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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的现象，权威专家认为是缘于当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不灵活。主要表现在：农业科技成果的信息传播机制不健全、成果的交易评价机制不完善、成果收益分配机制不完善、成果的转化推广机制不健全、转化风险机制缺乏等。
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登记的农业科技新成果达3000余项，但转化率仅为40％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30％，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52%，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这组数据之下，是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多年偏低的转化率，十年未增的转化资金，错失的不仅是“沉睡”在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还有巨大的科技资源及农业快速发展的诸多机遇。
农科入户需平台
“你别说，这新型瓜在棚子里就是好看。要不晒一个‘蝴蝶子’，二尺半一颗的瓜就糟践了！”发出感叹的是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王场村的王凤芹。
嫁到王场村30年来，王凤芹和其他50多户村民虽然早已脱离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耕作方式，但一样地起早贪黑，一样地“硬摸”种植经验。
2007年，随着大学生村官胡建党的到来，王场村种起了“印字西瓜”、食用菌、“白贵妃”，建起了农业示范园，搭起了铁架大棚……摸着逐年鼓起的钱包，王凤芹知道了一个新词——“农业科技”。
回忆起当初为了克服资源难题，一个人跑农技站、找专家、搞调研的日子，胡建党感慨：“好不容易项目立好了，大伙又不敢跟着干，我只能带头干，做给村民看。”
“农民赔不起啊，我们又什么都不懂。”王凤芹解释道，“后来看着有效益了，村民这才慢慢加入进来，村里培养的‘土技术员’手把手教大家。”
王场村党支部积极与大兴蔬菜办公室党支部、北京市种子站党支部、农业推广站党支部进行组织对接，以便第一时间获取、使用、推广农业新技术。几年下来，庞各庄镇出了个“蘑菇村”。
如果说北京的王场村是可以有效利用“党组织对接”的方式集合各种有利资源的典范，那么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民主村则有着“致富无门”的无奈。为了寻找适合本村发展的农业科技成果，身为村长的涞燕军找遍了网络上的科技信息，打遍了各大农业院校的咨询电话，却无功而返，“就是没有一个便捷的平台，让掌握科技的人和我们对接上。”
探寻，末梢麻痹症
显然，王场村的农业科技推广是一种“自下而上”主动需求的过程。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村来说，仍然在延续“从农业部到省厅到市局到县乡站点”的单一行政推广体系，这一体系的实际效果到底如何？
“中国的农技推广体系基本上是瘫痪的。”一位长期从事农业推广调研但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农业推广自县以下很难有保障，甚至部分基层农技站处于搁置状态。”
该观点在合肥市庐江县农委工作人员张华（化名）看来并不夸张。这位主抓农技推广20多年的基层干部坦言，作为产粮大县，庐江一直保持着“县乡镇”的推广体系。但在部分地区是去年才恢复站点的。
据悉，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对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实行的“断奶、断粮”和“下放”等政策后，全国44%的县级农业推广机构和43%的乡镇农业推广机构被削弱和停拨事业经费，近1/3的技术人员离开岗位。
如此的制度安排导致农技推广体系受到破坏，尤其是造成了乡、村级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严重缺位。即使是在岗的推广人员往往也得花去70%的时间去做政府指派的“中心工作”，或者身兼“经营性任务”。
“曾见过一个技术推广站站长身兼十个职务，但普遍来讲，商业性的‘谋生存’开展得不错，公益型的推广肯定受到影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十二五”战略研究项目主持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济民说。
这种搁置状态并不会一直维持原状，而是伴随着中央和地方的财税改革而波动，如自1993年的财税改革后，“七站八所”逐渐消失。时至今日，多年来农技推广“网破、线断、人散”的顽疾从未纾解。
王济民指出，政府主推的公益性的农技推广体系普遍存在缺乏条件、缺乏人员、缺乏经费、基层工作者待遇差等问题。
“我们县129个农技推广员，40岁以下的不到10%，2009年来了个几个大学生，第二年‘逃’走了两个。”张华说。
追溯，中上游困境
基层农技推广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是面向农村受众的“最后一棒”，然而大量不为人知的农科成果在研发、中试、熟化等中上游环节就遭遇“夭折”。
调查数据显示，从科研机构来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为41%，企业的成果转化率平均水平为47.24%。
究其原因，对于研究机构和高校而言，农业成果尚未转化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中间试验与工程化的能力与条件；对于企业而言，资金缺乏是其主因。
“研究机构和高校只负责创造新科技，后期熟化、推广等主要由农业公司或国家出资来做，但这部分转化资金远远不够支持新科技转化的后续流程，而中国的农业公司大多数是小公司，没有这样的实力。”一位专家这样解读。
一般来说，科技投入配置在研发投入、中试投入、产业投入的合理资金比例为1:10:100。而目前我国这个比例只能达到是1:0.07:100，这使得大量成果没有机会经历中试就被迫“束之高阁”。
