只能放弃外语，顾了外语又必然妨碍专业。所以博既不能成为博，专也不成为专。假使分段学习，在年轻时重在语言训练，一面学古典文学，一面学外国语，那对于专的基础就可以打得很好。这是一点。另一点，即就专的问题来讲，就是上面所说的基础技能与基础知识的问题，在现在学校中，也很难安排得较好。文学史的时间占得相当多，而对作品的理解却模糊得很，一方面要求学生有丰富的中国文学常识，一方面又要求学生对专门学问有深入的造诣，但是结果往往统一不起来。假使改作分段进行和集体讨论，那么博与专的问题就容易获得统一。在前一阶段，有讲授，有自学，相辅而行，打好基础，那么到后一阶段就可以专攻某一问题了。这是博与专的一种统一。同时，由于这一班人都专攻一问题，那么集众人之长就可以补自己之短，而博与专的问题也容易统一。因为在集体讨论中间，自会理解到整个学问的全貌，而关于和自己专攻的问题，也自然会进一步要求兼通其它有关的各门知识。何况集体讨论有时可以采取轮流报告的形式，那么我所专攻的虽是有限的，而听到的方面却变得很广，博与专也自然统一起来了。这样统一，才能时间经济而又能全面地掌握文学方面的全部知识，多快好省自然结合起来了。从这一方面讲，我和一般人对大跃进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大跃进时提倡集体研究，我很赞同这个办法，但是后来暴露了一些缺点，就停止下来，不再贯彻下去，我觉得很可惜，因为这些缺点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假使加以改进，还是可以发生巨大效果的。我想这专修班如照这样办法，在教学上强调自学，在科研上强调集体，既重视个人力量又发挥集体的作用，应当可以补 救集体研究的种种缺点的。所以这不仅对教学上有些改进，即对科学研究也有一些革新措施。这种意见是否有当，也请考虑。
这是以前想办专修班的经过，到现在又有一些补充意见。因为上述办法，到具体施行时还有两点困难：(1)如从初中办起，将来学生对古典文学有没有兴趣的问题，较无把握。万一转变，不想搞古典文学，怎么办?(2)假使在高中附设一个班，则兴趣转变的问题较少，但这种不遵常规的班级，毕业后究竟给个什么名义。如果没有名义，家长和学生是否同意?万一他们又要考正规大学，怎么办?，因此，我现在想：(1)从初中办起把目标放大，包括一切文学，不限于古典文学，那么将来学生兴趣即使转变，也可以成个作家，或者学习文科方面其它学科，如新闻外语等。因为在此阶段，课程与一般初中距离不远，仅仅加强了古典文学和外语，所以困难不大。(2)在高中阶段也是三年。由于经过初中阶段的一番训练一番淘汰，可以专重在古典文学的训练，所以我们要求这阶段的学生，能有大学中文系三四年级同等学力。如能达到这样标准，那么成绩既已显著，出路也有把握，可能不会对学位名义，作过多的考虑了。即使有部分学生兴趣转变，但是也还是可以成为作家，所以初中的基础还是很重要的。(3)至于大学阶段，暂定四年。在此阶段，我们有同等学力的人参加研究院的考试，那么名义问题也就不成问题了。
总之这个班的要求，是六年小成，十年大成。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呢?我想由于下列措施，是可能达到的。
由小学应届毕业生中预先调查，及早选择，注意他理解力记忆力表达力等各方面，(当然政治是更重要的)第一步看他有没有才。第二步在入班以后看他肯不肯学，以成绩好不好作为此后逐步淘汰的根据。这样通过各方面的严格选择，我想是可以达到又红又专的标准的。
教材的编写，略照学文示例的办法，尽可能把同性质同类型的教材汇集在一起，多方面的启发思想，使他们习惯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专修班的成功与否，全看这一类教材编得好不好，所以没有合适的人一同合作，就不可能进行这一工作。
特别加强写作，重视表达能力，所以这一班的人数不应过多。因为要求改卷仔细就不能过多。尽管这个班为了节省经费，可以附设在某中学中，但是教师的选择和工作的进行，要照我们的计划。尤其是在初中阶段，写作更应特别注意。
配备大学的教师教高中，高中的教师教初中，甚至有时以大学的教师教初中，同时再改进教学方法。我们想要求初中达到高中程度，高中达到大学程度，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大学阶段也就容易达到研究院程度了。所谓多快好省，是从这种措施来实现的。
我兄如亦赞同这样办法，最好和周扬同志商量一下。因为我看到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中，俞铭璜同志向周扬同志的汇报中，提到过了组织专业队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意见很重要，而这个专修班的计划正是组织专业队伍的具体措施。所以认为时机成熟，特把当时想办专修班的意见，缕一陈如上，请审核。
专此 并致
敬礼
弟郭绍虞
八月十五日
郭绍虞写这封长信的背景
