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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上海来，想从上海自贸区的背景来谈一下服务业的发展。因为在自贸区方案里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服务业更加开放。
我们为什么要搞自贸区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服务业更加开放，它涉及六大领域，包括金融服务业、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和社会服务六大领域。
但是到目前为止，应该说上海自贸区主要是做了两件事，还没有涉及服务业更加开放的议题。
第一件事，就是承诺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就是否定清单，以否定列表形式标明不符合规定的措施，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这等于将国民待遇延伸至投资发生和建立前的阶段。）这个事情的国际意义比较大，奠定了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盟投资协定谈判的框架，而且也表示了中国接受目前国际上最规范的投资规则体系。当然这个事情也关系到我们现在的很多审批权限改革。
第二件事，应该说就是立法。当然，立法和第一件事也有关系，因为要做第一件事就暂停三部法律，取消了三十多项行政审批。最近上海已经完成了自贸区管理条例，在上海市人大通过，如果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又在一些地方搞自贸区的话，上海自贸区条例就可能上升为国家的自贸区条例。这个法律问题的解决，对中国未来是非常重要的。
再谈谈服务业更加开放的问题。大家知道，在上海自贸区28平方公里区域里，服务是无形的。因为上海自贸区并不太大，而且又是以原来的保税港区为主，在这里，有很多事情做得很有限。最近有比较实质的案例。一个是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原来有一个行业的惯例，就是说会计师事务所在一个城市不能有分所，最近财政部有一个文件，允许本地会计师事务所可以在自贸区设分所，这是一个比较有实质意义的举措。还有是原来中国的旅游，中外合资的旅行社是不可以做境外游的，这次规定也出来了，在自贸区注册的旅行社可以做除了台湾地区的境外游。
事实上，服务业更加开放，是自贸区下一步的重点。而且更有意义的是，这一切和政府自身的改革相关，就是原来政府管理规定的变化。上海市政府也经常找专家问，服务业要更加开放，到底有什么办法。其实从上面的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到，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不断清理原来的制度、规定和审批权限。服务业的更加开放，可以寄希望于上海自贸区及自贸区以后的扩围。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服务业发展和开放问题放在自贸区背景下来讨论。
我和原来一些同事，大概从90年代开始研究服务业贸易方面的问题，这些年来我们都在鼓吹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这也是现在的趋势。但是我们最近观察到一个现象，在中国有些地方政府，迫于一些成本的压力，环境的压力，产能过剩的压力，有这样一种迹象，就是去工业化。
简单来讲，在发达国家去工业化，一般是发生在人均GDP一万美元左右，而且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里，在产业链里面，占据了高端。尽管这样，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去工业化还是带来了问题。所以美国为什么说再工业化，回归实体经济呢。
发展中国家有两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巴西和印度。印度可以说是跨工业化，所以我们经常讲，印度如果跨工业化走不通的话，大国发展模式就被颠覆了。还有是巴西，巴西也是农业人口占比较高，制造业发展水平很低。它在80年代后期就开始去工业化，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国家现在经济的情形，它不仅仅影响到经济增长，而且也造成了现在的社会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展开分析，对于它的过于民粹化都是有联系的。中国现有的供给瓶颈，加之我们的生产性服务、高科技状况以及需求不足的情况，如果出现去工业化的话，中国未来就可能出现产业空心化，就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的下滑。
当然我们也试图通过一些渠道，再做一些更多的研究——投资回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等的研究，这些问题都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证明中国服务业发展有低端化的趋势，这种服务业的低端化趋势，其实就像我们产能过剩一样，都是政府过度介入的结果。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出现一种考核指标，考核什么东西呢？考核服务业占比，考核这个地方服务业就业占比，增加值占比，这些考核数据，不要说有没有意义，在对服务业本身也没有很好分类的时候，做这样的考核有多大意义呢？因此我们发现，中国现在很重要的问题，还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双向的互动发展。因为中国整个工业化，可以说东部地区中偏后的话，整个中国工业化还是处在中期，应该说制造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讲服务业的发展，虽然我唱了一些反调，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未来服务业发展更重要的还是生产型服务——和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的发展。
（作者系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本文是作者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教育中心“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上的发言，由经济学院院长论坛授权发表。）