据悉，自2001年起，为改善这一困境，国家专项设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以支持其生产前期开发、中试、熟化等。
然而十年过去了，该项目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资金没有明显增长，直接影响了该项目效果的进一步发挥。
除此之外，科技政策和科研人员的考核、评价体系以及激励机制不健全，也导致科研人员积极性不高，导致农业科技与产业发展出现“两张皮”现象。
“有些成果只是以写文章来作为一个标准，而且还得是国外发的论文。”一位在园艺领域资深的专家对记者举例道，“现在有不少科研成果，口口声声说填补了‘学术空白’，可产业里的空白却越来越多，农业科学家忙着写文章、出成果，却忘记了实用性和为产业服务的目的。”
剑指，体制存弊端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多位专家及基层工作人员普遍有一个感受：我国农业科技之所以出现创新不足、成果转化率低的现象，和现行的农业科技体制密切相关。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进展缓慢，主要原因就在于科研力量分散，低水平重复建设，条块分割，难以形成合力。”吉林省农科院副院长董英山说。
据悉，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科技管理分属不同层级、多个部门，农业科研、教学、推广自上而下各成体系，各自独立，相互割裂。政府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农业科研机构之间，缺少合理分工和有效协作，农业科研低水平重复操作。
“多部门管理，就容易出现互相扯皮现象。建议成立农业科技的协调委员会之类的机构，由国务院领导人担任，把研究、转化、推广、技术培训统筹起来。”王济民建议。
针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的现象，王济民认为是缘于当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不灵活。主要表现在：农业科技成果的信息传播机制不健全、成果的交易评价机制不完善、成果收益分配机制不完善、成果的转化推广机制不健全、转化风险机制缺乏等。
“如今所谓的信息传播平台，就是一个个网站，在上面花两个小时也找不着想要的。”一直苦于没有渠道寻找农业新科技的涞燕军表示，“我是大学生会上网，但普通的农民会上网吗？” 涞燕军说。
面对农业科技创新成果逐年递增，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的尴尬状况，2012年2月1日颁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主要通过四点解决科技转化率低，及“最后一公里”等突出问题。
其中，“一号文件”提出，要稳定支持农业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科技研究。加大国家各类科技计划向农业领域倾斜支持力度，提高公益性科研机构运行经费保障水平。
对此，各方专家观点不一，要改变整个农业科技体制，单靠一个文件是不行的，重点要看地方的落实情况。
而相比农业科研体系的变革，像陈宗泽这样的广大基层农技推广干部、农技员则对 “强化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拍手叫好。
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登记的农业科技新成果达3000余项，但转化率仅为40％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30％，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52%，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这组数据之下，是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多年偏低的转化率，十年未增的转化资金，错失的不仅是“沉睡”在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还有巨大的科技资源及农业快速发展的诸多机遇。
农科入户需平台
“你别说，这新型瓜在棚子里就是好看。要不晒一个‘蝴蝶子’，二尺半一颗的瓜就糟践了！”发出感叹的是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王场村的王凤芹。
嫁到王场村30年来，王凤芹和其他50多户村民虽然早已脱离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耕作方式，但一样地起早贪黑，一样地“硬摸”种植经验。
2007年，随着大学生村官胡建党的到来，王场村种起了“印字西瓜”、食用菌、“白贵妃”，建起了农业示范园，搭起了铁架大棚……摸着逐年鼓起的钱包，王凤芹知道了一个新词——“农业科技”。
回忆起当初为了克服资源难题，一个人跑农技站、找专家、搞调研的日子，胡建党感慨：“好不容易项目立好了，大伙又不敢跟着干，我只能带头干，做给村民看。”
“农民赔不起啊，我们又什么都不懂。”王凤芹解释道，“后来看着有效益了，村民这才慢慢加入进来，村里培养的‘土技术员’手把手教大家。”
王场村党支部积极与大兴蔬菜办公室党支部、北京市种子站党支部、农业推广站党支部进行组织对接，以便第一时间获取、使用、推广农业新技术。几年下来，庞各庄镇出了个“蘑菇村”。
如果说北京的王场村是可以有效利用“党组织对接”的方式集合各种有利资源的典范，那么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民主村则有着“致富无门”的无奈。为了寻找适合本村发展的农业科技成果，身为村长的涞燕军找遍了网络上的科技信息，打遍了各大农业院校的咨询电话，却无功而返，“就是没有一个便捷的平台，让掌握科技的人和我们对接上。”
探寻，末梢麻痹症
显然，王场村的农业科技推广是一种“自下而上”主动需求的过程。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村来说，仍然在延续“从农业部到省厅到市局到县乡站点”的单一行政推广体系，这一体系的实际效果到底如何？
“中国的农技推广体系基本上是瘫痪的。”一位长期从事农业推广调研但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农业推广自县以下很难有保障，甚至部分基层农技站处于搁置状态。”