郭绍虞的信，只具月日而无年份，从行文来推测，应在1962年。其时，郭绍虞任复旦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叶圣陶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
从历史资料来看，郭绍虞和叶圣陶有很深的交往，而这交往是因为有共同的倡导国学的志向。早在1921年1月4日，叶圣陶和郭绍虞就在北京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其他参与者有郑振铎、沈雁冰、许地山、王统照、周作人、孙伏园、耿济之等)。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文学社团。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1947年3月2日，两人又在上海参与成立旨在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其他参与者有陈望道、章锡琛、周予同、方光焘、魏建功，郭沫若、郑振铎、马叙伦等)。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北京，但倡导国学的共同愿望并没有改变。郭绍虞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并兼任文学研究所所长，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叶圣陶在北京主持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在教材选编中对国学给予高度的重视。
从郭绍虞的信中看，在此前，为了培养中文(主要是古典文学专业)方面的人才，郭绍虞曾有过计划，叶圣陶也有所耳闻，只是因为或时机或能力有限而无法扶持而已。到了1962年，叶圣陶认为，郭绍虞的计划似乎有了实现的条件，故发电报催促郭将详细计划寄来。
为何到了这一年叶圣陶认为郭绍虞的计划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从信中“我兄如亦赞同这样办法，最好和周扬同志商量一下。因为我看到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中……”之语，可得到解释。
郭绍虞和叶圣陶均属教育系统，而周扬是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按常理来说，并无工作上的往来。郭绍虞何以要在信中说让叶与周扬商量一下呢?其中的原因，当时周扬正主持全国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而郭绍虞是当时文科教材编审委员的成员之一，并担任《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选任务；而叶圣陶作为教育部副部长协同周扬一起来抓这项工作。
编选文科教材的任务是1960年九十月间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会后，书记处书记彭真受总书记邓小平的委托向周扬下达了这一任务，并要周扬立下军令状，限期解决文科教材。当时的情况是，1959年到1961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曾经发生过严重困难。1960年八九月间，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措施，在农业、工业、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政策调整。这是在当时那个历史阶段中党的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重新编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1961年4月12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扬宏大的建设工程。包括文科七个领域“文、史、哲、经、政、教(育)、外(语文)”，艺术七类专业“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几百部教科书或其他形式的教材，网罗了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名专家参加。郭绍虞当然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周扬在许多场合阐述了编著文科教材的一系列指导方针。提出和确认了一系列合乎学术工作规律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主编负责制。所选定的主编，都是饱学之士。主编负责制的含义是，学术问题，参加写作的学者共同研究，但由主编最后拿主意，按主编的意见写。可以同一课程几种教材（如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分别由几位学者任主编，以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此后，在周扬主持下，这项泽被后世的宏大工程在全国教育界进行了5年时间，直到“文革”爆发。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因为深谙教材的编写与人才的培养是相互唇齿的教育理念，因感于国学式微的现实，叶圣陶涌起了借此东风培养中文方面专门人才的 想法，因而想到了老友郭绍虞曾有过的设想，这才致电（在那个年代，只有急事才发电报的)老友，让其速速将计划寄上。