我们为什么要搞自贸区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服务业更加开放，它涉及六大领域，包括金融服务业、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和社会服务六大领域。
但是到目前为止，应该说上海自贸区主要是做了两件事，还没有涉及服务业更加开放的议题。
第一件事，就是承诺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就是否定清单，以否定列表形式标明不符合规定的措施，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这等于将国民待遇延伸至投资发生和建立前的阶段。）这个事情的国际意义比较大，奠定了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盟投资协定谈判的框架，而且也表示了中国接受目前国际上最规范的投资规则体系。当然这个事情也关系到我们现在的很多审批权限改革。
第二件事，应该说就是立法。当然，立法和第一件事也有关系，因为要做第一件事就暂停三部法律，取消了三十多项行政审批。最近上海已经完成了自贸区管理条例，在上海市人大通过，如果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又在一些地方搞自贸区的话，上海自贸区条例就可能上升为国家的自贸区条例。这个法律问题的解决，对中国未来是非常重要的。
再谈谈服务业更加开放的问题。大家知道，在上海自贸区28平方公里区域里，服务是无形的。因为上海自贸区并不太大，而且又是以原来的保税港区为主，在这里，有很多事情做得很有限。最近有比较实质的案例。一个是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原来有一个行业的惯例，就是说会计师事务所在一个城市不能有分所，最近财政部有一个文件，允许本地会计师事务所可以在自贸区设分所，这是一个比较有实质意义的举措。还有是原来中国的旅游，中外合资的旅行社是不可以做境外游的，这次规定也出来了，在自贸区注册的旅行社可以做除了台湾地区的境外游。
事实上，服务业更加开放，是自贸区下一步的重点。而且更有意义的是，这一切和政府自身的改革相关，就是原来政府管理规定的变化。上海市政府也经常找专家问，服务业要更加开放，到底有什么办法。其实从上面的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到，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不断清理原来的制度、规定和审批权限。服务业的更加开放，可以寄希望于上海自贸区及自贸区以后的扩围。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服务业发展和开放问题放在自贸区背景下来讨论。
我和原来一些同事，大概从90年代开始研究服务业贸易方面的问题，这些年来我们都在鼓吹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这也是现在的趋势。但是我们最近观察到一个现象，在中国有些地方政府，迫于一些成本的压力，环境的压力，产能过剩的压力，有这样一种迹象，就是去工业化。
简单来讲，在发达国家去工业化，一般是发生在人均GDP一万美元左右，而且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里，在产业链里面，占据了高端。尽管这样，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去工业化还是带来了问题。所以美国为什么说再工业化，回归实体经济呢。
发展中国家有两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巴西和印度。印度可以说是跨工业化，所以我们经常讲，印度如果跨工业化走不通的话，大国发展模式就被颠覆了。还有是巴西，巴西也是农业人口占比较高，制造业发展水平很低。它在80年代后期就开始去工业化，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国家现在经济的情形，它不仅仅影响到经济增长，而且也造成了现在的社会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展开分析，对于它的过于民粹化都是有联系的。中国现有的供给瓶颈，加之我们的生产性服务、高科技状况以及需求不足的情况，如果出现去工业化的话，中国未来就可能出现产业空心化，就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的下滑。
当然我们也试图通过一些渠道，再做一些更多的研究——投资回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等的研究，这些问题都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证明中国服务业发展有低端化的趋势，这种服务业的低端化趋势，其实就像我们产能过剩一样，都是政府过度介入的结果。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出现一种考核指标，考核什么东西呢？考核服务业占比，考核这个地方服务业就业占比，增加值占比，这些考核数据，不要说有没有意义，在对服务业本身也没有很好分类的时候，做这样的考核有多大意义呢？因此我们发现，中国现在很重要的问题，还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双向的互动发展。因为中国整个工业化，可以说东部地区中偏后的话，整个中国工业化还是处在中期，应该说制造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讲服务业的发展，虽然我唱了一些反调，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未来服务业发展更重要的还是生产型服务——和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的发展。
（作者系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本文是作者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教育中心“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上的发言，由经济学院院长论坛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