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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应制文学在统治者的直接影响下发生鲜明的变化，朱元璋持有高度实用主义的文学观，朱棣则借助文学宣扬自身皇位的合法继承权。宋濂及其门人郑棠分别体现了这两个阶段的应制文学风貌。由二者对比可见：其一，洪武年间的应制文学歌颂与劝谕并存，至永乐年间则颂扬之声渐长而规谏之旨渐失；其二，应制文学打破“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的界限，实现了空间泛衍，并推动“台阁体”的成型。郑棠的作品显露出馆阁文人的精神自处与吏隐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