而对郭绍虞来说，有身为教育部副部长的老友的电文，加之“看到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中”，“俞铭璜”也“提到过了组织专业队伍的问题”。因而不但“觉得这个意见很重要”，而且认为“这个专修班的计划正是组织专业队伍的具体措施”，感觉到“时机成熟”了，才抱着热望，“顷接来电”就动笔写下这封长长的信。
叶圣陶致信周扬，郑重推荐郭绍虞的设想
接到郭绍虞的长信后，叶圣陶当然会细细阅读——信上留下多处他用红笔勾画的痕迹。8月23日上午，叶即致信周扬，郑重推荐。信(信以旧式写法，以空格格式示尊重，照录)全文如下：
周扬同志惠鉴：
闻 尊体违和，近方休养，惟珍卫得宜，早臻康复为颂。
老友郭绍虞有创办中文专修班之拟议，以长函详述其宗旨与办法。我以为培植中文方面之基本队伍，今时诚有必要。从幼年打基础，较之半途钻研，功力自更深至。特重作品之诵习与理解，而辅之以史与理论之研究，尤为避免时弊之要着。郭君甚希得 高明之赞许与支持，俾得竟成其事。今以其来书附呈，幸 赐察览。倘承 大力相助，岂惟郭君私慰而已乎。敬礼
叶圣陶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
周扬读到信后，给秘书写下了“送教育部叶圣陶同志，原信保存”的便条，可见他是给叶圣陶复信了。至于复信的内容，因没有底稿留存，难知其详。撰写本文时，我曾电话请教《叶圣陶年谱长编》撰著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商金林教授，是否看到过周扬的回信。商教授的答复是否定的。所以，关于周扬是否支持这项动议，也没有答案。
从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郭绍虞这一倡议似乎并没有实行。设有实行的原因，也许从周扬这里就否定了，大概周扬只主抓教材建设而人才培养计划则超出了自己的工作范围。金教授的解释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根弦又绷紧了，即使周扬同意了，还怎么能有实行这样计划的环境呢?
我赞同这一解释。因为任何一门专业人才的培养，不但需要经济作后盾，更需要宽松的学术气氛。具体到眼下媒体热炒的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一事，也是如此。撇开成立国学院的庄严意义不谈，但就国学院能够成立一事来说，事实上也是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才得以实现的。条件具备以后，怎样培养专业人才才是“硬道理”。从这点上来说，以愚之见，郭绍虞写于43年前的这份很完备的设想，比人大国学院所公布的培养计划可能更好一些，其借鉴意义不容忽视!
另外，还需要提到的是，从叶圣陶郑重推荐郭的设想来看，他是非常赞同中文、或者说是国学要从娃娃抓起的。因为上述环境的影响，他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不过36年后的1998年，叶老的愿望终于得到部分的实现。
1995年，叶老的公子叶至善与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启功、吴冷西、陈荒煤、张志公九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政协第八届会议上递交了一份《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呼吁》开篇就振聋发聩：“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他们认为，避免这一危险的办法是尽快建立幼年古典学校。《呼吁》得到国家教委的重视和批复。1998年北京圣陶实验学校在政府的支持下正式成立。如今，这所学校已经办了7年了，成绩斐然。想来，若叶老地下有知，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会再次郑重推荐老友这份计划书的。
笔者虽然也学了7年与国学有关的专业一中国古代史，但因资质愚钝，对这样的问题不敢发言。不过，读到媒体纷纷扬扬的报道，我倒想起了所藏的著名古典文学专家郭绍虞关于成立中文专修班致叶圣陶的信件。信中虽然说的是成立“中文专修班”，但实际上是关于培养国学人才的一份详细计划，对解答上述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将信转录如下，并略作解释。
