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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卡恩，一个法国犹太富翁，怀着世界和平与大同的梦想，于1908-1934年间，先后邀请十一位摄影师前往五十多个国家，利用当时最先进的卢米埃尔彩色摄影设备拍摄，留下七万多张彩色正片底片、四千多张黑白负片底片与近一百个小时的电影胶片素材。
借由BBC2007年的纪录片《阿尔伯特·卡恩的映像奇观》，我才得以了解上世纪的这段奇迹。阿尔伯特·卡恩，一个法国犹太富翁，怀着世界和平与大同的梦想，于1908-1934年间，先后邀请十一位摄影师前往五十多个国家，利用当时最先进的卢米埃尔彩色摄影设备拍摄，留下七万多张彩色正片底片、四千多张黑白负片底片与近一百个小时的电影胶片素材。
由此我们有机会真切地得知，一百年前的人们曾如何生活——诚然曾有无数文字、绘画描摹过从社会生活到个人隐私的无数细节，但当它们化为被如实记录的影像出现在眼前，才真正让人感到這些过往切实可信，伸手可及。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对历史的认知，继而是对自己在时间纵轴与空间横轴之间坐标的认知，或者用流行的说法，我们的存在感。知道曾经有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今天令人啼笑皆非的土地上生活过，或许可以产生一种放眼长观的心情，从逼仄的焦虑之中解脱出来，得到一丝安慰。
除了邀请专业人士记录各地传统的风俗礼仪之外，卡恩本人也躬亲拍摄。1908年，他先乘船去了美国，然后到了日本、中国，最后经新加坡、斯里兰卡返回欧洲。在他的镜头下，渡轮三等舱赤贫的意大利移民、旧金山大地震之后形容萧瑟的路人、日本街道上穿和服的少妇、中国古城里梳着长辫子的壮劳力，无一例外显示出一种安静、持久的美，仿佛底片记录下的不单是他们的身影，还有他们低声的诉说、一生的故事。
这不单单是我们怀旧的眼光所致，也由于当时的相机需要长时曝光，要求被拍摄者较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在这种静止中，被摄者无意识地流露出一种综合的气质，充满了充实与安定感。这大概便是本雅明所说的“灵光”，长时间的曝光形成了相片的伟大气势。后期日益进步的科技克服了曝光的难题，却也同时扼杀了这种“灵光”。如今人人可以用iPhone instagram捕捉到精彩的瞬间，个中灵韵却无迹可循。而在早期，出于对相机或摄影机的陌生感，人们在镜头前或严肃或茫然，少有笑容，但这状态却透出某种真实，乃至某种内在的尊严。这是早期影像尤其动人之处。
这让人想起刚刚去世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摄影师威廉·布拉瑟留下的影像。他借助大的木质相机、三角支架、反光板和两盏500瓦的灯，用16光圈，1/4快门拍摄下那些将要被送去做人体试验的犹太人。即便在这些濒死的面容上，依然存在这种无法言喻的、迷人的“灵光”，他们正面、侧面、带角度的戴帽子的照片，浸染着轻柔的光泽与宁静的气氛，让人忍不住去想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不忍去想他们将迎向何等噩运。
卡恩的记录令人有类似的感慨。1909年的中国，正奔向上世纪最大的转折点，清王朝的统治濒临崩溃，民国的新空气已在酝酿。梳着高发髻的满族女子在汉族人群中穿行，穿着短褂、盘着辫子的年轻小伙子在井边打水装入推车，人力车和骆驼队在他们身后闪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皇帝退位、总统上台、军阀混战、皇帝复辟又退位……不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更难以设想之后加倍混乱与连绵的战事会带走其中多少人。
一段有趣的电影片段拍摄于某四合院门口。一位住在院中的男子走出门来，轰走坐在门槛上玩耍的小孩，与门边挑担卖货的小贩讨价还价；旁边走过一位提着鸟笼的满族人，与一个迎面走来的女子以满族礼仪问候，膝盖弯曲下蹲请安；讨完价的男子大约是个汉人，因他与满族人碰面时，互相作揖问好，之后碰到另一个汉人装束的朋友，则相互鞠躬示意。显然那时的中国社会，还可称得上“礼仪之邦”。想想之后连年战乱及政治运动对于社会风气的损害，想想今日见到老太太跌倒都不敢搀扶的惨状，只好庆幸当年还有明智之人为我们留下影像，否则谁能有远见至此，竟预料这些稀松平常的礼仪也会在百年之内濒临灭绝呢？