该观点在合肥市庐江县农委工作人员张华（化名）看来并不夸张。这位主抓农技推广20多年的基层干部坦言，作为产粮大县，庐江一直保持着“县乡镇”的推广体系。但在部分地区是去年才恢复站点的。
据悉，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对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实行的“断奶、断粮”和“下放”等政策后，全国44%的县级农业推广机构和43%的乡镇农业推广机构被削弱和停拨事业经费，近1/3的技术人员离开岗位。
如此的制度安排导致农技推广体系受到破坏，尤其是造成了乡、村级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严重缺位。即使是在岗的推广人员往往也得花去70%的时间去做政府指派的“中心工作”，或者身兼“经营性任务”。
“曾见过一个技术推广站站长身兼十个职务，但普遍来讲，商业性的‘谋生存’开展得不错，公益型的推广肯定受到影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十二五”战略研究项目主持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济民说。
这种搁置状态并不会一直维持原状，而是伴随着中央和地方的财税改革而波动，如自1993年的财税改革后，“七站八所”逐渐消失。时至今日，多年来农技推广“网破、线断、人散”的顽疾从未纾解。
王济民指出，政府主推的公益性的农技推广体系普遍存在缺乏条件、缺乏人员、缺乏经费、基层工作者待遇差等问题。
“我们县129个农技推广员，40岁以下的不到10%，2009年来了个几个大学生，第二年‘逃’走了两个。”张华说。
追溯，中上游困境
基层农技推广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是面向农村受众的“最后一棒”，然而大量不为人知的农科成果在研发、中试、熟化等中上游环节就遭遇“夭折”。
调查数据显示，从科研机构来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为41%，企业的成果转化率平均水平为47.24%。
究其原因，对于研究机构和高校而言，农业成果尚未转化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中间试验与工程化的能力与条件；对于企业而言，资金缺乏是其主因。
“研究机构和高校只负责创造新科技，后期熟化、推广等主要由农业公司或国家出资来做，但这部分转化资金远远不够支持新科技转化的后续流程，而中国的农业公司大多数是小公司，没有这样的实力。”一位专家这样解读。
一般来说，科技投入配置在研发投入、中试投入、产业投入的合理资金比例为1:10:100。而目前我国这个比例只能达到是1:0.07:100，这使得大量成果没有机会经历中试就被迫“束之高阁”。
据悉，自2001年起，为改善这一困境，国家专项设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以支持其生产前期开发、中试、熟化等。
然而十年过去了，该项目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资金没有明显增长，直接影响了该项目效果的进一步发挥。
除此之外，科技政策和科研人员的考核、评价体系以及激励机制不健全，也导致科研人员积极性不高，导致农业科技与产业发展出现“两张皮”现象。
“有些成果只是以写文章来作为一个标准，而且还得是国外发的论文。”一位在园艺领域资深的专家对记者举例道，“现在有不少科研成果，口口声声说填补了‘学术空白’，可产业里的空白却越来越多，农业科学家忙着写文章、出成果，却忘记了实用性和为产业服务的目的。”
剑指，体制存弊端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多位专家及基层工作人员普遍有一个感受：我国农业科技之所以出现创新不足、成果转化率低的现象，和现行的农业科技体制密切相关。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进展缓慢，主要原因就在于科研力量分散，低水平重复建设，条块分割，难以形成合力。”吉林省农科院副院长董英山说。
据悉，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科技管理分属不同层级、多个部门，农业科研、教学、推广自上而下各成体系，各自独立，相互割裂。政府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农业科研机构之间，缺少合理分工和有效协作，农业科研低水平重复操作。
“多部门管理，就容易出现互相扯皮现象。建议成立农业科技的协调委员会之类的机构，由国务院领导人担任，把研究、转化、推广、技术培训统筹起来。”王济民建议。
针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的现象，王济民认为是缘于当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不灵活。主要表现在：农业科技成果的信息传播机制不健全、成果的交易评价机制不完善、成果收益分配机制不完善、成果的转化推广机制不健全、转化风险机制缺乏等。
“如今所谓的信息传播平台，就是一个个网站，在上面花两个小时也找不着想要的。”一直苦于没有渠道寻找农业新科技的涞燕军表示，“我是大学生会上网，但普通的农民会上网吗？” 涞燕军说。
面对农业科技创新成果逐年递增，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的尴尬状况，2012年2月1日颁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主要通过四点解决科技转化率低，及“最后一公里”等突出问题。
其中，“一号文件”提出，要稳定支持农业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科技研究。加大国家各类科技计划向农业领域倾斜支持力度，提高公益性科研机构运行经费保障水平。
对此，各方专家观点不一，要改变整个农业科技体制，单靠一个文件是不行的，重点要看地方的落实情况。
而相比农业科研体系的变革，像陈宗泽这样的广大基层农技推广干部、农技员则对 “强化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拍手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