郭绍虞致叶圣陶信
圣陶吾兄：
顷接来电，嘱寄中文专修班章程，甚感兴奋。此事当初曾拟过计划，但后来虽得到领导上支持，终以人力不够，只能作罢。因为这是一个实验性的创举，必须要办得好。而要办好时，就得化很多力气。开口奶要吃得好，必须要有好教师，方法要对头，必须要有另编的好教材；管理要严格，更需要有得力的辅导人员。由于一时不可能有这些条件，若全由我来，则体力不胜，所以后来也就无意于此了。此次搬家，这些计划又不知搁置何所，因此不能奉寄。但所谓“无意”，并不等于灰心，一承垂询，又觉兴致勃发，大有可为。因此虽好久不作长信，却为此事又不惮烦琐，愿将始末经过，详陈于后。如能再得吾兄支持，重行试办，则夙愿可偿，又是我所旦夕盼望的了。
先就我个人计划来谈，我以前辞系主任时，只想趁精力尚好之时，整理旧稿，使它陆续问世。这是仅仅只为个人打算的计划。不过这打算从另一方面看，也颇有理由。如果将来精力再衰，那么即使给以时间，恐亦难有成就，所以放弃一切，专门从事研究工作，自觉还有此需要。但在大跃进时代，又不能满足于这种个人旧稿的整理了。应当订一个更大规模的整理古典文学规划，才能体现这大时代的精神。因此?想同古今图书集成这样编一部极为完整的以人为纲的历代诗话，成为空前的巨著。这种工作，固然工力浩大，但如能发动一些社会力量，还是可以希望完成的的。这是第二期的转变。当编历代文论选的时候，又感到基本队伍的重要。当时从他校调来的钱仲联、马茂元两先生，彼此合作得很好，我就想把他们留在文学研究所里，同时再想和他人们合作，索性培养一批骨干分子，那么此后文学研究所的古典文学提出的新任务。可是这个打算不能实现，所以只能停办。我们对这个专修班的期望是很大的，到最后阶段的训练，要对于各种冷门学科都能担当起来。有些学科即使我们不能培养，也准备送到语言研究所哲学研究所等机构去学习。把这样许多不同专长的人集合在一起，那才可以发挥集体研究的作用。这是我对文学研究所发展前途的一种看法，而创办专修班的计划，正是组成基本队伍的具体措施。必须这样办研究所，才能高度发挥研究的力量。我以为现在办研究所，应当和以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所不一样。以前可以关起门来搞，只培养极少数的专门人才；现在就不应该这样做，要为出版界服务，要为大学教学服务，甚至为对外宣传服务，为其它研究机构服务。因此假使照以前办法，每年分配几个大学毕业生来，总觉得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毕业不久，有些工作都不能胜任，进所以后，必须重行训练，这就太费时间了。即使有几个好的，但研究的学科往往是同一的，也就较难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要研究所真能发挥研究作用，接受各方面交来的不同任务，就必须有计划地培养全面骨干分子。这个意见对不对，请考虑。
至于我所要办专修班的理由，从另一个方面看，还有革新教育的意义，(1)学习古典文学等于学习另一种语言，年轻时学习比年大时学习容易得多。因此，应当按照音乐美术等校的办法，招收小学毕业生或初中毕业生，甚至从小就训练起，像剧团这样。因为耳濡目染，这是文艺训练的一种特征，我相信这样培养古典文学人才，一定会比现在按照常规的办法要好一些。固然，学和艺的性质还有些不同，但是从小专攻，总是收效要快一些。(2)现在大学有一个缺点，即是对于史和论则夸夸其谈，滔滔不绝，于是偏重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讲解，往往忽略了对作品的讲解。讲作品时，也是重在一般的分析，而对于语句的组织及通篇的理解，反不很注意。其实读作品倒是最基本的感性认识，而对于史的叙述和理论的阐发，则可以自己阅读的。 自己阅读，通过教师指导，集体讨论，那就进度快而易于启发，找出问题。现在倒过—来了，所以学生虽明白了古汉语的语法，却仍旧不能阅读古汉语的文章，虽懂得文学的流变，却不一定真能看得懂古人的文学作品。所以办专修班时，要注意教学方法：凡属于基础技能的，应当教属于基础知识的，就要重在自学，而教师仅居辅导地位。当然，教师如果真有新的见解，提出新的看法，那还是可以讲的。问题就在教师所讲的，也是东拼西凑的材料，并不是什么真知灼见，那就浪费学生的时间了。因此，我认为凡是由教师讲解的课，要注意教师的质量。因为教得好不好全是教师的责任，这所谓名师出高徒。凡是可以重在学生自学的，必须让他们自己阅读，不必先生嚼饭喂人，这又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这个班，所以能速成而又要求办得好，就在这一点教学方法的改革上。(3)古典文学的范围相当广，材料又多，所以在博与专的问题上，往往顾此失彼，不能获得统一。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应该分段进行，不可能同时兼顾。