借由BBC2007年的纪录片《阿尔伯特·卡恩的映像奇观》，我才得以了解上世纪的这段奇迹。阿尔伯特·卡恩，一个法国犹太富翁，怀着世界和平与大同的梦想，于1908-1934年间，先后邀请十一位摄影师前往五十多个国家，利用当时最先进的卢米埃尔彩色摄影设备拍摄，留下七万多张彩色正片底片、四千多张黑白负片底片与近一百个小时的电影胶片素材。
由此我们有机会真切地得知，一百年前的人们曾如何生活——诚然曾有无数文字、绘画描摹过从社会生活到个人隐私的无数细节，但当它们化为被如实记录的影像出现在眼前，才真正让人感到這些过往切实可信，伸手可及。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对历史的认知，继而是对自己在时间纵轴与空间横轴之间坐标的认知，或者用流行的说法，我们的存在感。知道曾经有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今天令人啼笑皆非的土地上生活过，或许可以产生一种放眼长观的心情，从逼仄的焦虑之中解脱出来，得到一丝安慰。
除了邀请专业人士记录各地传统的风俗礼仪之外，卡恩本人也躬亲拍摄。1908年，他先乘船去了美国，然后到了日本、中国，最后经新加坡、斯里兰卡返回欧洲。在他的镜头下，渡轮三等舱赤贫的意大利移民、旧金山大地震之后形容萧瑟的路人、日本街道上穿和服的少妇、中国古城里梳着长辫子的壮劳力，无一例外显示出一种安静、持久的美，仿佛底片记录下的不单是他们的身影，还有他们低声的诉说、一生的故事。
这不单单是我们怀旧的眼光所致，也由于当时的相机需要长时曝光，要求被拍摄者较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在这种静止中，被摄者无意识地流露出一种综合的气质，充满了充实与安定感。这大概便是本雅明所说的“灵光”，长时间的曝光形成了相片的伟大气势。后期日益进步的科技克服了曝光的难题，却也同时扼杀了这种“灵光”。如今人人可以用iPhone instagram捕捉到精彩的瞬间，个中灵韵却无迹可循。而在早期，出于对相机或摄影机的陌生感，人们在镜头前或严肃或茫然，少有笑容，但这状态却透出某种真实，乃至某种内在的尊严。这是早期影像尤其动人之处。
这让人想起刚刚去世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摄影师威廉·布拉瑟留下的影像。他借助大的木质相机、三角支架、反光板和两盏500瓦的灯，用16光圈，1/4快门拍摄下那些将要被送去做人体试验的犹太人。即便在这些濒死的面容上，依然存在这种无法言喻的、迷人的“灵光”，他们正面、侧面、带角度的戴帽子的照片，浸染着轻柔的光泽与宁静的气氛，让人忍不住去想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不忍去想他们将迎向何等噩运。
卡恩的记录令人有类似的感慨。1909年的中国，正奔向上世纪最大的转折点，清王朝的统治濒临崩溃，民国的新空气已在酝酿。梳着高发髻的满族女子在汉族人群中穿行，穿着短褂、盘着辫子的年轻小伙子在井边打水装入推车，人力车和骆驼队在他们身后闪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皇帝退位、总统上台、军阀混战、皇帝复辟又退位……不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更难以设想之后加倍混乱与连绵的战事会带走其中多少人。
一段有趣的电影片段拍摄于某四合院门口。一位住在院中的男子走出门来，轰走坐在门槛上玩耍的小孩，与门边挑担卖货的小贩讨价还价；旁边走过一位提着鸟笼的满族人，与一个迎面走来的女子以满族礼仪问候，膝盖弯曲下蹲请安；讨完价的男子大约是个汉人，因他与满族人碰面时，互相作揖问好，之后碰到另一个汉人装束的朋友，则相互鞠躬示意。显然那时的中国社会，还可称得上“礼仪之邦”。想想之后连年战乱及政治运动对于社会风气的损害，想想今日见到老太太跌倒都不敢搀扶的惨状，只好庆幸当年还有明智之人为我们留下影像，否则谁能有远见至此，竟预料这些稀松平常的礼仪也会在百年之内濒临灭绝呢？