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对于学习外语就发生矛盾。顾了专业只能放弃外语，顾了外语又必然妨碍专业。所以博既不能成为博，专也不成为专。假使分段学习，在年轻时重在语言训练，一面学古典文学，一面学外国语，那对于专的基础就可以打得很好。这是一点。另一点，即就专的问题来讲，就是上面所说的基础技能与基础知识的问题，在现在学校中，也很难安排得较好。文学史的时间占得相当多，而对作品的理解却模糊得很，一方面要求学生有丰富的中国文学常识，一方面又要求学生对专门学问有深入的造诣，但是结果往往统一不起来。假使改作分段进行和集体讨论，那么博与专的问题就容易获得统一。在前一阶段，有讲授，有自学，相辅而行，打好基础，那么到后一阶段就可以专攻某一问题了。这是博与专的一种统一。同时，由于这一班人都专攻一问题，那么集众人之长就可以补自己之短，而博与专的问题也容易统一。因为在集体讨论中间，自会理解到整个学问的全貌，而关于和自己专攻的问题，也自然会进一步要求兼通其它有关的各门知识。何况集体讨论有时可以采取轮流报告的形式，那么我所专攻的虽是有限的，而听到的方面却变得很广，博与专也自然统一起来了。这样统一，才能时间经济而又能全面地掌握文学方面的全部知识，多快好省自然结合起来了。从这一方面讲，我和一般人对大跃进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大跃进时提倡集体研究，我很赞同这个办法，但是后来暴露了一些缺点，就停止下来，不再贯彻下去，我觉得很可惜，因为这些缺点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假使加以改进，还是可以发生巨大效果的。我想这专修班如照这样办法，在教学上强调自学，在科研上强调集体，既重视个人力量又发挥集体的作用，应当可以补 救集体研究的种种缺点的。所以这不仅对教学上有些改进，即对科学研究也有一些革新措施。这种意见是否有当，也请考虑。
这是以前想办专修班的经过，到现在又有一些补充意见。因为上述办法，到具体施行时还有两点困难：(1)如从初中办起，将来学生对古典文学有没有兴趣的问题，较无把握。万一转变，不想搞古典文学，怎么办?(2)假使在高中附设一个班，则兴趣转变的问题较少，但这种不遵常规的班级，毕业后究竟给个什么名义。如果没有名义，家长和学生是否同意?万一他们又要考正规大学，怎么办?，因此，我现在想：(1)从初中办起把目标放大，包括一切文学，不限于古典文学，那么将来学生兴趣即使转变，也可以成个作家，或者学习文科方面其它学科，如新闻外语等。因为在此阶段，课程与一般初中距离不远，仅仅加强了古典文学和外语，所以困难不大。(2)在高中阶段也是三年。由于经过初中阶段的一番训练一番淘汰，可以专重在古典文学的训练，所以我们要求这阶段的学生，能有大学中文系三四年级同等学力。如能达到这样标准，那么成绩既已显著，出路也有把握，可能不会对学位名义，作过多的考虑了。即使有部分学生兴趣转变，但是也还是可以成为作家，所以初中的基础还是很重要的。(3)至于大学阶段，暂定四年。在此阶段，我们有同等学力的人参加研究院的考试，那么名义问题也就不成问题了。
总之这个班的要求，是六年小成，十年大成。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呢?我想由于下列措施，是可能达到的。
由小学应届毕业生中预先调查，及早选择，注意他理解力记忆力表达力等各方面，(当然政治是更重要的)第一步看他有没有才。第二步在入班以后看他肯不肯学，以成绩好不好作为此后逐步淘汰的根据。这样通过各方面的严格选择，我想是可以达到又红又专的标准的。
教材的编写，略照学文示例的办法，尽可能把同性质同类型的教材汇集在一起，多方面的启发思想，使他们习惯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专修班的成功与否，全看这一类教材编得好不好，所以没有合适的人一同合作，就不可能进行这一工作。
特别加强写作，重视表达能力，所以这一班的人数不应过多。因为要求改卷仔细就不能过多。尽管这个班为了节省经费，可以附设在某中学中，但是教师的选择和工作的进行，要照我们的计划。尤其是在初中阶段，写作更应特别注意。
配备大学的教师教高中，高中的教师教初中，甚至有时以大学的教师教初中，同时再改进教学方法。我们想要求初中达到高中程度，高中达到大学程度，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大学阶段也就容易达到研究院程度了。所谓多快好省，是从这种措施来实现的。
我兄如亦赞同这样办法，最好和周扬同志商量一下。因为我看到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中，俞铭璜同志向周扬同志的汇报中，提到过了组织专业队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意见很重要，而这个专修班的计划正是组织专业队伍的具体措施。所以认为时机成熟，特把当时想办专修班的意见，缕一陈如上，请审核。
专此 并致
敬礼
弟郭绍虞
八月十五日
郭绍虞写这封长信的背景
郭绍虞的信，只具月日而无年份，从行文来推测，应在1962年。其时，郭绍虞任复旦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叶圣陶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
从历史资料来看，郭绍虞和叶圣陶有很深的交往，而这交往是因为有共同的倡导国学的志向。早在1921年1月4日，叶圣陶和郭绍虞就在北京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其他参与者有郑振铎、沈雁冰、许地山、王统照、周作人、孙伏园、耿济之等)。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文学社团。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1947年3月2日，两人又在上海参与成立旨在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其他参与者有陈望道、章锡琛、周予同、方光焘、魏建功，郭沫若、郑振铎、马叙伦等)。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北京，但倡导国学的共同愿望并没有改变。郭绍虞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并兼任文学研究所所长，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叶圣陶在北京主持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在教材选编中对国学给予高度的重视。
从郭绍虞的信中看，在此前，为了培养中文(主要是古典文学专业)方面的人才，郭绍虞曾有过计划，叶圣陶也有所耳闻，只是因为或时机或能力有限而无法扶持而已。到了1962年，叶圣陶认为，郭绍虞的计划似乎有了实现的条件，故发电报催促郭将详细计划寄来。
为何到了这一年叶圣陶认为郭绍虞的计划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从信中“我兄如亦赞同这样办法，最好和周扬同志商量一下。因为我看到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中……”之语，可得到解释。
郭绍虞和叶圣陶均属教育系统，而周扬是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按常理来说，并无工作上的往来。郭绍虞何以要在信中说让叶与周扬商量一下呢?其中的原因，当时周扬正主持全国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而郭绍虞是当时文科教材编审委员的成员之一，并担任《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选任务；而叶圣陶作为教育部副部长协同周扬一起来抓这项工作。
编选文科教材的任务是1960年九十月间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会后，书记处书记彭真受总书记邓小平的委托向周扬下达了这一任务，并要周扬立下军令状，限期解决文科教材。当时的情况是，1959年到1961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曾经发生过严重困难。1960年八九月间，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措施，在农业、工业、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政策调整。这是在当时那个历史阶段中党的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重新编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1961年4月12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扬宏大的建设工程。包括文科七个领域“文、史、哲、经、政、教(育)、外(语文)”，艺术七类专业“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几百部教科书或其他形式的教材，网罗了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名专家参加。郭绍虞当然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周扬在许多场合阐述了编著文科教材的一系列指导方针。提出和确认了一系列合乎学术工作规律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主编负责制。所选定的主编，都是饱学之士。主编负责制的含义是，学术问题，参加写作的学者共同研究，但由主编最后拿主意，按主编的意见写。可以同一课程几种教材（如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分别由几位学者任主编，以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此后，在周扬主持下，这项泽被后世的宏大工程在全国教育界进行了5年时间，直到“文革”爆发。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因为深谙教材的编写与人才的培养是相互唇齿的教育理念，因感于国学式微的现实，叶圣陶涌起了借此东风培养中文方面专门人才的 想法，因而想到了老友郭绍虞曾有过的设想，这才致电（在那个年代，只有急事才发电报的)老友，让其速速将计划寄上。
而对郭绍虞来说，有身为教育部副部长的老友的电文，加之“看到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中”，“俞铭璜”也“提到过了组织专业队伍的问题”。因而不但“觉得这个意见很重要”，而且认为“这个专修班的计划正是组织专业队伍的具体措施”，感觉到“时机成熟”了，才抱着热望，“顷接来电”就动笔写下这封长长的信。
叶圣陶致信周扬，郑重推荐郭绍虞的设想
接到郭绍虞的长信后，叶圣陶当然会细细阅读——信上留下多处他用红笔勾画的痕迹。8月23日上午，叶即致信周扬，郑重推荐。信(信以旧式写法，以空格格式示尊重，照录)全文如下：
周扬同志惠鉴：
闻 尊体违和，近方休养，惟珍卫得宜，早臻康复为颂。
老友郭绍虞有创办中文专修班之拟议，以长函详述其宗旨与办法。我以为培植中文方面之基本队伍，今时诚有必要。从幼年打基础，较之半途钻研，功力自更深至。特重作品之诵习与理解，而辅之以史与理论之研究，尤为避免时弊之要着。郭君甚希得 高明之赞许与支持，俾得竟成其事。今以其来书附呈，幸 赐察览。倘承 大力相助，岂惟郭君私慰而已乎。敬礼
叶圣陶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
周扬读到信后，给秘书写下了“送教育部叶圣陶同志，原信保存”的便条，可见他是给叶圣陶复信了。至于复信的内容，因没有底稿留存，难知其详。撰写本文时，我曾电话请教《叶圣陶年谱长编》撰著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商金林教授，是否看到过周扬的回信。商教授的答复是否定的。所以，关于周扬是否支持这项动议，也没有答案。
从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郭绍虞这一倡议似乎并没有实行。设有实行的原因，也许从周扬这里就否定了，大概周扬只主抓教材建设而人才培养计划则超出了自己的工作范围。金教授的解释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根弦又绷紧了，即使周扬同意了，还怎么能有实行这样计划的环境呢?
我赞同这一解释。因为任何一门专业人才的培养，不但需要经济作后盾，更需要宽松的学术气氛。具体到眼下媒体热炒的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一事，也是如此。撇开成立国学院的庄严意义不谈，但就国学院能够成立一事来说，事实上也是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才得以实现的。条件具备以后，怎样培养专业人才才是“硬道理”。从这点上来说，以愚之见，郭绍虞写于43年前的这份很完备的设想，比人大国学院所公布的培养计划可能更好一些，其借鉴意义不容忽视!
另外，还需要提到的是，从叶圣陶郑重推荐郭的设想来看，他是非常赞同中文、或者说是国学要从娃娃抓起的。因为上述环境的影响，他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不过36年后的1998年，叶老的愿望终于得到部分的实现。
1995年，叶老的公子叶至善与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启功、吴冷西、陈荒煤、张志公九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政协第八届会议上递交了一份《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呼吁》开篇就振聋发聩：“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他们认为，避免这一危险的办法是尽快建立幼年古典学校。《呼吁》得到国家教委的重视和批复。1998年北京圣陶实验学校在政府的支持下正式成立。如今，这所学校已经办了7年了，成绩斐然。想来，若叶老地下有知，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会再次郑重推荐老友这份计划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